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伦理观探析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刘宏凯 时间:2010-06-25

[摘要]邓小平伦理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经济和伦理道德密切结合,是当代经济建设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入分析邓小平经济伦理观,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伦理道德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ethics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It is Deng Xiaoping that uses Marxist position, view and method to combine economy closely with the ethics. It is the contemporary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at is practiced with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t the new stage in the new century, analyzing in depth Deng Xiaoping economic ethics has important meanings for implementing human-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nd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 Deng Xiaoping? economic ethics thought? moral principles

  
  一、邓小平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经济伦理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经济、、伦理三者相结合的高度,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公平和效率相统一,义利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观。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本位观。
  在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生涯中,一直非常重视人民利益问题,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邓小平始终强调,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曾指出,党在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在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关头,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邓小平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用最通俗的话表达了深刻的道理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坚定态度;70年代中期,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的环境下,邓小平从人民利益出发,把努力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化强国的原则,为我们党指出了富民强国的方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坚信,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利益本位观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实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我们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我们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
  第二,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分配观。
  在分配问题上,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长期以来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经济伦理领域中的重要难题之一。公平的实质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尽可能缩小,效率实质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非常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了过去在分配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把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分配领域困扰人们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邓小平认为公平与效率即统一又矛盾,如果过分强调公平,忽视效率就谈不上公平;同样,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同样实现不了效率,效率的提高可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条件。而公平原则的贯彻又有助于调动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二者的统一应该是动态的统一,既不是宁要绝对平均而不惜“共同贫穷”,也不是永远只顾效率而不顾两极分化。邓小平既正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分配中不平衡的客观现实,又注重合理的差距对于提高效率的积极作用。形成了新型的关于公平效率统一的社会主义分配观。
  邓小平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主张,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一价值方针的提出,既有现实依据,又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依照这一价值方针来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必将使我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观。
  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马克思历来主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关系”。邓小平首先承认和维护个人的合法利益。邓小平认为,要勇于承认和鼓励个人在不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并将这种利益追求纳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结构中。其次,是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家要讲物质利益,追求国强;人民群众要讲物质利益,追求民富。既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又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同时又反对任何形式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主张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三者的有机统一。再次邓小平提出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方面的基本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最后,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标准。邓小平认为,判断经济行为是非得失及善恶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使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成了评价经济行为的最高价值标准。
  
  二、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分析
  
  邓小平经济伦理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经济和伦理道德密切结合,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品格。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一是系统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是邓小平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通过对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关系的系统阐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二是时代性——具有跟进时代潮流的强烈的时代感。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理论,都会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上固然是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但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却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经济伦理思想。他认为,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需要两种动力即精神动力和物质动力。“我们实行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

  三是实践性——蕴涵着指导现实的无穷力量。邓小平伦理思想与我国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其中许多重要原理、原则、方针,经历了一个“从实践中来——经过概括变为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发挥指导作用——再进行进一步完善”这样一个过程。其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从唯物史观出发,高度论证物质利益与道德的统一,提出道德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以经济建设促进道德建设,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兼顾,并把它作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根本。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经济能不能发展,关键在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邓小平从经济伦的角度,以人的发展、人性的完善、社会的整体进步为最高价值目标,对现实的经济秩序,人们的经济活动进行合理性的价值论证。
 四是创新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和无产阶级道德的具体表现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改革,并随改革实践一同发展,而改革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思想观念问题,不冲破旧观念、旧体制,改革就难以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证明,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改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观念的更新理所当然地包含着道德观念,而在经济伦理方面,邓小平的思想无不闪烁着独具特色的创新视角,例如,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在社会主义分配中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等等。
  
  三、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深刻分析时代,总结历史,认识国情,研究经济与道德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一系列经济伦理思想,因此,认真探讨和研究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和方法体系,对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传统马列主义伦理学在经济伦理方面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主要是由时代发展主题造成的。正如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在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主题的时代,伦理道德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必然得到强化,伦理学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因而伦理学也必然是政治的伦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时代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邓小平深刻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并强调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适应世界变化的大趋势和结合国内具体实际而实现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这一战略转移必然对理论研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印度前总理拉·甘地时所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都是在变”,面对这些时代背景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
  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现实道德现象发生发展的学科,无疑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并随之实现新的转向。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是适应这一时代变化的产物。他的经济伦理思想集中体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任务,不仅强调伦理道德的经济功能,而且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创造性的经济伦理学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第二,第一次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物质利益对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从理论上澄清了物质利益与道德的关系
  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利益,使广大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邓小平也清醒地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看到了在实践中出现片面夸大物质奖励、忽视精神作用的不良倾向,主张人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实践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可以搞上去。”这就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建设确立了基本原则和实践方针。
  第三,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有利于增强民族振兴的社会责任意识
  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这是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社会责任。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振兴的责任意识,他关于中国人民不仅要“站起来”而且要“富起来”的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不仅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关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关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等等,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振兴的责任意识和远见卓识。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他自身“三起三落”,但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他毕生的追求。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的一生,他的思想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导航的指针。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导航的指针的有机构成,是中国社会深度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选择。
  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虽然说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它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才刚刚开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建设也还任重道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发展,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也将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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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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