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与美元化
关键词 拉美 汇率制度 美元化
汇率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拉美国家的经济进程中，汇率制度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进口替代的“黄金时期”到70年代的负债增长时期，从80年代“失去的10年”到90年代的经济改革，汇率制度对拉美经济的运转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90年代末以来，在讨论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美元化。尽管迄今为止已有3个拉美国家实施了美元化，但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美元化不可能成为所有拉美国家的选择。
一 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a)将汇率分成以下几类：(1)硬性钉住，如货币局制度。(2)中性类别或“软性钉住”，如固定钉住、爬行钉住、水平波动和爬行波动。(3)浮动，包括不设定中心点的管理浮动和独立的浮动。9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浮动汇率制。
与浮动汇率制相比，固定汇率制的长处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固定汇率制可以降低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减少汇率风险，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避免国际收支失衡，也便于贸易商和国际投资者进行结算。但是，固定汇率制意味着“引进”汇率钉住国的货币政策，因而容易在国际范围内传播通货膨胀。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维系汇率的稳定。
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能使汇率对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做出敏感的反应，从而有利于外汇市场保持均衡状态。由于浮动汇率制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不需要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因此政府不必持有大量国际储备来支持汇率的稳定。此外，浮动汇率制有利于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永远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当然，浮动汇率制也有其内在的弊端：首先，它助长了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其次，不利于各国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最后，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常常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国民经济结构和政策取向。一般说来，开放度很高的国家以及希望获得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国家会选择浮动汇率制。(2)宏观经济状况。通货膨胀率经常居高不下的国家一般都愿意采用固定汇率制，因为从理论上说，这种制度有利于货币当局制定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而且还能强化投资者对这种货币的信心。(3)利益集团的力量。作为一种重要的相对价格，汇率对整个社会中的不同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贸易品的生产者不喜欢固定汇率制，因为在通货膨胀得不到控制时，固定汇率制容易导致币值高估。换言之，固定汇率制排除了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因而不利于他们提高竞争力。此外，贸易品的生产者还不愿意看到浮动汇率制导致的汇率波动。(4)政府的能力。在固定汇率制之下，政府无法用积极的汇率政策或货币政策来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它只能用其他手段做出有效反应。因此，如果政府是由几个政党组成的，或政府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很弱，那么它就很难选择固定汇率制。(5)选举前的考虑。货币贬值不仅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会降低公众的购买力，因此，在大选前家一般都避免对货币进行贬值，以免引起选民的反对。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家常常会在临近大选时实施稳定化计划。这种计划不仅能控制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在较短时间内刺激经济。
汇率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认为，钉住汇率制能导致低通货膨胀率，但也会降低生产率的增长。且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在金融全球化时代，汇率制度的选择确实能对国民经济的运转产生重大的影响。
正如Balassa等人(1986)指出的那样，80年代以前，即在实施进口替代化的过程中，“拉美国家不是用汇率来使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是经常把它用作其他目的，如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确立信心而使名义汇率保持稳定。此外，它还被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工具。”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拉美国家越来越明显地把汇率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和应对金融全球化的必要工具之一。早在60年代，就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在选择汇率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维系国民经济对外部门的稳定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价格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又有人提出，最佳汇率制度的目标应该是在面对各种不同的“冲击”时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由于冲击的性质不同，力度不同，加上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因此，汇率制度是否“最佳”，应该取决于冲击的性质和力度以及经济结构的特点。这些研究过于偏重理论分析，因此其结论似乎很难适用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现实。
应该指出，不同的汇率制度有不同的利弊。Mussa(1986)对工业化国家在1954～1970年期间实施固定汇率制情况与它们在1973—1984年期间实施较为灵活的汇率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灵活的汇率制度下，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Mussa对比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段，并不是对同一时期的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进行对比，因此，这一结论受到质疑。例如，Baxter等人(1989)认为，1973年以后，实际汇率的波动幅度固然较大，但固定汇率制度下?正率的波动幅度与浮动汇率制度(或其他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下汇率的波动幅度同样大。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两个国家分别于1989和1991年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委内瑞拉为了对付国际收支危机而从固定汇率制转向较为灵活的汇率制，阿根廷则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而从较为灵活的汇率制转向货币局汇率制度。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汇率制度不同，但它们的实际汇率都呈现出明显的稳定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前，拉美国家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当时，为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拉美国家采用了高估币值的做法。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或其他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如管理浮动和爬行钉住等。然而，由于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币值严重高估。
