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选择的国际比较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对空间布局产生不均衡的影响，有利的区位模式可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并造就全球城市的产生和生产性服务的全球扩张。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众多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在跨国公司扩散效应的影响下，我国生产性服务得到蓬勃，其区位模式选择对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在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从集聚和扩散两方面对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模式进行对比，进而提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发展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国际比较
　　
　　一、理论回顾
　　
　　传统的产业区位理论是针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的，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不同于制造业，因此，传统区位理论不足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研究一般都从部门就业和增长模式来探讨产业，如Harrington(1995)对美国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就业、收入和税收具有直接和非直接的贡献，并对区域活动生产率和竞争具有贡献；也有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的影响因素和组织形式展开研究。本文主要集中讨论后者。
　　(一)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生产性服务具有高度知识密集性，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非是劳动力成本、运输、条件、土地价格、原材料和政府税金等成本驱动型因素，而主要考虑与接近相关(接近顾客、同行和外部信息)、与易达性相关(如交通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和与环境相关(如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等准成本或非成本型因素。影响生产性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四方面：范围、生产性服务的固有特点、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内部等级关系。范围经济主要指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整合程度，表现为企业的垂直或水平一体化的程度。生产性服务本身具有高度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对信息具有高度依赖，因此其区位选择可看作是对信息的需求，信息的核心属性是它的空间属性．而接近性就成为获取信息的关键。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服务可贸易的程度。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但另一方面，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又增加了企业扩散模式，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组织形式。跨国企业内部的等级关系也影响其区位选择。为了给分散的分支机构提供服务，跨国公司总部的中心功能凸显。总部形成生产性服务的主要市场，由于总部工作中面对面交流的需要增加，因此，形成了生产性服务的中心区位模式。此外，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区位模式还与它们之间的交易强度相关，那些不复杂的、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活动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而那些复杂的、不能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会选择集聚的布局模式。
　　(二)生产性服务业组织形式的演变涉及区位空间的两种基本组织形式是集聚和扩散。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的演变过程来看，最初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均选择集聚模式，这是其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波特认为，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的企业和法人机构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补性相互联结。Markusen(1989)提出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呈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从而刺激产业聚集和区域发展。“集聚”有利于企业便利地享受相互间的服务，增加实现前向和后向联系的机会；有利于企业找到更合格的人才，节约人才搜寻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降低企业与顾客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企业可通过集聚学习获得竞争优势。生产性服务的集聚主要通过“全球城市”的形式实现(如纽约、东京、伦敦等)，这是由其必须接近客户的性质所决定，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易达性增强及业务量增加等优势。Daniels(1985)指出，虽然显著的面对面联系方式在减少，但许多其他因素(如传统和威望等人为因素，以及劳动力、工资和房价等经济发展因素)仍然导致生产服务业办公场所依然集聚在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生产性服务业在特定城市的集中，造就了全球城市的浮现，改变了全球经济空间的尺度和结构。全球城市的功能和特色，在于提供便于企业全球运作的服务；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
　　从20世纪80年代起，生产性服务业扩散趋势非常明显。依据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当集群的收益高于其成本时，集群规模会不断壮大，这样会吸引新的生产性企业加人集群；但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突破临界点时，集群内的拥挤和竞争现象会加剧，集群内企业的进入和成长速度就会降低，最终会导致集群的衰落，而呈现出扩散模式。依据Francois Perroux(1950)提出的“成长极”概念，发展良好、规模适中的企业本身就是具有潜力的成长极，极本身能够引发成长与扩散效益，带动区域内其它经济产业成长。扩散模式是企业追求内部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企业品牌效应的市场扩散；边际成本为零的技术、信息以及管理经验在更大范围的重复运用；融资条件和讨价还价能力随规模的增大而改善等。总之，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模式是集聚与扩散并存，且二者是动态发展的。
　　
　　二、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的具体比较
　　
　　(一)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模式比较Naresh和Gary(2003)借用了Markusen提出的关于集群模式的分类方法对英国包括伦敦、南苏格兰和英国西南部三个服务业集聚区的模式进行了研究。从国际范围内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模式主要有四种：马歇尔式新产业区模式、中心辐射模式、卫星平台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如表1所示)。
　　
　　其研究结果表明：英国西南部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属于卫星平台模式，伦敦和南苏格兰的金融业集聚区属于中心辐射模式。
　　就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模式而言，金融服务(银行、保险)和电信服务等发展迅速的行业，主要呈卫星平台模式、许多银行、保险公司和电信公司总部集聚在北京、上海等地，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专业性服务(、与咨询)、计算机应用业、广告业等发展较慢的行业，主要呈现马歇尔式新产业区模式，许多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充分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性。以广告业为例，目前国内的广告业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其广告业经营额之和占全国广告业经营额的80％以上(如表2所示)。
　　 2005年度，中国广告公司(前50名)营业总额为3356528万元，其中地处北京的广告公司共12家，营业额达1376979万元，占总额的41.02％；地处上海的广告公司共22家，营业额达1379018万元,占总额的41.08％；其他地区的广告公司共16家，营业额达600531万元，占总额的17.90％。从上述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广告业呈现出的高集群效应。
　　(二)国内外“全球城市”的竞争力比较 JayKandampully(2001)指出，当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在寻求竞争优势时，服务业集聚可能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国际范围内看，纽约、伦敦、东 京等全球城市占据全球经济中生产性服务方面的支配地位。他们因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而成为对全球经济发号施令的中心。实证研究尤其突出了他们作为金融中心、支持全球资本流动的关键角色(Daniels,1995,p15)。其服务范围及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以伦敦为例，伦敦经济的强大优势就是拥有一系列的生产性服务产业集群，伦敦有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共计56个，其中大部分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主要有金融服务业集群(11个)、商务服务业集群(4个)、计算机通信服务业集群(4个)、产权和房地产服务业集群(3个)等．大都具有相当的国际化程度。
