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波动：美国的实例
关键词：美国，制造业，经济波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美国新的经济增长机制，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持续整整十年的增长，将美国经济带入了战后最长的繁荣期，许多人用“新经济”来反映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出色表现。而2001年3月份以后开始的经济衰退，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新经济”的重新审视，虽然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均不绝于耳，但美国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却是少有争议的。
不论是在经济扩张期还是在经济衰退和调整期，本轮经济波动反映了美国微观运行机制、中观产业结构和宏观管理方式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了行业运行、就业结构以及消费模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制造业是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美国制造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奠定了美国新经济成长的重要基础，而且也使新经济的衰退和调整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一、美国新经济波动的主要特点
这一轮美国经济波动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波动的幅度减弱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从经济繁荣期来看，与战后其他较长的经济扩张期相比，在90年代这次上最长的增长期中，GDP年度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小；而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GDP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和累计持续的时间也低于以前(陈继勇，2003)。
具体来看，9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特点集中于“一稳三低”，即经济稳定增长伴以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低财政赤字；而21世纪初期的经济衰退程度虽然减弱但复苏过程缓慢，生产率的持续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投资不振与个人消费的强劲共存，出口波动幅度加大与贸易赤字增长同步。
总之，无论是经济繁荣期还是衰退和调整期，美国经济的运行和波动都逐渐显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美国经济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正是这一新趋势的深层基础，而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其持续的结构性调整是新经济波动呈现不同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制造业的贡献与经济波动
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半个世纪以来，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然而，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却与产出的高速增长相伴，并以90年代的表现最为突出。用于衡量制造业实际产出的制造业生产指数(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在1990到2000年年均增长4.6%，比同期实际GDP的增长高出1个百分点以上，而相比之下，1950到2000年间该指数年均3.8%的增长仅比实际GDP年均3.4%的增长高出0.1个百分点(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ent，2004)。相应地，1990到2000年间由制造业创造的GDP以年均4.52%的增长超过了服务生产部门3.65%的平均速度，这使得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下降趋于减缓，十年间仅下降了1.8个百分点。但在2000-2003年期间的经济衰退和调整中，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37%，而在2000-2005年期间，其平均增长率仅为0.58%，这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5年内就下降了2.5个百分点。虽然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仅为12.0%，但其近两年来的健康发展仍然是推动美国经济再次快速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2004和2005年制造业所创造的实际GDP分别以4.80%和3.96%增长，而同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高达4.22%和3.52%，均高于90年代的平均水平(见表1)。即在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中，美国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步伐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在经济衰退之后的缓慢恢复，也正是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制造业内部构成来看，90年代以来的增长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70年代以来，耐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一直下降的，从60年代平均的15.6%一路下滑到90年代平均的9.07%，而同期非耐用品制造业下降的幅度则要缓和得多，60年代平均10.08%，而90年代平均为6.57%。然而从90年代开始，耐用品的生产出现较快增长，其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0%左右。尤其是在走出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之后，耐用品制造业平均对GDP的贡献远远高于非耐用品制造业，其中在1993到2000年间，耐用品制造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平均为0.76个百分点，接近整个制造业同期0.84%的贡献度，而1998年耐用品制造业更是拉动美国GDP增长了1.10%，创造了90年代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新水平。
耐用品制造业的兴起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耐用品制造业的衰落促成了美国新世纪初期的衰退，其根源在于耐用品的价格弹性随收入水平和供给能力的提高而趋于下降。耐用品的使用是有一定周期的，尽管这种周期随着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缩短，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和大幅提高使得耐用品的生产周期快速缩短，因此必然将面临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而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通过创造需求的方式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信息技术正使得创新的周期缩短、新产品层出不穷，但过快的产品更新也正使原有产品过快地面对供过于求的处境。这是耐用品价格弹性趋于降低的根本原因，也是技术先进国对耐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根本原因。然而，2000年的美国开始面临创新停滞所带来的问题，即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局限性以及半导体芯片行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固有的“4年循环”的制约，使美国出现了信息技术创新的停滞(陈漓高，2004)，而一系列的经济调整也随期而至。
