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之谜的行为经济学解析
关键词：儒家思想，过度自我控制，奢侈品消费，消费锁定，扩大内需
一、引言
本文借鉴对解释欧美过度消费文化较为有效的行为学时间偏好理论框架，对盛行于东亚国家的儒家思想消费文化进行技术表达和模型分析，从内因的角度解释该地区居民高储蓄、低消费之谜。模型表明，儒家传统的“崇俭黜奢”思想使消费者对奢侈品消费抱有负罪感，会形成“过度自我控制”这一认知偏差，导致消费者实际消费与计划消费发生偏离，表现为消费拖延和消费不足，从而可以解释东亚国家整体上高储蓄、低消费之谜。同时，模型内生的锁定技术能有效抑制消费者自我控制偏差，直接而有效地将消费水平锁定在社会最优水平，因此为东亚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突破口。
本文在第二部分以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对儒家思想进行技术表达，并以此为基础，在第三部分建立模型进行逻辑推演，剖析儒家思想的作用机制。最后是政策含义分析。
二、儒家思想与双曲线贴现
(一)儒家思想的时间偏好内涵
道德文化历来被认为是时间偏好形成与决定的重要因素(Fisher，1930；Becker & Mulligan，1997)，经过长期积淀的儒家思想，在东亚国家居民的时间偏好形成过程中更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儒家思想系统在对待消费与储蓄问题上非常内敛，存在着——种禁欲倾向(傅佩荣，1994)。具体说来，以“崇俭黜奢”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里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孔子把“俭”和温、良、恭、让同视为重要的德目。《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不仅如此，有学者甚至将节俭提到了执政方针的高度：《管子》强调：“国侈则用费，……，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魏源提出：“禁奢崇俭，美政也”。勤俭持家被称为美德，而铺张浪费则被当作是败家子。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使人们在消费生活必需品时心安理得，而在消费奢侈品时则容易产生负罪感。
这种相对保守的消费观，在短缺经济时代能够有助于稳定社会结构，增加积累。但在社会，技术一日千里，经济发展需要消费的推动。儒家思想对消费的内敛与消极就不再合乎时宜了。
儒家思想消费观的保守集中体现在对奢侈品的态度上。奢侈品可分为创造性奢侈品和浪费性奢侈品(拉茨勒，2003)。前者指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升生活质量的奢侈品，如家用电器、消费等等。浪费性奢侈品则指纯粹为炫耀性质的高消费，如“人情面子”消费等。对创造性奢侈品的消费不足是儒家思想影响东亚国家居民消费的典型表现，是扩大内需的重点。
(二)儒家思想影响消费的技术表达：双曲线贴现
儒家思想“崇俭黜奢”的消费观使东亚国家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结构特征上与欧美消费者迥然不同，这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里可以得到鲜明的对照。该模型框架下，消费者的跨期效用和表现为(Laibson，1997)：
消费者的贴现因子结构表现为{1，βδ，βδ2，…，βδt}，消费者在未来t期与t+1期(长期)之间使用的贴现因子为δ，在0期与1期(短期)之间的贴现因子是βδ。其中口是用来刻画消费者短期贴现时存在的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作为特例，β＝1表明消费者没有认知偏差，由此可得到指数贴现模型结果。β≠l时代表着消费者存在认知偏差。
对欧美消费者时间偏好的研究表明他们存在自我控制不足认知偏差，呈现出长期时间偏好率低，短期时间偏好率高的结构特征(Laibson，1997；Strotz，1956)，其技术表达是β＜1，学者们以此解释了储蓄不足、上瘾品消费过度、投资拖延和信息忽略等广泛的议题(Frederick，Loewenstein & O′Donoghue，2002)。
与欧美消费者相反，由于“崇俭黜奢”消费观的作用，东亚国家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不是不足，而是过度。基于同样的逻辑，本文设定β＞1，以刻划其长期时间偏好率低，短期时间偏好率高的时间偏好结构特征：东亚国家消费者在进行长期消费计划时，也许会认识到创造性奢侈品消费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购买时，却会产生对高消费的负罪感，因而踌躇不前，导致消费拖延和消费不足。
虽然β＞1，但由于长期贴现因子δ＜1，βδt还是会小于1，消费者跨期效用函数和仍然可以收敛，模型的演绎也就可以得到最优解。因此本文对儒家思想β＞l的设定在逻辑上是与欧美消费文化分析是一致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三、儒家思想影响消费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
