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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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 国际转移 宏观调控
一、如何把握国际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规模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比较成功，如何将这种成功拓展到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人说，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对我国有多大的价值，可实现的转移规模决定一切！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国际服务业向中国转移长期前景可期，短期规模相当有限。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大规模长期性战略性转移是确定无疑的，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二是中国在满足跨国公司的服务业竞争力要求方面，还存在一些重大的瓶颈，服务配套体系不完备，需要时间加以克服；三是印度等国家对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激烈争夺。印度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实际状况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很多人注意到，作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与服务业外包相关的就业人数实际上还比较有限（见下表）。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出人意料地下台，评论说是因为“他只帮到了印度100万高技术服务业者”。不过，现实规模决定政策力度的观点，上述评论忽略了其增长前景（由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与麦肯锡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到2008年，印度的软件出口、呼叫中心和交易处理服务将增加5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左右，直接和间接雇员400万人。）。?
2003年印度主要城市的服务业外包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Where Your Job Is Going?”, Fortune, 2003年11月24日，第90页。
二、结合我国经济服务化方向和当前宏观调控形势，防止“被动服务经济化”
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我国长期发展的结合点有两个。一是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撑，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尤其是能够帮助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让大学生这些“七八点钟的太阳”以及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家庭看到希望和出路，在政府政策考量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二是如何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能够创造条件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服务经济升级，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发展。?
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也有利于当前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和加速发展国内服务业相结合，与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没有冲突，可以在一些重化和房地产等受调控领域之外，提供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为整个经济提供一个规模可观的新经济增长点。
把加速国内服务业发展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结合起来，实现国内服务市场和国外服务市场联动，一方面可以迅速扩大服务产业的规模，解决因短期规模不大而政策动力不足的问题，避免错失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良机；另一方面是从长期看，有利于防止出现“被动服务经济化”的倾向，即服务经济化趋势是因为发达国家服务产业需求的扩大而引发的。如果美国等服务进口国的需求增长放慢，将给服务业承接方的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而且“被动服务经济化” 可能对现有经济结构带来一些冲击和风险（由于没有提供充分的风险资本机制，资本的小规模流动就将使行情暴涨暴跌，提高金融风险；在人才供应方面容易出现瓶颈；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服务技术的基本统计（利用服务技术的状况、服务技术资本的状况等）管理不健全。）。这些都要求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时高度关注“被动服务经济化”问题，一方面通过国内服务业的发展积极主动调整现有经济结构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实现扩大出口国目标和积极平衡进出口的进出口政策。?
为此，应该明确国家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方向发展，制定政策鼓励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大规模服务企业的发展。?
三、考虑试点推行消费税，逐步规范政府体系的服务采购制度，加快国内服务市场发育
出发点是促进解决服务业发展难以增加税收的政府激励问题，通过政府采购行为的导向作用，加快国内服务市场的培育。对策：一是积极推动消费税制度试点，具体的试点地区和消费品种选择需要仔细研究，消费税的推行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发展服务业的兴趣（税收是地方政府关注的中心。国内地方政府拼命争抢制造业项目，而忽略服务业项目，是因为制造业项目往往产值大，征税相对容易。服务业项目往往相对产值小，服务定价模糊，产值很难确认，征税比较困难。例如，北京拥有中国最庞大的文艺创作和演艺群体，但是在税收上却难以体现。消费税的推行多少能够弥补这一点，但是只有通过设计行业监管模式从根本上解决。消费地和工作地分离，制造业和服务业异地而处的倾向将越来越成为国内经济格局的重要特征。如果不用消费税来解开服务业征税难的政府心结，连北京、杭州也无法拒绝重化工业。），有利于一些消费比较集中的中心城市率先发展服务业；二是加强对服务业规范管理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仔细设计选择监管模式，改变当前服务业管理混乱的问题；三是政府招标项目明确分列产品和（售后）服务，有利于改变政府投入“重硬轻软”，服务在政府采购中被过份压价甚至忽略不计的问题；四是政府采购逐步建立中长期滚动预算计划制度，并将预算和计划的制订、执行和事后审核程序化和专业化，避免低水平重复浪费；五是确保中小型企业在政府服务采购项目中的最低比例，避免政府订单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
四、加快事业单位的改革和民营化进程
在日益服务化的今天，必须把事业单位改革提高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高度，而不是单纯从政府机构改革或者社会职能落实的角度来看待。习惯上作为政府配角的事业单位，承担的服务功能已经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的中心环节，国家用市场垄断地位换取社会职能履行的事业体制安排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事业单位的改革滞后（事业单位改革的难点是，一是原先制度设计是国家以限制准入的垄断地位换取其承担准政府（社会）职能的义务，一旦放松市场准入，社会职能失去承担主体；二是事业单位的资产尤其是品牌和土地难以合理定价；三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困难；四是原有人员从准政府官员变成为老板打工，即使收入提高心理也无法调适。）已经阻碍了许多产业的和市场体制的发育（事业单位控制着一些行业的市场，导致产业市场渠道壅塞。例如，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市场由以事业单位为主的体系控制，医院改革滞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从经验看，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重蹈国有改革的覆辙，不能等到整个事业单位体系完全烂透再草草收场，而应该是加快改革尽早向期待已久的民间投资主体释放优质资源。从时机上看，要迅速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业龙头企业，必须结合民营企业产权明晰的经营机制优势与现有事业单位的金字招牌和人才优势。从开放的角度看，WTO谈判已经设定服务业开放的日程表，归属事业单位的服务领域开放，需要避免产业政策造成“自缚手脚，引狼入室”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原来的国有企业被捆得死死的，做什么都要审批，外资企业享有的政策国有企业根本拿不到。中国汽车工业的进展远远不如总体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都相对更高的电信产业。“自缚手脚，引狼入室”的产业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国内产业热点层出不穷，国内企业却被边缘化，只能跑龙套，在产业价值链的价值分配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可悲局面。?
