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关于美国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述评
关键词：福利资本主义，劳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隐性契约论，美国
福利资本主亦称“私人福利资本主义”，是美国企业为了应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出现的劳资关系危机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即由工商业公司，而不是政府或工会，自愿为工人提供不属于工资的福利。这一方案曾经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纳，并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场有影响的福利资本主义运动。许多企业雇主、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政府官员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坚信可以通过福利资本主义这种适合于美国企业的形式，来缓和因化、城市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诚然，作为一场大规模运动，福利资本主义在新政前就失去了势头。不仅如此，全面的福利资本主义计划的实施，包括福利补贴、终身职业、公司工会、管理人员培训等，也只是“局限于几百家精英公司，其雇员大致占美国企业中从事生产的工人的15%-20%。”然而，由于它们是美国最成功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如电气、化学工：业公司及化的大众消费品公司，所以吸引了来自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福利资本主义当时的覆盖率并不高，而且作为一场运动已经停止了，但它的影响却一直没有消失，在后来的企业劳资关系的中始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今天的微软、沃尔玛、柯达、摩托罗拉等大公司仍然实行经过改进的现代福利资本主义，许多美国工人现今视为理所当然的企业福利往往都起源于20世纪初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福利资本主义在美国促进了一种思想理念的形成，即大企业有责任承担其雇员的福利。这种理念对美国公私混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福利资本主义兴起之日开始，美国学者便开始了对它的研究，这一研究到60年代末形成高潮，并扩及好几个不同的学术领域。白1996年以来，随着美国社会对大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展开的大讨论，美国学术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学术热潮，至今仍在持续升温。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关注。本文对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评述，就是希望能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在美国福利资本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展开早就应该开始的学术探讨。
一
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美国虽然没有论述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专著，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散见于美国政府的报告、劳工领袖的言论及学者们的文章中。当时关于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是资方削弱工人谈判权和维持不平等财富分配的努力；另一种则断言福利资本主义是雇主使企业更具人性化的尝试。持前一种观点的主要是劳工领袖和传统劳工史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从工人运动或是工会的角度分析雇主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到了福利资本主义不利于工人运动发展的一面，往往夸大了其负面影响。根据这一观点，雇主实施福利资本主义的惟一目的就是破坏工会并对工人分而治之。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认为，雇员代表计划或是公司工会，是资方支持下旨在取代独立于资方的工会的伪组织，而不受企业控制的工会才是真正的战斗性组织，只有后者才能保护并提高工人的分配份额。
欧文·伯恩斯坦(1rvingBernstein)在其1960年出版的劳工史名著《贫乏岁月》中也持这种观点。此书虽然还不是一本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专著，但是对福利资本主义进行了认真分析。在伯恩斯坦看来，福利资本主义主张本身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因为它拒绝工人有任何关于工资和工时的谈判权力；另外，雇主实施福利资本主义的动机也非常明显，主要是避免工会主义的影响，并尽力通过仁慈的方式来制服工人。罗伯特·奥赞(Robert Ozanne)在《麦考密克国际农机公司劳资关系一百年》中分析了该公司内部的福利事业，也含蓄地指责了企业家的欺骗性，说他们不是真诚地尽力帮助工人而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与上述劳工领袖和劳工史学者所持观点的出发点不同，企业史学者和管者则往往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评价雇主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于是，他们发现福利资本主义是十分可取的企业管理模式。根据这种观点，工会其实是局外人，除了干预雇主与雇员和谐的关系外不可能根本理解公司内部的运作，反之，雇员代表计划才能反映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以人性化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优化管理和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著名企业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Nevins)和欧内斯特·希尔(E.Hill)在《福特：扩张与挑战，1914-1933》一书中甚至认为，企业雇主进行福利资本主义实践，不仅是因为他们期望从劳工那里得到回报，也是因为这些行动是合乎道德的。