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重构
随着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中日之间经济差距日益缩小，东亚经济格局出现了此强彼弱的重大变化。面对东亚经济格局的这种巨变，创造“东亚奇迹”的原来模式已经失去了张力。对东亚国家来说，只有构建新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才能创造出东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一、由“雁行模式”到“双头列车”模式
本文所指的东亚地区主要包括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在传统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以日本为龙头，其自身在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国内许多劣势的产业以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形式传递到低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中去，其联动模式为：日本一四小龙－东盟。我们把由日本经济的发展带动继起的四小龙以及东盟经济的连锁发展形态，比做大雁队伍的飞行状态，称之为雁行模式。在雁行模式中，日本被看作是雁首，四小龙是雁翼，东盟是雁尾，日本经济的好坏决定了雁翼与雁尾的发展。20世纪70—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模式的引导下，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和四小虎）大量吸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利用相对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即所谓的“东亚奇迹”。这也是雁行模式曾备受推崇的原因。然而日本却不负责任地任由日元大幅度贬值，使东亚经济更为动荡，导致了东亚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国家。这些都从事实上表明了日本雁首效应的下降，雁行模式的核心与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被纳入雁阵中来，与东盟一些国家同处于雁尾。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日益成为亚太乃至世界商品与资本的聚集地，1995年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对外贸易额达8560亿美元，大大超过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国因素”在推动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于是，中国不再处于雁尾，而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又一大“引擎”。鉴于此，国内一著名学者认为：中国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今后东亚经济将不仅有日本在前面拉，还有中国在后面推，并得出今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双头列车”比“雁行模式”更适合的结论。“双头列车”这一提法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可以判断，中日经济实力和对亚洲影响力的接近以及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差距的缩小，必将改变目前东亚的经济格局，对亚洲、对世界经济与产生重大影响。面对东亚格局的这种巨变，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要重新构建东亚经济的未来发展机制或模式的。
二、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新角色
（一）中国能否成为21世纪东亚经济的领头者
中国具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增长率持续居世界前列，不仅在投资安全方面有保证，而且在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也能获得可靠的收益。中国人世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国内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会进一步开放，对外商投资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9·11”事件以后，投资者更加关注投资的安全性，中国显然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国际资本可能会因此而加快向中国流动。截至2004年8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494025个，合同外资金额1036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亿美元。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东亚（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资有20%被中国吸收，东盟则吸收了50%。今天，这个数字倒转了：中国拿走了50%，东盟只有20%。中国现在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额首次超过美国。反观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封闭，2002至2003财政年度，外国对日本投资只有1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直接投资累计额仅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在美国和欧洲，这一比重接近30%。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排名第131位。
如今，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制造业大批迁移到中国，中国正在迅速成长为东亚的经济巨人，中国在东亚乃至亚洲经济发展中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日本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亚洲的日本时代已经成为。由此可见，中国已具备了充当未来东亚经济领头者的条件。
（二）中国在投资等诸多方面对东亚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首先，在投资方面。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近几年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投资有增无减。据日本企业家讲，现在要新建一个具有规模的企业，只有到中国。近几年，日本产业加速了向中国转移的步伐。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的形式是以对日本的来料加工为主的“返销型”；20世纪90年代，变为在中国市场的“内销型”；而目前的趋势是生产据点的转移，涉及到零部件、模具、铸件和软件等。
韩国是我国第四大外资来源。2002年我国共批准韩国对华投资4 008项，协议金额53亿美元，实际使用2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37.8%、51.5%和26.4%，比1992年分别增加了5.2倍、11.7倍和21.9倍。
新加坡当前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点是把中国纳入其经济腹地，目前，新加坡脱离东盟的速度在加快，而把中国的市场作为其最大目标。新加坡是目前中国排名第五的外来投资者，是东盟来华投资最多的国家，至2003年底累计来华投资项目11 871个，协议外资金额436亿美元，实际投资235亿美元，分别占东盟对外投资的54%、67%和73%。随着新加坡新战略的实施，新加坡今后在中国的投资将会有大幅度上升。
其次，在对外贸易方面。2004年中国成为第三大对外贸易国，由于中国进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对东亚各国的拉动非常明显。东亚全体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从1985年的5%，增加至1994年的9%。现在已达到两位数以上。在东亚中，特别是“四小龙”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迅速提高，从1985年的7%，提高到1994年的14%，现在接近20%。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第一，欧盟第二），2002年和2003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50.3亿、美元147.3亿美元，这由此激活了许多日本企业，给日本增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失业率从2003年的5.5%下降到2004年5%以内。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发动机。2003年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2004年第一季度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创13年来日本季度经济增长率的最好记录。根据经济学原理，拉动经济增长有3个动力：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今天拉动日本经济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对外出口，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特需”拉动了日本的钢铁、造船、石化、半导体等行业的景气。
东盟已经成为继美国、欧盟、日本之后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04年10月底，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历史性地突破了800亿美元，达84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从东盟的进口达到510.4亿美元，对东盟的出口仅有335.7亿美元，中方逆差高达174.7亿美元。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的迅速增长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东盟产品的主要吸纳者，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据科技部人士预计：未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双边贸易额达到1.23万亿美元，“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人口近20亿、国民生产总值达2万多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
