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高利率货币政策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现实中的货币政策不是由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学家执行，而是由家做出。政治是各方面利益得失的权衡，政治家所追求的是稳定、增长和分配。在平衡利益不一致性的政治体制下做出的含有政治性质的货币政策必然最终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结果必然是政治—经济的均衡。
关键词：中国；高利率；货币政策；新政治经济学
导言
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里，为了经济政策分析的标准化或一般化，政策的制定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仁慈的社划制定者，他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并采取各种手段纠正市场失灵，重建分配效率。但真实世界里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由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政治家做出的。即使是由经济学家做出，他也不可能完全超然于世外，不受任何利益冲突因素的影响。政治涉及重要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是各方面利益得失的权衡。政治家关注的是稳定、增长和分配。在平衡利益冲突的政治约束下做出的含有政治性质的经济政策必然最终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
中国家的中央银行通常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独立性是有限的。当今中国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等都需要钱，同时贫富差距还要受到控制，不能使之加剧。
一、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和铸币税
龚六堂等（2005）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给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的估计。陈彦斌和马莉莉（2007）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和比较。结果说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福利损失，1996—2005每年的平均福利损失为2 000亿元左右。因此将通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中国的经济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汪洋（2005）估算了2003年中国政府从货币收入中获得铸币税收入的规模。约为273亿元。吴汉洪和崔永（2006）探讨了铸币税征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利用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最优铸币税的征收，中国的货币余额增长应当控制在22%～24%以下，通货膨胀率应当控制在11%～14%以内。
税收、借债和印钞票是政府常用来融资的三种方式。中国的税收基础相当不足，逃税现象非常严重，低收入者很多。政府无法再施加较高的税收负担。另外中国的税务管理也相当弱，缺乏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腐败。2007年，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2 95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然在3％的警戒线内，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尚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中央财政对赤字的依赖过高，值得警惕。中国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以内。这些结构性特征与各种对政府支出水平的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约束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政府收入高度依赖于从压抑和发行货币所得到的收入，依赖于通货膨胀税以及过度的债务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很难通过税收和借债继续为公共部门财政支出融资。因此政府有发起一场通货膨胀的动机，即使用通货膨胀来为政府的支出和财政赤字融资。
发展中国家中，非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要比发达国家的相应数值高很多。发展中国家中还广泛地存在金融压抑现象。那些被国家列入优先发展战略中的行业、以及关系良好的个人能从中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原因是从金融压抑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可以通过低于市场的利率从银行中所获得的隐含补贴以及通过银行体制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对私人银行部门储蓄进行补偿所获得的隐含税收，这与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一样，都是一种隐性的税收。发展中国家税收征集往往被其有限的行政能力和政治因素所限制，再加上这些国家内部发行国债的空间有限，导致了政府更多地依靠铸币收入。
鉴于中国的CPI和PPI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很大。中央银行也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存贷款利率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并表示2008年的M2投放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6％水平，贷款投放幅度将维持2007年水平。尽管对高通货膨胀的经典货币反应就是提高利率，这也许能够降低通货膨胀，但是较高的真实利率会进一步放慢经济增长，增加失业，降低真实工资，并削减利润。
二、高利率能否捍卫汇率稳定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变相的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不管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过对其货币的投机性攻击。为了防止这些攻击发展成为货币危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一直在研究相应的政策来响应。
1992年瑞典中央银行在投机者的攻击中坚定表示将捍卫其货币，并且也相应地提高隔夜利率先上涨到24%，然后到75%，最后达到500%。但最终不得不允许克朗自由浮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也都先后提高利率来捍卫本国货币和固定汇率制。例如，印尼将存款准备金从2%提高到5%，短期名义利率从10%提高到80%，并加强了银行信贷的控制；香港也提高隔夜利率到280%。尽管有新加坡、中国和香港地区等一些成功的案例，高利率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似乎并不能够在投机攻击下捍卫一国的汇率稳定。
通常的看法是提高利率能够在攻击中大幅提高投机者的成本，并且是货币当局发出的一种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承诺，使得投机者转移攻击对象。但批评者认为高利率是一种自招其败的策略。因为高利率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这反而使得投机者更有动机来进行攻击，货币当局发出的信号反而没有可信度，却加强了投机的压力。
