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现象”的制度经济学解读
摘 要： 社会的要求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以便为它提供合理化的支持和人们行动规则及基本框架，进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陕西现象”的形成在于人们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改变“陕西现象”的必要途径是革新旧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为此要充分利用这个时代和经济大变革所提供的优良条件，以反思和促进改变，以政府行为和舆论引导改变，在发展中完成改变。
关键词：陕西现象；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革新
一、陕西现象的说明及现有研究简述
陕西是著名的科技大省、文化大省、资源大省、教育大省，但经济发展却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著名的“陕西现象”。 ［1］ 1978年，陕西人均GDP在全国各省中排第21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5%，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列第21位,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排第16位；到1998年陕西人均GDP仅高于西藏、贵州、甘肃，排倒数第4位，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列倒数第28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排第28位；到2005年陕西人均GDP在全国各省中排第23位,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列第26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3.1%,排第29位。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无论是整体经济水平还是居民生活水平，在全国中的相对地位都恶化了，近年来整体经济虽有所改善，但仍未回复到改革初的地位。与此相关的是市场化发展不足，樊纲和王小鲁［2］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制度环境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排名，1997-1999年和2000-2002年两次排名，陕西均位于第22位，在最能体现经济市场化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排名方面，1999年陕西排名第23位，2002年则下滑到第25位。
“陕西现象”一经提出，立刻在经济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陕西不缺资源、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为何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上官鸣［3］从经济结构角度指出陕西轻与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原料输出与轻工产品输入比例失调，两个失调对“陕西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俊熙［4］从人力资本存量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人力资本存量结构、知识结构、区域分布结构与经济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失衡使陕西人力资本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常永华［5］利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得出制约陕西省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贡献能力和科技产出能力较低所致；白永秀［6］认为是观念滞后——大量存在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悖离的经济观念、小商品经济观念、计划经济观念阻碍了陕西发展；还有一些学者从外资引进、经济地理因素等方面加以论证。
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在利益的引导下，资本、人力资本将投向最稀缺、最能获利的地方，而陕西之所以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长期存在，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所致，而中央政府统一供给主要正式制度的情况下，陕西市场经济建设仍落后于其他大部分省份，主要原因正是在于观念落后以及与此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不合时宜，而不是正式制度的缺陷，英格尔斯指出：“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行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7］为此我们基本赞同白永秀教授的判断，但问题是：在中国改革已进行了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陕西人的思想观念为何还不能实现根本转变？思想观念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陕西现象”是如何出现并被强化的？如何创造条件以实现旧观念的根本转变？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及其与经济增长互动性的理论分析
（一）思想观念与制度的关系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1．思想观念本身并不是制度。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制度主要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规范，而思想观念是个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世界、人生等方面稳定的看法，是人们行为的先导，当一个社会中全部或大部分人拥有相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时，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单个人的或一时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只有当某种思想观念被理论化、系统化为意识形态并被一个人群长期接受和继承时，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形成和维系的基础，青木昌彦［8］认为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意会的理解之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之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成为制度；一些没有正式化的实践只要参与人认为它们是内在状态的相关表征，就可以看作是制度，而当参与人对它们的信念动摇了，它们就不再作为制度存在。
2．一定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对社会经验的和对以往意识形态的继承，意识形态的变化来自于新的有别于以往的社会经验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冲击。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人们在改变了的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经验和观念，进而系统化、理论化为新的意识形态；在开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外部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传入，内外两种意识形态为争夺主流位置必然进行交锋，其结果或是二者走向融合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或是一方驱逐另一方，为避免被驱逐，双方分别对自己进行完善，从而使各自产生不同与以往的新特点。但无论是人们感知新变化、形成新经验、理论化为意识形态、推广新意识形态，还是内外意识形态的交锋与融合，都不可能通过战争或暴力手段在短期内加以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3．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制度失衡，不同制度类型的变迁方式是不同的，一般认为非正式制度有自我实施性质，具有较大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在制度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10］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速度较慢，“从变革的速度来看，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0］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实施的性质，因而在掌握权力的少数人通过制度设计或引进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强制变迁，但正式制度的引进移植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强大约束，“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地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新借鉴来的制度根本无法执行。”