币值高估不仅打击了拉美国家的出口能力，而且还导致资本外逃。如在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中，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数额高达350亿美元，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分别为25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80年代初，阿根廷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相当于阿根廷外债总额的一半以上，墨西哥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墨西哥外债总额的2／5，而委内瑞拉人的国外资产则几乎等同于委内瑞拉的外债总额(Balassa et al，1986)。
为什么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允许币值高估的现象长期存在?众所周知，货币贬值使资本货、中间产品和工业原料等投入的价格上涨，从而提高的生产成本。为了维持利润率，企业将被迫裁减工人，从而加剧失业问题。这显然是政府决策者不希望出现的不良后果。此外，对于许多拉美的决策者来说，贬值在政治上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会使包括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在内的进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从而引起公众的不满。但在币值高估的条件下，资本货、中间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商品变得相对便宜，依赖于这些商品的工业企业就会受益。可见，高估本国货币币值实际上是对工业发展所需进口投入的一种补贴。
针对币值高估的问题，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智利和巴西)曾在60年代采用了爬行钉住汇率制度。虽然这一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爬行钉住汇率制只能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有限幅度内贬值。这些国家之所以不允许贬值幅度扩大，主要是因为决策者担心贬值幅度扩大会导致货币崩溃。
2002年初，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委内瑞拉放弃了爬行钉住。至此为止，“肮脏的浮动”汇率制开始在拉美占据统治地位，中央银行只是在必要时才进行干预。这使拉美国家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时拥有更多的灵活性。
在过去几十年拉美国家实施的各种汇率制度中，钉住汇率制颇为引人注目。钉住汇率制构成了拉美反通货膨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化计划(实际上就是把汇率作为“名义锚”)一般有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般说来都比较成功，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但在第二阶段，汇率高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三阶段，汇率高估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经常项目的平衡面临巨大压力。当政府认识到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因为一旦国际投资者预料到高估的实际汇率和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难以为继，他们就会迅速逃离，从而诱发金融危机(Dornbusch，1997)。墨西哥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对钉住汇率制大加鞭挞。
然而，必须指出，他们的批评具有片面性。钉住汇率制固然使许多拉美国家的币值高估，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金融危机，但它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功效却是不容忽视的。此外，一般说来，钉住汇率制减少了实际汇率波动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拉美汇率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汇率制度。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发展家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本国的汇率制度加以必要的调整。正如Collins(1996)所说的那样，“固定汇率很少是一成不变的，而要经常被调整；那些被确定为‘灵活的’汇率制度，通常包含着大量的管理。”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汇率制度相对稳定也是非常必要的。
2.蒙代尔(Mundell)的“三者不可兼得论”(the incompatible trinity)在理论上提出了决策者在处理资本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面临的难题。在现实中，拉美国家的决策者似乎也经常面临这种“两难选择”：或为了获得货币稳定性而放弃汇率的灵活性，或为了寻求汇率的灵活性而放弃货币的稳定性。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拉美国家的决策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货币的稳定性，因为拉美国家深受通货膨胀之苦。除此以外，拉美国家的决策者还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降低实际汇率是非常必要的，但这样做会降低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由此而来的“政治成本”是不容忽視的。
3.与东亚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汇率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1970～1992年期间，拉美国家实际汇率的波动指数为13.4，而东亚发生“奇迹”的国家(地区)仅为6.2。Arize(1999)等人认为，汇率的波动和易变不仅对该地区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且还会导致国际收支危机或削弱未来美洲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潜在好处。拉美国家实际汇率欠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拉美国家的货币政策经常发生变化，进而使汇率政策无所适从。(2)政治局势不稳定导致资本外流，使汇率面临巨大的压力。(3)拉美的汇率制度本身经常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实际汇率大起大落。
二 美元化与“超国家货币”美洲开发银行前首席学家Hausmann等人(1999)说：“在拉美，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似乎并没有产生真正独立的货币政策。相反，有时它却导致利率居高不下。这些弊端似乎增加了固定汇率制的吸引力。然而，如果汇率经常保持固定，保留本国货币有何意义?为什么不采用一种超国家货币(supra-national currency)?”他们所说的“超国家货币”，就是指抛弃本国货币，以美元取而代之，即美元化。
美元化是一个国家将美元作为其一部分或所有法定货币的进程(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1999)。美元化通常分为三种：(1)非正式美元化(unofficial dollarization)，即本国居民非正式地使用一种外国货币，尽管这种使用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如在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许多拉美国家)；(2)正式美元化(official dollarization)，即外国货币的使用得到了上的承认(Bogetic，1999)；(3)半正式美元化 (semiofficial dollarization)，即本国货币和美元同时合法流通，如在巴哈马、柬埔寨和一些巴尔干国家。半正式美元化实际上是一种货币替代 (currency substitution)，即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人们为规避货币贬值而在经济活动中把美元(或其他外国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应该指出的是，在国外学术界，美元化并非仅仅指美元。换言之，用美元以外的其他外国货币来取代本国货币，也叫美元化。例如，IMF副总裁费舍尔(Fisher)曾说：“我使用美元化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把一种外国货币作为本国的法定货币，即从本质上放弃本国货币。这种外国货币不仅仅指美元，也可以指欧元，尽管欧元化(euro-ization)这个词的用法现在还不普遍。”
