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
[关键词]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
在如何看待20世纪拉美百年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有成有败。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本文试图通过简要回顾和归纳拉美百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来论证后一种观点，并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一 百年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和两次模式大转换
20世纪初拉美处在第一个经济扩张阶段，这种出口带动的经济扩张结束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第二个经济扩张阶段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1982年的债务危机为之画上了句号。1982年以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两次大转换：即从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化模式的转换，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向以非传统产品为基础的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转换。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适应了发达国家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利用外国资本建立起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发挥拉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而有力地促进了拉美的经济增长。虽然1913年国际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不利于这种模式的种种迹象，但直到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拉美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后，拉美国家才调整发展方向，其主要国家放弃了黄金本位制，对消费品的进口实施了汇率控制和歧视性贸易限制，并采取了反周期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做内向增长模式。国家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和税收、信贷激励为制造业活动提供方便，进口替代工业部门以及为满足这些工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和服务业成为最有活力的增长部门。到20世纪50年代，在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理论的倡导下，更多的拉美国家转向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许多国家的政府承担起推动工业化的责任，建立国有，并通过道路、堤坝、公用事业等建设合同促进新的企业家形成。全地区的经济在整个50年代年均增长5.1%，工业年均增长6.9%，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基本完成。这时，工业化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如内部市场狭小、外汇缺口加大、财政赤字增多，最重要的是没有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内部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东亚国家在市场饱和后，能很快转向出口替代，但拉美国家却转向了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部分资本货的高级进口替代，虽然巴西、墨西哥有转向促进出口模式的倾向，但1973年以后大量低利率贷款的涌入，使它们走向了“负债发展”的道路，错失了向正确的发展模式转换的机会。“内向发展是对1913年以后国际市场动荡的为一种合理反应，拉美的问题在于，这一阶段启动太慢而延续时间过长。”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在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拉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调整发展战略，实施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奉行一种以非传统产品为基础的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但在实际运作中，不少国家出现了过分贬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循序渐进的重要性的倾向，因而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
拉美发展模式的转换也可以归纳为从开放到封闭再到开放，其对外出口商品量的变化情况(年复合增长率)反映了这一特点。20世纪初拉美国家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7%，与发达国家的4.2%相差不大。1913-1950年，拉美为23%，比发达国家的0.7%要好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国家对拉美初级产品需求增加所致。1950—1973年，拉美的表现较差，为3.7%，而发达国家为9.4%，拉美的贸易壁垒和保护增加了，没有很好地利用发达国家贸易扩张的机会，而同期韩国为20.3%，地区为16.3%。1973—1994年，随着拉美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增长率有所加快达到62%，1994-2000年间又增至8%，这两个时期，拉美国家的增长高于发达国家(分别为4.7%和6.6%)，但仍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平均数(分别为11.7%和12.3%)。阿尔伯特·赫希曼将拉美的这种从市场到国家干预再到市场的政策制定中的走向极端的现象称做“钟摆现象”，钟摆是机械的，说明拉美缺少通过达成共识来修正其左右摇摆和产生连续性的能力。
二 经济增长绩效相对突出
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中，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其他发展家的经济增长绩效比较，拉美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据安德列·A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20世纪GDP增长研究的结果，1900-1998年，该8国组合的GDP增长率为42%，高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组合(I)2.8%的平均增长率，也高于由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英联邦组合(Ⅱ)2.8%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于美国(Ⅲ)3.1%的增长率，但略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合(Ⅳ)4.8%的增长率。与第Ⅳ组合的差距主要是在1950年以后拉开的。
从人均GDP来看，1900-1998年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1.9%，而西班牙、葡萄牙为2.0%，法国等发达国家组合为2.0%，美国为1.8%，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合为2.8%。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相对较低，这与拉美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1900-1994年拉美6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1%，而同期上述4个组合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8%、0.8%、13%和1.8%。