Karry（2003）对传统和反对观点都有所怀疑，并进行了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两方的说法都缺乏明确和系统性的证据。Dekle et al. （2001）， Goldfajn和Gupta （2003） 则提出了支持传统观点的实证证据。Chen（2006），Drazen和Hubrich（2006），Goderis和Ioannidou（2008）提供了新的实证研究证据来支持反对的观点。Caporale（2005）建立了一个双变量VECM模型来检验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在投机压力下成功的捍卫了汇率，结果发现高利率政策起了相反的作用。Kim和Ratti（2006）用理性预期模型说明正是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东亚各国的汇率崩溃和经济衰退。Choi和Park（2007）也检验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因果联系，质疑了当时高利率政策的合理性。总的说来，没有那种说法是决定性的，反对的观点正逐渐占上风。
在中国现有的汇率体系下，中央银行承诺使用政策工具来维持一个稳定的名义汇率。这种承诺要求中央银行随时准备进行本币与外汇的买卖以维持汇率稳定。政府对汇率稳定承诺的履行与否依赖于经济状态，当高利率的货币政策最终使经济状况恶化时，就会发生资本外流。在必需出售外汇的时候，如果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预期将要降至零，这一政策就无法持续。这种预期会引起对该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如果货币投机者率先采取货币攻击行为，那么其他货币投资者博弈的结果也是资本抽逃。当资本外逃，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到时中央银行就会无力捍卫现有的汇率制度。
因此，中国现在的汇率制度能否持续，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投机者若不攻击它就得以维持。如果投机者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能维持汇率稳定，保卫人民币的能力有限，部门存在问题，就会发动攻击。一旦遭受攻击人民币汇率就有可能要崩溃，最后中央银行权衡利弊得失后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让人民币自由浮动。
结论
通常经济学对货币的研究着重考虑的都是经济参与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或商品之间的直接关系。而货币更应被看做是经济参与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并非只是简单名义上的或象征性的，而是真实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在各种经济条件约束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结果往往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存在着显著差别。在各种政治因素约束下的货币政策必然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真实世界里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结果只能是一种政治—经济权衡。
金融部门中的最终信用提供者，也就是中央银行大致决定了在信用经济中的名义和真实利率。中央银行更为可行的合理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将真实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但仍为正的水平上。减少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加大对医疗、、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的力度，放松管制和垄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少资本流动的限制，纠正经济失衡引起的经济脆弱性，才能使经济健康安全的发展。
：
[1] 陈彦斌，马莉莉.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J].经济研究，2007，（4）:30-42.
[2] 龚六堂，邹恒甫，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3-10.
[3] 林细细，龚六堂.中国债务的福利损失[J].经济研究，2007，（1）:56-67.
[4] 汪洋.铸币税:基于不同视角的理解[J].经济学，2005，（3）:267-278.
[5] 吴汉洪，崔永.中国的铸币税与通货膨胀:1952-2004[J].经济研究，2006，（9）:27-39.
[6] Caporale，G.M.，Cipollini，A.，Demetriaes，P.O.，2005，“Monetary Policy and Exchange Rate during the Asian Crisis: Identification
through Heteroscedastic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vol.24:39-53.
[7] Chen，S.，2006，“Revisiting the Interest Rate-exchange rate Nexus:a Markov-switching Approac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79:208-224.
[8] Choi，I.，Park，D.，2007，“Causal Relation Between Interest and Exchange Rates in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Japan & The World
Economy，doi:10.1016/j.japwor.2007.01.003.
[9] Dekle，R.，et al.，2001， Interest Rate Stabilization of Exchange Rates and Contagion in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Glick，R.，
Moreno，r.，Spiegel，M.（Eds），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Cambridge Univ.Press， Cambridge，UK.
[10] Drazen，A.，Hubrich， S.，2006，“A Simple Test of Interest Rate Defense”，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Vol.20， :612-636.
[11] Goderis，B.， Ioannidou，V.P.， 2008，“Do High Interest Rates Defend Currencies During Speculative Attacks?New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4:158-169.
[12] Kraay，A.，2003， “Do High Interest Rates Defend Currencies during Speculative Attac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9:297-321.
[13] Kim，J.K，Ratti，R.A，2007，“Economic Activity， Foreign Exchange Rate，and the Interest Rate During the Asian Crisi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5:188-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