对于美元化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褒者认为，美元化能带来以下好处：第一，由于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不复存在，出现货币风险或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可以被消除，以本国货币计值的贷款与以美元计值的贷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消失。第二，它能减少对货币进行贬值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利率上升，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据估计，阿根廷实现美元化后，由于利率降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提高2个百分点，高于铸币税的损失对经济增长率的消极影响(0.22个百分点)(Hanke and Schuler，1999)。第三，它为长期融资提供了保障。第四，美元化能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也能强化财政纪律。尤其在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均居高不下的国家，这一优势更为明显。第五，尽管美元化不会解决银行部门中的所有问题，但它能避免投机者对货币的攻击，也能减少外部冲击的不良影响。第六，在本国货币疲软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对富有者阶层的影响小于对穷人的影响。美元化能避免这一点，因而能改善收入分配。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汉克(Hanke)似乎是美元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曾受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的委托，与另一经济学家舒勒一起，于1999年2月10日向阿根廷政府提交了题为《阿根廷实施美元化的计划》的报告。汉克在《欧洲货币》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早在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说过，任何一个拥有中央银行的家是注定要遇到厄运的。因此，弗里德曼建议发展中国家抛弃中央银行，通过建立一种正统的货币局制度这一途径来使本国货币与一种强硬的货币联合，或实现正式的美元化(Hanke，1999)。”汉克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是正确的。汉克还将98个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一组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央银行，能随意制定货币政策；另一组发展中国家或采用货币局制度，或实现了美元化，因而无法随意制定货币政策。1950—1993年期间，第二组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比第一组国家高54%，而第一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则比第二组国家高4.9倍，预算赤字平均高出65%。在汉克看来，为了避免“货币民族主义”风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种混乱，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其货币与强硬的货币结为一体。
美元化的反对者则认为，美元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第一，美元化会损失大量铸币税。这种损失包括存量损失(stock cost)和流通损失 (flow cost)。前者是最初用外国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取代本币后带来的铸币税损失，后者指实现美元化后逐年出现的铸币税损失。第二，在一个彻底实现美元化的国家，由于本国货币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实际上转让给了美国联邦储备。而美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只会考虑本国利益，不会考虑外国的利益。第三，实现美元化后，政府会失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例如，政府无法在必要时进行贬值，也无法在必要时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第四，实施美元化的国家的商业周期会受制于美国。例如，美国联邦储备为了控制经济过热而经常采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这对于希望刺激经济的拉美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除经济学家以外，其他人还从角度出发；对美元化提出了批评。例如，在美国出版的具有左翼倾向的《战斗》周刊发表了一篇抨击美元化的文章，题为《从萨尔瓦多到厄瓜多尔：苦力劳动者抵制美元化的影响》。文章指出，“面对半殖民地国家遇到的动荡和危机，拉美的一些资本主义政府为了把美元作为其货币而正在采取行动。……美国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喜欢别的国家把美元作为其官方货币，主要是因为美元化能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和问题，从而使帝国主义银行、投资公司或其他公司能把资本转移出这些国家。”
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拉美人开始关注美元化。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一些工商界人士呼吁当时的塞迪略总统立即实施美元化，以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1999年1月21日，即在巴西金融动荡爆发后数日，阿根廷政府宣布，梅内姆总统已要求中央银行提交一份实施美元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吉多蒂认为，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加快的世界经济中，与180种不同的货币打交道是没有意义的。他要求其他国家衡量一下保留本国货币的代价。他说，当前的经济趋势告诉我们，市场所指的方向是世界上货币的种类最终会减少。2000年10月初，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工商部也宣布，这个加勒比岛国赞同实行“部分美元化”，而一些工商界人士(尤其是业经营者)则赞同彻底的美元化。最为弓1人注目的是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这两个国家分别于 2000年9月和2001年1月实现了美元化。
应该指出的是，也有不少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认为，他们的国家很难用美元来取代本国货币。例如，墨西哥前财政部长吉里亚坚决反对美元化。他认为，阿根廷确实得益于固定汇率(将比索与美元挂钩)，但对墨西哥来说，自1994年金融危机以来，浮动汇率制最好。智利前财政部长阿尼纳特也对美元化持怀疑立场，认为对于智利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来说，汇率管制中的两个极端是不可取的。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弗拉加说，固定汇率制适合于阿根廷，正如浮动汇率制适合于智利那样；对巴西来说，考虑到它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浮动汇率制是合适的。
美国对拉美国家实施美元化的愿望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欢迎态度。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萨墨斯曾说过，美元化因其具有稳定性而能吸引一些国家的政府，但有意走这条路的国家必须为接受最终结果而做好准备。他还指出：“除了一个国家自己的政策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影响这个国家的最终结果。”他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实施美元化，它应该首先与美国进行技术上的磋商。
当然，也有少数美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实施美元化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例如，美国参议员Mack(1999)指出，美元化将使美国获得以下好处：（1)有利于美国增加铸币税。(2)由于美元化排除了贬值的可能性，美国在这个美元化国家的投资将得到更好的保障。(3)美元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从而为美国扩大对这个国家的出口创造了条件。(4)由于美元化减少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不必提供紧急资金援助，从而使美国的纳税人受益。这位参议员甚至建议国会制定法律，允许财政部在新兴市场“推销”美元化。美国联邦储备达拉斯分行行长麦克蒂也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元化“或许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总体说来，美国的态度很難说是积极的。
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元化不可能被所有拉美国家采纳。事实上，即便在整个世界，实施美元化的国家(地区)也为数不多。但是，人们对美元化利弊的争论，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心它们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然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在任何时候适用于所有国家（IMF，200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