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的成本转移机制
摘要 制度创新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条件下，利益集团要求补偿的积极性大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补偿的多少决定于利益集团向中央叫板的能力，因此叫板集团便通过叫板这种方式将改革成本向弱势集团转移。
关键词 制度变迁 帕累托改进 强势集团 弱势集团
新制度学家认为，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改革能否给人们带来利益，但从改革的实践来看，利益集团主要关注的是成本，因为改革的收益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而成本则是非常现实的支付，因此，支持改革成本最小的变迁路径，或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其他群体，这是中国改革历程中各种利益集团最基本的行为方式。
制度变迁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社会的总成本，这是由全体社会人员或不同的利益群体实际支付的成本，它表示社会为完成一项制度变迁消耗的资源总量；另一方面是不同利益集团承担的成本，在资源消耗量既定的前提下，不同的利益集团承担的并不是平均成本，获得的也不是平均收益，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分配结果，一部分人占有制度创新的主要成果，另一部分人则主要承提制度创新的成本。因此，制度变迁表面上看是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博弈，但隐藏在制度后面的却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社会变迁的总成本虽然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对制度选择并不起决定作用，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才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谁都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希望他人承担更多的成本，那么制度变迁过程是如何解决利益的分配问题的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依据是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基础之上。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如果一项改革能使一部分人处境变好，而其他人的处境也不会变坏，这就会认为原有制度仍存在可以创新的空间，或者说社会还存在潜在利润，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寻找潜在利润。如果一项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能够补偿利益受损者的损失，那么社会对这项改革就可以承受，在这种补偿前提下的改革被称为帕累托改进。根据帕累托改进的基本含义，帕累托改进实质上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
1.资源配置仍有改进的余地；根据效率标准来衡量，资源配置还不是最优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阻碍了社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2.创新集团能通过创新获得创新收益；创新集团可以是社会群体也可以是政府组织，原有体制下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只有被有关集团发现，并且预期会获得制度创新的收益时，社会才会形成制度创新主体；
3.利益集团不会因改革受到损害；创新集团只有能够补偿原有体制下利益集团的损失，改革才能推进，否则，改革就会受到旧制度的顽强抵制，使新制度难以实施。
这三条是改革的必备条件，缺少任何一条改革都难以推行。因为这三条实际上是改革的目标(潜在利益)、改革的主体(创新集团)、改革的策略(利益补偿)的有机统一。
显然，基于帕累托改进基础上的制度变迁都只能算是渐进式的改革，因为改革如果不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就只能逐步推进。所以凡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三条标准的都可以归入渐进式改革范畴，而只符合前两条，但不符合第三条的改革一般反映的是急进式改革。
这就是说，无论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是诱导性制度变迁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只要这种改革不是在损害另一方的前提下推进的，那么这种改革就具有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属性。然而，虽然渐进式改革的两种不同方式都必须面对以上三大问题，但不同路径的改革成本的分摊机制是不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个由下而上，由局部到整体的逐渐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是：个别创新集团最先发现潜在利润的存在，并开始制度创新，其他准创新集团起来仿效，使创新成为一种趋势，创新集团用创新收益补偿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开始分化，或与创新集团结为一体，原有制度被击破，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制度变迁完成。例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消亡就是一个例证，当新兴资产阶级发现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经营可以带来新的利益时，资产者有了高价租用土地的愿望，而土地所有者也认为将地租给资产者比租给佃农更合算时，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产生了。所以诱导性制度变迁有一个重要特点，在制度变革中成本与收益的分摊基本上是对称的，创新集团占有创新收益，其他未参与创新的集团只能得到补偿。
那么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改革成本向弱势集团转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到底有多大。如果改革成本向强势集团转嫁，这时改革的阻力就会加大，改革就难以推动，而向叫板能力差的一方转化，阻力相对较小，所以这种将按阻力大小还不是按实际损失大小分配成本的方式，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成本分配的必然趋势。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优点是，改革可以不停顿的下去，而不足之处在于，创新的积极性可能会逐渐减弱，创新的成本会增加。而做为成本转嫁对象的弱叫板集团的承受能力如何，将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这个集团对改革的成本无法承受时，改革成本也就再也没有可以转嫁的空间，这时制度变迁的成本就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这时改革有可能进入举步艰难的困境。
所以由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有可能面临三种前途，一种可能是改革停顿下来，如果强势集团不能得到更多的补偿，同时向弱势集团转嫁成本的空间已经缩小，改革就难以继续推进；一种可能是渐进式改革被逼着转向急进式改革，企图走一条先改革再补偿之路；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服利益集团为改革承担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央就必须有自己的权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诱导利益集团自身进行分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入创新集团中，使制度变迁仍能沿着渐进的轨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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