论改革内涵、性质与趋向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改革；转型方向
当始于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进展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歧变，凸显出目标模式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改革和转型的深刻性和可变异性。这场人类上独特、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苏东剧变后的初期，对“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出现了“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学科。虽然有了专门的学科，但人们对这一共同研究对象的研究，所取理论范式之多，所用研究方法之繁，所得认识观点之歧，十分罕见。在谈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时，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就是“转型”、“过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就以“过渡”、“转型”来概括和称谓这场重大社会事件，并以“从计划到市场”来定义转型的本质和内涵。这个定义比较形象地概括和反映了这一重大社会现象的特征。原来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但改革的内涵和本质用“从计划到市场”就能全部概括吗?“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方向性歧变?为什么转型的结果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别?显然，这种只反映了转型的部分内涵的概括，不能揭示转型的全部内涵。因此，还需要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更基础的理论把握和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揭示其性质、内涵和趋向。
一
任何社会变革都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换。人们对社会运行和历史变革的认识如果脱离了它的结构，就会模糊对其内涵的认识。正如马克思所说，“但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因此，要揭示转型的内涵和趋向，必须注重对转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进行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型经济学研究多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按主流经济学的思路、方法、模型来分析，以效率为标准，注重对经济体制功能和机制的分析，进行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对比。它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中央计划机构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能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的不真实性来否定这种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认为传统体制有效运行的隐含前提是完全信息和单一利益主体。但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难以具备，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会遇到信息和激励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必须以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单一市场化论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市场化是其唯一趋向。这种转型经济的单内涵论是以转型的单结构论为依据。虽然其中隐含的一个理论涵义是市场经济天然以私有制为基础，但这种观点所持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内在统一性，在理论上肯定了转型的结构、内涵和趋向的唯一性。这种观点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路在转型经济问题上的表现。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交易(交换)为中心来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这种比较流行的用“市场化改革”来统称转型内涵的观点，反对在市场经济前面加性质定语，是这种单一转型内涵和趋向论的通俗表现。仅从学理上讲，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只注重交换关系而忽视生产关系的研究思路，不能全面、地揭示这场历史性变革的全部内涵。从客观现实看，转型必然是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是脱离实际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休克疗法”也是简单化的，浪漫主义的。
对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为基础的单一市场化转型内涵论，不仅对转型持公允态度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表示了异议，他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用于转型经济，甚至对转型持更彻底的自由主义态度的学者也表示了不满。萨克斯等人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中指出，相对经济转型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来讲，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的方法太简单，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是用劳动分工的超边际分析研究经济转轨，当正式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和国家经济学的意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萨克斯等人主张的转轨既是经济转轨，又是宪政的转轨，其内涵和框架扩展了转型的单内涵论。他们把转型看成是一个大框架中包含一个小框架，即宪政转轨中包含着经济转轨。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最终结论——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反对这种主张向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制度转变的观点，但他们这种对转型内涵认识背后的理论框架，相比那种仅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来认定转型内涵的看法，在理论框架上有很大扩展。他们潜在地承认了转型内涵的非单一性，承认基本制度的选择决定转型的类型实际上是承认了转型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复杂性。
经济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换，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能涵盖全部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才能揭示。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已出现了许多学派。但客观地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和各种方法进行比较，应该承认，马克思创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是最宏大的理论框架和系统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结构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结构图式。依据这一理论框架，社会形态存在四个层次的基本维度，即生产力形态、交换关系系统、生产关系系统和上层建筑系统(其核心是政治关系系统)。可以看出，这里突出了“交换关系系统”，就是要把原来丢掉了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恢复为狭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二重基本结构。恩格斯曾提出，在以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为基础的较为复杂的生活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既紧密联系又在一定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经济关系子系统，亦即“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结构是由纵横两个坐标系的具体历史契合构成的理论，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结构都是由带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狭义生产关系系统和并不带有特定社会属性的交换关系系统的历史性叠合构成的。
