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贸易：绩效、问题及未来的政策选择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0000亿美元以上。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早期的不到一半上升到2004年的90%以上。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传统的纺织品、轻品外,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上升到2004年的42.9%。外贸主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早期国有几乎支配了全部外贸到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至2004年,外资企业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1%上升到超过50%。

　　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体制方面,市场的发展为出口提供了持续的资源及动力;在政策方面,政府的出口鼓励政策及汇率贬值为出口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其次,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香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的转移,为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最后,中国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又是以再出口为目的的。这样,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成为推动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力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额已经从1979年占世界出口总额不到1%上升到2004年的6.5%,居世界第3位。2004年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3以上。尽管如此,从人均角度来看,中国在贸易发展水平上仍居于发展中国家,因而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使得中国必须承担起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一种大国的责任。这样,在未来的10—15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将沿着什么样的轨道运行,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都将产生重大的和深远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对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绩及其影响因素做一个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未来10—15年外贸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政策选择。本文的一些基本看法是:(1)中国外贸的发展总体上是健全的、有效的,同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2)中国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是支持资本设备与技术的进口;(3)导致中国外贸整体上成功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的市场化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及面向出口的外国直接投资:(4)尽管中国外贸发展整体上是成功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民营企业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过低,加工贸易在总的贸易中所占比重过高,出口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进口技术加廉价劳动力,而不是主要依靠产品质量的提高与技术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对贸易推动经济有效增长的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5)中国外贸目前已进入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的转变。因此,中国外贸出口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6)要在未来10—15年保持外贸持续高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必须要实现政策上的方向性调整,从过去的直接促进出口转向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培育经济自身的出口增长潜力。实现外贸出口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转变最重要的条件是,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逐步地使民营企业成为传统重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使技术进步与高生产率,而不是单纯廉价劳动力成为外贸出口扩张的主要动力。

　　二、绩效

　　当中国政府于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一个非常低的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仅为200亿美元。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2004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其中出口超过5900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不到1%上升到2004年的6.5%。中国在世界贸易上的位次从1978年时的第32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3位。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已开始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中发挥着一种发动机的作用。

　　伴随出口的迅速增长,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6%的低水平稳步地上升至2004年的36%(见表1)。[1]出口持续增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如表1所示,中国自1994年后保持了持续的贸易顺差。2004年贸易顺差达到3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大幅度贬值后一直保持稳定。中国已基本实现了从外汇短缺到外汇盈余的转变。

表1  中国的出口比重与贸易平衡(1980-2004)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年份。

　　直至199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由国内企业推动的。在国内企业中,乡镇企业的作用从80年代中期起稳步上升。然而,从1992年开始,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及进口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至2003年所占比重已超过50%。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乡镇企业作用显著下降,民营企业所占比重则呈现一种上升势头。

　　随着贸易量的迅速增长,贸易结构也出现重大变动。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均朝着同中国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方向演进。如表2所示,在改革开放初期,初级产品出口超过总出口的一半。在整个80年代上半期,尽管中国的总出口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出口结构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至1985年,初级产品出口仍占总出口的51%。制成品出口的“起飞”发生于1985年后。在其后的5年间,制成品出口份额从49%上升至74%,2003年,进一步增加到92%。

　　出口结构的上述变动早期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份额的迅速上升造成的。如表2所示,直至1990年,资本密集型制成品两个主要类别(化学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在总出口中所占份额仅为15%。进入90年代后,化学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到2003年已达到47.4%。

表2  出口结构(%)

　　注:出口结构指有关出口类别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年份。

　　在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中比重显著上升的同时,出口占国内生产中比重也迅速上升。在整个80年代的下半期,出口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5%上升至16.9%。在制造业内,机器运输部门的出口比重从1.3%上升至14.4%,消费品部门的出口比重则从14.6%上升至56.9%。服装、玩具和鞋类经历了最快的出口比重上升:服装从34%上升至118%,用品从27.0%上升至90.5%,鞋类从34,9%上升至41.3%(World Bank,1994)。[3]生入90年代后,传统消费品部门出口比重上升的势头趋于减缓,一些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出口比重则进入了上升阶段。