国内需求的有限性，加上创新成本的不断提高和新技术扩散时间的缩短，使得企业必须借助于不断扩大的市场来快速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这就决定了制造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将日益加深(庄宗明、孔瑞，2006)。这不仅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之于美国制造业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与那些贸易往来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制造业对价格指数的贡献与价格波动
在90年代，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突出影响还表现在价格方面，制造业价格指数的持续下降为经济运行创造了良好的低通胀环境。从1990年开始，制造业的生产价格指数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并在1996年以后一直是负增长，于2000年达到-2.26%的谷底。随着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的不断下降，商品生产部门的价格指数也一直处在低位运行，从而有力地拉动GDP价格指数在1%到3%之间徘徊。虽然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物价水平的持续走低与大量的相对低廉的日用消费品和资源性商品的进口有关，但进口对限制美国国内物价上涨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产业本身对于保持价格的低位运行的作用则要重要得多(庄宗明、孔瑞，2006)。
制造业的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耐用品制造业，并且更直接地来自于机与产品制造业。自1991年开始，耐用品制造业的GDP价格指数即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自1995年之后就一直是负数，2000年谷底时其GDP价格指数下降了5.47%，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在2005年仍为负值。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GDP价格指数就持续下降。自1995至今，该指数每年下降的幅度都超过12%，下降幅度最大的1998年达到26.03%，即使近几年降幅有所缓和，但2004年比2003年仍下降了12.80%，为持续低通货膨胀做出了持续而突出的贡献。
计算机行业价格的降低与其日益降低的成本和高速增长的产量有关。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位居制造业榜首，如果以生产指数来衡量，1997年的产量是1990年的4倍，而2000年的产量则扩大到了1997年的两倍多。继2003年的反弹之后，2005年的生产指数已经从2002年的222.2增长到346.5，表明在经济恢复中其生产更加平稳也更有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行业中的高精尖技术产品产值持久而强劲的增长更为引人注目。1990年高精尖技术产品仅为1997年产值的14.5%，经过90年代后期的高速增长之后，2000年的产值已经达到1997年的2.8倍。在2001和2002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高精尖产品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并于2003年又开始大幅增长，2004和2005年该指数分别达到408.1和495.7，是1997年产值的4倍和5倍。
计算机行业价格指数的下降一方面为其他行业的投入提供了日趋降低的成本，从而间接地支持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价格指数的持续大幅下降，埋下了经济强制性调整的隐患。价格的持续下降说明技术的普及和扩散速度在加快，而原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也正在消失，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趋于枯竭，剩下的只是有限的增量创新，新经济正在快速地步入到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阶段(华民，2002)。在全球化条件下，IT产业技术的扩散也是全球性的，因此美国IT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面临着世界供给能力快速提高与生产成本快速下降的双重威胁。但美国并不具备成本优势，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水平的稳定越来越满足不了降低成本的要求，而一旦新产品开发的速度放慢，IT产业唯一的出路就是保留高端产品环节而把成熟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外甚至完全放弃生产而转向外包，而这无疑将对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从2000年左右的调整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影响，而经过调整之后的计算机产业也显示出明显的效果，其价格指数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基本接近1994年的水平，并带动制造业价格指数显著回升。
四、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与就业波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就一直在下降，从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4年的11%，44年中下降了17个百分点。
而在绝对就业人数方面，80年代以前制造业的雇员总数波动幅度比较大，但总体上是不断增长的，80年代的就业总量已经趋于平稳，其中1984-1990年雇员平均达到1778万人。在90年代初期的衰退中，制造业就业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93年雇员人数比1990年减少了92.1万人，但从1994年开始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稳步上升趋势，到1998年达到90年代最高的1756万人，虽然低于80年代中期后的平均水平，但已经比1993年净增了78.6万人。而自2000年以后，制造业的就业出现了战后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并集中于2001至2003年，这三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比2000年总计减少了275.3万人，使制造业占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在短短的3年间就下降了1.9个百分点。2005年比2000年减少了298.4万人而仅仅有1428万人，比战后最低的1946年1470万人更少(《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95年数据，P324)。
90年代制造业就业超常的稳定性与同期美国失业率的稳步下降，和2001年以来制造业的大规模裁员与同期美国失业率的节节攀升，都绝非的巧合，而是美国新经济波动中制造业与就业的深刻联系的必然反映。