逻辑地看，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四重基本维度相适应，经济转型有四重基本内涵：一是生产力系统的转型，表现为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二是交换关系系统的转型，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排斥商品经济到发展商品经济，从消灭市场经济到恢复市场经济；三是狭义生产关系系统的调整，表现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四是社会基本构架的转型，即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对分离及政治关系系统自身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依据这个理论框架，对转型经济的内涵就可有一个系统、清晰的把握。广义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转化，社会经济系统的每个构成部分都在发生变化，是四重内涵的转变。而在理论分析中，为了一定的需要，则可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但即使是最狭义的经济转型也有二重内涵，是交换关系系统表现为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和产权关系或狭义生产关系转变的结合，而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这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二重基本结构决定的。
本文论述的改革和转型是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是狭义的，也就是指交换关系与狭义生产关系这二重结构的改革与转型。依据这种理论框架，原来用以界定改革内涵的划分“体制”与“制度”两个范畴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从与经济关系的不同结构与层次的联系来深化，即把“制度”范畴与狭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决定社会基本制度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而“体制”则是与交换关系相联系的范畴，它由交换关系的性质与状态来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二重内涵决定了改革的两大任务和两条主线：经济机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改革的二重内涵也潜在的决定着在商品经济的复归和共同市场化趋向基础上，产权制度安排和选择中的趋向差异和道路分歧。
二
纵观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可发现，现实要求人们承认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具有商品经济的基本属性。正是由于这一现实属性的客观性，促使人们逐步转变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的传统认识。这一认识转变的客观依据是，从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交换关系系统看，人类社会仍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商品经济阶段。由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一场要求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在交换关系系统上仍处在商品经济阶段，要求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经济转型不可避免。这样，就出现20世纪后期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趋向。
在改革的早期理论中，原东欧改革学派的一些理论家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角度来论证传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后来比较流行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优化资源配置”。毋庸否认，这种从功能角度认识计划经济体制问题的看法，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但仅从功能角度来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还不够深刻，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性变迁这个基本层面来认识“市场复归”的必然性和丰富内涵。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刻的转化和变迁。
商品经济是在长期发育的社会分工基础上人类交换关系的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化生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经济形态。市场化是一个包含着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内涵和意义非常丰富。从系统结构的角度看，市场制度作为一定交换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表象是价格信号、市场交易和各种利益主体和价值关系(货币、以及整个不断发展的虚拟经济)的运动；它更深一层的表现是资源的配置和利益的交换。它的基础是物质利益制约下的分工、不同产权和劳动的交换。它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从交换关系角度显示的社会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呈现出的多重系统，是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所蕴含的基本内核逐渐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是瓦解传统社会结构、构造新的社会结构、促发人的独立性的巨大力量。人的独立性会逻辑地生发出多元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实体系统，即由市场经济的各类多元经济主体(厂商、家庭、个人)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多元化，要求各经济主体利益、权力和责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求各经济主体利益边界清晰，要求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守信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外部性问题，防止利益的外溢和侵蚀，保持权、责、利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要求并不涉及经济主体内部的产权结构和性质，即它并不要求经济主体是公有制或私有制，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中性特征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形成，需要以劳动力商品化这种摆脱了人身依附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为基础，但资本私有制给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基础的劳动者的独立性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对自由、平等带有极大的阻碍。社会主义要求在商品经济形成人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公有制基础上的更高的自由和平等。这种破除了人身依附和等级特权、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的平等，根植于商品交换中的统一尺度——价值。商品交换不承认任何与价值形成无关的东西，一切都要通过价值法则来衡量。市场经济的价值系统，必须建立真正的价值形成和联系机制，必须使价值系统中的各种范畴真实化。这是一个使经济运行系统商品化、价值化、货币化、金融化的过程。
计划型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本质上排斥商品经济，呈现出“非商品化”、“非价值化”、“非货币化”、“非金融化”的实物化倾向，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除“商品”和“货币”，并没有实行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劳动券”。用劳动时间来直接表现和计量的“透明而简单”的经济关系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况，即虽然商品、货币、价格等仍存在，但在相当程度上，这些“商品”、“价格”、“货币”、“金融”已不真实了。很明显，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即对交换关系及其决定的经济运行系统的改革，就是对交换关系仍然具有商品交换属性的承认和肯定。从发展趋势来看，就是从趋向“实物化”的指令性计划机制向“价值化”、“货币化”、“金融化”经济关系和运行机制的转变。具体讲，就是使价值系统中的各种范畴真实化，使货币成为真正的货币、价格成为真正的价格，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价值系统，以价值为基础、以价格为中心、以货币为媒介、以金融为枢纽不断发展和相对独立化的虚拟经济系统。这是一个包括价格、货币、资本、金融和不断出现的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多层次庞大系统。这个虚拟经济系统是与实物经济系统相对应、相联系，但又相对独立。当经济体制改革从否认、排斥商品经济进展到局部承认商品经济，又从整体上模拟商品经济发展到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时，就意味着必须承认价值的客观性质和作用。而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质和现实作用，就必须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价格市，场化，因为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和市场价格的波动来实现的。因此，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从行政定价机制到市场定价机制的转变，是重构真正的价值系统最直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价格改革，实现从计划型价格向市场型价格的转变，就是从背离了价值规律的价格向符合价值规律的价格转变。只有实行市场定价体制，使价格真实化，才能使价格及其变动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消耗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反映价值及其变化，做到价格关系顺当，价格结构合理，价格信号准确。价格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价格体制取代传统的政府定价体制，实现价格模式的转换。