美国劳工统计局在1913年、1919年及1926年出版的一系列题为“雇主福利工作”的报告，也是代表这种观点的较为重要的。这些报告由简短的描述性案例组成，生动地层现了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在美国不断扩大的趋势，其宗旨是引导福利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著名的劳工史学家和管理学家约翰·康芒斯江R.Commons)早在他于20世纪初出版的《工业友善》和《工业政府》两本著作中，就对雇主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他在《工业友善》中列举了可供选择的5种雇用管理模式，其中公共设施模式、友善模式、市民模式可以说是典型的福利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康芒斯的这些思想后来渗透到了管理实践中，不但奠定了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还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开了理论上的先河。这些研究和结论显然是对劳工领袖与传统劳工史学者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偏见的一种纠正，但它们本身也有不足之处，既无法解释像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雇主为什么同时支持军事管制和福利政策，也没有正视那些坦率承认福利措施是一项有利可得的投资的雇主的思想动机。
简而言之，在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初期阶段，重大成果还比较少，主要是传统劳工史学者的有关著述和企业史学家的尝试性研究。由于学者们各自的研究视角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早期的研究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客观公正地评价企业雇主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
二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劳工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福利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到90年代中期，无论是新劳工史、劳资关系管理学还是学领域的学者，大都倾向于视福利资本主义为一种允许工人参与改进的劳动控制形式。在将福利资本主义等同于劳动控制时，学者们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控制”一词的，即控制是为了实现雇主努力追求的许多目标，如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会道义、避免劳工激进主义等。学者们就此达成的一点共识是：福利资本主义是企业界针对劳工问题作出的应对决策，它的发展与另一种处理劳工关系的模式——镇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除此以外，他们在劳动控制论下就福利资本主义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的研究存在诸多歧见，可以说众说纷纭。这些问题包括雇主实施福利资本主义的动机、雇员反应、福利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持续时间等等。
首先，就雇主实施福利资本主义的动机和雇员的反应来看，一部分学者仍然遵循传统劳工史的看法，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旨在反对工会主义及政府干预的保护性措施，并没有赢得工人的支持。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斯图尔特·布兰德斯（S.D Brandes)于1970年出版了美国学术界第一本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专著《1880-1940年的美国福利资本主义》。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阐述了福利资本主义的起源、内容、范围及各种具体措施，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不过，作者在论述福利资本主义动机及效用方面并没有逾越传统劳工史学家(如伯恩斯坦等)对福利资本主义的解释框架。他也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旨在反对工会主义及政府干预的保护性措施，不但没有受到雇员的欢迎，反而招致雇员的敌意。理查德；爱德华兹(R.Edwards)的《竞争地带：20世纪工作场所的变革》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激进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和资方管理策略的历史发展，在论述到福利资本主义时和布兰德斯持有类似的观点。
当然，和上述观点意见相左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认为雇主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虽有反工会主义及反政府干预的意图，但主要是希望通过提高雇员福利以获得更高的效率，所以福利资本主义不但使雇主受益，同时也赢得了雇员的支持。在《做一笔新交易：1919-1939年的芝加哥产业工人》一书中，利莎贝思·科恩(L.Cohen)研究分析了芝加哥地区主要制造业公司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及雇员的反应。她发现大萧条前芝加哥地区这些企业的工人对福利资本主义比较满意，即便在大萧条中期，大部分工人也不愿意放弃福利资本主义。里克·哈尔彭(R.Halpem)撰写的“外柔内刚：芝加哥屠宰加工厂的福利资本主义”一文，则着眼于芝加哥屠宰加工厂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作者虽然强调福利资本主义措施与传统的分而治之的高压政策并驾齐驱，但同样认为福利资本主义得到了企业雇员的支持。
