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人均ＧＤＰ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人均ＧＤ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外向型特征明显，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而较少地受到政策性支持层面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这个结论在ＯＬＳ、2ＳＬＳ和ＳＥＭ三种计量模型中均得到了支持。因此，在市场化进程加快的地区，自发地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互补关系；出口市场预期
一、引言
随着比较优势的充分实现，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广东省是这个制造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企业开始了国际化经营的进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外投资的快速上升。广东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领先地位。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经济整体水平影响如何，这方面仍缺乏较为正式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对外投资对于母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影响莫衷一是。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却出现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这对于整体经济水平有何影响？如果对外投资是企业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则意味着这种与静态国际贸易理论不一致的现象需要有效的经济学解释。一方面，一个地区的企业自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更有效率地调动生产资源和带动本国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进而改善本国整体福利水平和经济实力（Ｍａｒｋｕｓｅｎ，2002；Ｊ．Ｐｅｔｅｒ Ｎｅａｒｙ， 2007）。但前提是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并且母国的企业要在世界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而广东省的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有限，因此难以满足上述条件。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降低母国的整体经济水平。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投资于海外，可能会降低母国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Ｅ． Ｈｅｌｐｍａｎ等，2004）。此外，可能存在降低母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两个机制：其一，在海外设厂可能会对投资输出地区相关行业的产品出口形成冲击，进而降低出口对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其二，对外投资可能会降低母国相关出口行业的就业水平，进而影响整体经济水平。
对应于广东省，上述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该省的经济总体水平？由于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因此分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地区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具有替代性质或是互补性质）。本文拟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来考察该省对外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地区人均ＧＤＰ水平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相关评述
针对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省整体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缺乏较为正式的实证研究。近期与本文命题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国家层面分析我国对外投资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其中，刘志伟等（2006）以1983—2004年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方项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量，对国际收支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投资对经常项目影响不大。张广剑等（2006）以1982—2004年数据，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简单回归，得到二者间有互动的促进关系的结论。此外，李杏等（2006）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投资的跨国数据作简单的对数回归，得出对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给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二个方面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刘凯敏、朱钟棣（2007）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张新乐等（2007）的研究表明，出口与本币汇率是决定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但该研究忽略了财政、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须强调的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大型企业（Ａｇａｔａ Ａｎｔｋｉｅｗｉｃｚ和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2007），因此，应该把政策因素（例如，低息贷款支持、财政支持等）纳入到控制变量中，否则估计结果可能有所偏差。而上述实证文献均未报告考虑财政支出在对外投资决定中的作用。如果财政政策等政策性因素支持影响了对外投资，同时，由于乘数作用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那么对外投资对ＧＤＰ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就值得怀疑。而在技术层面上，有必要考虑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因素。而大多相关研究却忽视了这个问题。例如，李杏等（2006）对各国家的回归结果中，ＤＷ值均较低：最低为新加坡（0．56），最高为美国（1．46），显示可能存在序列相关的特征。而该研究没有报告其他的对序列相关检验的结果。如果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就会影响回归估计量的有效性。此外，根据邓宁（Ｄｕｎｎｉｎｇ，1981）的国际投资理论，对外投资本身也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因此，应考虑到对外投资可能是内生变量这一可能，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估计参数的有效性，而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更具说服力。
三、实证模型
本文以广东省作为样本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与其他地区相比，该省外向型经济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在分析对外投资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的实证结论较强。其次，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因此，对外投资行为主要反映了客观市场条件，而相对较少地受到政策层面的影响。
本文以广东省1９90—2005年的相关数据①作为样本。鉴于广东省较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来促进广东省经济的发展。亦即对外投资是否对净出口有促进作用。目前，能够获得的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式统计数据是从2003年开始，这提高了实证研究的难度。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引进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值变量。因为广东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以当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对外直接投资二值变量(FDIDUMMY)取值为0;而当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该变量取值为1｡在此基础上,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FDIDUMMY)与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CAPITA)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异方差,我们采用对数模型｡考虑到上述的政府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影响,把财政预算支出(BUDGEYPAYMENT)作为政府行为的一个控制变量分离出来｡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固定资产投资(FIXEDI)､人均消费水平(CONSUPCAPITA)和上一期的人均GDP[GDPPERCAPITA(-1)]｡这样,我们以净出口(NXM)对人均生产总值的回归作为基础类别,考察引入对外直接投资后,对基础类别中净出口效果的影响｡实证模型如下:
Ln(GDPPERCAPITA)=β0+β1Ln(NXM)+β2FDIDUMMY*Ln(NXM)+β3Ln(FIXEDI)+β4Ln(BUDGETPAYMENT)+β5Ln(CONSUPCAPITA)+β6Ln(GDPPERCAPITA(-1))+μ(1)
通过对上述模型作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估计，可以分析相关系数。为了能与基础类别相比较，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与净出口的交互项。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分析回归系数β2：当β2＞0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净出口就是互补的关系，因此对当地经济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β2＜0，对外投资就会对净出口形成替代，进而降低整体经济水平。
为进一步确定模型设定问题，需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问题。作为比较，本文用另外两种方法与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作比较。第一种方法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ＳＬＳ），第二种方法是联立方程模型（ＳＥＭ）。
对于联立方程模型(SEM),我们设定对外直接投资方程为:
FDIDUMMY=C+α1Ln(NXM)+α2Ln(FIXEDI)+α3Ln(BUDGETPAYMENT)+α4Ln(GDPPERCAPITA)+μ(2)
在将（1）式与（2）式联立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ＳＥＭ）中，仍将Ｌｎ（ＥＸ（－1））作为工具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最小二乘法的控制变量相同。这样，如果上述三种估计结果没有明显的差距，则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的有效性较高，因此也更为可信。
四、实证结论
根据三种计量模型中主要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1）式中的财政政策支持参数（β5）系数均较低（接近于0），且在统计上不显著（ｔ值接近等于零），而β1、β2、β3、β4均在5％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见表一）。每种估计方法更为详细的回归结果见附录。拟合值与整体回归显著性检验均较为理想。考虑到观测值较低，可以确信上述估计结果是有效的。此外，对模型的Ｂ－Ｇ序列相关ＬＭ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回归模型中没有发现序列相关的情况②。
由于三种计量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均为0．02。这意味着，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拉动当地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意味着，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净出口与地区人均产出之间的弹性提高了约40％～50％（在ＯＬＳ和ＳＥＭ中，这个数字是41．6％，在2ＳＬＳ模型中，这个数字约为50％）。从这个角度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净出口促进人均生产总值提升的机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净出口提高一个百分点使得2005年人均ＧＤＰ提高了18元，而其中8元是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净出口的促进作用。
此外，本文的计量分析说明广东省产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着互补关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或对出口起到了阻碍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政策性支持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揭示了广东省基于市场竞争机制而自发的对外投资行为可能是出于拓展出口产品市场和销售、获得关键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等动机。这与整体的海外投资有所不同。从近年来中国整体情况看，规模较大的海外投资多为国有大型企业所主导，因此与国家的财政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密不可分。而广东省海外投资以民企为主体，这种自发的海外直接投资反映了市场中的个体（企业）对未来市场竞争形势，特别是对出口产品市场的预期。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不同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经济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说明二者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此外，本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在广东省没有证据表明政策性支持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例如，刘志伟等，2006）不尽相同。原因主要在于广东省的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反映了市场个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从这一角度看，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Ｍａｒｋｕｓｅｎ（2002）的理论结论，即个体的海外投资行为可能与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相一致。这说明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地区，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当企业积极寻求海外渠道提升自身竞争实力时，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本地区的出口贡献率带来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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