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根植性视角的联盟协作创新研究
摘要：联盟协作创新，已经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作了分析研究。在此，从知识根植性的视角，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构建理论模型，对知识根植性的影响变量进行系统分析，并明确了战略联盟中知识根植性对协作创新中的作用及中间调节变量的影响。
关键词：联盟；知识根植性；协作创新
近十几年来，战略联盟表现出来的协作创新效率越来越引起产业界和理论界的巨大关注。从国内外关于联盟协作创新研究的现状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组织学习观点，集中于对知识获取、知识转移、知识吸收等方面的探讨。鉴于协作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重视文化、权力、制度、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与联盟学习的相互作用，将社会秩序问题引入到联盟体系的知识管理研究之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联盟协作创新机理。
1 理论模型构建
1．1 知识根植性内涵
根植性的概念源于Polanyi的研究，在Polanyi看来，各种交易形式总是嵌入于非经济的联系之中，被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所束缚，比如文化或者、宗教网络、道德标准，以及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植性就是指群体中的经济交易具有连续的社会属性，并对参与者行为产生强制作用，改变其可能的行为动向。
联盟组织成员密切合作而达成的创新网络，可以对成员企业的双向式学习产生强制性作用，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知识信息收益。网络观点认为联盟网络可以通过两种机制为成员提供知识信息的收益(参见图1)：①成员关系根植性收益，指成员对其行为效用形成一致理解(建立在强大的社会化关系的评判基础之上)，而反之将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推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影响；②成员结构根植性收益，指成员在联盟资源配置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所能带来的信息收益。在此分析层次下，知识的根植性可以定义为：成员的生产技能、知识的交流、共享、转移、创新等一系列行为，嵌入于联盟结构之中，并对成员关系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归属性。
1．2基于知识根植性的联盟协作创新模型构建
成员的社会联系构成组织的技术知识交流通道，进而影响成员知识创新的程度。知识根植性在知识的协作中，可以产生创新机遇和强制效应，社会联系越为紧密，信息共享的强度、频率、幅度也就越大。强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可以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加快知识内部化进程，进而提高企业获取知识的能力和效率，增强新的知识能力的创新可能性。
综合战略管理和交易成本理论对联盟知识管理的论述，本文认为至少有7个前置变量(知识的互补性、兼容性、隐性和模糊性、信任、保护主义以及统一的联盟目标和文化)从知识特性、成员联系和统一认知三个维度，影响了联盟的知识根植性水平。知识根植性作为这些前置变量对结果变量——协作创新影响的中间变量，对协作创新有着正向作用。而且，成员吸收能力、网络能力的高低，联盟持续时间的长度都对这个正向作用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本模型如图2所示)。
2 知识根植性的影响变量分析
2．1知识特性维度
1)知识互补性与知识根植性正相关。知识互补性是指联盟成员相对其伙伴需要却未拥有的技术和资源，从而确保了合作企业给联盟带来不同但又有价值的商业能力和技术能力。在联盟平台上，各成员进行知识的交流和创新，弥补知识位差，增强成员的内部知识存量，当知识互补性大时，意味着成员从对方那里学习的更多，企业内部和外界知识越能得到充分地利用，联盟带来的收益也就越大，更能深化联盟成员问的联系。联盟作为一种集聚互补知识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其互补性并不代表完全差异化，一个企业寻求和利用伙伴的知识，必须拥有相同或者相似领域的知识基础，特别是与联盟发起企业间的知识“匹配”。只有这种建立在“匹配”基础上的差异性才能够提高对复杂新知识的理解和吸收。Cohen和Levinthal指出：企业发现新信息价值，吸收和应用新信息能力的获得，是建立于以往知识结构之上的：当新学习客体和以往知识相关时，学习的绩效会更高。知识的互补性将对联盟中知识的根植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2)知识兼容性与知识根植性正相关。互补性知识的相互融合将产生新的技术机会。在联盟中，各伙伴间兼容的共性知识的存在可以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从事互补性创新活动的企业可以从伙伴的知识中获得技术的协同效应。Kougut和Zander研究认为，在技术演化过程中累积的共同经验，是联盟成员协作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战略联盟中，如果缺乏一致的技术和知识基础，联盟成员之间将缺少一个统一的思维框架，知识的隐性、模糊性将在技术转移和吸收过程之中形成大大的障碍。因此，企业知识的兼容性有利于企业间差异的融合，使知识转移通道更为畅通、知识共享更为便利。联盟中企业的知识兼容性实际上大大提高了企业利用由互补性产生的学习潜力，从而知识兼容性对知识根植性产生正向作用。
