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分析
内容摘要：传统学把使用价值量等同于物品数量，注重使用价值总量的研究，却忽视单位使用价值量的研究。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有许多， 既有客观因素，如事物的数量、性能、使用状况及相关事物状况，也有主观因素，如需求强度差异，但决定性因素是人的满足程度。主观因素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作用应得到承认，但不应被夸大，否则会陷入主观效用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量 需求强度 满足程度 主观效用论
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物品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这种属性是物品的客观属性，是物品本身的固有属性， “一物之所以是使用价值，......正是由于它本身的属性。如果去掉葡萄成为葡萄的那些属性，那么它作为葡萄对人的使用价值就消失了。”正是把使用价值看作物品本身固有的一成不变的属性，传统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关于使用价值量问题的基本认识：使用价值量就是具有某种有用性的物品的数量。物品的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使用价值量大小的标准，换句话说，使用价值量通过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物品的数量来表示，二者存在一一对应的正比例关系，用函数关系式表示为：u=f（q）或tu=u﹒q（u表示使用价值量，q表示物品的数量，tu表示使用价值总量）
使用价值量基本观点
根据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量的基本观点，经过逻辑推理，可以导出以下几个观点。
观点之一：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使用价值量仅仅是指物品的使用价值总量，而不包括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unit use value） 传统政治经济学只研究n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多少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n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1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的n倍，至于1个单位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量到底是多少，则被他们忽视或“合理”放弃。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用价值量只是一个相对量，而不是一个绝对量，对使用价值量的认识缺乏彻底性和精确性。
观点之二：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一定量。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只研究物品的使用价值总量，是因为他们认为必然存在的理论假设或逻辑前提——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变的——是无可置疑的，对单位物品使用价值量的研究毫无必要，因而做了“合理”的取舍。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否一成不变的，或者说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量理论的逻辑前提与假设是否正确，已成为学术界广泛质疑的问题，现在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单位物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可变的，且具有诸多引致因素。
观点之三：使用价值量的唯一影响因素是物品的数量。根据函数关系式tu=u﹒q，u既然一个常量，那么影响tu的唯一变量就只能是q，即物品的数量了，所以使用价值量与物品的数量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若想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量，只有通过增加物品的数量 实现。这一观点曾长期影响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如过分追求产品数量、忽视产品质量，经济粗放型增长，而不是集约型增长。在卖方经济年代，这一理论认识的缺陷尚不明显，但到了买方经济时期，其缺陷就凸显出来，因此，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与问题上走了弯路，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
使用价值量与人的需要满足程度
如同价值有价值量，使用价值也有使用价值量。使用价值是事物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这种有用性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会有高低，因此，使用价值量可以定义为某种使用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量的定义相比，该定义有两个基本的不同：一是使用价值量是某种使用价值的数量，而不是某种物品的数量。使用价值与物品或商品体不能等同起来，应加以区分。二是衡量使用价值量大小的标准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而不是物品的数量。使用价值量可以与人的满足程度统一起来，换句话说，某一使用价值的量的大小多少归根到底由其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的高低决定，用等式表示：使用价值量=人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愈高，使用价值量就愈大；满足程度愈低，使用价值量就愈小。因此，人的满足程度是衡量使用价值量的最终标准，也是最高标准，是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
使用价值量与人的满足程度的同一性，客观上提供了衡量使用价值量大小的统一标准，为解决使用价值的量的可比较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概括地说，可以有两种分类：