　　而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与日俱增，正在向“全球城市”迈进。以研发中心为例，据商务部外资司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以各种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700家，主要分布在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等行业。从地域来看，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尤以美国公司居多；汽车、化是上海8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IT行业较少，其中欧洲公司占50％以上；广东省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基本聚焦IT和电子业。这一分布与三地的发展基础和方向保持一致。
　　应该指出，“全球城市”并非由一组硬指标来界定，它更多地体现一种国际化的“过程”。所有城市都有一部分核心区行使着全球城市的功能，还有着大部分区域与全球脱节。全球城市体现的是为全球经济网络提供制度和空间的中介服务。因此，对于我国生产性服务聚集的城市而言，我们可以用“全球城市”对他们加以界定，关键是要洞察他们是如何体现生产性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路径。以上海为例，上海被定位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内中心和国际中心。在吸引外资的结构方面，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已占60％以上。同时，总部经济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上海已成为国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目前，世界500强已有174家落沪，185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外商投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2005年在上海的外商投资企业销售经营收入比前年增长了35％。至今，上海已累计吸引外资企业逾4万家，合同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实际到位的外资超过600亿美元。目前，已有包括日本先锋、美国蓝霸等4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与上海西郊生产性服务集聚区签署了入驻意向，预计到2010年集聚区总投资额将达到230亿元，年交易额1000亿元，年税收60亿元，成为全国面积最大、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知识化、生态型、枢纽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虽然北京、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广州等其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提供仍局限在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省等局部区域，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从整体上讲，我国“全球城市”的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产生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小，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大。我国低端制造业的比重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并未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从而制约其发展。
　　(三)国内外生产性跨国服务的全球扩张能力比较 随着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以及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加，跨国服务企业开始向全球市场扩张，其扩张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扩张范围及扩张速度。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全球扩张能力方面远不及国际企业。以广告业为例，国际知名传媒集团WPP已经在大陆拥有了数量最多的子公司，并延伸出孙公司。它在海外的各种著名广告和公关公司已经基本都进入了中国大陆。从企业拥有的广告客户的角度讲，国际跨国广告企业也把持着国内外众多具有知名品牌的公司客户(如表3所示)。
　　 从2005年中国广告公司前10名的排序上我们也能得到证明(如表4所示)。
　　在2005年的广告公司前10位中，合资企业与国有企业虽各占5家，但与跨国公司合资的公司占据前5位，而国有广告公司占据后5位；从营业额上看，合资形式的广告公司营业额均在24亿元以上，而国有广告公司营业额均在20亿元以下，可见其竞争实力的差距。相应的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广告公司中却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由此可见，国际广告企业的扩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要远胜于国内企业。
　　(四)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向比较 从国际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相互投资仍然是全球服务业FDI的主体，2001年，发达国家服务业FDI存量占全部FDI的71％。从各国情况看，2000年，日本服务业FDI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占92％，而在对外服务业直接投资中81％投资于发达国家：2001年，英国服务业FDI中，来源于发达国家占90％，而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89％投资于发达国家：2002年，德国服务业FDI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占87％，而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70％投资于发达国家。全球服务业FDI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流动。据统计，2004年，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1／3投向保险领域；欧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媒体、金融等领域；日本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险部门。因此，全球服务业FDI的流向特点也可以反映出全球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特点。
　　从国内来看。我国与生产性服务相关的FDI主要以接受发达国家FDI的“流入”为主，但FDI流入受到制约。以“流入”为主是由于我国在技术与高级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服务方面资源短缺，不能满足进驻我国的跨国公司对中间服务的需求。这就为跨国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投资提供了市场条件，他们往往伴随国际制造业产业的转移而转移，如麦肯光明广告公司随其客户可口可乐公司进驻上海；花旗银行随其客户摩托罗拉进驻天津等。而“制约”则体现在市场需求和市场准入两方面。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大多属于低端制造业，其本身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小；同时，生产性服务具有的知识密集型和服务产品差别化的特性，使得生产性服务的质量在消费前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风险，故国内高质量服务需求者对外资企业提供的服务还不能完全接纳，进而形成市场需求方面的制约。而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在电信、金融、贸易等领域均给跨国生产性服务企业设置了一定的壁垒。
　　
　　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的策略建议
　　
　　(一)提高中心城市的开放度和美誉度生产性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是一国中的最重要部分之一。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不能闭关自守，应该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激活竞争，破除垄断，促使跨越式发展。因此，政府应适当降低对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鼓励其在我国中心城市的集聚，充分发挥其集聚的扩散效应，通过集聚学习带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供给能力，进而提升其国际化程度。通过打造国内知名的“城市品牌”。提升国际化中心城市的美誉度，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并对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起到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准确定位二级城市，引导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在积极促进北京、上海等发展迅速的城市向“全球城市”迈进的同时，政府可根据二级城市所具备的比较优势，有选择的发展服务业产业集群。如苏州、杭州和西藏等资源丰富的城市，可充分发展旅游业，并以此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天津、大连和青岛等港口城市，可努力实现物流中心的形成，并以此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等等。
　　
　　(三)规范市场秩序，创造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政府应规范生产性服务各行业的市场秩序，通过整合资源，构建统一的政务信息网络平台、数据交换中心、数字认证中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健全政府与企业、公众互动的门户网站体系，依法开放政务信息，促进办事程序规范。培育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开发利用公益性信息资源，一方面可为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创造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可吸引更多跨国性生产性服务企业对我国的FDI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