知识的模糊性(知识转移过程中难以模仿，知识惰性，相互间的障碍，“信息隐性”和转移的能力)也是知识联盟学习不安定和冲突的一个原因．知识的特殊性(专用性)为竞争者制造了模糊性，同时也创造了模仿壁垒，特殊性和模糊性有着密切的线性相关性，也制造了学习壁垒。因此，隐性和模糊性削弱了成员对知识的理解，使知识转移出现粘滞现象，降低了知识共享的效率和知识的根植性。
2．2成员联系维度
1)信任与知识根植性正相关。信任已经被证明可以增进组织合作，增强组织灵活性，降低合作行为的成本，增加知识转移水平和学习潜力。战略联盟的形成和运行、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必须存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信任总是与知识的获取紧密联系，研究表明，组织间的信任是决定知识可得性的一个关键要素，缺乏信任将导致竞争混乱、信息交流中的精确度降低。
信任在联盟关系中起到了管理机制的作用，促进了参与者之间自觉的资源交易和技术服务，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交易。通过产生高度的信任和交流，促进了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资本的形成，从而有助于促进重复联盟，推进企业间更高层次的学习和信息技术的交流，同时，信任能够抵消联盟机会主义的潜在威胁，从而减少被对方盗取核心专业资产的可能性。信任是根植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信任增加了企业获取外界知识的通道，增强了其与伙伴连接的知识能力，为现存知识和资源的协同，创造新的途径。
2)保护主义与知识根植性负相关。联盟一方面可以帮助一个企业学习其他合作者的知识和
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失去核心技术而无法得到补偿的可能性。这带来了一个两难问题：企业总是设法在“知识共享”和“保护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一般说来，联盟参与者对关系其核心竞争优势的资源，倾向于采用保护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资源重叠的横向联盟中，核心技术知识呈显性、或被少量的专家所掌握时，考虑到知识的溢出效应，企业将采用明确的方式，设置防护机制，对知识共享进行严格的管理。
当联盟企业间的透明度很高时，企业之间更容易相互获取知识。基于保护主义之上的企业监管机制将过滤信息通道，限制跨越企业边界的信息流动，并进一步会对诚实、开放式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阻碍企业间透明度的主要症结就是对于伙伴机会主义的怀疑和警惕，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和保护主义对知识的根植性是截然相反的影响。
2．3统一认知维度
1)统一的联盟目标与知识根植性正相关。根据系统理论学派切斯特·巴纳德的观点，协作行为是基于个体行为之上的统一体，在一个联盟中，成员企业动机和联盟体的目标应该得到满足和实现，达到效率(有效地达到协作体中企业的目的)和效果(达到联盟目的)的统一。企业进行协作的意愿意味着放弃了个性行为的自由，意味着要在目标兼容性的基础上形成联盟的团结和力量。同样没有成员共同目标，合作意愿也无法体现。因此联盟目标只有充分体现个体目标、形成组织和个体目标统一时，共同的目标才会有凝聚力，知识的共享才能更加充分和高效。
2)统一的联盟文化与知识根植性正相关。各个企业在母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经营实践，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或是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在结成战略联盟时，各方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越接近，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也就越高，从而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能够涵盖各方共享利益和策略并被各方接受的联盟文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共同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减少联盟成员企业间的矛盾和冲突，强化成员企业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保证联盟关系资本受到最小的干扰和破坏。