从具体历史时期看，1900-1913年是拉美国家传统出口导向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其GDP增长率为4.1%，高于上述其他4个组合中(2.0%、22%、4.0%和1.8%)的任何一个。1913—1929年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仍保持为4.1%，而上述4个组合分别为1.5%、22%、4.0%和3.8%。1929—1950年因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国际贸易体系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增长绩效下降为3.9%，但与其他组合(分别为1.4%、1.3%、2.6%和1.8%)相比仍然是高的，这主要归因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工业化基础好和市场大的国家绩效更突出，如巴西为5.0%、墨西哥为4.0%、委内瑞拉为5.9%、哥伦比亚为3.6%)，地理位置远离欧洲战场，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1950-1973年，由于拉美国家没有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的战后重建和不能享有战时先进技术的商业利用，也因发展战略失误未能抓住战后国际贸易快速扩张的机会，同时，拉美国家的发展潜力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发掘，而其他国家却有很大的恢复空间，因此GDP增长率为5.4%，基本落后于其他组合(5.8%、5.7%、3.7%和8.4%)。1973-1980年拉美国家在“负债增长”战略的支撑下，GDP增长仍达到了4.8%，由于遭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第1、Ⅱ、Ⅲ组合分别下降为2.7%、23%、2.1%；但韩国和台湾地区则为7.7%，高于拉美国家。1980-1989年拉美国家因陷于债务危机而下降到1.5%，其他组合分别为2.7%、2.6%、3.0%和8.0%。在1989-1998年间，由于拉美国家转换了发展模式，GDP增长率重新上升为4.0%；其他组合为25%、2.0%、2.4%和5.5%，拉美仅次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合。
三 技术进步先快后慢
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对科技进步的重视并不晚，早在19世纪后期，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就开始重视技术的发展，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推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拉美国家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弥补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差距。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该地区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1945—1973年，拉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了3%，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43%和发达国家的4.5%并不低多少。投资率占GDP的比重由1950年的16%上升到1973年的19%。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生产设计、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在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战略部门中政府领导了研究与开发。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末，拉美主要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居于优势地位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拉美经济陷入危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拉美的技术进步相对落后了。如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该地区GDP的0.4%，仅仅高于北非(0.3%)、撒哈拉以南非洲(0.3%)和一些中东国家(0.2%)，低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就国别而言，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达到了占GDP的1%的水平，而东亚的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却占GDP的1.6%，相当于拉美的4倍。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东亚在美国和欧洲获准的专利数分别是拉美在两地获准专利数的7倍和5倍。如果以世界科技专利产品的科技密集度平均数为100，拉美对美国和欧洲出口产品的科技密集度指标分别为5和3，而东亚5国(地区)则为58和19，东亚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远远高于拉美。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投入不足外，最重要的是拉美的科技创新体制不健全，科研与开发活动多集中在高校和政府科研部门，企业本身很少从事这类活动，从而限制了应用技术的推广和吸收。
从发展看，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阿根廷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实行面向大众的初等教育，是20世纪拉美最早由国家免费向所有人口提供初等义务教育的国家。巴西在19世纪末城市人口的识字率约为50%。智利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了初等义务教育。哥伦比亚在19世纪中期开始推动初等教育，到20世纪初识字率占到总人口的30%。墨西哥在1910-1917年革命后也开始实施了初等义务教育。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拉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教育成就显著的时期。1950年文盲率为42%，到1987年降为16%。在所有拉美国家，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末，小学教育的覆盖面达到学龄儿童人数的90%。高等教育扩张最快，18—23岁年龄组的人口中，196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只占3%，到1980年升至13.5%，到1988年则增长了5倍。但是，拉美的教育质量并不算高，初等教育存在晚入学率高、重读率高、辍学率高的三高现象。1980年15-19岁人口中没有读完小学的竟将近50%。同时，拉美存在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倾斜的现象，一般来说，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回报率要高于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因此，教育经费过多地用于高等教育，会使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得不到提高。1980年以后，与经济衰退同步，拉美的教育出现了滑坡现象。到2000年，拉美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等级的入学率分别为99%、55%和27%；成人文盲率降为12.7%，但全地区人均受教育的时间是5.2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从生产率的角度看，据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1950-1980年，三者各占的比例为22%、38%和40%；20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20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进步的贡献。第一个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占40%，说明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技术进步含量比较高，20世纪80年代下降为35%，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同劳动力投入增加和资本投入减少是一致的。到20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为39%，说明尽管有所改善，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没有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20世纪最后20年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