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要复杂一点。例如，杰拉尔德·扎哈维(C.Zahavi)通过对约翰逊制鞋公司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的个案研究得出结论，该公司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相当成功并赢得了雇员的忠诚，甚至可以说帮助企业走出了大萧条。不过，他同时也指出，雇员并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其雇主的家长式统治，而是不断地努力改善其周围环境，使自身受益。事实上，他们与雇主之间达成的是一种协商的忠诚。·斯蒂芬·迈耶三世(S.Meyer Ⅲ)在《5美元一天：1908到1921年间福特汽车公司的劳动管理与社会控制》中，一方面承认福特汽车公司20世纪初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使工人和雇主同时受益，另一方面又指出雇主在实行福利资本主义时对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所持有的矛盾态度。这就是说，雇主既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又尽力控制或强迫工人按照他们所期望的理想方式去生活和工作。结果，许多工人的生活的确改善了，但是却要被迫遵循同一种生活模式而失去了变化的余地。20年代末，当福特汽车公司的“5美元一天”计划由于成本昂贵而不得不终止时，亨利·福特又重新求助于传统的侦探和监工来管制工人。丹尼尔·M.雷夫(D.M.Raft}在“福特公司经济环境中的福利资本主义”一文中，则以福特公司在1913-1914年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为例，强调雇主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是源于自身的生存和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利他主义或对社会的责任。
除了雇主实施福利资本主义的动机及雇员的反应以外，福利资本主义对后来的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如科林·戈登(C.Gordon)在《新政：1920—1935年间的美国企业、劳工与政治》中论及新政的起源时，便提及了20年代福利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联邦社会保障立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商业界渴望消除福利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竞争。吉尔·S.夸达格诺（J.S.Quadagno)在“福利资本主义与社会保障法”一文中则强调社会保障法是政府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协调、妥协的结果，福利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爱德华·伯克威茨(E.Berkowitz)与金·麦奎德(K.McQaid)在《创建福利国家：20世纪改革中的政治经济》一书中，概述了从1880年到1980年美国社会福利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们认为，实践福利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与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政客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此外，就福利资本主义的持续时间来看，学者们也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大萧条终止了福利资本主义。例如，斯图尔特·布兰德斯承袭了传统劳工史学家的观点，认为福利资本主义在20年代已经很不稳定，甚至是接近消亡，大萧条仅仅是给这个脆弱的结构以最后的一击。大卫·布罗迪(D.Brody)虽然也承认大萧条终止了福利资本主义，但提出了不同于布兰德斯的观点。他认为20年代福利资本主义非常活跃，得到了雇员的支持，如果没有残酷的大萧条，很可能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的典范模式。不过，布罗迪只是在其文章的结尾处才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并没有作充分的论证。这一任务是由后来的学者如利莎贝思·科恩等人完成的。至于丹尼尔·纳尔逊(D.Nelson)撰写的《经理与工人：1880～1920年美国现代工厂制度起源》一书，则把雇主福利资本主义的结束时间提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桑福德·M。雅各比(S.Jacob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改变了福利资本主义在美国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他们发现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及其后并没有消失。劳资关系学者雅各比于1985年出版了《雇用官僚制：1900-1945年间美国中的经理、工会与工作改革》一书，修正了一些劳工史学家把20年代看成是福利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传统看法，指出20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成功，但也没有结束。许多公司为了应对大萧条后出现的高涨的工会主义，以及新增加的公共部门对私人雇用实践的监督，在30年代又加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措施，并使之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霍华德·M.吉特尔曼(H.M.Gitelman)在其中也得出了与雅各比一致的结论：“大萧条与其说宣判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如说它帮助粉碎了曾经错误地认为取得成功的幻觉。”此外，伊丽莎白·福纳斯—沃尔夫(E.Fones-Wolf)在“1934～1960年间产业工人的娱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福利资本主义的复兴”这篇论文中，以产业工人的娱乐活动为例，论述了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状况。20世纪30年代，部分企业雇主在面临困难时中止了工业娱乐计划，可是另外一部分企业雇主，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雇员的雇主，在面临工会的挑战时，更加坚决地通过提供娱乐活动来赢得雇员的忠诚。