具体的对策，一是将事业单位的社会事业职能和市场职能加以适当分离，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政府将财政补贴和社会职能挂钩，将事业单位转制带来的资产转让收益除用于转制安排外，成立基金支持社会职能的落实，以减少政府短期财政支出的压力；二是放松市场准入和降低进入门槛，合理扩展原先界定的职能范围，通过市场竞争推动相关资产（如品牌和土地）的定价，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为调整原有利益的格局和转变相关人员的心理创造条件；三是加强行政和市场监管，建立相对完善的法规，确保社会公众的利益。?
五、建立和完善服务业人才的培养机制
国家需要将人力资本积累政策提高并落实到比高技术产业政策更重要的地位，从以国内外“猎头”为主转向建立更基本的人力资本自我积累机制，建立多渠道竞争的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实现由国家、企业、个人（家庭）共同承担人才培养的成本。?
具体对策：一是鼓励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创办“企业大学”或成立企业培训中心，参照现有企业技术中心等鼓励高技术企业的政策给予支持，推动企业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二是企业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不仅可以计入成本，还可以抵扣营业税，放松企业将教育培训费用计入递延成本（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设备折旧来分摊投资成本，像“人脑加电脑”的软件业需要采用递延成本来平衡投入和产出的时间差，进行合法避税。）方面的限制；三是针对中高层人员跳槽进行立法，既鼓励人员的良性流动，又适当补偿原有雇主，做到“种树有收益，乘凉有成本”；四是借鉴美国的政策推动国家立法，规定个人（或家庭）用于职业教育培训的费用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这一方面可以鼓励个人自主积累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可以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教育培训市场，让市场来推动现有国家教育培训体制结构的改革，调整“国家用投资赎买教育改革”的方式；五是适当放松专业协会的审批和职能的限制，允许民间机构和企业进行专业或职业资格认证，拓宽人才职业化和终身教育的渠道；六是允许国外教育培训机构以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国外教育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以合作办学为主。），加快缩短国内外教育培训的差距。?
六、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促进市场的规范化，多方吸引服务业转移?
具体对策：一是选择时机，酝酿推动《数据保密法》和有关“商业模式（BusinessMethods）专利”等知识产权立法（据悉，印度目前正在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和数据，如正在制订以欧盟的《数据保护训令》为蓝本的《数据保密法》，给了很多欧美企业以信心。而META Group亚太区副总裁Lauro Vives认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缺失将影响中国成为理想的外包地。”）；二是加强金融监管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明确资本进出中国和资本运作（收购兼并）等方面的立法和行政规定，降低金融风险，推动我国从“外资磁石”向“金融大国”的转变；三是鼓励典当、抵押、拍卖、担保、期货、租赁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降低服务业融资拆借的难度，推动服务业专业配套体系的迅速发育；四是由于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的特点，政府服务招商政策重心需要从给土地和银行贷款等直接资助的方式转向改善社会人文环境和间接金融支持；五是利用我国吸引制造业投资形成的跨国公司渠道优势。推行“关系招商”和“集群招商”，鼓励已经投资中国的跨国企业不仅继续向中国转移它们自己内部的服务业务，还进一步让这些跨国企业成为服务业转移中国的桥梁，吸引它们的客户和供应商向中国整体转移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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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x，Justin:?“Where Your Job Is Going?”, Fortune, ?2003年11月24日，84~94页。?
〔2〕葛延风：“事业单位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2004年6月5日第38号（总第1019号）。?
〔3〕李善同、华而诚：《21世纪初的中国服务业》，经济出版社，2002年。?
〔4〕李志能：“美国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背景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4年第77号（总213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