第三，在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方面。过去雁行模式的特征是以加工贸易作为出口产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出口的主要市场是欧美市场。这一特征也决定了东亚地区之间缺乏横向的联系，彼此之间没有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东亚地区在最近20多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但是经济组织的建立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的建设非常慢，落后于北美的深刻原因。然而中国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对东亚地区来讲，这是－个非常深刻的历史变化。最近几年，欧美经济不景气并没有影响到东亚经济的增长，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需求大大拉动了东亚各国的出口复苏，原来东亚区域内以欧美市场为出口导向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市场正在取代欧美市场，成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使得中国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参与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既可以吸纳从日本、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与它们合作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又可以向东盟各国输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必将推动整个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一步增强该地区的经济联系。
第四，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方面。根据俱乐部理论，作为大国即核心国愿意并能够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就是甘愿为其他“搭便车”的成员提供优惠（包括开放国内市场）、补偿等，以便采取集体行动。事实上，东盟最初对于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态度并不积极，但中国提出了首先开放东盟的主要出口产品－热带农产品市场方案，双方因此迅速达成协议。2001年11月朱镕基在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建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仅一年，即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就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大有一步棋动满盘活的味道，并迅速产生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东亚其他经济大国和强国，如日本、韩国，也马上开始寻求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于2003年l0月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韩国于2005年4月与东盟就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达成原则协议，为以后与东盟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奠定了基础。
三、构建东亚经济发展的“新双头列车”模式
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和狭小的国内市场，这只昔日的“领头雁”对东亚经济已失去了牵引能力。再加上日本严重缺乏亚洲认同感，日美联盟的存在使日本不会真正“返亚”，鉴于此，日本是不配领导亚洲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日本无足轻重。今后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以及政府开发援助等方面是东亚经济强有力的推动者，特别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更需要中日两国的密切合作。由此，笔者认为：未来东亚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在前面拉，更需要日本在后面推。这种模式和传统“双头列车”模式相比，中日在东亚经济中作用的角色发生了换位，故称为“新双头列车”模式。
（一）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对东亚经济形成强有力推动
首先，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90年代痛失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赶上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末班车。为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相吻合，日本加大了产业结构向服务化和信息化调整的力度。为给产业结构升级留出足够的空间，日本必然会利用资本输出，加快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力度。日本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它的制造成本在不断地提高，所以它的制造业要不断向海外转移，而海外最好的转移市场、生产基地就是东亚各国。近几年，日本对东盟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扩张，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从垂直投资性向水平与垂直并存的复合型投资转化。这有利于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再次，在政府开发援助方面。1989年日本成为世界政府开发援助（ODA）第一大国，东盟是日本ODA的重点地区，比例占日本ODA总量的60%以上，其中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是ODA的主要受援国。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近几年日本减少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承诺在政府开发援助中优先考虑东盟各国，尤其重视对东盟的技术发展援助。在1997年危机以前，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技术援助项目往往集中在初级产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些项目对增加受援国制成品的生产能力和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并没有起直接的作用。例如对泰国而言，日本是泰国的首位援助大国，90年代前半期，泰国接受的ODA约有六成以上来自日本。但由于技术援助领域的限制，泰国对日贸易逆差并未因ODA而大大减轻。1997年以来在东盟经济有所恢复的基础上，日本为重塑其领头者的地位，力图通过扩大经济技术合作、提高技术援助项目的层次，使东盟从垂直经济合作向水平经济合作方向转化，以便在新的国际分工之中获得更大利益。
（二）中日两国应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日是近邻，经济联系紧密，两国的GDP总量占了东亚的80%以上。很显然，东亚经济一体化应以中日为核心，正如欧盟以德法为核心那样。日本是东亚最大的投资国，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市场。双方如果不进行真诚的合作，东亚资源就不能实现有效配置，市场就不能合理划分，更不用说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了。去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过：“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问题上发生争斗，日本将一事无成。”
首先，中日合作不仅符合东盟国家的愿望，更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东盟国家需要日本的资本和技术，同时又需要中国的庞大市场，两者不可或缺。同时中日合作能给本地区带来人们渴望已久的稳定的发展环境，消除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强外地投资者对该地区的信心。中日合作更符合两国利益。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距，但互补性很强，日本有资本技术优势，中国有市场潜力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这说明中日两国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从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来看，日本和中国都无法单独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竞争。在未来经济的竞争中，中日两国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也有利于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其次，就新模式的有效运行来说，中日两国应着重加强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合作。众所周知，经济发展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条件。至今，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有限，导致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不衔接。由于东盟技术发展上不能自立，因此，即使经济增长很快，并在东盟区内形成了由制度保障的市场，但由于技术发展上不能自立，各国产业发展很难协调，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各国固有矛盾和利益差别造成的严重分歧使得统一的大市场很难真正实现。为此，东亚各国或地区必须建立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国目前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缺乏“基础性技术”，因而将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中国正成为东亚制造业中心，对日本的制造业技术会依赖更强；东盟各国不仅需要充实“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应用技术转移。因此，未来东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中日两国在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通力合作。
