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美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周期
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对美国投资信心起到重要的支撑，而当前美国面对双赤字的巨大压力，如何继续维持投资信心对美国经济十分重要，而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判断是一个重要前提。更何况从角度看，美国现政府期望连任的预期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投资旺盛，使国民财富上升，方能赢得国民支持。因此，近期美国经济数据的调整明显具有政治利益的需求，也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竞争，焦点集中在对经济的期望和指责。2004年7月30日，美国商务部对2001年以来经济数据进行了全盘修正。2001年美国一至四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原来分别为：—0.6%、—1.6%、—0.3%和2.7%，全年经济增长为0.5%；而修正后分别为：0.5%、1.2%、1.4%和1.6%，全年经济增长为0.8%。这里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衰退是否存在。如果依照这些数据修正审视美国经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2001年11月宣布的经济衰退实际并没有发生，美国经济衰退与复苏将出现“混乱”。但是从当前美国总统选举竞争角度看，美国经济数据的修正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美国现任总统布什的连任，因为布什与克里的竞争焦点集中在经济与反恐方面，而布什获胜的筹码在于经济。
美国经济增长周期始于1992年4月，如果依照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2002年的界定，2001年3月至2001年10月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美国经济增长周期持续为120个月，超过60年代106个月的增长周期。但是如果依照美国商务部2004年7月31日修正的经济数据，美国经济衰退并不存在，美国经济的增长周期一直延续至今已经达到159个月(截至2004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周期的巨大变数将是判断其经济政策、结构调整和汇率走势的重要依据和前提。从历史看，2002年8月1日美国商务部有一次重要的经济数据修正，使美国经济衰退出现，美国经济衰退与复苏处于争论与不确定状态。而今2004年再次修正却否定衰退，经济持续周期得以继续延展，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政治因素以及投资信心或许是美国经济重要的心理需求作用；况且美国经济调整与结构问题的双赤字并存，不仅增加了美国经济研究的复杂性，而且也加大美国经济的严峻性，对美国经济负面效应逐渐扩大。因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周期或许将继续延续，但是美国经济实质已经有所消耗并减弱，当前美国经济周期的态势已经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差别。
经济政策组合
美国货币政策始终以强势美元抓住国际金融市场信心心理的变数，在政策与技术之间迂回，以强势美元作为信心心理支撑，采取灵活和技巧配合的战术，对自身经济政策组合和其他货币政策产生较大的作用和影响。在美元强势货币政策之下，美国经济政策组合其他部分突出体现在财政、石油、减税和利率政策的协调，总体趋势是政策组合受阻明显，经济政策协调困难。
首先看美国财政政策的逆转。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化既是经济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2002年以来，美国财政赤字问题逐渐加重与上升，对经济心理和实质的抑制性十分突出，经济政策组合的不协调突出显现在财政赤字的不支持性，进而影响美元汇率摇摆性扩大。美国债务赤字巨大，每天都需要来自其它国家上十亿美元资金弥补赤字缺口，而一旦资金流入速度减弱，必将对美国财政赤字形成更大的压力与风险。美元汇率对投资信心的支持作用因财政赤字出现而受到削弱，更因财政赤字的恶化而困惑。目前美国2004年财政年度前10个月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3957.8亿美元，必将超过上年的3742.7亿美元；加之贸易逆差数据的另一层面压力，美国双赤字的存在将不利于稳定发展，经济政策组合中财政政策已成为政策组合中核心因素。
其次看美国石油政策的战略。2004年6月份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趋势逐渐扩大，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达到50%，接近50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不仅有石油供求之间的原因，也有石油外围政治因素的冲击，尤其是国际投机所导致的市场惯性的推助，都使石油价格涨势难以抑制。但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石油政策，特别是石油长期战略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石油战略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国际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当今，伊拉克石油敏感地区的冲突、暴乱影响，使石油供应减少，石油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石油供求紧张性进一步扩大。而美国经济正处于较为关键时期，石油经济命脉对美国经济乃至政治意义的突出性，成为美国石油政策关注协调焦点。2004年中旬以来一段时间里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走高，与美国石油储备状况紧密相关，美国石油储备的下降信息，对石油市场价格冲高具有直接联系。美国的石油战略处于国际石油战略研究的中心，石油是美国全球政治利益的主要战略目标，美国政治部署和经济需求使石油战略筹码上升，并成为敏感的政治经济神经线。布什执政以来，美国经济决策和对外关系转变都与石油战略紧密联系。特别是从科索沃危机到伊拉克战争，不同程度影响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趋势，表明全球和国别经济、政治、军事、金融多角度的融合与交叉，综合战略筹划和远见给予石油供给、石油资源新的竞争与挑战。21世纪初期，争夺海湾石油资源仍将是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的重要涵义之一就是确保美国的海外石油供给，地缘政治风险就是要消除影响美国全球石油掠取战略的任何可能性，最终则服务于经济利益。
