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增长与动态要素质量：理论与实证分析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态要素，质量收益
一、前 言
经济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而生产要素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微观组织也成为经济增长中稀缺性研究所关注的基本对象。在传统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除了具有稀缺性的特征外，还具有静态特征。而随着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市场中的要素作用日趋重要。
邓宁(1977)提出了著名的OIL范式。该理论认为，一国要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国投资和贸易的利得，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就必须获得、利用和开发三种关键的优势，即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等优势。邓宁于1967年至1978年对6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家及地区的对外投资流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将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在OIL范式的基础上，得出一国的对外贸易或跨国公司的兴起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结论，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通论”。其理论的基本核心在于，将所有权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作为对外开放中的标准生产要素，从要素的相互组合关系来分析一国的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所得。
经济发展依赖于生产要素，而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趋势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影响着要素，改变着传统贸易理论中对要素的非现实性假定，即将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存量观点转变到要素流量的观点上来，从静态要素发展到动态要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等证明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指出了其实现的路径和方式。他们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技术要素的内生化作用，在技术进步和“干中学”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其经济分析上的进步在于将经济增长中的要素多元化，增加了新的生产要素，同时，将要素的动态演化通过技术要素的变化表现出来。
从世界市场看，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要素的可流动性，没有要素流动则经济全球化将不存在。这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开放理论中假定要素不能流动的条件，从而将要素禀赋与产品价格间的唯一联系打破。一国可以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实现生产的均衡配置，对生产的传统概念如国际竞争方式、要素禀赋结构、国际分工、国家实力等进行改变，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最优组合。而以生产要素组合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将根本改变以静态要素禀赋或产业结构为基础形成的国际分工。
从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与高级要素开始，单位要素质量的差异性假定就已经存在。在技术和知识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社会生产中，生产同一产品需要不同国家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生产体系中，由于制度、环境、技术、知识要素的兴起，使得在新要素基础上生产的产品可充分实现其所包含要素质量的外溢和提升，从而使得要素质量阶梯由低级要素质量阶梯单向上升为高级要素质量阶梯。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使要素发生改变，从一个低级要素质量阶梯不断地单向朝另一个更高级要素质量阶梯发展。
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成为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根据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EPET)我们知道，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开放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基本上完全而不是局部均等。这些特定条件包括：完全竞争、无交换成本、不完全专业化、相同的线性齐次生产函数、无外生经济、在所有相对要素价格上相对要素密集程度不变、要素质量相同、要素数量不大于商品数量。这种绝妙的阐述最后推广到了n个国家、n种要素和n种物品。但其根本点在于，要素的价格均等不是通过要素的流动而是通过产品的流动来实现的。
总之，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市场情况下，由要素质量来决定要素收益，通过提升和培育高质量要素及要素组合来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为一国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发展的必然路径。
二、要素演进与组合生产模型
自法国经济学家Say(1928)在《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类以来，Cobb和Douglas(1928)在其著名的生产函数中便引入了劳动、资本的两类要素分析。随后Solow(1957)发现了新的“技术”要素。一直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生产要素又引入了知识、人力资本和政府等种类。虽然人们难以正确回答生产要素的种类，但生产要素对开放经济体系下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突出作用却是人们不能忽视的。从产业链分工的微笑曲线中我们知道，一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要素的收益原理决定了拥有稀缺要素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的位置，而拥有大量、廉价丰裕要素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往往处于劣势，在分配收益上由于要素稀缺性的不对称而带来了经济福利的不对称。因此，要素稀缺性收益理论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正确看待要素禀赋的性质，力争在高质量、稀缺要素的构成和培育上完成国际分工体系的上升和前进。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等；而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化通讯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以及大学研究机构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继承的，或是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而后者是需要不断培育的。初级生产要素不再重要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市场上初级生产要素的需求日渐减少，而其供给量却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可流动性在相对地增加。同时，由于跨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中以最低成本获得，因此，其地理位置也不再重要。而与之相对应，高级生产要素对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则日渐上升，企业要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凭借高级生产要素。但由于高级生产要素相对初级生产要素而言是稀缺的，因而其要素收益相对较高。如图1所示，在开放经济体系中，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处于一个多层的经济闭环系统中，在闭环系统中心是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而在最外面是丰裕的低级生产要素。单位要素质量与收益由外至内逐渐阶段性内敛递增，要素价格递增而要素数量递减，在统一闭环系统线上要素收益相等。所以，开放经济下的要素流动将使得生产要素的结构总是由低质量要素向高质量要素转变，以此获得更高的要素收益，实现对外开放的更大利益。
