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困惑及其政治经济学解释
关键词 贸易摩擦，经济学困惑，利益集团，和平崛起
近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量和贸易增长速度不断增大的同时，美国掀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贸易量的迅猛增长和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并存成为当前中美贸易关系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存在着极强的互补性，且这种互补性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和经济的高速而变得更为明显，因此双方贸易量和贸易增长速度的不断增大势在必然。那么，美国不断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又该作何解释呢?美方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认为，由于进口了大量的廉价的中国产品而使两国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正是“中国制造”使美国许多产业陷于萧条并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的饭碗，由此采取必要措施改变上述状况也势在必然。事实真是如此吗?在“贸易摩擦”中做文章真能扭转美中贸易逆差?“贸易摩擦”真能挽救美国的萧条产业并改善工人的就业状况?美国政府不会不知道自由贸易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总福利，也不会不知道美中贸易逆差根源于两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因而在一个较长时期难以改变，更不会不知道大量廉价中国产品的进口不仅提高了美国居民的整体福利，且对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既然如此，如何解释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动因呢?本文认为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诸多困惑，必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综合考虑美国的利益集团压力、政府自身政治需要及对华整体战略等因素，才能对日益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当前中美贸易发展的突出特点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向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同期中国经济也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与此相适应，中美贸易关系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贸易量增长迅速，双方贸易相互依存度大幅提高。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贸易量持续了90年代的发展势头，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却呈不断加剧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掀起的“对华贸易摩擦”风潮更是一轮接着一轮。贸易量的迅猛增长和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并存成为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发展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
1.贸易量迅猛增长
表1 1993--2003年中美贸易数据(单位：亿美元)
年份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贸易总额 | 276.6 | 353.5 | 408.3 | 428.4 | 489.9 | 548.3 | 614.8 | 744.6 | 804.8 | 971.8 | 1263.3 |
中国对美国出口 | 169.7 | 214.6 | 247.1 | 266.9 | 326.9 | 379.5 | 419.5 | 521.0 | 542.8 | 699.5 | 924.7 |
中国从美国进口 | 106.9 | 138.9 | 161.2 | 161.5 | 163.0 | 168.8 | 195.3 | 223.6 | 262.0 | 272.3 | 338.6 |
贸易逆差 | 62.8 | 75.7 | 85.9 | 105.4 | 163.9 | 210.7 | 224.2 | 297.4 | 280.8 | 427.2 | 586.1 |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中美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中美进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276.6亿美元增为2003年的1263.3亿美元，10年里共增长了约457%，年均增长率45.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从1993年的169.7亿美元增为2003年的924.7亿美元，共增长了约 545%，年均增长率54.5%，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从1993年的106.9亿美元增为2003年的 338.6亿美元，共增长了约317%，年均增长率为31.7%(见表1)。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在以往的中美贸易中是没有过的。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扩大，两国相互的贸易依存度大幅提高，双方已互相成为对方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吸纳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对美国而言，中国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美国正从中美贸易中获取重大利益。2004年中美贸易持续了高速增长的势头，1--8月份累计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070.4亿美元。
2.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9年，摩擦主要集中在最为个别商品贸易领域，表现为美国限制中国个别产品，其中主要是纺织品对美出口，摩擦数量较少；第二阶段是1990—1997年，摩擦主要服从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摩擦领域集中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与中国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第三阶段是1998-2001年，摩擦主要基于中国为加入WTO而与美国谈判中产生的诸多争议，集中表现为美国要求中国尽可能多的开放国内市场；第四阶段是2001中国加入WTO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相对于前三个阶段，2001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不断加剧之势，其主要特点如下：一是摩擦数量不断增加。仅从反倾销数量来看，据统计，在中国加入WTO以来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2001年11月——2003年6月)，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数量在以年均7.2件的速度增加，而1979—1989年和1990--2000年的年均数量只有1.8件和6.1件。二是摩擦手段升级，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措施逐渐成为美国对华限制进口采取的主要手段。随着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作用的下降，上述手段特别是反倾销被美国政府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仅2003年年末，我国就有三种主要出口产品遭遇到美国反倾销的危险。2003年10月，美国家具制造协会要求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家具征收158%以上的反倾销税；11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我国出口的可锻铸铁管件做出了征收反倾销的裁决；11月24日，美国又宣布了对我国出口彩电征收27.94%的反倾销率的初裁结果。此外，美国还对我国启动了特保措施，在2003年月18日以纺织品对美国出口激增对其国内产业冲击为由，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三种纺织品：针织品、胸衣和睡衣实行进口配额限制。三是摩擦领域不断扩大，宏观经济摩擦成为新的焦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涉及美国采取措施限制我国出口产品问题，还包括美国要求我国增加其产品进口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问题，而且已经扩展到诸多影响我国整个贸易与投资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步步紧逼，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一系列迹象表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出口的不断扩大，我国可能要不得不在未来较长时期里面对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摩擦。
二、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困惑
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存在极强的互补性，且这种互补性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备加突出，双方贸易量的猛增势在必然。但美国为何又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呢?问题的原因从表面上似乎可以主要归结为中美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在美方看来，两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正是“中国制造”造成了美国许多产业的萧条，并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的饭碗，因此有必要采取诸如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并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等措施，以改善中美贸易逆差，增加国内就业，促进经济复苏和增长。
然而就经济学意义上分析，美国政府以改善贸易逆差、增加国内就业等为由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困惑：