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已经能够较为客观地分析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改变了早期或者仅仅强调其不足，或者仅仅突出其优势的片面观点，并且尝试超越过去学者们单纯就福利资本主义论福利资本主义的趋势，开始将福利资本主义放在美国发展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探讨福利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福利资本主义持续时间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改变了早期关于福利资本主义在大萧条前即已终止的论断。不过，这些新的进展还只是开始。真正重大的研究成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取得的。
三
1996年5月，白宫召开了探讨公司责任问题的会议，美国一些最大的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公司的总裁参加了会议。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与会的总裁们说：“在自由企业制度中，任何企业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创造利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其他的责任(社会责任)。”这一会议召开之际，美国公众对诸如柯达和IBM之类的大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缩小规模，并大量裁员的情况备感焦虑，大企业到底应该如何承担其社会责任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伴随着政府及公众对企业责任问题的关注，美国学术界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学术热潮。1997年，桑福德·M.雅各比的《庄园：新政以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和安德里亚·托恩(A.Tone)的《仁慈之事业：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工业家长式统治》几乎同时出版，成为这次热潮的先行者。随后，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成推波逐浪之势。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修正了传统观点，而且拓展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领域，以致在综合性史实论证和理论分析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
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重大进展首先表现为在综合性史实论证方面的新成果。雅各比的《现代庄园：新政以来的福利资本主义》一书，通过对柯达、西尔斯和汤普森三家公司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的个案研究，有力地论证了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后继续发展并持续至今的观点。作者认为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并未消失，而是进入了地下，即避开公众的视线，在保留其基本特征的情况下重新进行调整，从而逐步实现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最终形成了20世纪末美国大公司中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基本体制。作者在承认前人关于福利资本主义避免工会主义和国家统制主义干预企图的同时，将关注焦点主要放在其独特的福利资本主义上，即工商业公司，而不是政府或工会将成为现代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源泉，从而拓宽了以往学者对福利资本主义的理解，使福利资本主义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同样是新的学术热潮的弄潮儿，安德里亚·托恩在《仁慈之事业：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工业家长式统治》一书中，扩展了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地理和理论疆界。他不再像早期大部分学者那样只是把福利资本主义看成是在一个城市、公司或行业内的现象，而是将之视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通过对进步主义时代福利资本主义全盛期的研究，托恩得出结论：福利资本主义一方面反映了雇主根深蒂固的要控制劳工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工、资本家和政府在20世纪之交展开的全国性大辩论。这场辩论关注的不仅是资本家如何最好地控制劳工，而且包括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企业福利改革的长远意义以及劳动者自身的权利与自治。作者还认为，以往的学者夸大了30年代后福利国家主义取代福利资本主义的程度，其实福利国家只是补充而并非取代了福利资本主义。
李.J.奥尔斯顿(1J.Alston)和约瑟夫·菲里0.P.Ferrie)的《南部家长式统治与美国福利国家：1865—1965年间南部的政治、经济与制度沪一书则根据南部种植园主拒绝社会保障法而坚持家长式统治的历史事实，在更大范围内证实了雅各比关于福利资本主义度过了大萧条而持续存在的观点。克里斯托弗·勒库耶尔(C.Lecuyer)在论述70年代以来波士顿和硅谷地区高科技部门劳资关系中出现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倾向时，提出了与雅各比@有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该地区工业部门的合作主义并不是受到柯达等大公司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而是有它自身的根源和促进其兴起的其他因素，诸如20-60年代福利资本主义在该地区企业中的成功经验，强大、好斗的工会的存在以及企业家反对新政扩大对企业干预的保守主义政治承诺等等。
珍妮弗·克莱思(J.Klein)在2003年出版的《为了所有这些权利：企业、劳工与美国公—私福利国家的形成》一书，是美国学者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这本书中，作者论述了1910-60年代美国私人保险业与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美国私人福利制度与公共福利制度之间的竞争。她拒绝了将20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与新政福利国家及集体谈判绝然分开的传统观点，强调美国的社会福利分配从20年代到新政及其后时代的连续性。不过，作者认为正是由于私人福利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才使权力平衡倾向于资方，渐趋形成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福利国家。美国社会对私人福利的过度依赖是导致今日社会无保障的根源所在。因此，作者更倾向于由国家承担整个社会的福利责任。
