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波动关系研究综述
一、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演化
经济增长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哈罗德(1936；1939)提出的“刀刃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之后，希克斯研究了当刀刃上增长率不能维持时的经济波动问题。其所创造的IS—LM分析方法令人印象深刻。而索洛研究了如何保持刀刃上的经济增长路径问题，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先河。
在早期，研究经济增长与波动之间关系的方法一般都是基于市场非出清的路径，如希克斯的加速数理论，其本质上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这样就存在复数解的可能，从而引进了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在二阶差分方程框架之下，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外生地变化增长率来观察波动是如何变动的。希克斯的结果显示：当增长率增加时：(1)不会影响周期的存在性；(2)周期波动幅度缩小；(3)周期波动的频率保持不变。该理论是建立在先验基础上，并不是建立在个体期望效用最大化基础上，所以不能避免“卢卡斯批评”。另外，这里的增长率变化是外生变化的，只能说明增长率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不能解释经济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验证了个体预期的重要性。理性预期革命使宏观经济学有了重大变化。之后，人们在建立模型时，不能不考虑经济主体预期的作用，都寻求把宏观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自从70年代以来，研究经济波动的理论主要有三个路径：
1．新凯恩斯理论。这个学派引人理性预期、动态优化等各种方法充实了凯恩斯理论，建立了价格与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基础。由于该理论框架建立在价格不能迅速调整以及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等基础之上，这就很难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融合在一起。而且这个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货币的作用及如何去消除经济的波动，以达到经济平稳增长的效果。比如，研究菲利浦曲线的存在性及其如何利用它来减少失业率等等。所以并不适合进行波动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研究。
2．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从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和Long and Plosser(1983)的工作开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在80年代末，90年早期成为主流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标准的RBC模型里面，通常假设所有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调整非常迅速，市场处于连续出清状态，货币的作用微乎其微。另外，RBC模型通常假定波动只受那些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驱动，而不是偏好的波动或财政变量的波动。RBC实质上是一个没有货币冲击只有技术冲击的商业周期均衡模型。RBC模型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其实证方面的良好结果，它能够大体上解释经济波动的传导机理，该模型相当于一个滤波器，能把相当小的独立的技术冲击变成持续性高的、强度比较大的经济波动。由RBC模型模拟出来的一些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等)的时间序列波动特征与实际数据大致相符。但也有经济学家批评其良好性质完全来自于对技术冲击的随机过程假设(Evans 1992；Basu 1996；Gali 1997；Coglevand & Nason 1995)，而与经济个体的行为关系不大，经济含义不丰富。近几年的大部分工作针对这个波动源进行了改进，把来自偏好、投资效率、资本调整等各方面的冲击引入模型。有部分工作是把这个波动源内生化。
King、Plosser & Rebelo(KPR，1988a；1988b)扩展了标准的RBC模型，把经济增长引进去，很好地把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结合在一起，为研究经济增长与短期波动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与早期的加速数理论模型相比，KPR模型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1)基于动态一般均衡原理，建立在市场出清的基础之上。(2)建立在个人效用最大化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先验知识，有坚实的微观基础。(3)包含了经济主体的预期作用，避开了“卢卡斯批评”问题。通过刻画的方法，同样，我们可以变换不同的增长率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问题。可以发现，在标准的KPR模型里面，增长率增加经济波动的幅度扩大，周期的长度减少。这与希克斯的加速数模型的结论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增长率仍然是外生的。而且由于在标准RBC模型中的经济波动源泉来自于外部冲击，所以KPR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率对经济波动影响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该模型同样不能解释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一个很的扩展就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来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3．确定性动态过程(Deterministic Dynamics)。与 RBC模型假设波动源泉是外生的不同，确定性方法认为经济波动完全是一种动态现象，是内生的。这一类方法延续Ramsey模型(无限生命)、Diamond (1965)的OLG(跨期迭代)模型以及萨缪尔森(1958)的生命周期与个体异性的方法，经历了传统的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两个阶段，前者只能研究经济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后者可以同时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但是，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长、均衡的增长路径存在性、稳定性等有关长期增长方面的课题上，却很少关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波动含义。在传统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分支认为预期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同时认为增长路径也受预期影响。这类往往在OLG模型框架下通过证明模型中存在多重均衡点，存在不确定性现象，预期的变动使得在这几个或无穷个均衡点之间变动，从而总体上表现为经济波动，换句话说，经济波动是一种均衡现象(Farmerl999)。
上面已经提到，如果要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理想的理论框架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之下，这样既可以研究经济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研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方面的开创性文章方面，Aghion & Howitt(1992)把熊彼特的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现在很多内生增长模型都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的，包括研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类文献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可通过以下几点来理解： (1)经济波动可以起清除作用。比如，在衰退时期，那些低效率的公司消失，公司重组加速，使资源配置给那些高效率的公司，衰退使得资源的错误分配加速纠正，最后达到增长加速的效果。(2)熊彼特的波浪理论。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比RBC模型中技术冲击更加复杂的过程。大创新大周期，中创新中周期，小创新小周期。发展研究那些具有广泛使用的重大技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人力、物力都是从生产部门转移出来的，所以会暂时引起产出的降低。在技术创新出来以后，生产技术提高，产出会增加得更多，从而表现为经济波动，同时增长率也会更高。
二、实证证据及最新研究动向