　　在这一期间内,出口的迅速扩张伴随着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上升。从1985年至1994年,中国在世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分别从5.2%和0.4%上升至17.9%和2.4%。作为比较,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和矿物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则基本上保持不变(Findlay和Watson,1997)。1997年亚洲危机后,中国出口扩张的势头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不过,自2002年后又恢复了迅速增长的势头,其增长率显著地超过整个世界贸易的平均发展速度。

　　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也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增长。不过,同出口结构的显著变动比较,进口结构则相对较为稳定(见表3)。首先,工业制成品进口在总进口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制成品进口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80%-85%的水平上。其次,在工业制成品内部,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设备及工业原材料进口始终占支配地位。如表3所示,资本密集型制成品的两个主要类别(化学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在总进口中所占份额从1980年的40.1%上升到2003年的58.6%。作为工业原材料重要类别的钢材进口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在整个90年代基本上保持在4%～5%左右(余永定等,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年份)。

表3  进口结构(%)

　　注:进口结构指有关进口类别占总进口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年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对外贸易是改革开放政策最成功的领域之一。贸易的成就集中地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贸易的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开放:(2)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世界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3)出口主要由工业制成品组成;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主导地位,这同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4)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取得了显著的进展;(5)进口主要是由出口支持的,而进口又主要由用于支持投资与技术进步的设备及工业原材料组成,这对于推动资本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三、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

　　和上东亚经历的外贸快速增长一样，中国外贸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内部发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90年代初以后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1.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传统的计划经济从许多方面妨碍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计划经济下普遍的低效率使得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品种与成本方面均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第二，计划经济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使得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严重偏离经济固有的比较利益。

　　第三，计划经济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国内价格体系严重背离国际市场价格，从而不能正确引导资源在面向国内需求与面向出口的生产之间的有效配置。第四，计划经济下的僵硬的指令性管理使企业不可能对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变动及时地做出灵活的反应。1978年后的改革逐渐地消除了上述障碍，从而为出口建立了必要的市场经济基础。这些改革包括逐步扩大外贸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放宽对生产企业从事外贸的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面向出口的经济特区，从1985年后首先实行价格双轨制，至1992年后又逐渐完全取消对价格的管制，生产性投资逐渐从政府财政拨款过渡到企业运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自主投资。进入80年代后，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性。

　　2.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

　　中国政府在促进外贸上采取了人民币贬值与提供出口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从80年代开始，人民币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贬值过程，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从1981年的1:1.71上升至1994年的1:8.62。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在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价格较之官方汇率更接近市场价格。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及其它相关措施，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1981年开始，除少数高通货膨胀年份外，人民币汇率与出口成本基本持平(Yang，1995)。自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1:8.3左右、同市场均衡水平相接近的水平上。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人民币渐进贬值的同时，政府对出口(国营贸易公司)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这一形式的补贴到1991年完全结束(World Bank，1994)。

　　然而，出口退税政策则始终保持，虽然退税水平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这样，在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后，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的一项主要政策。

　　3.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进入80年代后，中国香港、台湾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遇到了工资成本上升的障碍。恰在此时，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便于发展出口加工的经济特区(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的厦门)。这样，香港、台湾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地转移至内地。这些企业不仅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出口渠道。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一直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60%以上。1992年以后，随着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投资迅速增加，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MOFIZC，2001)。另一方面，直至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绝大部分都是面向出口的(Naughton，1996)。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6年的1.88%上升到1991年的16.75%(MOFTEC，2001)。因此可以说，直到1992年以前，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4.跨国公司的投资

　　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90年代初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则主要分布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个90年代下半期，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FDI呈现停滞趋势，IT产业则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1997—2000年间，纺织品的合同外资仅仅从11.43亿美元增加到19.88亿美元，实际投入的外资则经历了绝对下降(从18.59亿美元下降到13.68亿美元)。与此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合同与实际外资均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前者从29.44亿美元增加到113.6亿美元，后者从26.59亿美元增加到45.94亿美元(JIT，不同年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内，电子机与电子器件的合同外资金额2000年，分别达到8.7亿美元与18.8亿美元，与199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80.06%与64.63%(MOFTEC，2001)。