［11］而非正式制度并非总是能移植的，“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12］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非正式制度。而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都具有路径依赖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它的变迁不仅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变迁的收益和成本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个群体的学习能力、旧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厚度和稳定性。制度厚度是新经济地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1）强烈的制度存在，包括、地方当局、商业协会、制度、发展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自愿团体;（2）在各种制度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的形成，在地区制度安排方面，产生显著的同构;（3）制度厚度取决于主体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4）上述三方面导致一种涵化和集体动员，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形成共同感。这些因素的结合就反映了地区的制度厚度的程度与性质。［13］
（二）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性
诺斯指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10］而经济绩效反过来又是影响一定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化或变迁的原因。
1.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个社会共同的信念。马克斯•韦伯［14］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强调的功能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引导下，创造财富与获取利益成为社会共同信念，与资本增值有关的一切行动合理化了，经济增长受到激励，与此同时，一切与财富创造相违背的制度丧失了合理化甚至合法化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得以建立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关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诺斯的《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一文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的第五章中得到更详细的阐述：（1）“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意识形态是由一种有内在联系、通观世界的看法构成。”（2）“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办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不可分割地交织着。”（3）成功的意识形态“应当说明现存产权结构和交易条件怎样成一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必须克服白搭车问题”，以便使集体行动得以进行。（4）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也是对制度“合法性的投资”，它能够降低制度维护和执行的成本。（5）“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的演进”,“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发展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意识形态的不同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的专门化。”“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从诺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整理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机理：意识形态提供了人们行动的世界观、公平观和价值观，共同的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以及制度维护、执行的成本，从而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经济增长使个人产生了新的经验并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流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和从事的不同工作的人的不同经验得以交流，进而促进人们改变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为长期经济变革的原因。
2．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起提供了人们行动的共同知识。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了人们行动的共同知识。 共同知识是和博弈论中用于描绘一个群体对于某一特定事实的认知程度的概念，当“一件事一旦在某一群体中成为共同知识，他对这件事的理解、他认为别人对这件事的理解以及他认为别人认为其他人对这件事的理解等等，都已经达到完全统一，不再有任何层面的不确定性。”［15］肖特［16］认为在一人口群体中，只有当某种规范或行为习惯成为人口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提供人们行动的基本框架，使人们对行动的结果产生稳定的预期，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在形成对未来预期时会有效地利用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受到预期的很大影响，而预期的实现又依赖于现在的行动，因此行动和预期是一个相互自我实现的过程，和谐地融为了一体。［17］共同知识使人们对信息解释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节约了交流、互动、交易的成本；共同知识使人们获得了对行动的共同评价基础，违背共同认知的行动将受到惩戒，任何单独偏离规则的行动都会使当事人受损，从而使社会有了进行有序竞争和合作的条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共同知识还限制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选择集合与方向，人们要想在行动中获利，只能采取与集体共同知识要求相匹配的行动，从而抑制了机会主义的行动，当共同知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时，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必然同时增进社会利益；某些共同知识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如对货币、产权保护的一致同意等。不仅适当的制度构成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制度变迁，经济发展改变了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拓展了制度的选择集，使现有的制度结构失衡，进而促使人们重新计算制度变革的收益和成本，制度变迁因而得以发生。
三、陕西省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转变
（一）陕西省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来源
诺斯在描绘过去的制度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时认为，路径依赖之所以发生，“正是文化提供了路径依赖——过去对现在和将来强有力的影响——的精义。任何一代人当前的学习都是在集体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的渊源中进行的，亦就是说，学习几乎是这样一种道路的函数，通过这一道路，一种给定的信仰结构对源于经验的信息和不同时代的个体与社会面临的不同经验进行过滤。”［19］文化在两个层面提供了路径依赖的依据，一是在意识形态或精神层面上塑造了人的价值观，二是在行为层面上沉淀成人的习惯、道德行为等。
1．陕西丰厚的传统文化正是提供这种路径依赖最重要源泉。传统文化是与经济相适应的，在价值取向上是重义轻利，在行为上表现为安分知足、重土恋家、求稳怕险、封闭守旧等；陕西是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还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与其它省份相比有着更为厚重的文化积淀，厚重的文化促成了以此为基础的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了稳定的非正式制度，这样的制度厚度加大了陕西思想观念和制度转型的成本，从而强化了路径依赖性。
