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溢出”现象看外资的有效利用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在利用外资促进的过程中，外汇、储蓄“双溢出”现象日益突出。有鉴于此， 本文从“双溢出”现象入手，分析了在继续保持引进外资适度增长水平的同时，如何全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问题。
关键词：双溢出 适度增长 有效利用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也同时相伴而来，内外资 “双溢出”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从理论上分析，利用外资只能是对内资的补充，不能取代，更不能因冲突而闲置内资。因此，在我国目前国内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居民银行储蓄存款大量增加的环境下，继续保持引进外资适度增长水平的同时，全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对促进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资金供求的现状及原因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
储蓄是资本的来源。一般而言，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处在以消费需求带动的“轻型化”增长阶段时，由于居民收入更多的是转向消费，所以不会有太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处在这一阶段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借助国外储蓄以提高总储蓄率，这样就产生了利用外资的要求。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国内储蓄率水平逐渐提高，特别是进入到重化阶段后，出现了储蓄率急剧提高的趋势，国内储蓄完全可以满足投资的需求，乃至出现国内储蓄率高出投资率的情况，长期的贸易逆差也会随之转为顺差，对外资的依赖就会逐步减少，乃至最终转变成资本输出国。日本、韩国的经济成长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内储蓄水平较低，为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短缺，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引进了大量外资。外资的引进，不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且是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来源，出现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国内储蓄过剩，银行出现巨额存差的同时，国际收支中开始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往来项目同时顺差的“双顺差”情况。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我国的储蓄没有完全转化为投资，一些资金资源未能充分得到利用而导致了闲置浪费。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资本要素或技术因素。我国的内外资“双溢出”现象，从一个较深层次的角度来分析，与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首先，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的机制滞后，导致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的渠道不畅。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增长是与在特定体制下银行系统的大量不良资产相伴而行的。在国家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情况下，银行的国内投资放款数量受到国家严格的限额计划管制。在国家宏观政策宽松的环境下，由于银行业的逐渐商业化，开始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即使在国家取消了贷款限额的情况下，也开始摆脱各级行政部门的行政影响而限制信贷放款数量。在国内投资总额中信贷放款占有大比重的情况下，银行业的商业行为影响储蓄一投资的转化机制运行。目前我国的大众投资渠道仍不宽畅，银行储蓄依旧是广大居民的首要保值增值手段。伴随着近年来居民收入的较大增长，国内银行储蓄额连年大幅上升。这种银行业的资产与负债业务背离，其必然结果是大额“存差”产生。
其次，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心和我国市场发育不健全，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导致我国储蓄负缺口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的效用论分析，居民选择牺牲现实的消费利益而进行储蓄，是因为资金未来消费效用大于当前消费效用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多数居民进行储蓄并不是为了获得利息收入，更重要的是确保未来的预防性支出。据调查，作为储蓄主体的居民部门资金运用(债权)结构简单，60%以上(个别年份接近90%)是银行存款。目前，伴随着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养老保险等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居民预期支出不断提高，预期收入不容乐观，这种双向的不确定性必然使人们在当期收入增加时不是增加消费或投资，而是增加储蓄，甚至在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通过节制消费以增加储蓄。 
再次，对外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是我国外汇负缺口的主要原因。进口和出口在国际收支表中属于经常项目，从1994年起，我国的对外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如表1所示)。由此可见，对外贸易连年巨额盈余条件下，必然带来外汇储备剧增。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出口连年顺差，外贸项目巨额顺差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外汇储备的猛增。
此外，外资的逐年递增引进，加剧了内资的闲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为弥补内资的不足，引进外资成为必然选择，对外商来华投资实行各种优惠措施，便成了政府的主要政策导向。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导致了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内资产生的严重“挤出效应”，使内资闲置了几千亿元。
合理利用外资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储蓄率的高增长，国内投资资金完全可以靠国内储蓄供给，利用外资战略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实行战略性转轨。
制定合理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
改革利用外资的旧体制。一是在引资政策上，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适应WTO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要求，尽早修改和完善外资法，处理好国产化与国际化、保护与开放的关系，以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创造一个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环境。二是要健全对外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审批权限、地区、产业引导、法制监管等各个方面严格控制，引进外资的着眼点应从数量转变到质量，确保利用外资的质量。
国家作为宏观调控人，在各种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通过明确的方针政策、有针对性的细则、措施和严格执行的手段来协调各种改制步伐，确保各方面能协调一致，从而不至于产生新的利益“错位”。例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力不强，外资很少进入。因此，尽快从政策上予以引导，使外资能更多地选择中西部投入，是调整外资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向。
利用外资与产业推移相结合
根据国际投资的一般，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国际间流动的根本动因。我国恰恰是一个有开发潜力的投资市场，具有市场、贸易、引资等方面的大国效应。要充分利用这一特定优势，对国外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优胜劣汰，通过外资产业结构主体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提高国家整体的技术及管理水平，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最终逐渐减少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依赖。
我国政府应适当利用政策导向，如利用产业政策，将外资引向农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农业、采矿、、通讯、能源、原材料、第三产业等瓶颈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分布均衡化。同时，利用外资形成地区增长极产业化，必须结合各地的产业优势，使其各展所长。由于我国外商投资结构东重西轻， 东部应充分利用外资来提高产业技术和产品档次，增加国际竞争力，并利用跨国公司加快发展新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由东部地区转移来的轻纺业以及为东部服务的零部件和配套产业，重点建设一批能源生产基地，并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国家可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农业、水利、交通、能源、材料和环保项目，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环境。
加快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
建立一套稳健的金融运行机制，发挥资本市场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金融是经济的中枢，理顺各经济主体间的金融关系，通过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搭配使用，增加有效需求，加速储蓄向投资转化。我国政府应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重点加强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设施建设；对基础产业实行贴息，提高项目盈利率，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兴趣，对国民经济影响重大、跨省区的基础产业投资项目主要由政府承担资金筹措任务，而省内部分则由地方政府承担；发行建设性债券，促使居民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
加快建立一个完善、规范的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真正起到媒介储蓄和投资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银行业的商业化，适当扩大人民币信贷规模，尤其是制定和完善鼓励、引导民营投资的政策措施，把资金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流动起来。增加居民储蓄转化为保险、房地产投资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合理引导资金流向。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争取尽快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以实力来赢得筹集外部资金的便利，强化优先利用内资意识，弱化为解决资金短缺而利用外资的诱因，从源头上堵住外资的畸形流入。
宏观方面，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仅靠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提升不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实力，应大力推动科技进步，通过完善以企业为主的科技创新制度和科研院所的改制，建立起鼓励科技人才创新的机制，积极创建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制度；加大科教投入，创造知识资源，大力发展职业、职工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大力发展技术，强调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
加强外资企业经营活动监管
宏观管理方面，拓宽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有利于引进国际竞争机制，通过不同投资国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和互相制约，防范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上谋取垄断特权、扭曲市场结构和降低市场效率的行为。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微观监管方面外企加工贸易增值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国有企业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企通过转移价格来转移经营利润，从而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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