战略联盟成员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化的差异，忽视或错误地评价这种差异都会引起无休止的纠纷，对联盟成员的学习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成员企业一定要确信文化是可以进行折衷和妥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联盟成员企业的员工在项目合作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方文化，并创造出文化协调度很高的合作，使各种文化在联盟中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最终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成员企业都能够接受的、融和各种文化特色又有鲜明的联盟特征的处世原则和方法，从而确保联盟成员有一个统一的、为各方所信任的文化基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资本。
2．4中间调节作用
本文提出的模型假定在知识根植性正向促进协作创新的过程中，有如下三个调节变量。
1)成员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企业对知识的需求引发企业进行联盟的意愿，联盟意愿是影响合作成功的第一步。但只有知识的学习动机和共享意愿是不够的，组织之间必须能够相互交流，知识必须高效转化，这就要求联盟成员应该具备知识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指组织将转移给它的知识内在化的能力，包括企业对知识的搜寻、理解、整合的能力。联盟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的知识，只有吸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并运用之，这才能称之为知识的获取。
联盟成员问吸收能力的共同提高，是在长期的协作中组建形成的。技术知识的有着路径依赖性，知识的积累吸收同样具有路径依赖性，它和联盟伙伴持续不断对知识基础的投资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建立在以往合作中累积的吸收能力基础之上的。同样，联盟成员对知识吸收能力的高低也将进一步影响联盟企业进行收集、分析、存储、扩散和使用知识的能力，影响以后创新协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联盟成员拥有高效的吸收能力将为联盟成员“相互学习”带来宽广的空间和顺畅的传输通道，并可以促进联盟更有效地获取新的外界知识和资源，从而将学习的个体效应和整体效应达到最大。因此，联盟成员吸收能力的高低可以影响知识根植性程度，并进一步加强根植性对知识集成的正向作用。
2)成员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联盟的协作知识创新效率和每一个参与者动机及所共享的资源密切相关，包括时间、人力、财力及技术知识在内的各种资源高效地配置组合共同形成了联盟组织的网络能力。联盟成员通过调节人力、财力及技术资源投入水平，对联盟网络能力进行调节，从而对联盟知识根植性的程度发生影响。
日益增长的社会资本创建了联盟成员之间信任和亲密的基础。伙伴之间信任的发展能够影响信息交换的趋势，企业趋向于重复现有的关系构建未来的联盟伙伴关系。此外，网络同样可以增加参与企业的“锁定”效应——组建和管理现有联盟关系的沉入成本阻碍了企业在联盟伙伴之间迅速的转换。日益增加的网络决定了联盟运作的环境，并将进一步影响投入到网络中的资源水平和伙伴间的力量平衡。如果企业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网络，获得的能力就会增加。在联盟网络中拥有共同的知识分享路径可以为这个网络提供独特的竞争力，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了解他们网络中的联盟，更要控制好联盟成员之间的网络能力。
3)联盟持续时间长度的调节作用。联盟中成员知识交易行为的连续性决定了过去的行为对现实及将来的行为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长久持续、可靠的相互关系会强化关系资本，进而影响知识的根植性。一般而言，联盟持续时间越长，成员企业问循环往互的知识交易过程和人际交流的直接和密切程度也就越高，隐性、模糊性知识的传递和交流也会更精确，根植于联盟关系中的程度也会加强，知识创新的效率也就更高。此外，联盟成员在长时间的互相学习过程中，对联盟伙伴的信息了解也会越来越充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伙伴根据各方在联盟中的实际表现与所期望的行为之间的比较对照，会不断地增强对联盟的信心和对伙伴的信赖。联盟的运行建立在“积极经验重复强化”基础之上，联盟前期阶段的成功经验能够有效地减少联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增加相互信任关系，知识的共享、创新也就随着联盟的运行和拓展而不断得以强化。
基于前人对于战略联盟的知识转移和社会交易的研究之上，本文对知识根植性的特性，根植性在知识集成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充分考虑变量的全面性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模型更加完备化，并且通过战略联盟的实证研究来分析知识根植性在协作创新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