在金融合作方面。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痛感缺乏地区金融合作机制所导致的抵御风险能力差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开始重视东亚金融合作。1998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建立了金融合作机制。在可预见的东亚金融合作议题包括：创立东亚金融安全网；创立亚洲地区基金，即亚洲货币基金AMF；构建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等。2004年中国与日本GDP总量超过6万多亿美元，两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美元，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在以后东亚金融合作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建立中日两国互信机制，全面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但迄今为止，中日之间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日本的种种做法，如加强日美军事联盟，通过《周边事态法案》，美化侵略战争，日本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等，使两国关系无法保持正常状态，也就难以带动东亚区域经济的合作。因此，如何在东亚合作中培育中日之间的信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既需要两国领导人高度的智慧加以推动，也需要两国人民加强沟通，加深信任。
当然中日两国的合作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两国有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东亚经济一体化就一定会实现。相信在“新双头列车”模式的引导下，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创造出比雁行模式更为辉煌的经济奇迹。
四、“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及其挑战
“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勇于担当引领东亚经济发展的大任；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苦练内功，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一）“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经济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中国在周边国家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长期以来，一些不负责任的大国，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个威胁周边国家安全、阻碍邻国发展的对外扩张型国家的形象。这种宣传曾经使一些东亚国家产生某些疑虑。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没有对东亚地区形成威胁，反而中国吸收了大量东亚国家的出口，带动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其就业，确实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多次危急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这种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受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尊敬和赞赏。中国率先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进10+3、10+1机制的建立。这些都说明中国对东亚经济不但不是威胁，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稳定和促进因素。这有利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周边国家形成共识，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有利于中国以东亚为依托，实现中国的全球战略。现在世界上有两个自由贸易区，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是以德法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欧元区。正是当年欧共体的建立，西欧才联合起来，拆除贸易壁垒，增强了经济实力，才有今天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局面。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借助外部力量发展壮大自己，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必然选择。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世界大潮，中国必须加强地缘经济，依托东亚，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东亚的霸权主义扩张，并以此为依托，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维护我国的国际利益，从而实现中国的全球战略。
（二）“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历史经验证明，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其经济表现是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西欧是如此，北美也不例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劳力的增加的外延式的增长，而不是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内涵式的增长。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的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中国为40%以上；上述国家每增加l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2亿元，我国最近3年约为5亿元。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指出，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没有生产率增长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前苏联曾雄心勃勃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企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由于其经济增长几乎只靠增加投入，结果发展失去了后劲。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以及以什么方式增长是未来东亚经济发展新模式对我国经济提出的最为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要再造三大优势，确保中国未来在东亚经济中的领头者地位。
首先，再造制度优势。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因素不只是劳动力、资本、技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制度。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很不成熟的国家，因此进行制度创新将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尤其要加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完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争取早日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欧美常以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动不动以挥舞特保大棒相威胁，来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拦路虎。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我国尚处于“人世”过渡期，整个国家没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个案审查、行业调查中，我国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例如，在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中，我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5家企业均获成功。企业和行业联盟的积极应对，不仅有利于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更有利于支持整个国家加速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
其次，再造科技优势。受2005年1月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限制的刺激，我国纺织品出口出现“井喷”现象。在美欧挥舞特保大棒之际，我们被迫大幅度提高了74种纺织品的出口关税税率。这再次证明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靠数量扩张、靠价格取胜将是死路一条，唯有提高技术含量，提高附加价值方能生存。目前：我国的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而广大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甚至东欧部分国家却具有相对优势，是最佳的海外投资区域。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我们应加大这些产业的海外转移力度，为国内高级产业的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进生产要素向这类产业转移，以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的成长。
再次，再造市场优势。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是中国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但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向的改变，传统的市场优势已缺乏吸引力，为此，我国必须重构市场战略，再造市场优势。我们应根据人世的承诺，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在内的服务业的逐步开放，消除市场壁垒，放宽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减少投资和贸易限制，加速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