综上，改革和转型的本质就是改变原来与之相背离和扭曲的经济体制、经济组织、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实现商品与市场的真正复归。这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其内涵还要丰富得多。从经济活动主体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功利化、自主化、契约化、平等化、自由化的过程；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商品化、价值化、货币化、金融化、“资本化”的过程；从经济行为规则角度看，又是一个规范化、秩序化、信用化、法制化的过程。从广义上看，市场经济系统更是一个多重内涵的有机系统，它是一个以交换关系系统为核心、同时又渗透和延伸到法律、道德、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有机的经济社会关系体系。 三
国外流行的“后社会主义转轨”是指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性质上的转变，即由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很明显，这种转变的内涵和趋向是单一的。但实际上，计划型社会主义转型并不是只有一种趋势和前途，而是存在多种选择。“转型”的二重基本内涵决定了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基本社会制度。
当依据社会经济形态二重基本结构对这场性改革的独特性质给以经济学层次的新论证时，对改革既是“第二次革命”、“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就可理解了。而且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有机统一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的交换关系要发生从非商品关系向商品关系的重大转变，狭义生产关系(产权关系)要由非市场型产权向市场型产权关系转变，这种变革是相当深刻的，从变革的深度来讲，可称之为“革命”。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整个基本制度性质的革命，而要求生产关系的主体仍保持公有制的性质。改革是要探寻符合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新形态，是一场深刻的体制性、形态性变革，但不是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改变。正是改革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改革趋向的可变异性。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动潜在决定了不同改革思潮、改革趋向、目标选择的分歧。从现实来看，整个转型国家展现出的风云变幻的社会画面，显示出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深刻内涵及其潜在趋向，发展为社会制度选择上的分道扬镳，呈现出思潮纷纭的状况。无论从理论和实际上看，现实中呈现和演化出的转轨经济的不同走向和不同模式，正是这二重内涵的不同状况及其不同组合的结果。
(一)既坚持改革的深度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模式。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探索，是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首先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探索。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这一伟大探索紧密相连。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主义遇到的基本问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其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和解答。这种探索过程虽然一直集中在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而理论难题解决的前提却取决于对商品经济与特定生产关系决定的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剥离”，取决于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依据。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思潮共同持有的同一教条：无论是流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都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是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语。如果承认和坚持这一教条，那就堵塞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途径。因此，要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理论前提，就要实现商品经济与特定生产关系决定的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剥离”，就意味着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否定自由主义坚持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天然统一的偏见；二是要纠正社会主义必然否定商品经济的传统理论。只有找到商品经济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相分离的依据，才能找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前提和依据。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造者，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化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不仅在于做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从而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而且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两者都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的重要观点。这样，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制度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传统观点。笔者认为，为了认识和论证商品——市场经济本身不直接具有社会性质，即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从它是一种方法和手段的角度，得出计划和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存在社会性质差别的结论是有意义的。但这种认识和论证还不彻底，还需要从社会经济内在结构来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性质和作用。关键是要认识到商品——市场经济所存在的交换关系系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二重基本结构的理论为商品经济与特定生产关系的剥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他在理论研究中也在努力实现这两者的剥离。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绝对地等同起来，他从不把商品和货币直接等同于资本。虽然马克思明确表述过在未来社会中商品关系、价值关系、货币关系将不再存在的思想，但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一般逻辑出发进行理论推导得出的设想，分析了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能消亡的社会条件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演进设想中，虽然没有详细论述其中的细节，但根据马克思研究问题的严谨的的态度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排除商品——市场经济的。由于这一理论剥离的完成，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找到了基础和前提。