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新变化
摘要：西方社会中以慈善捐助为主要实现方式和手段的对“剩余价值”的第三次分配得到了很好的，这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社会进步的产物对缓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均衡国民收入的分配、缓和社会的矛盾等多个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内容和形式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对我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剩余价值；三次分配；效率；公平
“剩余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它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资本家增殖资本的价值或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从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家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资本家通过在分配过程中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当前西方社会，资本家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情况依旧存在，但一些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思考，如股份制的出现、资本市场的发展及“第三次分配”的实现等，它们对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对缓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均衡国民收入的分配、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新情况和形式的出现是以往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中极其少见的，它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在经过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后，又一次“特殊的分配”，它的内容和形式值得思考。
一、西方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的新变化
“剩余价值”的传统分配主要可分为市场引导下的初次分配和政府指导下的再次分配。在市场分配中，参与分配的主体主要有三个：政府、和个人。
与三个主体相对应，市场分配划分为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个人收入三部分。在市场引导的分配后，政府又根据社会管理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和需要，对其所掌握的收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一般可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与行政、国防支出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
其中，转移支付的支出是政府通过财政渠道把所掌握的收入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其间并没有相应的产品或劳务交换的发生，它推动了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政府指导下的分配，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市场分配尊重效率，满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又在第二次分配中兼顾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利益。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无论社会福利体制和保障体制怎样健全，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按资分配，因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两极差距拉大的趋势依然日益加剧。
以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20%高收入的人同其他人的税后收入差距达到了顶峰。美国《商业周刊》对工人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990年两者的差距是84倍，1995年为140倍，1998年达到326倍，1999年则高达416倍。1995年，1%最富裕的美国人占有全国40%的财产，而80%的美国人仅占16%的财富。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的局限性和缺陷日益明显，第三次分配也就在社会发展和实践中被逐渐的提了出来。
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经验后，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收入实行三次分配的概念：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益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根据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救济以及社会保障等方式来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来实现的再一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捐助为主要形式的新的分配形式。以美国为例：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十年内，美国的富豪们对社会各慈善组织的捐赠总和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表示将在有生之年捐赠自己95%的财产支持慈善事业，世界著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向“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300亿美元，巨鳄索罗斯也将自己50%的资产用于慈善事业等等。除了这些富人外，以资产阶级为主要群体代表的美国广大民众对慈善捐助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美国的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每年获得的捐助所占的GDP的总额平均为2.17%，并且“有77%以上的善款来自于个人日常捐赠”。
第三次分配通过民间的自主分配共享了“私人财富”财富，这一过程的实现在客观上缓和了因为前两次分配的不公平造成的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促进了国民收入分配在保证了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实现尽可能的实现公平的愿望，大大的缓和了国内各阶级的矛盾和冲突，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这就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在最终的分配上就产生了一个似乎无法避免的冲突，即剩余价值私人占有与剩余价值社会共享的冲突，这一新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认真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二、剩余价值分配形式新变化的原因及其实质
西方社会中大量出现的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践形式。根据三次分配的理论，不难发现，第三次分配是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实现后，社会财富的分配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愿望，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难以调和，进而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逐渐被认识、接受、采纳，然后广泛运用的前提下实现的。
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则是导致第三次分配出现的直接原因，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制度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则是造成贫富分化、矛盾加剧的制度前提，因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是催生第三次分配的根本原因。
第三次分配通过社会民间的一种自发性的行为弥补了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中所存在的缺陷，满足了多数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渴望，这是第三次分配得以兴起的民众基础，同时也反映了第三次分配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一次民众自发的社会分配体制的局部调整。
第三次分配通过道德、信仰的引导，社会良心、爱心的推动，社会相关政策、制度的支持，恰到好处的填补了利益驱动和行政手段驱使下地分配无法调整的空白。它通过民间的自发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和平转移，实现了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最大程度地实践，理想化的实现了既不伤害效率又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公平，因而最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一种风尚。
因此，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即资源的增溢分配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谁能将财富回报的有效率，谁才真正“拥有”财富，也叫“增溢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即“增溢财富”的实现，在当前看来只能够通过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只有在广大个体民众自觉自愿的形成一种良好的慈善捐助风气和习惯后，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才有可能最终促成公平的“洛伦兹曲线”在社会财富分配后尽可能的接近绝对平均线。
三、西方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兴起对我国的启示
亚洲开发银行（ADB）2007年8月8日在北京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407快速攀升到2004年0.47，增幅是印度的两倍。”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阿里在宣布数据时警告，中国基尼系数的增速可能会导致社会骚乱，‘民众会上街游行，从而导致暴力内战’。”
民生是基础，中国政府对严峻的形势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在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次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我国在现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制度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公有资本是我国最主要的资本存在形式。此外，我国还广泛存在着私有资本。“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二者具有形式上的共同性。”因此，我们可以也应当借鉴西方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模式。但我国的现实的情况并不容乐观：
“美国的捐赠款每年都在2千亿到3千亿美元之间，个别年份高的达到6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8万亿）。目前，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有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善款占GDP的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另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按目前4000万人为3%，而美国为44%。”
虽然以上的数据并不能完全的反映我国当前慈善捐助的状况，但不可否认我国以慈善捐助为主要方式的第三种分配方式的实践确实不容乐观。
第三次分配的中国化，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多的社会团体，更多的平民百姓参与进来，应当在更加充分的研究西方社会的这一分配方式、分配模式、分配体制，汲取经验教训，并根据当前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我国的传统风俗习惯，我国以往的相类似的一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扎实的将这一新的统筹社会财富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实践方式和手段在我国有效的实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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