生理满足和心理满足。生理满足是指某种使用价值对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如食物可以满足人们解除饥饿的需要，衣服可以满足人们抵御寒冷的需要。人的生理满足较易实现，但由于人的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所以人的生理满足对人的生存而言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心理满足又可称作精神满足是指某种使用价值对人的心理或精神需要的满足，如书籍可以慰藉读者的心灵，名牌衣服可以使穿着者心情愉悦、充满自信。精神需要的弹性很大，所以精神满足的弹性也较大，如读一本书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得到了彻底的满足，不再需要读书了，更有可能的是人的读书欲望反而会更加强烈，可见，人的精神满足很难得到充分、彻底的实现。与生理满足相比，精神满足并非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离开精神满足并不危急人的生存，但这并不是说精神满足不重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精神满足对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将越来越重要。例如，对于一个偏爱吃肉的人来说，吃粮与吃肉都可以消除饥饿，其生理需要都会得到绝对满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粮与肉对他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是有差异的，吃肉使他得到更多的享受和愉悦，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需要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所以肉对他的相对满足程度较高，而粮对他的相对满足程度则较低。
绝对满足和相对满足。绝对满足是指人的某种需要得到彻底、充分的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往往较易得到绝对满足。相对满足是指人的某种需要得到部分的或一定程度的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往往得到的只是相对满足。
影响使用价值量的主客观因素
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是物品的客观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量等同于物品的数量的认识是不的，“物品固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物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却是主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说，物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不仅同物品本身的客观存在相关，而且同人消费物品时的主观满足程度相关。”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受边际效用论的影响，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因素，包括事物的数量、性能、使用程度及相关事物的状况，二是主观因素，即人的需求强度。
影响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的因素
事物数量
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使用价值量等同于物品的数量，是因为他们认为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变的，与事物数量的多少无关，因而对事物的使用价值总量和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不作区分，或者说他们只关注事物的使用价值总量而忽视了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这些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是变化的，而且事物数量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对于一般事物，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随事物数量增加而递减，可称作边际使用价值量（MU）递减法则（如图1），当00；当Q=Q1时，MU=0；当Q>Q1时，MU<0。例如人们在饥饿时，第一个馒头的使用价值量很大，之后，每个馒头的使用价值量依次递减，直至归零或降为负数。
事物性能
事物性能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事物性能提高增加使用价值量，即事物某一使用价值满足人类需要程度的提高，如彩色电视机由原来的模拟信号升级为数字信号，更好地满足了人类欣赏电视节目的需要，因而每台电视机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例如手机的基本使用价值是其通信功能，现在手机功能不断增加，即其使用价值的种类在增加，如手机可以录音，可以摄像，还可上网，这些使手机在某一方面使用价值量（如通信）并未提高的情况下，事物性能提高增添了事物的使用价值，使其总使用价值量增加。由于使用价值的种类增加，从而使其使用价值总量(TU)提高。对此，可用等式表示：TU= U1+U2+U3+......+Un( n表示同一事物有n种使用价值)。此等式仅表示TU由n种使用价值组成，并不表示不同使用价值之间可以进行量的比较或求和。
性能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从总体上讲，性能越先进，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越高，则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越大，性能与使用价值量是正相关关系。但是事物的性能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受社会技术水平的影响，事物性能处于时刻变动之中，其基本演化轨迹是平庸——先进——平庸。因此受性能变化的影响，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则为倒“U”字型，呈上升——下降的发展轨迹。
相关事物是指与成为研究对象的事物的使用价值量存在相互关联作用的事物。相关事物与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同类事物，具有相同使用价值，也可以是非同类事物，使用价值异质。根据相关事物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种：
倍增关系，即事物A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致事物B的使用价值量同方向地倍数增加或减少。事物A成为与研究对象事物B具有倍增关系的相关事物，如产品。在互联网上如果只有一台电脑，则其使用价值量不大；而随着电脑的增多，每台电脑的使用价值量则成倍提高。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都呈现这一特点。
正相关关系，即事物A的使用价值量变化，事物B的使用价值量同方向变化，A、B具有互补关系，使用价值量的变化一般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如汽车与汽油的关系，鞋带与鞋子的关系。
负相关关系，即事物A的使用价值量变化，则必然导致事物B的使用价值量反方向变化。A、B两种事物往往具有相似的使用价值，处于可以相互替代的地位，如猪肉与牛肉的关系，面粉与大米的关系，粮食与蔬菜的关系。
使用程度