2.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制度遗产是路径依赖又一来源。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是唯上是从和平均主义的意识，在行为上表现为“等、靠、要”等，结果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平平安安。陕西相对发达的国防、重工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又成为维持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的物质基础。
3．传统小商品经济的观念和制度的遗留。上陕西小商品经济曾经比较发达，小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在整体经济非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民没有非农化生产的机会、动力和能力，即使人们在汉代早已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农民从事工商业主要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而是在自然经济活动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时的一种临时性行为，虽有部分农民因农商之间收益不均衡现象而弃农就商，“但是这只是他们短期性的打算。一旦他们经商成功，累积了资本，他们又回过头来，挟其资金购买土地，‘以本守之’”。［20］可见，传统的小商品经营者是由农民转化而来，最终的目标是回归农民（或地主）角色，而且资本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薄弱，在经营上目光短浅、没有长期的计划，把商品流通仅视为简单的交易行为，没有足够的服务意识，因而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虽具有一定开拓意识，但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是相匹配的。
一定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只有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否则只能成为经济的障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共同揭示的基本原理。陕西浓厚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小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在整体经济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却成为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改变陕西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与路径选择
1．实现陕西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变革的条件。这个条件来自于发展的大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实现变革的同时，也为这种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低成本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提供了机遇。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文化的搜寻成本和试误成本，也为快速地传播新观念、新知识提供了平台，从而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再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旧观念，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二者的合力易于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变革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长期的荣辱与共和使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业绩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有利于降低制度变迁的阻滞成本和协调成本；一个执意于改革和有远大志向的政党长期执政还有利于提高制度变迁效率，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
2．实现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革新的基本途径。意识形态的深层性、非正式制度的惰性和难移植性决定了它们变革的高成本，对陕西而言，要成功地实现革新：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化，拓展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对外交流中增进知识、变革观念、获取替代经验。二是积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物质条件，市场经济的创富本性并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实践不断冲击人们安贫乐道、重土恋家、求稳怕险的自然经济观念和“等、靠、要”的计划经济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永续发展、有序发展理念又对传统市场经济中只要个人利益不要整体利益、只要经济利益不要社会利益的观念提出变革要求。三是加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是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制度结构和具有市场理念的个人又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认为市场可以在没有历史、没有制度结构和没有市场理念的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想法，是一种天真的想法。”［21］陕西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当然不可能有相应的理念产生，为此要通过理论和鲜活的事例人，向他们灌输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和知识。四是鼓励人口流动，双向的人口流动是稀释旧文化厚度、传播新文化的极为有效形式，历史上北方人口向南方大规模迁移加速了南方文明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民工潮加快了经济、社会和思想的现代化。五是在反思与综合中创新，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延续性、继承性特征，决定文化的革新不可能割断与旧文化的联系实现全新的建构，因此在创新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兼容的优秀成份。当前要注重弘扬周文化的以人为本、敬德崇礼的精神；秦文化的法治与效率精神，汉唐文化的开放、进取、竞争、宽容精神，还要弘扬延安精神中海纳百川、负重前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等，传统文化已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高度内化，因而弘扬其中优秀成份是革新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的最经济途径。六是政府要强化正式制度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政府和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必然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通向自由市场的大道，也是依靠大量而持久的统一筹划之干预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22］
四、结语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以便为它提供合理化的支持并提供人们行动规则和基本框架，进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仅提出建设新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它准备了物质基础和经验素材。“陕西现象”的形成在于人们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环境，从而使资源不能获得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远低于潜在的增长率。改变“陕西现象”的必要途径是革新旧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要充分利用这个时代和中国经济大变革所提供的优良条件，以反思和教育促进改变、以政府和舆论引导改变、在发展中完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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