首先，美国为改善贸易逆差而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的做法从整体上不利于美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福利的改善。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自由贸易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通过进口本国比较劣势产品，出口本国比较优势产品，每个国家都会从自由贸易中提高本国的经济效率并改善本国的整体经济福利。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大量廉价产品的进口不仅抑制了美国经济的过热和物价的上涨，大大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福利水平，并且推进了美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美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由于美国的优势产品主要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则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限制这些产品的进口的实际效果是在保护美国的比较劣势产业，客观上会阻碍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抑制美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时，限制进口措施必然会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并使进口产品的数量减少，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剩余而使美国整体经济福利受到损害。
其次，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对改善美国国内的失业状况并不会有多大帮助。由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中国无可比拟的劳动力优势决定了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在美国国内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少甚至许多已不再生产。从实际来说，中国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对美国的产业冲击和工人失业影响并不非如美国政府所说的那么严重，换句话说，美国国内失业状况恶化主要源于国内结构调整和周期性等因素，与中美贸易逆差有联系但联系不大。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增加配额对改善其国内的就业状况并不会有多大帮助。表2显示，2002年中美贸易逆差最大的5类产品中除机械电器外(实际上，尽管有113.77亿美元出口到中国，但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机械电器，美国国内几乎已不再生产，典型产品如一般电视机)，其他四类产品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量已少得可怜。以家具玩具为例，中国向美国出口了接近80亿美元，而美国向中国出口还不到1亿美元。在这一类商品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贸易差额，其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的差别。由于出现最大差额的产品主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如加征一定量的反倾销税)不会从根本上削弱中国此类产品的竞争力，而重重加税的结果虽然可能会把中国产品挤出美国市场，但也只会从另一成本更高的国家进口而不会转为美国国内自己生产。美国这样做的后果对挽救其萧条产业和改善其就业状况并不会有多大帮助，却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美国消费者在购买此类产品时平白增加了负担并提高了美国的物价水平。因此说，美国掀起贸易摩擦的行为本身并不会对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有多大帮助。
表2 中美贸易逆差最大的5类产品(单位：亿美元)
产品名称 | 1家具玩具 | 2机械电器 | 3鞋帽 | 4纺织制品 | 5钢铁及金属制品 |
出口额 | 79.54 | 179.76 | 58.3 | 45.64 | 34.29 |
进口额 | 0.72 | 113.77 | 0.61 | 3.49 | 12.43 |
贸易顺差 | 78.82 | 65.99 | 57.69 | 42.15 | 21.86 |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其三，美国掀起贸易摩擦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除了双方统计口径不同之外，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美国对高技术出口存在较为严格的限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仍有上百项针对中国的涉及核反应堆、卫星技术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禁令。中国的载人卫星已经发射成功，但美国至今甚至连最一般的卫星技术都不许向中国出口。在美国本身具有明显优势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电器类商品中，美国政府的自缚手脚使其大大减少了本可以对中国出口的数量，使其在这一本来极具优势的项目下竟也出现了6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二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中美贸易逆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地区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所致，而这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促使东亚地区经济体加快了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为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价格低廉的优势，东亚地区经济体的加速将其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种产业转移的结果，一方面是这些企业大规模进口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使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体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如中国大陆对地区和韩国均有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令一方面是在中国大陆组装后的大量产品仍输往这些企业的传统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导致中国对欧美市场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顺差。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经济阶段，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生产上，中国对美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随着美国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进一步强化，同时又不断促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环节，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在此类产品生产上的优势。从这种意义上说，中美贸易逆差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下世界范围的结构性问题，是一种较长时期内不可改变的趋势，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摩擦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答案
上述分析表明，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美国政府要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对华贸易摩擦比较
困难。既然美国政府掀起对华贸易摩擦从根本上有损于其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经济福利的改善，也不会对改善其国内的就业状况有多大帮助，甚至并不能扭转较长时期内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那么该如何理解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这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呢?以笔者所见，主要有下面一些因素。
1.利益集团的压力
从理论上说，大量进口外国产品会使本国的消费者受益并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但却不可避免地会对某些产业和某些集团造成不利影响。尽管大量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在美国国内已不再直接生产，但仍有少数美国国内产业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竞争。这些产业在美国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中本就已处于弱势，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进口产品竞争下，其弱势更为明显。因此这些产业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与其竞争的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尽管从理论上说，一国消费者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远远大于受损的少数集团的损失，这似乎使用贸易所得补偿受损者所失比限制贸易更为合理，且受益的消费者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受损群体的人数，如果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似乎使受益者必定比受损者对政府政策更具影。向力。但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表明，与受益者相比，贸易受损者常常是一个更知情、更团结也更有组织的集团，他们的呼声更高，对政府的压力强度更大，政府政策也必然会更多的反映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贸易要优于保护贸易，但是在某些认为因进口中国廉价产品而受损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也会为体现所谓的社会“公平”而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保护了美国早已没有优势的产业和少数的弱势群体而从整体上有损于美国的经济福利和经济效率。
2.美国政府自身政治需要