Fatas(2000；2001)认为，人们忽略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因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波动方面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如Jones (1995)证明投资具有单位根性质，而GDP增长率却是平稳的，但是由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出两者之间有线性关系，从而得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不适合于美国的结论。另一方面，Mankiw、Romer & Weil (1992)用索洛增长模型就可以把实际经济变量模拟得很好，也不需要内生增长模型。但是，Bemanke& Gurkaynak(2001)与Easterly & Levine(2001)等用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表明并不支持索洛增长模型。Ramey & Ramey(1995)的实证结果表明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与其波动率呈反向关系。Fatas(2000)把波动的高持续性与经济增长率联系起来，引入经济波动的不对称性，用98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发现经济周期的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支持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同时刻画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现象。
Jones等(2000)通过引入人力资本把RBC模型扩展为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实证证据表明内生增长模型可以比RBC模型在解释经济的波动，特别是劳动力供给的波动性、年度GDP增长率、劳动力生产率的序列相关性方面表现得更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做实证时，并不需要先把数据分解成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部分。Tumovsky & Chattopadhyay (2003)基于61个家的数据，研究了当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完备资本市场的情况下，经济波动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侧重于风险对增长率的影响。作者发现贸易波动率、政府支出波动率、货币政策波动对增长率都有负向关系。
Torben & Anne(2000)通过显示16个OECD国家的商业周期的转折点与长期趋势的结构变化点之间在时间上接近来证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趋势之间并不相互独立，而是有联系的。该文只说明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存在性，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影响。
以上的实证证据说明用内生增长模型同时刻画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以及它们的关系是适用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而且大部分证据都表明经济波动幅度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
Kory & Huw(2002)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与经济波动的频率有关。当经济波动频率为NBER所定义的商业周期波动频率时，两者呈反向关系。当经济波动的频率更大时，两者关系比较模糊，甚至可能是正关系。Blackburn & Pelloni(2001)基于一个含有干中学的随机内生增长货币模型，通过一个显示解把外生扰动的一阶二阶矩与内生经济变量的一阶二阶矩直接联系起来，证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直接由扰动的性质(名义扰动与实际扰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灵活工资与粘性工资)来决定。长期增长率与名义扰动的波动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实际扰动的波动率呈正相关关系。当劳动力价格是灵活变动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当存在工资粘性时，两者关系不确定。Blackbum & Ragchaasuren(2003)则基于一个随机增长模型证明：如果技术进步主要是内部学习，则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当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外部学习，那么两者呈反向关系。这些说明经济波动并不总是有害的，关键是要分清楚波动的原因。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在下一步研究过程中有必要考虑经济波动的不对称性，要分清楚扰动是正向冲击还是负向冲击，而且是名义还是实际扰动等等。
所有上面的研究在把增长率内生化的工作方面都做的很好。但是在处理波动时，大部分都是假设存在外生的干扰因素，如假设技术冲击服从AR(1)过程。明显地，一个很的模型扩展就是把冲击具体化。由于实际经济系统非常复杂，首先不能穷尽各式各样的冲击。更别说要具体描述这些冲击的机理。但是就我们要研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只详细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可喜的是，Francois & Lloys-Ellis(2003)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该模型基于Aghion & Howitt(1992)方法，把在技术上的投入决策内生化，从而也把技术创新给内生化了。在他们的模型框架之下，经济增长率是内生的，经济波动也是内生的，这就为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统一的框架。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都只对实际经济进行研究，都没有引入货币。长期以来，货币一直被认为是具有长期中性与超中性的。但是，有货币增长模型证明，从长期来说，货币长时期的高增长率供给会导致高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增长率减少。这说明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另一方面，货币短期波动的长期含义几乎没有被研究过。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各要素市场并不发达，正处于深化过程，金融系统的融通功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货币并不只是一层面纱。如何在Francois & Lloys-Ellis(2003)模型中引入货币将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是经济学研究史上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一块未开垦地。弄清楚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意义尤其重大。首先，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看待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其次，有利于正确看待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波动问题。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有利于加深认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稳定与发展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基本政策原则。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国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稳定与发展对中国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一直保持高增长态势；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稳定与发展之间似乎没有矛盾，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的进一步显现，我们也将面临一系列问题。譬如，针对比较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政府基本上坚持以发展促进就业的思路，这里就存在着保持多高增长率合适以及增长质量如何保证的问题，而增长质量的提高又与产权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如果现在采取比较激进的改革，经济出现波动，那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需要进—步研究的。另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国有股减持问题。从理论上讲，大家都认同国有股减持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但是市场人士也很清楚，减持一旦实施，市场将面临剧烈波动。随着经济的发展，类似的问题会愈来愈多。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