来看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消费者的消费模型。设消费者生存三期，T＝0，1，2，消费在时期1发生，消费者需在时期。决定最优奢侈品消费数量，如果他在时期1消费x单位的奢侈品X，则他可以得到的效用为U(x)，U(x)是凹函数，即U′(x)＞0，U″(x)＜0；付出的成本是xc，该成本在时期2才支付，需要将之贴现到时期l再进行比较。消费者总收入为I，全部收入在奢侈品与必需品之间分配。
受儒家思想影响，消费者存在过度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因此在时期0进行消费计划时，他将时期2消费效用贴现到时期1，贴现因子是δ，将时期1效用贴现到时期0，贴现因子是βδ。他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
MaxU(C0)+βδU(C1)+βδ2U(C2)] (3—1)
到了时期1，消费者从时期2贴现到时期1的贴现因子不再是δ，而是变成了βδ，此时他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变成：
Max[U(C1)+βδU(C2)] (3—2)
具体到奢侈品消费问题，消费者只在时期1进行消费，在时期0进行消费计划时，计划在时期1消费x单位奢侈品，由于该成本xc在时期2才支付.将其贴现在时期l就变成δxc，消费者总收入为I，因此除去奢侈品消费之外用于必需品的剩余收入是I-δxc，将必需品消费效用单位化，则在时期1消费者消费必需品的效用为U[(I-δxc)]＝(I-δxcc)。根据式(3-1)，消费者在时期0的效用最大化函数是：
其最优化一阶条件是：
U′(X*)＝δc (3—4)
其中X*为最优的奢侈品消费数量。
但是到了时期1，从时期2贴现到时期1的贴现因子不再是δ，而是变成了βδ，因此消费者在时期2才支付的成本xc贴现到时期1变成了βδxc，于是剩下来用于必需品消费的收入是I-βδxc，将必需品消费效用单位化，则在时期1消费者消费必需品的效用为U[(I-βδxc)]＝I-βδxc，根据式(3-2)，他在时期1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
这个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U′(X″)＝βδc (3—6)
Xu为时期1消费者在受到过度自我控制的干扰而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愿意消费的奢侈品数量。由于自我控制偏差因子β的存在，消费者的最优条件发生了改变，实际消费与计划消费产生了偏离。
(二)讨论
从式(3-4)至式(3-6)可知，当β＞1时，U′(X″)＞U′(X*)，由于效用函数是凹函数，因此可得Xu＜X*，即实际消费量少于最优消费量，奢侈品消费不足。换句话说，消费者在进行长期消费计划时，知道应该消费的奢侈品最优消费量是X*，但是由于过度白我控制认知偏差，最后实际上消费的只是Xu。比如说的居民收入普遍增加，在接受消费调查时，许多有支付能力的农村居民都表示了强烈的出游愿望，但真正要购买旅游消费时，许多农村居民又踌躇不前，实际的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也一直不见起色(郑群明，2004)。
奢侈品消费的不足的另一面，就是必需品消费的过度。由于储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必需品，或者说消费者会将消费不足而多余的收入带入下一个消费周期，表现为储蓄。从而高储蓄率也得到了解释。
依据本文模型结构，储蓄过高、消费不足的结论的取得，依赖于β＞1的技术设定。因此只要受到儒家消费思想的影响，无论发达程度怎样，消费者都会表现出同样的消费特征。中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概莫能外。
四、政策含义：政府干预的政策创新
儒家思想对消费的自我抑制及其带来的高储蓄率在东亚国家的建设资金积累和经济腾飞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经济持续高速之后，儒家思想中这种对消费的消极保守态度又导致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市场萎缩，成为东亚国家普遍遇到的内需不振的根本内因。同时各国传统刺激消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由于对儒家思想作用机制的认识不足，也缺乏针对性，从而助长了政府干预无序和无为的局面。
本文对儒家思想的作用机制的逻辑演绎及模型结论，包含了丰富的“政策内涵”，不仅拓宽了政府干预的边界，而且对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分析技术的采用，也为实现干预政策的创新提供了技术平台。
(一)传统干预政策
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β＝1，不会出现消费不足问题，因此也无须干预。但在实际上，各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普遍都实行了降低消费成本c的政策。
本文模型结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并能为精确的干预幅度提供指引。为降低消费成本c，政府可以倚重的主要是财政政策，如补贴、公共支出和减税等等。如韩国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就部分地带有补贴性质，如水网、电网、路网的改造等。设c为干预前价格，干预后奢侈品价格为c′。由式(3-2)和式(3-4)可知，需要使δc＝βδc′，则需要的降价或补贴的幅度为：