四 宏观的失衡持续存在宏观经济的失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国内财政的失衡上。拉美国家与东亚相比，私人储蓄率较低，经济的资本积累长期依赖外资和政府储蓄，由于宏观经济管理不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通货膨胀问题长期存在。
20世纪拉美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国际支付危机，从而改变了拉美经济的发展方向。第一次支付危机发生在大萧条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最主要的国际中心，在奉行美元外交的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拉美各国在发行公债、取得公共部门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日益转向美国，大量美国资本涌向拉美，但各国几乎没有将贷款用在生产项目方面，有些国家的贪污腐败令人震惊，据估计，仅有约36%的美国贷款被用于基础结构项目。结果，当1929年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公共和私人外债的固定名义利率保持不变时，无形中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负担。在还债支出不变而出口收入下降的压力之下，进口数量和价值不得不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进口关税无法维持，大多数拉美国家经历了政府更迭，接着就是拖欠债务和以后15年间流入拉美的私人资本的近乎中断。发展战略由外向转为内向。二战后，该地区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贷款，到1968年来自官方渠道的资本占该地区公共外债的60%。20世纪70年代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大量石油美元涌向欧洲货币市场，各银行急于找到有利可图的贷款对象，而拉美国家的宏伟发展规划急需新的资金来源，遂成为其首选市场。但到1981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带来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贸易价格下跌和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盛行，拉美国家的出口受阻，外汇收入减少，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急剧上升，因浮动利率和私人贷款性质而形成的债务无形增加，从1979年底至1982年，拉美债务总额由1840亿美元猛增至3140亿美元。以墨西哥于1982年8月宣布无力履行债务合同为标志，拉美国家陷入了第二次重大的债务危机，这次危机迫使拉美国家不得不再次改变发展战略。可见，国际收支失衡是拉美经济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
对利用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稳定的价格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后者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适度通胀甚至是经济增长的“润滑油”。在20世纪上半叶，拉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与经合组织国家基本上是同步的，并且差距不大，如1900—1913年，拉美(6个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3.7%，经合组织国家则是1.4%；1913-1929年二者分别为4.3%和4.7%；1929-1938年分别为1.1%和-0.7%；1938-1950年分别为14.5%和21.9%。但到二战后，受结构主义理论影响，拉美地区的通胀出现了不断攀高的趋势，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如1950~1973年二者分别为21.5%和4.1%；1973~1980年分为88.9%和9.6%；1980—1994年分别为252.4%和40%。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由于要偿还公共债务和给私人债主越来越多的补偿，许多拉美国家的消费价格水平一年的增幅达3位、4位甚至5位数字，如尼加拉瓜为11250%(1988年)，玻利维亚为11750%(1985年)，阿根廷为627%(1985年)，秘鲁为667%(1988年)，巴西为586%(1988年)，墨西哥是132%(1987年)，这些国家一度陷入了恶性滞胀，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货币主义改革的深入，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拉美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终于由90年代初的3位数降到了1999年的两位数以下。
五 收入和财富分配长期不公
众所周知，库兹涅茨曾就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倒U型模型，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的差距会拉大，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到达一定阶段后，收入分配差距会通过“涓滴效应”而缩小。在拉美国家则有一种说法，即人均产值达到600美元时，收入分配差距就开始由不断扩大的趋势向逐步缩小的趋势转变。但这一理论对拉美国家的情况却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在20世纪，拉美国家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但贫困状况却没有大的改善。从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情况看，拉美8个主要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是：1950年为0.491，1960年为0.494，1970年为0.522，1980年为0.506，1990年为0.511，1997年为0.502。这表明1950-1970年的基尼系数是上升的，20世纪70年代有些拉美国家的分配政策有所调整，同时也是出口和经济增长加快的年代，因此，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10年”中，基尼系数有所回升，到90年代，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恢复，基尼系数又有所下降，总的看，呈一种微小波动状态。2003年，拉美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856美元，但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依然没有出现，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0(1999-2003年的平均值)，整个拉美地区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从世界范围的比较看，20世纪60年代，整个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是0.53,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0.499,南亚为0.31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0.346,经合组织与高收入国家为0.329。到20世纪70年代，拉美为0.499，其他4组地区分别为0.485、0.323、0.344和0.330；到80年代，拉美地区为0.51，其他地区分别9jo.396、0.322、0.344和0.322。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地区为0.5，其他地区分别为0.423、0.317、0.348和0332。以上数字可以看出，20世纪下半叶，拉美地区收入分配状况出现70年代改善、80年代恶化、90年代好转的趋势，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基尼系数是最高的，而且一直是居高不下。这种居高不下恐怕不能用短期内经济增长状况来说明，其主要原因是：其一，同拉美的文化有关，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土地、矿产资源、机会的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独立后，这种不平等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不少国家是被扩大了。其二，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传统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制约，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改善下层民众的贫困状况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实际可行的努力，而重工轻农的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就业教育政策等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下层民众的贫困。相反的例子是古巴，古巴在革命胜利之后，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因此，其基尼系数一度是拉美国家中最低的(1970年为0.25)。