因此，在开放经济体系中，投入要素总是由低质量要素向高质量要素减速发展，且单位要素价格与要素质量递增而要素数量不断线性收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收敛。
命题假设：在开放经济体系中，要素组合的原则是组合要素间的质量阶梯应尽可能最小，从而要素组合的生产收益最大，实现经济增长收敛。
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发表对企业的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关注以来，效率一直被企业所追求。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也可以视为要素的质量高低和收益大小的另一种表现。跨国公司作为开放经济体系下世界市场的微观基础，效率也是跨国公司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作为生产要素国际组合载体的跨国公司，当然成为按要素质量和要素稀缺性分配收益经营的理想生产单位。从要素稀缺性收益分配分析看，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全球市场收益的最大化，其途径就是全球要素的优化组合。因为，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市场往往提供的是生产要素，而企业则可实现高效率的要素组合。跨国公司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要素组合的动态调整，不断实现其整体收益的最大化。其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组合的基本方式有二——静态要素组合和动态集成组合。所谓静态要素组合就是在保持要素性质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物理组合；而动态集成组合就是生产要素性质发生改变，使组合后的新生产要素以更高级、更稀缺的性质出现，从而获得开放经济条件下最大的分配收益。
证明：首先进行要素组合生产收益的几何模型分析(如图2所示)。
假设世界市场上有三种不同质的生产要素f2、f3、f4(要素质量为递增排列f2<f3<f4)，由于要素质量的差异，其要素价格为相应的递增排列Pf2<Pf3<Pf4。开放条件下要素组合的生产收益情况可分析如下(以中间要素f3为例)：
第一种情况：一国开放过程中，以中间要素f3与较高一级质量的要素f4组合。从图2所示，我们知道要素组合的收益为多边形OBCDf4，将该多边形分解有OBCDf4=0BNf4+CDN。因此，在要素f3f4的组合收益中，四边形OBNf4为两要素共同收益，而三角形CDN则为要素人的单独收益。其原因在于要素质量和要素价格上f4>f3且Pf4>Pf3，所以，在要素组合生产中较高级要素收益因为其质量和稀缺性将获得比低级要素多的收益。
第二种情况：如果一国开放过程中，以中间要素f3与较低一级质量的要素f2组合。从图2所示，我们知道要素组合的收益为多边形OBCf3，相对于同较高一级质量的要素f4组合，其总收益损失了四边形f3CNf4。
因此，开放经济条件下低级要素组合的原则应是尽可能地同较高级要素组合，以实现要素的最大收益分配。
如果一国生产要素具有较高级要素特征，在开放条件下可否与低级要素组合生产呢?其分析核心就是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次优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以高级要素人为例)：第一种情况：一国开放过程中，以高级要素f4与较低一级质量的要素f3组合。从图2所示，我们知道要素组合的收益为多边形OBCDf4，三角形CDN为要素f4的单独收益，情况与以中间要素f3为例的要素组合一致。但比较下一种情况其差异就十分突出了。
第二种情况：一国开放过程中，以高级要素f4与更低一级质量的要素f2组合。从图2所示，我们知道要素组合的收益为多边形OAEDf4。相对前一种情况要素组合收益的总净损失为梯形ABCE。
因此，开放经济条件下高级要素组合的原则应是尽可能地同质量差异最小的低级要素组合，以实现要素的次优收益分配。
所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素增长模型的经济意义在于：在对外开放中，一国要实现其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就必须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同时，在要素组合生产中尽可能实现要素质量差异化最小的生产要素组合，而不是不顾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差异进行要素组合生产。
在传统经济分析中，要素基本构成为土地、劳动与资本三种，其构成要素结构的组合虽然较为简单，但在不同的条件下则组合差异很大。如按同一要素质量等级不变排列的话，其组合要素结构最多为四种，如果按同一要素演进质量等级的无限期排列的话(即隐含在知识主导要素允许的条件下，要素质量的提升是一直持续的假定)，从理论而言其组合要素结构为3×n型的矩阵表达:
而在多要素锥体模型中，由于要素结构的多要素演进组合特性，其要素结构的表达为如下n×n型矩阵：
因此，从理论研究上将带来不可能性。但是本文通过简单的一般化论述，却可以说明在不同要素演进质量差异基础上进行要素组合的方向，即要素结构质量双重差异性演进的路径依赖。
如上述两模型所示，对任何一种投入要素来说，其组合有向上与向下两种方向。以要素为例进行组合分析，对于任意两个要素组合时：当i>j时，要素组合收益为正；当i<j时，要素组合收益为负，而经济分析中我们并不关心收益为负的要素组合，故一般可假定为零；当i=j时由于同质量阶梯要素组合故收益不变。因此，要素结构矩阵也可以变化如下：
而此时矩阵A就成为一个上三角行列式矩阵。根据上三角行列式的计算公式，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广义经济要素组合的生产收益分配：A=f11f22…fnn。
如前所述，要素收益与要素价格和质量成正比且为单位递增数列。因此，多要素组合基础上的要素结构最大化的生产收益条件就是，要素质量阶梯差异应尽可能最小。
要素增长模型一方面解释了发展家要进行对外开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间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国际生产合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经济条件可以使得其经济体系中的要素产生外溢效应，有利于培育其高级生产要素，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方向有二：一是发达国家间的要素组合生产，实现要素质量差异化最小情况下的收益最大化；二是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组合生产，实现了生产收益的阶梯转移，从发展中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从发展经济条件好的国家到较次、最次的国家，从而实现其全球产业链收益的最大化。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时并不能得到发达国家最先进技术和要素的原因所在。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的最优路径应是逐步培育其高级要素生产，与世界较高层次经济实行互利合作，逐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阶梯的提升。