这样，既从理论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可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提出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大任务和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使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中的目标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全部问题都集中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崭新而颇具难度的问题，包含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结构都是由带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系统(产权关系系统)和不带有特定社会属性的交换关系系统的历史性叠合构成的。依据此基本理论框架来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结构内涵，它是由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系统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构成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市场型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突破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思想桎梏，在实践上是历史性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历史上已存在数百年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同，首次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和新型的市场经济，就是要一方面利用和发挥市场经济在促进分工和交易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利益杠杆提高效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铲除异化、促进公平、消灭剥削的本质属性，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潜在的形成分化、扶强歧弱、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福利的负面作用。
(二)市场经济天然与私有制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模式。从整个转型国家看，这种思潮在改革发展到要搞市场经济时来势汹涌。这种思潮宣称：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机制”或从整体上模拟市场经济的试验已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是天然不可分的，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种转型观，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在理论上的表现。新保守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模式是转轨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一种。它是政局变化初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右翼政党主张采用的经济转轨模式。在推翻共产党政权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这些国家的右翼政党和势力主张建立排斥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全面私有化”和“彻底私有化”，主张把解放后没收的私人不动产彻底归还原财产所有者，提出不惜通过大量失业和加深社会分化促使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在转轨策略上，他们主张采用“休克疗法”。由于经济转轨初期这种模式带来许多问题，使原来主张新保守主义转轨模式的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改行新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模式。这是苏东国家右翼政党，如，波兰团结工会、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匈牙利自由主义战士联盟、罗马尼亚民主协议会等选择的转轨模式。其基本主张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以自由主义程度很高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经济基本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排斥国家所有制，实现“最大限度”的私有化；把不动产彻底归还原财产所有者；大量吸收西方资本参与私有化。这种模式的转轨策略是主张实行“全面休克疗法”。
(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与社会民主主义转轨模式。在面临经济转轨时，社会民主主义又以各种形式迅速兴起。原来的改革派及其理论家中也有不少人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流派影响下形成的各种经济体制模式，都对转轨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构成东欧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转轨模式。一是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是东欧国家一些中派(中左或中右)政治势力(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社会党等党派)提出来的。如，塞尔维亚社会党、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等。这种模式总的实施原则是：在私有化前提下把生产、流通领域的竞争原则与分配领域的公平原则相结合；所有制方面，国家所有制应保留在自然资源领域、铁路、邮电等基础设施部门。私有、国有和合作社所有制平等竞争；国家经济职能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监督，首先放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上；建立新型的福利国家和必要的社会保障政策。以人文领域的投资为中心，主张把发展文化、科学、和卫生放在中心地位，作为发展战略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经济模式在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实施。二是社会市场经济转型模式。这是东欧国家左翼社会党等党派主张采用的转型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蓝本，在承认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观的同时，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保持某些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反对向早期“野蛮”的资本主义过渡，主张向现代的社会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所有制应有它的地位；建立包括国有、私有、合作社所有和各种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关系形式；私有化要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主张建立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种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以市场机制和必要的国家干预相结合，兼顾社会公平，主张在经济转轨进程中采取必要的社会保障政策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保护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其转轨方式和策略是，主张“加速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加速”不是“休克疗法”。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实施“休克疗法”后，经济下降、社会混乱、冲突加剧、政局变幻，社会体制和政策不同程度地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本质上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但是有较大的弹性，会出现不同的形态。这种走向从已经转型的国家来看表现得相当明显，东欧国家在未来仍会在这一弹性空间内不断调整。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发展趋向和目标模式，这意味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必须警惕和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也证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前途具有重要意义。客观地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都还远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历史性课题，是一个意义巨大的试验，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既然是试验，是创新，就要经历一个相对长的探索过程。在这一改革和探索中，坚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向，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坚持这一正确的选择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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