　　1992年以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投资的一个直接动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逐步放宽直至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内销的限制。与1992—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结合在一起，这一政策给以获得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然而，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出口在生产中的比重也逐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及日益开放的外贸、外资体制，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基地，构成了过去几年中外资推动的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市场化的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只是给出口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自主权与激励，它们本身并不能提供出口持续增长的动力，这一动力最终来自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在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出口的增长通过市场扩大及支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反过来，后者又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首先，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直接带来了产出的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出口;其次，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通过加快产业的进口一国内生产与进口替代一出口扩张的过程促进了新出口产业的形成;最后，技术进步也直接促进了产品品种的增加、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问题及政策选择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增长，但达到“稳态”增长水平尚有很长一段距离。2004年，中国出口额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6.5%，而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为五分之一，即中国的人均出口水平仅为世界人均出口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人均出口水平则数倍于世界人均出口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出口增长潜力仍是非常巨大的。按世界出口贸易每年增长5%，中国出口每年增长12%计算，则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重达到20%还需大约15年时间。或者说，至少在未来15年内，中国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然而，要实现巨大的出口增长，中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困难的政策调整。首先，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清楚地看到的，由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一些传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或者已不能继续使用(如汇率贬值)，或者其作用已显著衰减(如出口退税)。事实上，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并且自2002年后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出口退税也已经达到了财政支付的极限。另一方面，简单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并且面临日益严重的保护壁垒。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应当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促进贸易的持续、健康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下一阶段努力的重点应当集中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借此保持出口高增长的势头。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加工贸易一直占着很大的比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从这一点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较大比重应当说是合理的。然而，加工贸易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国内附加值低;第二，国内产业链联系较弱:第三，不利于培养国内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一般说，随着人均收入与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比重将逐渐下降，机械类贸易比重相应地将逐渐上升，最终取代加工贸易而占据主导地位。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来看，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持续高增长的时间大致不超过3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在60年代初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工贸易也占着重要地位，但从70年代开始，机械类出口比重迅速上升，到9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已达到或超过了50%。[5]中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高增长时间已持续了20年，在国际市场上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份额，进一步扩张的潜力总体上今后将呈递减趋势。因此，今后10-15年对于中国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将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而出口结构转型对于在未来15—20年内继续保持出口高增长是绝对必需的。从目前中国的出口结构及未来中国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未来出口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将主要是:(1)高质量轻、纺产品:(2)传统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冶金、机械、汽车等等);(3)高新技术产业。

　　当前，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高质量轻纺产品)上整体上仍处于进口依赖或初级进口替代阶段。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一旦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便能够在出口结构上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的转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势头衰减后，跟着发展起来的依次是传统重工业(钢铁、造船、机械等)的出口，然后是电子类产品、汽车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国目前尚未开始出现传统重工业产品的大规模出口扩张。中国造船虽然已经大量出口，但同世界第一、第二造船大国日本与韩国相比仍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当然，中国未来出口发展不一定严格遵照历史上日本与韩国走过的道路。特别地，不能排除传统重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发生大规模出口的可能性。然而在上述领域内，中国目前仍面临许多困难，如:企业技术落后，专业化分工程度低，技工缺乏，生产集中度低，一些行业仍是效益低下、技术落后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要真正实现上述领域的出口增长潜力，必须大大加快企业体制改革与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迅速发展的出口中，国内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同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促进国内民营企业更快地进入出口领域，应当成为未来出口促进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

　　五、结论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经济的高增长与出口的持续高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出口始终保持了显著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出口数量的增长也始终伴随着出口收入的增长。强劲的出口增长支持了资本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与先进技术的进口，从而促进了国内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国已从外汇短缺变为外汇盈余，人民币汇率也得以保持稳定，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区货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就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福建等)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国内三、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

　　和历史上东亚经历的外贸快速增长一样，中国外贸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内部发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90年代初以后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1.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传统的计划经济从许多方面妨碍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计划经济下普遍的低效率使得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品种与成本方面均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第二，计划经济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使得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严重偏离经济固有的比较利益。

　　第三，计划经济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国内价格体系严重背离国际市场价格，从而不能正确引导资源在面向国内需求与面向出口的生产之间的有效配置。第四，计划经济下的僵硬的指令性管理使企业不可能对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变动及时地做出灵活的反应。1978年后的改革逐渐地消除了上述障碍，从而为出口建立了必要的市场经济基础。这些改革包括逐步扩大外贸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放宽对生产企业从事外贸的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面向出口的经济特区，从1985年后首先实行价格双轨制，至1992年后又逐渐完全取消对价格的管制，生产性投资逐渐从政府财政拨款过渡到企业运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自主投资。进入80年代后，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性。

