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关键词：哈罗德—多马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都来源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家庭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我国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年份，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别，1997年美国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亚人均收入仅为880美元——是美国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收入差距？为什么会存在经济增长？对此，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做出了毕生的贡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其中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三个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实现增长的途径，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模型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我们这里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哈罗德在建立其增长模型时做了如下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储蓄倾向不变，所以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相等的。
3.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即原有资本的生产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资本的生产率。
4.社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5.技术状态既定，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将经济增长抽象为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第二个变量是储蓄率，用s表示；第三个变量为资本—产出比率，用v表示。数学表达式为：G=s/v。
从式中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罗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就是社会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增长率不能用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来，这是因为实际经济状况并不满足哈罗德的前提假设，比如储蓄不等于投资。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所对应的是合意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因此，在实现均衡增长率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况而言，产量或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社会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和技术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社会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当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发生偏差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而当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发生偏差时，则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且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要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并等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称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它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得出结论，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痕迹，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该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与哈罗德不同的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劳动比率是一个变化的量。
3.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即I=S。
4.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
根据以上假设，该模型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得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资本装备率。所以，要使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就必须使资本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模型为(GY-GL)=(1-α)·(GK-GL)+λ，可见，与没有技术进步时(λ=0)情况不同，若λ>0，则即使人均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资本的增长率，即GK=ΔK/K=I/K，由均衡条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权数α、储蓄率s和劳动力增长率GL都是常数，因此，GY和GK都与δ有关，于是分别对δ求导后可以得知：GK随δ变动的速度大于GY随δ变动的速度。所以，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GK和GY发生偏离，都不会长期维持，都会自动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决于GL(长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点在于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
1.资本产量比率或者是资本生产率固定不变，也即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
2.储蓄等于投资。
3.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都为常数，但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
由收入或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公式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G=δ·[π/Y(Sπ-SW)+SW]，其中，δ为资本生产率，π代表资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SW代表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因为，δ、Sπ和SW都是常数，所以G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变化而变化，因此，新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采用调整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三种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它运用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实现稳定状态下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增长率，并考察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若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就会由于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时，又会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上存在失业。并且一旦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稍有偏差，这种差距将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认为当均衡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劳动力过多，而工资低廉，生产的扩大将不受限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出现“长期兴奋”状态，当均衡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生产受到劳动力不足或者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出现长期停滞的趋势。因此，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要求，只有当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是，由于决定三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种增长率一致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哈罗德提出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萨伊定律、储蓄永远等于投资和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必然得出社会不会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也即不会出现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偏离均衡增长率的情况，而且，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和资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GK=GY)，只要调整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或者说是劳动——资本比率就可以了。我们假设GY>GK，即Y的增长大于K的增长，于是δ=Y/K会增大，这时，GK和GY都会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GK的增大速度会大于GY，因此，最终GK=GY。这也就解决了哈罗德—多马的“刃锋式”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本身也是很难实现，而且在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也只是有条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反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而从储蓄率入手，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假如实际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话，在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而降低储蓄率(因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要大于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而减少利润的份额，即等于降低了资本家储蓄率在社会总储蓄率中的权重，进而导致总储蓄率的下降)，最终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显然，储蓄率的调整是通过改变利润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办法来实现的，可是在现实经济环境中，要改变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必然会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容易。
三、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尽管各派经济增长理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但其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种内在的互补性。首先，就前提假设来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假设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都不可变，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变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假设储蓄率是既定的，资本——劳动比率可以变动，通过市场自身调节来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以便与任一给定的储蓄率相结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资本——劳动比率可变的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是假定储蓄率可以变动，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以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储蓄率可变的模型。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说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和补充，通过数学处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终化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不同而已。对于已经实现了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而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则只要求GK=GY，并且它们的增长水平由GL决定，其实，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见表一)，这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长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发生偏离之后，当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发生偏离，经济中就会出现“累积性”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从而导致各年收入变化产生连锁反应，使得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差别越来越大。而米德则认为这种偏离是不会出现的，在他看来，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基于他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当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偏离时，或者说是米德的GY偏离了GL时，哈罗德认为要么出现长期停滞，要么出现长期兴奋，而米德则认为即使不用政府干预也可以自动(市场的力量)恢复到人口增长决定的增长率水平。所以说米德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一条比哈罗德增长模型宽得多的经济增长途径。而新剑桥提出通过储蓄率来实现稳定增长，如上文所说由于必然受到某个阶级的阻挠，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过市场调整资本-劳动比率那样容易，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这一“总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提出的是一种“刃锋式”增长途径，但它为我们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新古典和新剑桥模型分别从资本-劳动比率和储蓄率为我们展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经济增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索洛中性技术理论等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做了的分析。因此，如果本着“分析、比较与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论而陷于困惑的问题。
[]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甘宜沅.浅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法.经济管理教学的探索与实践,P308-P318.
[4]樊纲.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