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出于自身政治上的某些特殊考虑，也会主动掀起贸易摩擦。美国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有以下自身方面的考虑：其一，转移公众视线的需要。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短短几年中，美国流失掉了至少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失业梦魇一直困扰着美国民众。为此，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必然成为国内民众指责的首选。为转移公众因经济低迷、失业加剧而对政府政策不力的强烈不满，美国政府需要“替罪羊”来化解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由于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这使其成为再“合适不过”的美国政府推卸责任的政治需要的牺牲品。其二，政客们争取选票的需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较强的周期性，这表明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动常常也是引发两国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为赢得四年一次的竞选的胜利，美国政客们必须重视某些利益集团的选票，为此需要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顺应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政府声称要为谋求美国利益服务，而美国利益则主要体现为许许多多不同集团的利益，选票政治原则决定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必然会在尽量平衡不同集团利益的基础上，更多的照顾到那些要求更强烈、对政府施加压力更大或对政府游说更多的集团的利益，这样才会为其赢得更多选票。所以在对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动因分析中，必须考虑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现状和美国的选票政治问题，这是近几年美国不断掀起对华贸易摩擦的重要背景和诱因。
3.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因素的影响
美国近几年不断掀起对华贸易摩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带来的冲击已经引起美国的严重不安。贸易摩擦只不过是美国政府企图阻止中国进一步崛起的“遏制”战略的措施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球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制造业基地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世界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此，实际上即便不受美国大选综合症的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站在一个现有秩序的利益既得者和维护者的超级大国面对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这一角度考虑，我们不难得出答案。尽管我们一再表明中国的崛起不会对现行国际体制提出挑战，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但中国的迅速崛起仍不可避免会遭遇各种阻挠和挑战，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和挑战。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显而易见。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25万亿美元，不足全球份额的4%，按当年汇率，只是美国的1／8和日本的1／4，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额中，中国的贡献率却达到了17.5%而仅次于美国。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 7%。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乃至赶超不会无动于衷。即使中国的迅速崛起不会挑战现行国际体制，并确实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实现世界的共赢，仍然有一个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问题。一般来说，虽然国家关心绝对收益，但由于对收益分布的敏感性，国家更关心相对收益。因此，尽管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会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而使美国获得绝对收益，但追求相对收益的动机却往往会促使美国采取意在破坏或者阻止中国经济加速崛起的措施。2003年以来，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目的表面上看为了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但实际上人民币汇率调整并不能真正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美国此举真实的目的是想通过迫使人民币汇率调整来阻止或延缓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从这一深层次因素考虑，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是偶然的，不仅仅是战术性的，而是必然的和战略性的。既然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未来中国经济会更快崛起，更多从相对收益原则考虑的美国政府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试图“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美贸易摩擦会逐渐成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常态。
四、几点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美国政府不断掀起的对华贸易摩擦，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与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与协商，发挥其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功能
既然允许中国产品出口美国会使美国国内一些企业利益受到影响，那么限制中国产品出口也不可避免地损害众多在中国国内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美资企业的利益。换句话说，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涉及美国国内消费者和与中国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国内企业间的利益冲突，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国对华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间的利益冲突。机电产品、纺织类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是我国对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也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最主要的三类产品。而在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中，大部分又是以美资为首的三资企业出口为主。据统计， 2003年对美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的77.6%、机电产品的66.6%和轻纺产品的49.6%是由三资企业生产的。可见，对中国大举投资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中美自由贸易的受益者。美国在“对华贸易摩擦”中大做文章，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在损害我国企业和工人利益的同时，也必然会损害大量在华美资企业的利益。为此，我国政府应积极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的作用，与其加强沟通和协商，充分发挥它们的游说功能，使其加强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从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出发，慎重而灵活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反映了中美短期的贸易冲突，更反映了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及因此产生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矛盾，这是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会面对的，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无法回避。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的战略出发，慎重处理与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为我国经济崛起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为此，有必要将中美贸易摩擦放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通盘考虑，从长远着眼来解决现实问题，应避免成为众矢之的，避免被列强特别是美国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为此，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要保持灵活性，必要时可加大从美国的进口并对一些短期性、局部性的问题适当做出让步，这样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美贸易逆差的加速拉大，也可利用美国的限制措施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提升并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但对一些带有长远性、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要以我为主，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和经济承受能力，在可控的条件下，稳步推进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3.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努力维护我国自身利益
慎重而灵活地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意味着要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放弃自身的利益。在尽量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原则下，我们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努力维护自身利益。“有理”要求我们要不断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努力维护好对美出口的良好秩序，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行事，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占“理”；“有利”要求我们根据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不同问题，在适当调整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积极应对各种贸易纠纷，坚决抵制美国提出的涉及我国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不合理要求，争取我国的利益；“有节”则要求我们要做到有进有退，既要积极应对中美贸易纠纷，又要加强同美国政府的不断协商，在维护我国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