工具与设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最大的行业，80年代末该行业创造的GDP占经济总量的2.4%，而90年代以来该行业显示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2003年创造的实际GDP比1990年增长了18%；机与产品制造业是90年代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从1990年到2000年该产业创造的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40%，其中1995-2000年间的增长速度平均高达37.35%。2000年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创造了1856亿美元的GDP ，占制造业总量的13%，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9%，均位居制造业之首。由此，选取这两个行业进行制造业内部的分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能够从总体上反映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交通工具与设备制造业在90年代的表现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产业内部分工的加强，最突出地反映是，2000年从事机动车零部件生产的职员比1990年增长了28.6%，占全行业就业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30.6%上升到2000年的40.9%，虽然在之后的4年里就业下降了18.0%，但其占全行业的比例仍达到39.1%；二是军用加速民用化进程，其表现是，2000年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的就业比1990年减少了38.5%，之后的4年又继续下降14.1%，其占全行业就业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39.4%下降到2000年的25.1%和2005年的25.2%(见表2)。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内部就业的变动，则主要反映了该产业内部优势部门的集中化以及技术成熟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1990-2000期间就业增长最快的是半导体与电子元件，增长了17.8%，并吸收了计算机行业三成以上的就业，同时通信设备制造部门也略微增长了7%，而计算机与外围设备和电子仪器部门的就业分别下降了23.6%和17.8%；在2000-2004年期间就业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通信设备和半导体与电子元件部门，下降幅度分别达到39.2%和33.0%，其次是计算机与外围设备，又进一步下降了29.7%，但从结构上看半导体与电子元件部门的就业仍然占了34.2%，而计算机及外设部门的地位则大不如以前(见表2)。
美国,制造业-[飞诺网FENO.CN]
综合这两个行业的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的广泛影响下，美国经济所体现的社会分工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制造业部门不再局限于保持最终产品上的优势，而是更多将分工深入到产品的内部，将竞争的核心集中在对技术和资本要求较高的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上，而将附加值低的产品及生产环节进行压缩，进而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无论是交通设备制造业中从事机动车零部件生产人员的快速增长，还是电子产业中半导体与电子元件的扩张和计算机与外围设备制造部门的委缩，无不说明当代美国制造业正在进行的产业链战略环节的转移，进而从根本上反映了9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生命力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军用工业的民用化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这种分工形式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制造业行业本身，实际上正是通过制造业内与企业外分工的重新安排以及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新经济才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生产分工的促使美国制造业中的非生产性工作不断独立出来，制造企业逐渐将诸如顾问、财务审计之类的工作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一方面取得精简瘦身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得到信誉优良、业务训练的服务商的业务指导。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的下降，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却在大幅度的增长。例如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是90年代以来美国就业增长最为强劲的产业之一，其所包含的三个部门的就业增长都非常明显：1990-2000年间，“临时帮助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了约1500万，而该部门中有相当多的劳动者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活动；“专业与技术服务”和“管理与支持服务”部门在十年内就业分别增长了2100和3400万人左右，其功能基本上都承接了制造企业原有的生产性服务，亦即源于制造业的健康增长，这些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行业也得以迅速发展。由于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中心，美国是经济全球化最为踊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因此美国受此次社会分工深化的影响最深，反映在微观改革方面，如产业链战略环节的转移、服务外包的增长和企业流程再造方面，美国制造业均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劳动生产率、就业等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美国也有相应的突出表现。
五、美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在9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经济波动中，制造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方面、价格系统的稳定方面还是从就业结构的转换方面，制造业结构的调整都对经济整体走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现象不仅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制造业在服务型经济中的地位，而且对于正在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在积极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新经济的成长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是一致的，这是美国制造业发生变化的最大背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联结成为全球性的，开放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各国的国民经济不仅是国内的还是全球的，各国的国内市场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企业活动的范围也大大扩展，这为世界经济的运行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竞争是永远不变的主题。