　　2.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

　　中国政府在促进外贸上采取了人民币贬值与提供出口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从80年代开始，人民币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贬值过程，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从1981年的1:1.71上升至1994年的1:8.62。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在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价格较之官方汇率更接近市场价格。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及其它相关措施，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1981年开始，除少数高通货膨胀年份外，人民币汇率与出口成本基本持平(Yang，1995)。自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1:8.3左右、同市场均衡水平相接近的水平上。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人民币渐进贬值的同时，政府对出口(国营贸易公司)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这一形式的补贴到1991年完全结束(World Bank，1994)。

　　然而，出口退税政策则始终保持，虽然退税水平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这样，在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后，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的一项主要政策。

　　3.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进入80年代后，中国香港、台湾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遇到了工资成本上升的障碍。恰在此时，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便于发展出口加工的经济特区(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的厦门)。这样，香港、台湾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地转移至内地。这些企业不仅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出口渠道。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一直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60%以上。1992年以后，随着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投资迅速增加，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MOFIZC，2001)。另一方面，直至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绝大部分都是面向出口的(Naughton，1996)。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6年的1.88%上升到1991年的16.75%(MOFTEC，2001)。因此可以说，直到1992年以前，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4.跨国公司的投资

　　来自香港、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90年代初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则主要分布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个90年代下半期，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FDI呈现停滞趋势，IT产业则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1997—2000年间，纺织品的合同外资仅仅从11.43亿美元增加到19.88亿美元，实际投入的外资则经历了绝对下降(从18.59亿美元下降到13.68亿美元)。与此同时，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合同与实际外资均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前者从29.44亿美元增加到113.6亿美元，后者从26.59亿美元增加到45.94亿美元(JIT，不同年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内，电子机与电子器件的合同外资金额2000年，分别达到8.7亿美元与18.8亿美元，与199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80.06%与64.63%(MOFTEC，2001)。

　　1992年以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投资的一个直接动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逐步放宽直至取消对外商投资内销的限制。与1992—1995年期间中国的高速增长结合在一起，这一政策给以获得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然而，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出口在生产中的比重也逐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及日益开放的外贸、外资体制，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基地，构成了过去几年中外资推动的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市场化的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只是给出口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自主权与激励，它们本身并不能提供出口持续增长的动力，这一动力最终来自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在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出口的增长通过市场扩大及支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反过来，后者又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首先，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直接带来了产出的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出口;其次，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通过加快产业的进口一国内生产与进口替代一出口扩张的过程促进了新出口产业的形成;最后，技术进步也直接促进了产品品种的增加、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

　　和上东亚经历的外贸快速增长一样，中国外贸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内部发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90年代初以后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1.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传统的计划经济从许多方面妨碍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计划经济下普遍的低效率使得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品种与成本方面均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第二，计划经济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使得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严重偏离经济固有的比较利益。

　　第三，计划经济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国内价格体系严重背离国际市场价格，从而不能正确引导资源在面向国内需求与面向出口的生产之间的有效配置。第四，计划经济下的僵硬的指令性管理使企业不可能对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变动及时地做出灵活的反应。1978年后的改革逐渐地消除了上述障碍，从而为出口建立了必要的市场经济基础。这些改革包括逐步扩大外贸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放宽对生产企业从事外贸的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面向出口的经济特区，从1985年后首先实行价格双轨制，至1992年后又逐渐完全取消对价格的管制，生产性投资逐渐从政府财政拨款过渡到企业运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自主投资。进入80年代后，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性。

　　2.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

　　中国政府在促进外贸上采取了人民币贬值与提供出口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从80年代开始，人民币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贬值过程，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从1981年的1:1.71上升至1994年的1:8.62。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在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价格较之官方汇率更接近市场价格。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及其它相关措施，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1981年开始，除少数高通货膨胀年份外，人民币汇率与出口成本基本持平(Yang，1995)。自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1:8.3左右、同市场均衡水平相接近的水平上。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人民币渐进贬值的同时，政府对出口(国营贸易公司)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这一形式的补贴到1991年完全结束(World Bank，1994)。

　　然而，出口退税政策则始终保持，虽然退税水平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这样，在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后，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的一项主要政策。

