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经验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支出能否促进增长已经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一些有益结论。刘进等“[1]运用我国1981—2002年的数据，在进行了协整检验与因果关系检验后，用公共支出、公共投资对GDP回归，发现政府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对拉动GDP增长有显著因果关系，并且这种拉动刺激作用随着考察滞后期的延长而衰减。马拴友、马树才、王小利等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2-4]另一方面，庄子银等[6]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和省际截面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但由于其运用的计量方法不精确，结论存在争议。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政府支出的确起到了拉动GDP增长的作用。然而，GDP的不断增长并不是我们经济的全部目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要坚持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使用传统一维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不能适应反映我国人类发展成就的需要。人类发展指数增加了指标的维度，全面衡量人类发展状况，它衡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基本成就：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与体面的生活。因此，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比使用GDP包含了反映人类发展成就的更多信息。
最近几年，我国关于人类发展指数(以下简称为H1)》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宋洪远、马永良(2004)[7]使用HDI估计了我国的城乡差距。杨永恒、胡鞍钢、张宁[8]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HDl分项指数权重动态变化的经济意义。霍景东、夏杰长[9]对HDI与我国公共部门支出和分项财政支出进行了回归。
本文用我国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外支出之和度量政府支出，将名义政府支出通过GDP缩减指数换算为实际政府支出，出实际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作为我国财政政策变动的代理变量，用我国的本年人类发展指数减去上年值度量人类发展状况的变动。在对政府支出增长率取对数后，使用半对数模型来考察实际政府支出增长率每增长1％导致HDI变动的绝对量变化情况。对数据整理后形成政府支出增长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时间序列。对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检验、因子分析、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二者进行回归，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察财政政策变动时滞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
二、相关指标、数据来源及其整理
(一)相关指标
1．人类发展指数。1990年以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为衡量人类发展水平，提出了五种人
关，这使得OLS估计量不仅是偏误的，甚至是非一致的。由于是自回归模型，Durbin—Watson统计量在这里是失效的，但是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不仅对大样本而且对小样本，在统计上具有更强的功效。所以在这里，使用LM统计量替代了Durbin—Watson统计量。另外，对于解释变量滞后期的选择，是根据使得AIC和SIC取得最小值确定的。 
从表17可以看出，LM统计量为3．140279，相伴概率是0．076381，接受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使用OLS进行估计是可行的方法。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当期的DLnGEX的系数的相伴概率为0．0427接近接受原假设的概率0．05以外，截距项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显著，相伴概率显著小于0．05，统计学意义显著。这与前面得到的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同期HDI变动影响不明显的结论基本是吻合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32870，校正后样本决定系数为0．798610，方程的解释能力较强。然而方程的F统计量不十分显著，相伴概率略大于0．05，难以拒绝原假设。但是综合样本决定系数、校正后样本决定系数、t统计量及其相伴概率以及AIC与SIC的取值，认为方程是可以接受的。
从分析的结果来看，1990—2003年的数据显示，政府支出在第一年每增加1％会使以后的三期HDI值累计下降0．0034。另外，除去政府支出这一影响因素之外，还存在影响HDI的“特殊因素”。这一因素使得HDI在第一年每降低0．001会使以后三期HDI值累计上升0．0030。特殊因素对HDI变动的正向作用冲抵了政府支出对HDI变动的负面作用，并使HDI保持增长。政府支出对这一特殊因素是否起到正向作用，这里难以判断。不过人类指数的三个分项指数并不是相互分离的，随着收入指数的提高，和健康指数也会有所增长，只是增长的快慢和不同地区是否会比较均衡地增长会表现得各不相同。”[8]因此，判断政府支出对“特殊因素”能起到正向作用，虽然在这里显得粗略，但也有经验证据支持。前面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认为1990-2003年间的财政政策对HDI变动的时滞影响为负。
四、结论
通过对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和人类发展指数变动两个时间序列的考察，表明在1990～2003年的14年中，我国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同期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同样，人类发展指数变动对同期政府支出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也不显著。已经采取的财政政策导致政府支出的变化会在滞后的几年中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产生反方向作用。具体是，每增长1％的政府支出会使得第二年HDI降低0．00041626、第三年降低0．00079504、第四年降低0．000925。但是，政府支出的反向作用被特殊因素的正向作用所抵销。总体来看，我国人类发展指数在不断提高。
综合其他学者对我国政府支出和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在过去的14年中，主要是以拉动GDP增长作为自己的财政政策偏向。在采取以拉动GDP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时，对我国人类发展状况在滞后的几年内产生了反向影响，这种负面作用在政策采用时并没有被充分考虑。我国的人类发展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等方面存在严重不平衡[刨的实际状况验证了上述结论。这里仍然应该强调，这是1990—2003年的数据包含的信息，是特定时间段内的信息。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转变观念，改变过去财政政策主要是为拉动GDP服务转变为财政政策是为促进我国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服务。根据各地的实际，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安全的投入。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贫困，应该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修建或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切实使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最后，令人鼓舞的是这种状况应该不会持久，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坚持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可以预见，今后我国财政政策会促进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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