如果β值为1.25，则所需的减税或补贴幅度为20%。
(二)干预政策创新：β与消费锁定
如果β＝1，儒家思想对消费的抑制影响会消失，政府干预措施也就没有必要。因此，对β值的控制比传统的对c的干预效果更为直接和显著，是干预政策创新的突破口。
行为经济学框架内，对偏差因子β起作用的措施主要表现为锁定(commitment)。锁定是指为防止未来的相机抉择行为，消费者或外力协助消费者提前进行投资或消费支付，利用惩罚机制来强制消费者实施最初的计划。例如在进行旅游这种奢侈品消费时，预付款就是一种典型的锁定行为。在时期。的付款相当于一种沉没成本，使得消费者在时期l，无论其偏好如何变化，也不得不完成预定的旅游消费(Loewen-stein & Prelec，1998)。换句话说，锁定相当于将β值固定在1的水平上，从而达到强制消费者完成最优消费的目的。
按作用主体的不同，锁定有外部锁定与内部锁定之分。外部锁定主要包括法规、组织纪律、合同契约等；内部锁定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强制，主要表现为消费理念及一些自定的消费规则(Laibson，1997)。外部锁定作用直接、迅速，内部锁定技术则比外部锁定技术作用更持久。比如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禁止其教徒对某些食品的消费，就非常有效。
(三)东亚各国刺激消费的政策评析与建议
为刺激消费，传统干预政策是降低消费成本c，东亚各国在补贴、公共支出和减税等方面都较为积极。韩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以公共基础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刘迎秋、郭庆方，2005)。东南亚危机之后，韩国于2001年降低个人所得税，2004年又降低包括汽车在内的13种奢侈消费商品的消费税。日本为了对抗经济衰退，于1998年实施了总额为4万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1999年又公布了税制改革纲要，加大了对住房消费税等相关税收的减税力度(刘浩远，2007)。中国为刺激消费出台的政策包括税改、福利房改、实行周末双休和黄金周长假期、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扩大农村居民收入等等。
增加公共支出、减税等传统政策的短期刺激作用较明显，但这些政策存在一个上限。如韩国新农村运动成绩显著，迅速改善了农村消费和生活水平，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是消费的进一步升级仍然面临着瓶颈，因为即使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得象日本一样，也仍然难以避免十多年的消费低迷。
相比之下，反而是一些技术性的措施作用更直接。中国政府制定的“黄金周”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居民的旅游及相关消费。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也通过修改节日法，尽可能将国家法定假日与双休日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三连休”(连续三天休息)、“五连休”和“黄金周”等长假期，方便国民外出旅游休闲，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假日消费潮。
从本文模型逻辑来看，韩、中两国的新农村建设以强大的社会动员为前提，内涵了一种组织纪律锁定技术。中国的福利房改是一种政策规定，逼迫人们提前买房。这两种政策都同时带有锁定和补贴性质。“黄金周”政策作为政策法规，带有强制性，等于是规定了人们对闲暇这种奢侈品的最低消费水平，也相当于一种锁定措施。因此这些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纠正儒家思想所带来的消费认知偏差，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像中、日两国“黄金周”这样的政策规定纯粹是技术性的，不占用任何财政资源，却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持续的刺激消费的效果，充分展现了锁定技术在纠正消费者认知偏差上的威力。显然，为更好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东亚各国还需要更加系统地设计与提供类似的锁定干预技术，实现干预政策的创新。
欧美国家消费者之所以形成目前的过度消费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扩张经济政策的长期推行和“消费才是爱国”长期宣传的结果。这种消费理念的形成相当于内部锁定技术，日、韩等经历过新农村运动的国家仍未彻底解决好低消费问题，恐怕与对这种内部锁定能力培养的忽略不无关系。由于内部锁定技术比外部锁定技术作用更稳定、更持久，因此，东亚各国在优化政府外部锁定干预技术的同时，更要从战略上将理性消费观的培养放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