　　3.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进入80年代后，中国香港、台湾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遇到了工资成本上升的障碍。恰在此时，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便于发展出口加工的经济特区(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的厦门)。这样，香港、台湾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地转移至内地。这些企业不仅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出口渠道。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一直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60%以上。1992年以后，随着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投资迅速增加，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MOFIZC，2001)。另一方面，直至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绝大部分都是面向出口的(Naughton，1996)。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6年的1.88%上升到1991年的16.75%(MOFTEC，2001)。因此可以说，直到1992年以前，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4.跨国公司的投资

　　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90年代初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则主要分布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个90年代下半期，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FDI呈现停滞趋势，IT产业则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1997—2000年间，纺织品的合同外资仅仅从11.43亿美元增加到19.88亿美元，实际投入的外资则经历了绝对下降(从18.59亿美元下降到13.68亿美元)。与此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合同与实际外资均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前者从29.44亿美元增加到113.6亿美元，后者从26.59亿美元增加到45.94亿美元(JIT，不同年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内，电子计算机与电子器件的合同外资金额2000年，分别达到8.7亿美元与18.8亿美元，与199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80.06%与64.63%(MOFTEC，2001)。

　　1992年以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投资的一个直接动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逐步放宽直至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内销的限制。与1992—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结合在一起，这一政策给以获得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然而，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出口在生产中的比重也逐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及日益开放的外贸、外资体制，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基地，构成了过去几年中外资推动的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市场化的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只是给出口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自主权与激励，它们本身并不能提供出口持续增长的动力，这一动力最终来自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在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出口的增长通过市场扩大及支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反过来，后者又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首先，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直接带来了产出的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出口;其次，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通过加快产业的进口一国内生产与进口替代一出口扩张的过程促进了新出口产业的形成;最后，技术进步也直接促进了产品品种的增加、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问题及政策选择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增长，但达到“稳态”增长水平尚有很长一段距离。2004年，中国出口额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6.5%，而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为五分之一，即中国的人均出口水平仅为世界人均出口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人均出口水平则数倍于世界人均出口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出口增长潜力仍是非常巨大的。按世界出口贸易每年增长5%，中国出口每年增长12%计算，则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重达到20%还需大约15年时间。或者说，至少在未来15年内，中国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然而，要实现巨大的出口增长，中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困难的政策调整。首先，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清楚地看到的，由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一些传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或者已不能继续使用(如汇率贬值)，或者其作用已显著衰减(如出口退税)。事实上，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并且自2002年后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出口退税也已经达到了财政支付的极限。另一方面，简单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并且面临日益严重的保护壁垒。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应当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促进贸易的持续、健康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下一阶段努力的重点应当集中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借此保持出口高增长的势头。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加工贸易一直占着很大的比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从这一点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较大比重应当说是合理的。然而，加工贸易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国内附加值低;第二，国内产业链联系较弱:第三，不利于培养国内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一般说，随着人均收入与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比重将逐渐下降，机械类贸易比重相应地将逐渐上升，最终取代加工贸易而占据主导地位。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来看，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持续高增长的时间大致不超过3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在60年代初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工贸易也占着重要地位，但从70年代开始，机械类出口比重迅速上升，到9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已达到或超过了50%。[5]中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高增长时间已持续了20年，在国际市场上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份额，进一步扩张的潜力总体上今后将呈递减趋势。因此，今后10-15年对于中国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将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而出口结构转型对于在未来15—20年内继续保持出口高增长是绝对必需的。从目前中国的出口结构及未来中国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未来出口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将主要是:(1)高质量轻、纺产品:(2)传统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冶金、机械、汽车等等);(3)高新技术产业。

　　当前，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高质量轻纺产品)上整体上仍处于进口依赖或初级进口替代阶段。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一旦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便能够在出口结构上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的转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势头衰减后，跟着发展起来的依次是传统重(钢铁、造船、机械等)的出口，然后是电子类产品、汽车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国目前尚未开始出现传统重工业产品的大规模出口扩张。中国造船虽然已经大量出口，但同世界第一、第二造船大国日本与韩国相比仍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当然，中国未来出口发展不一定严格遵照历史上日本与韩国走过的道路。特别地，不能排除传统重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发生大规模出口的可能性。然而在上述领域内，中国目前仍面临许多困难，如:企业技术落后，专业化分工程度低，技工缺乏，生产集中度低，一些行业仍是效益低下、技术落后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要真正实现上述领域的出口增长潜力，必须大大加快企业体制改革与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迅速发展的出口中，国内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同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促进国内民营企业更快地进入出口领域，应当成为未来出口促进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