“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以后，才能实现，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事物能否使用以及使用状况如何是影响使用价值量的重要因素。在正常情况下，事物的使用程度与使用价值量是正相关关系，即对某事物的使用程度越高，事物的使用价值量就越大；反之，则越低。如同一品牌和型号的两辆自行车，一辆只有一个人使用，另外一辆则由两个人使用，显然后者使用程度较高，其使用价值量较大。但是使用程度并非与使用价值量具有绝对同一关系，也就是说，使用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反映用价值量的大小，根本原因是使用程度的高低并不等同与人的满足程度的高低，如一件衣服穿破了，其使用程度已达极值，但并不意味着使用者的满足程度也达到最大值。
使用程度的高低往往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使用强度，一辆自行车由两个人骑，另外一辆则由一个人骑，前者的使用强度较高，后者的使用强度较低。二是使用时间，一辆自行车的有效使用时间是10年，另外一辆则是20年，前者使用时间较短，后者使用时间较长。使用程度与使用强度、使用时间之间的关系可用等式表示：使用程度=使用强度×使用时间。
主观因素
人的需求强度差异。影响单位事物使用价值量因素的需求，在这里是当作需求强度来使用的，即人们对占有、使用、消费某种使用价值的强烈程度，而不是对事物需求的数量。人对某种事物需求强度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引致原因的不同，需求强度差异可有以下三种：供求失衡引致需求强度差异，某一事物的供求平衡关系被打破，并且出现严重失衡的局面，人们对其需求强度会出现巨大差异，如涝季与旱季，人们对水的需求差异；群体性需求强度差异，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群体的人们由于文化背景、道德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求强度是有差异的；个体性需求强度差异，一个人由于个体的差异，如兴趣爱好、职业、生活习惯、状况、家族传统等的不同而导致其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强度是有差异的。
需求强度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极其复杂，几乎无任何可言。事物对于需要的人来说，事物的使用价值量是正值，量的大小则由强度的高低决定。一般而言，对事物的需求强度越高，其使用价值量则越大；反之，其使用价值量则越小。 事物对不需要的人来说，使用价值量或为零，或为负值。
影响事物的使用价值总量（TU）的因素
影响事物的使用价值总量的基本因素是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Qu）和人所需求的事物数量（Q），通常把使用价值总量表示成事物数量的函数，即TU=f（Q）或TU= Qu•Q。由于单位事物的使用价值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是一个恒定的量，所以，事物某一使用价值的总量在座标上就表现为一条曲线（如图2），TU受MU递减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轨迹。当0
根据以上分析，关于使用价值量应得出以下结论：
使用价值包括总量和单位使用价值量
否认或忽视单位使用价值量，使用价值总量就只是一个相对量，对其认识就不彻底。只有正确区分单位使用价值量和使用价值总量，才能对使用价值量的认识更加、完善，也才能对使用价值的量化更加客观、准确。
单位使用价值量是变量而非常量
影响单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有许多，诸如事物的数量、性能、使用程度、相关事物的状况与人的需求强度，这些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致单位使用价值量的变动。承认单位使用价值量的变化，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促使社会更加注重内涵式社会再生产，保证社会财富的创造在质与量的两个方面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存与的需要。
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有多种
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因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因此使用价值量的确定是由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决不是某一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否认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一因素或几种因素对使用价值量起主要作用，其他因素的作用弱化，起次要作用。各因素的作用并不绝对，不过人的满足程度是衡量使用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是使用价值量评价的最高标准。
承认主观因素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并不等于对主观效用论的全面认可 主观效用论或主观效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学家为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又一价值学说，其中包含诸多合理成分，尤其是边际效用理论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一价值理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主观效用论者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感受，声称商品价值完全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感受之中，不承认任何客观因素的存在及其对商品价值的影响， 显然是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主观效用论者所说的“效用”一词，如萨伊所说，“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实质上是指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也把“效用”当作“使用价值”的同义语来使用，如“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尽管主观效用论者力图通过主观效用来解释价值决定和价值交换问题，梦想建立一套价值学说，但本质上是一种使用价值学说。主观效用论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人对物的主观评价作用，而从根本上否认了物相对与人的客观存在性。承认主观因素，即人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及评价对使用价值量的影响作用，却不应夸大这一作用，因为“人的需要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相反，它总为社会生产实践、社会发展所制约。人的需要在本质上是社会理性的需要，具体地说，人的需要及其实现程度取决于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取决于收入和分配状况。”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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