三、实证检验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是世界市场上各类不同质量生产要素组合的微观经济载体。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间多种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实证对比分析要素质量和要素质量组合的增长效应。
1.模型的确定
对于一般经济增长情况，我们先确立增长的基本要素条件。假定y是x、z、w等独立变量的函数(同时也为时间的函数)，E(y，x)、E(y，z)、E(y，w)分别为y对x、 z、w的偏弹性，其基本方程有：
如果用ηy，ηx，ηz，ηw分别表示为y、x、z、w等变量的增长率，其经济增长又可以另表示如下：
沿着经济模型的要素增长思路，我们可以将相关要素分解为若干项(包括技术、制度、知识等要素)。但实际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本文将使用6个变量进行分析。用丁表示一国GDP的增长率为独立变量，而x1(FI)表示一国FDI流入存量占GDP的比率，x2(EF)表示一国经济制度的经济自由指数，x3(HE)表示一国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率，x4(EG)表示单位能源产出GDP的贡献，x5(EI)表示一国公共投入占GDP的比率等为自变量。
那么可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下标i表示不同国家，ε为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及样本
由于内生的制度要素如经济自由指数等数据从1995年开始评估，所以中日韩三国的数据样本的选取时间为1995年—2004年。
GDP增长率(y)：以1990年为基数统计增长，所选取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1998-2005国际统计年鉴》。
FDI流入存量占GDP的比率(FI)：数据来源中国社会院出版的《2004—2005世界经济年鉴》，1996年和1997年数据经UNCTAD数据库计算得到。
经济自由指数(EF)：数据来源于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Dow Jones & Company，Inc出版的《2006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率(HE)：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04—2005世界经济年鉴》，2004年和1995年数据进行平移计算得到。
单位能源产出GDP的贡献(EG)：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5国际统计年鉴》，96年数据进行平移计算得到。
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率(EI)：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1998—2005国际统计年鉴》，1997、1999、2001年数据进行平移计算得到。
3.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估计，即首先对中-日—韩三国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然后对估计模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是平稳的，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对三国要素增长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小括号内为t统计量)：
为防止伪回归的现象出现，本文进一步对上述各国回归模型的残差进行ADF的协整检验(如表1所示)。检验形式为不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为0。检验结果充分说明残差是平稳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对三国要素增长模型分析，我们知道：FDI流入存量占GDP的比率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反方向变化。因为，一国FI的比率越高则未来投资国的收益越高，利润回流对投资东道国不利。所以，资本要素如果只是从规模数量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话，投资东道国经济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而其他4个指标表明，一国开放经济体系中的要素质量越高，越是稀缺要素的生产，则经济增长的收益将越大。同理，我们对三国各要素的组合增长进行回归的对比，可以得到各国要素组合系数分别为：aJapan=0.02164＞aKorea=0.004082＞aChina=0.001893。从要素组合的质量阶梯差异来看，日本在 FDI的增长率不如中国的情况下，通过最优或次优的开放要素组合而得到的经济增长福利要远远大于中国的开放要素组合得到的经济福利。因此，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收益应积极实现与高质量、稀缺要素的组合，但却不宜采取跨越式要素组合。
四、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经济增长的方式有很多，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世界市场的要素流动性特征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提升和培育高质量稀缺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和新基础。对于不符合要素组合约束的世界市场内的分工和配置，则不能随意跨越各国生产要素的质量特征而一味追求所谓的最大优势组合。在一定要素质量条件下，通过要素质量阶梯相近的国际生产要素组合，往往是获取本国开放收益最大及进一步提升要素质量、培育高级稀缺要素的有效途径。
经济增长与要素提升、培育紧密相关。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应更多地从外生的数量投入型模式转入以生产要素为内生质量收益型模式上来。注重在要素流动的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要素质量阶梯的上升和高质量的要素组合、培育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鉴于此，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是：
首先，在开放经济体系中，要实现更高阶段的收益和参与更高阶段的分配，应先确立一个按照要素质量收益分配的激励机制。高级要素是稀缺的、高质量的，同时也是高风险和高成本的。因此，包括风险投资机制、专利产权等一系列的要素激励机制应作为开放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确立下来，以培育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实现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政府一方面要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要素质量收益；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提供风险资金，以弥补市场的不足。
其次，在制定要素质量激励机制的同时，政府的制度建设本身作为开放经济体系下的重要要素则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培育稀缺、高质量生产要素有方向性影响的基础学科和应用科学由于其公共产品及非竞争性质，使得不能培育稀缺性高质量生产要素，而只能由社会机构或自主性机构完成。所以，政府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应体现在企业所不能完成的生产要素的培育上。第二，在培育稀缺性高质量生产要素方面，市场体系的建设是培育要素的基础。因为在要素质量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就会在对外开放中成为创造和培育高质量、稀缺性要素的主力和中坚力量。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它使企业有一个主动创造或培育高质量生产要素及其要素组合的制度框架和经营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