再次看美国减税政策的效应。减税政策是布什政府执政以后美国经济政策层面的重要变化之一，这一重要经济政策也是诱导美国财政赤字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布什执政后所主张的减少财政盈余，加强减税举措，以减税刺激和拉动经济的计划涉及9年减税1.6万亿美元，实施周期于2002年10月1日开始；减税的核心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并占到整个减税计划的56%，主旨是刺激消费，防止经济衰退。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其减税方案实施以来，不仅未对美国经济调整发挥作用，或发挥作用有限，反之进一步加大贫富差异，扩张性财政支出，缩小政策协调空间。因为布什的减税方案主要是提升富人在个人所得税负担中的份额，而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人的口袋。因此，2004年8月13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的3年减税中，美国20%的最低收入纳税人人均减税250美元，而1%的最富纳税人，人均减税却达到78460美元。虽然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一经济理论需要不同的经济条件，并非一概而论。对于美国联邦财政而言，刺激经济增长从减税开始到实际发挥作用，其中的时间效应和财政空间是必要的条件因素，而减税本身的弊端将不利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均衡。而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增加，显然不利于减税的效率与结果，减税的正面影响被政府大规模扩大开支所抵消，更因伊拉克战争特殊的财政环境而恶化，日益加大的军费开支无疑成为赤字扩张的重要基础。目前，美国财政已由2000年财政盈余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到2004年可能将变成财政赤字占GDP的4.6%。美国的减税政策不仅加重财政赤字规模，也使财政政策环境更加恶化。尤其是在2002年预算报告里布什提出扩大军费开支、实行社会保险计划部分私有化等预算政策，这些必然导致联邦预算盈余进一步下降，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不仅影响布什政府回购国债等计划的／顷利实施，使政府与在资本市场争夺资金，而且也严重干扰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最后看美国利率政策的转折。美联储2001年初至2004年6月连续13次的利率下调举措，是其政策调控之最，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被动”局面。在对美联储13次降息的观察中，可以看出美国股市有7次上涨和6次下跌，传统经济理念与现实已经有所不同，新经济的涵盖已经将信心心理提到重要位置，并有预期因素的扶持。但利用利率刺激经济依然是主要目标，尤其是面对2004年的美国大选，经济复苏对政府支持愈加重要。美联储加息不仅是考验自身，也是验证市场，为未来美国综合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打下基础，对美国新经济政策组合具有摸索意义。因此，美联储在2004年6月30日和8月10日两次加息共50个基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为1.5%。而美国利率政策抉择的焦点在地缘，国内经济变数仅是次要数据。尤其是从美联储5月4日和6月30日例会的经济环境看，美联储加息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并没有特别变化，只是受制于政治因素为主。
经济结构重组
从美国经济结构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繁荣时期的新经济崛起和不确定的两个阶段。1992年—2000年是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最佳周期，新经济也因此而扩大，经济结构为“一高两低”良性循环，经济高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呈走低趋势；为此2000年4月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一专题会议界定新经济，将所谓的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视为新经济的重要标志，并融入信息化、全球化良好互动。因此，美国经济结构出现三大结构特点，即新经济服务业占据主导，达到70%的比例，传统产业占19%的比重，信息产业占10%这样一种转变传统产业主导的局面，进而显示出经济强劲增长态势。美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强化，促进服务业就业人数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1988年的28%增至1996年的39%，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所占的份额则从原来的70%降至60%。