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今天，即使是经济总量如美国这样巨大的国家，即使是经济发展如美国的制造业这样成熟的部门，也难免受其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全球化是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强大市场基础，是90年代美国制造业再度繁荣的重要原因，但也正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技术扩散速度的空前提高，促成了新经济的衰退和调整的必然性。美国经济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远不如中国之深，2004年美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为25.15%，其中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15.17%和9.98%，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则高达69.98%，其中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34.02%和35.97%；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也远不如中国之重，2004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12.7%，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则高达46.01%。虽然入世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陆续开放了部分国内市场，但限于开放度的不同，全球化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却比中国更为全面而深入。但随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逐渐地全方位地溶入，中国必须重视世界市场变幻对中国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必须重视制造业在承接全球分工过程中对国民经济总体所产生的影响。
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变革不仅体现了世界技术创新的发展，还体现了国际分工性质的变化。在信息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得以产生和持续的根本源泉，技术创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创新的停滞同样会导致波及范围强大的经济衰退。当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远不能与美国相比，美国在充当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同时也担当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角色，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旧面临艰巨的经济追赶任务，在工业技术发展方面主要是吸收、模仿和增量创新，但正是这种追赶型地位使得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而自主创新对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造成了中国的产业技术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得多，技术创新的不足反映在产出上则是产量的快速增长与增加值率的持续偏低并存，科技支撑能力低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技术自主创新的力度，改变制造业关键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状况，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重新分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加速了制造业的全球化步伐，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和信息网络的联结，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间的全球分工发展到产业内、企业内进而产品内的全球分工。制造业企业内分工的深入以及企业间分工的细化不仅扩展到一国经济中从而促使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途径传导到世界各地从而促使全球经济的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可以根据价值链和产业链建立起面向全球开发和配置资源的高效生产体制，从而构成新的全球生产与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一种产品的生产环节由于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而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开发和生产，而该产品所隶属的产业也不再在一国范围内具有完整的产业面貌，由此国民经济内只存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从而使各国经济通过产业全球化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公司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抢占了产业链条的高端，将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母国，而根据成本变化的情况将愈来愈大比例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正是凭借生产成本上的巨大优势而承接了发达国家制造能力的转移，并且随着技术扩散速度的加快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中国也正在承接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加工任务。实际上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发挥了其“世界加工厂”的作用而实现的。很明显，中国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生产环节的低端性和重大产业体系的非完整性，使得中国必须依赖大量的进口和高额的能源消耗来支撑其庞大的生产系统。而更重要的是，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和“世界加工厂”地位的强化，不仅会助长“发挥比较优势为先”的思想从而忽视贸易条件趋于不断恶化以及比较竞争能力趋于不断下降的事实，而且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并强化了其在新的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不利地位。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
陈继勇：90年代美国增长的特点与前景[J]，《世界经济与》，2002(1)。
陈继勇、彭斯达：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J]，《国际经济评论》，2003(11-12)。
陈漓高、齐俊妍：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4(4)。
华民、王劲松：对美国经济的再认识[J]，《国际经济评论》，2002(11-12)。
庄宗明、孔瑞：美国制造业变革的特征及其影响[J]，《世界经济》，2006(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ent[M]，1995, 2004, 2005.
Statistics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M]，200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