　　五、结论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经济的高增长与出口的持续高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出口始终保持了显著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出口数量的增长也始终伴随着出口收入的增长。强劲的出口增长支持了资本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与先进技术的进口，从而促进了国内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国已从外汇短缺变为外汇盈余，人民币汇率也得以保持稳定，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区货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就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福建等)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国内三、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

　　和历史上东亚经历的外贸快速增长一样，中国外贸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内部发生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90年代初以后大量的跨国公司投资，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1.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传统的计划经济从许多方面妨碍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计划经济下普遍的低效率使得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品种与成本方面均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第二，计划经济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使得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严重偏离经济固有的比较利益。

　　第三，计划经济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国内价格体系严重背离国际市场价格，从而不能正确引导资源在面向国内需求与面向出口的生产之间的有效配置。第四，计划经济下的僵硬的指令性管理使企业不可能对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变动及时地做出灵活的反应。1978年后的改革逐渐地消除了上述障碍，从而为出口建立了必要的市场经济基础。这些改革包括逐步扩大外贸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放宽对生产企业从事外贸的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面向出口的经济特区，从1985年后首先实行价格双轨制，至1992年后又逐渐完全取消对价格的管制，生产性投资逐渐从政府财政拨款过渡到企业运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自主投资。进入80年代后，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性。

　　2.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

　　中国政府在促进外贸上采取了人民币贬值与提供出口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从80年代开始，人民币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贬值过程，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从1981年的1:1.71上升至1994年的1:8.62。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在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价格较之官方汇率更接近市场价格。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及其它相关措施，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1981年开始，除少数高通货膨胀年份外，人民币汇率与出口成本基本持平(Yang，1995)。自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稳定在1:8.3左右、同市场均衡水平相接近的水平上。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人民币渐进贬值的同时，政府对出口(国营贸易公司)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这一形式的补贴到1991年完全结束(World Bank，1994)。

　　然而，出口退税政策则始终保持，虽然退税水平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这样，在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后，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的一项主要政策。

　　3.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进入80年代后，中国香港、台湾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扩张遇到了工资成本上升的障碍。恰在此时，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便于发展出口加工的经济特区(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的厦门)。这样，香港、台湾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地转移至内地。这些企业不仅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出口渠道。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一直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60%以上。1992年以后，随着来自其它国家、地区的投资迅速增加，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MOFIZC，2001)。另一方面，直至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绝大部分都是面向出口的(Naughton，1996)。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6年的1.88%上升到1991年的16.75%(MOFTEC，2001)。因此可以说，直到1992年以前，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

　　4.跨国公司的投资

　　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90年代初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则主要分布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个90年代下半期，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FDI呈现停滞趋势，IT产业则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1997—2000年间，纺织品的合同外资仅仅从11.43亿美元增加到19.88亿美元，实际投入的外资则经历了绝对下降(从18.59亿美元下降到13.68亿美元)。与此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合同与实际外资均经历了迅速的增长，前者从29.44亿美元增加到113.6亿美元，后者从26.59亿美元增加到45.94亿美元(JIT，不同年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内，电子计算机与电子器件的合同外资金额2000年，分别达到8.7亿美元与18.8亿美元，与199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80.06%与64.63%(MOFTEC，2001)。

　　1992年以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投资的一个直接动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逐步放宽直至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内销的限制。与1992—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结合在一起，这一政策给以获得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然而，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出口在生产中的比重也逐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及日益开放的外贸、外资体制，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基地，构成了过去几年中外资推动的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国内迅速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市场化的改革、适宜的贸易与汇率政策，只是给出口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自主权与激励，它们本身并不能提供出口持续增长的动力，这一动力最终来自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在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出口的增长通过市场扩大及支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反过来，后者又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首先，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直接带来了产出的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出口;其次，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通过加快产业的进口一国内生产与进口替代一出口扩张的过程促进了新出口产业的形成;最后，技术进步也直接促进了产品品种的增加、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