六 体制改革效果不佳
体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国内部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的改革，二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20世纪拉美国家对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总的看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拉美曾出现了一些经济体制的创新，如银行制度、公司制度、司法制度逐步得到健全。50年代以来，为适应进口替代化需要，国有、发展银行、促进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机构得以建立。80年代以来，又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对推动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体制变革基本上都是浅层次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
土地制度的改革无论是从促进经济增长、缓和两极分化、扩大市场规模、降低通货膨胀，还是削弱大地产者的影响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著名拉美史专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指出：“如果拉美在工业扩张、稳定和民主政府的发展以及一种充分适应需要的教育体系的建立方面落后于美国和欧洲的话，那么主要应该归咎于大庄园制度。”叫B是,20世纪拉美土改与东亚国家(地区)相比是不成功的。1910年墨西哥革命拉开了拉美土改的序幕，并经历了4个阶段，即1910-1940年的墨西哥土改；20世纪50年代的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的土改；20世纪60年代的13个国家比较广泛的土改；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秘鲁、智利、尼加拉瓜的土改。土改的方式主要包括：建立集体合作社或国营农场；政府将公地或征收自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低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给农民；向边缘地区和政府荒地的移民垦殖；对大地产主没有利用或利用率不高的土地征收累进土地税。至于农民受益情况，据罗斯玛丽·索普的研究，古巴、玻利维亚、墨西哥的农民从土改中受益最多，前两国的受益农户占总农户的3／4，墨西哥的受益农户接近1/2；尼加拉瓜、秘鲁、委内瑞拉的受益农户均占1/3；萨尔瓦多为1／4；智利为1／5；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均为10%左右；其他国家则低于10%。但是，由于缺乏对受益农户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政府又允许出售土地，所以很快发生了分化，不少人的土地被地主重新兼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对土改的恐惧，大地产主常常主动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农业新技术，结果，农业现代化采取了在不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选择技术变革的道路。土地的高度垄断使中小地产得不到发展，农业人口被过早地排挤到城市，造成了拉美的过度城市化。
在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问题上，拉美政治思想家阿亚·德·拉托雷和马里亚特吉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展开过辩论，前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后者则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资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拉美经委会先后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拉美经委会的理论实质上是属于改良主义路线，是提倡在不根本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加强拉美的自主发展，改善拉美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脆弱地位。而危地马拉的哈·阿本斯政府(1951-1954年)、玻利维亚·1952年革命、古巴革命(1959年)、智利阿连德政府(1970—1973年)、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阵线(1979—1990年)等，尝试通过更为激进的革命道路来摆脱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其中只有古巴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部分成功。但就目前状况看，上述两种类型的尝试都不能算是成功的。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严重削弱了拉美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而刚刚增强起来的综合国力，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一些国家的失败使拉美国家的发展前景雪上加霜。今天，尽管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整个地区对大多数资本品的需求仍然不得不由外部满足，拉美国家对外部技术、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更加依赖，在面对世界经济波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拉美国家未能成功地转变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处境。
七 结 语
20世纪拉美的经济发展有成有败、有喜有悲。拉美人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行了艰难而有益的探索，在发展模式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换，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1900年拉美地区的总人口为7000万，到2000年已经超过5亿，全地区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25%，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城市化水平由25%提高到近70%，人均预期寿命由 40岁提高到70岁，成人识字率由35%提高到了85%。但是，从横向比较看，1900年拉美大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4%，现在降为13%，拉美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比重由7%下降到3%，拉美的贫困状况依然严重，大量外债的增加使拉美面对外部的打击时仍然是脆弱的。这些差距形成的原因，固然与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资本积累不足、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展模式转换的延误，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体制变革的不彻底。为了更好地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们应该汲取拉美百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