当前全球制造业向服务业发展的转移，一方面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其中美国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世界制造业就业不断减少是类似于上世纪农业人口持续减少的一种全球性趋势，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现实。因此，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特点与以往具有明显不同，过去传统经济时期的复苏，经济增长相对高速(一般在4%左右)，就业增长也在4%上下；而今美国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失业率在5%以上。传统经济理念已经随着经济环境与条件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不是独一无二的问题，而是很多年前就开始的一个全球性经济趋势转变的组成部分。新经济形成高效的物质产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与传统模式下大量人力投入或设备扩张已经完全不同，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换为数量型经济和质量型经济，呈现依靠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模式，进而经济结构调整也必然影响经济数据的份量与作用。综合看美国经济结构问题，既要看到传统经济对经济起步增长的作用，更要看到新经济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推动力量。
国际格局
从欧元问世到9.11事件，从国际金融到国际政治层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并对美元货币地位带来新的挑战。因为9.11伤及了美国经济积累和观念，欧元在逐渐“瓜分”美元份额，进而无论从经济和货币层面都使美国加紧国际战略的选择与应对。而美国经济与货币主导的绝对优势地位和积累的比重，使美国拥有机制先机和战略远见。回顾90年代以来诸多国际经济金融焦点问题的出现，美国相对主动性突出，灵活驾驭与主宰经济金融状况明显，进而始终占据国际竞争格局前沿。
尤其是全球化与区域化理念的博弈，使得美元地位与比重始终维持强势。面对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模式和周期的差异，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博弈突出显现在三大货币的竞争上。三大主导货币体经济和政治理念的不同，直接导致金融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博弈。美日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不仅使美日货币协调明显，而且也刺激投机欧元的扩大；美元兑欧元和日元的一跌一稳中，美日默契和美欧竞争显露清晰。欧元区和欧洲大陆相对均衡的经济、金融和政治等层面的融合，使欧洲区域化具有基础与优势条件，进而成为区域化的典范，促进全球区域化进程的加速；而美日经济规模与市场份额以及发展水平的世界前沿，使他们难以与贫穷弱化的广大发展家相融合，必然以全球化显示其优势和利益，进而出现美欧日不同的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观念差异，以及经济金融竞争的策略与战略。比较而言，美国货币政策的灵活、透明效应占有主动，战略性的政策抉择，美元货币政策更着眼于未来；欧元区货币协调的艰难性和经验不足，使其眼界受限于当前；日元货币政策受制于美元和自身金融沉重的负担，局限于已有的积累支撑，日本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效果已经逐渐弱化，并加大日元投机炒作。相比较日元对美元的挑战与威胁弱化，且美日经济理念和政治意图的趋同，更加大两者之间货币政策与策略的“默契合作”。因此，三大货币体呈现美元主动调整，欧元、日元难有自主。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和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中，美元的愈加明显，短期将难以转变。政治因素影响
地缘政治和国别政治已经是美国经济政策与发展的重要参考层面。2004年5月—6月美联储例会的利率抉择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尤其是6月30日美联储例会顺利实施预期的利率上调，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提前两天实施伊拉克政权移交，明显避开原定6月30日政权移交的敏感时间，政治对美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重要意义格外突出。目前伊拉克依然是国际反恐的主战场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焦点。从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到伊拉克报复美国士兵，以及伊拉克杀伤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从伊拉克石油管道遭到破坏，到伊拉克政权移交过渡，都使地缘政治紧张甚至恐怖心理加重。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包括地缘扩大和心理扩大两个层面。特别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华尔街面临恐怖袭击的严重性在扩大，对美国经济短期影响虽然不大，但中长期作用很难预料。地缘政治问题已经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隐患，处理不当必然导致地区冲突及局部战争，对局部经济的冲击将必然存在，而美国一直是核心焦点因素。更为醒目的在于美国大选的变数，2004年美国大选结果的政治意志将会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中长期综合政策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美国经济。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处于关键时期，经济复苏和增长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从当前竞选趋势看，由于“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外反应渐趋尖锐，布什竞选受压明显，克里当选的可能性在提升，结果如何仍是一个谜。
总之，美国经济追求的数量最大化、质量最优化、效率最高化，从而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新经济中成本和效率、投入和产出极大体现了经济质量的提高，进而促成美国经济历史最长的增长周期的出现。而事实上依然可以确认的是，美国经济规模是世界最大，经济结构效率是全球最优，经济利益收获是世界最佳，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