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在理论分析方面取得的新成果。虽然美国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福利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研究和重新评价，但是长期以来缺少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所以在福利资本主义是否在大萧条时期已经瓦解的问题上才会有不同观点。这一理论任务是由经济学家森口千晶(Chiaki Moriguchi)完成的。在“美日制造业公司劳动关系发展演变：历史与制度比较分析(1900-1960)”一文中，作者利用博弈论和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了大萧条引发的制度变化。她认为，美国与日本大制造业公司在20年代采取的“企业福利主义”举措，是建立在内部强制机制基础上的隐性雇佣契约。而30年代则是个分水岭，因为两国自此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美国的大部分雇主由于受到大萧条的影响而拒绝履行隐性契约，引起工人及公众的期望发生变化，导致了建立在第三方强制基础上的显性雇佣契约的发展。与此相反，在受大萧条打击不太严重的日本，多数大公司雇主则保留其隐性契约，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力图减轻企业波动的消极影响。。日本的经历似乎表明，如果美国的大萧条不如此严重，那么企业福利主义可能也会扎下根来，并最终盛行于美国的大企业。这一论断支持了布罗迪在7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如果没有残酷的大萧条，福利资本主义很可能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的一种典范模式。不过，作者也指出还有一些例外或者说特例需要考虑，例如奥尔斯顿和菲里的著作中谈到的南部农业中的福利资本主义计划，及雅各比书中列举的继续实行福利资本主义的企业。在这些特例中，隐性契约仍然存在。因此，大萧条在美国也并未使所有的雇主完全拒不履行隐性雇佣契约。
在“美国福利资本主义者不履行他们的隐性契约吗?从1920-1940年公司一级数据中获得的初步发现”一文中，森口千晶运用博弈论框架作了进一步论证。她在分析了美国最大的和资本最雄厚的14家公司在大萧条期间及后来实施福利资本主义的状况后得出结论：在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下，一部分福利资本主义者拒不履行隐性契约，另外一部分则继续履行隐性契约，不过后者是特例而不是一般模式。公司一级的数据和对资料的比较研究表明，除了大萧条的严重性以外，内在强制机制的有效性也是解释福利资本主义者作出不同反应的重要原因。：到60年代，美国没有工会组织的大公司采纳了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资历基础上的福利规定和工作保障，此时企业实施私人福利资本主义所要履行的责任已经从隐性契约转向了显性契约。只是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以隐性契约、雇佣保障、可随意支配的公司福利为特征的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才再次在美国制造业公司中传播开来。这样，雅各比的研究结论便在理论上也有了立足之处。
综上所述，从早期劳工领袖和劳工史学家对福利资本主义带有偏见的传统评述，到桑福德·M.雅各比、珍妮弗·克莱恩等较为客观的论述，美国学者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不但探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动机、举措、意义、持续时间以及对美国劳资关系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美国福利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从美国学者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都是就福利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在美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即使有少数学者涉及美国福利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例如，爱德华·伯克威茨与金·麦奎德在《创建福利国家：20世纪改革中的政治经济》一书中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不过，此书是有关20世纪美国福利制度的通史，该书有关美国福利资本主义的论述只能是相当简略的，无法达到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应该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另外，安德里亚·托恩在《仁慈之事业：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工业家长式统治》一书中试图探讨政府、劳工与福利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也仅仅聚焦于进步主义时代。科林·戈登和吉尔·S.夸达格诺在他们的著述中只是部分涉及福利资本主义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而未能从美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珍妮弗·克莱思虽然论述了福利资本主义在美国私人福利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但她却得出了很难令人苟同的观点，即福利资本主义的这些作用和影响是当今美国社会更加无保障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将福利资本主义置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研究，是美国学者尚需努力的方面，也是学者研究福利资本主义应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