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ＦＤＩ关系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部6省1987～2003年的FDI和GDP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FDI的流入对中部地区的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还初步分析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希望对中部省份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新形势下，为引进外资、经济的政策制定提供。
关键词：FDI 经济增长 中部
自20世纪80年代初沿海发展战略到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的新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如何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中真正实现东西互动、促进中部，使中部地区不至于落在后面，是区域发展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2005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汇聚北京参加“两会”，“中部崛起”已经成为“两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都在议中部、论中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快速发展，外资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这一特征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我国政府近来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势必会给中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因此，研究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关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代表性。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家经济发展受三种因素约束：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的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90年代以来许多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陈国宏、郑兆濂、桑赓陶（2000）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关系检验法，对中国1981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认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沈坤荣、耿强（2001）构建了一个包含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并运用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并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萧政、沈艳（2002）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与GDP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外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当年GDP增加0.0485个百分点，相应的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2.117个百分点。
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全国性的一般结果是否也和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一致？东部地区的引资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是否也适用于中部?本文就是从区域特征入手，着重分析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FDI相互关系的独有特征，希望对中部地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中部地区的FDI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运行态势
根据中经网数据中心整理的相关数据，可以对中部地区1987-2004年的FDI与GDP做出如下时间序列图,进行初步的分析（如图1、2）。
图1、2中可以看出，1987—2004这18年间，中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87年的2763万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531907万美元，增长了192倍；同期GDP由2541.34亿元增长到了26392.42亿元，增长了10.3倍，二者都呈现出了长期的增长趋势。其中，GDP具体表现为逐年稳定增长，而FDI的表现则存在年际间的较大差异。1987年到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很少，发展缓慢；1988年到1990年，我国引进外资迅速发展；1991年到1994年引进、利用外资高速增长；1995年到1997年增长速度显著放缓；1997年到1999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1999年后则又出现明显回升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中部地区FDI与GDP的增长态势基本相似：经济形势较好时，FDI增长迅速，如1992-1994年；经济形势恶化时，FDI的增长速度也相应的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如1997-2000年。但是，若考虑到二者总量上的巨大差异，就不能由此判断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且，GDP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稳定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数学分析。
FDI与GDP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对FDI与GDP做对数变换后做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F是平稳序列，但LNG不是。LNF与LNG的单整阶数不相同。而计量学理论告诉我们，两个单证次数不相同的变量，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具体到本例，就是指1987—2004年来，中部地区GDP的变化，是不能用FDI解释的。也就是说，中部地区FDI与GDP情况，与全国的统计分析结果并不一致，与东部地区的分析结果更不相同：过去17年间，FDI并不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可以进一步出这一时期内，中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2）。FDI对GDP贡献公式为：贡献率=(FDI增量/GDP增量)×100%；拉动度=FDI贡献率×GDP增长率。
由表2可知，中部地区1988年到2003年间，无论是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拉动度，都一直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与同期的东部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相比，中部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相差悬殊，即使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也比中部地区高出数倍。
结论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1987年到2003年的17年间，中部地区FDI的流入总体在逐年增加，但流入数量并不大，增加幅度也不稳定，各年份之间FDI的流入量非常不平衡。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也非常有限，对GDP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部地区FDI规模太小造成的。由于我国的地区倾斜性梯度开发政策，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FDI在行业、区域、政策、项目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更多的限制，再加上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规范程度、法治环境、人文环境、体制机制以及观念、诚信意识和服务意识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最终直接影响了中部地区FDI的数量与结构。以河南为例，从总量上看，2004年实际利用FDI仅占全国的2.3%，只是广东的14.2%、江苏的15.8%、山东的16.4%。而且在产业结构上，开放领域窄，层次较低，一般项目居多，高水平、大规模的精加工项目偏少，除商业零售、特许经营外，其他行业，尤其是高端服务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利用外资比重很小。另外，还是以传统的合资为主要方式，和全国相比，利用外商投资的方式也比较单一。这种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势必要影响到中部地区外商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我国的宏观经济实践表明，投资对经济的作用，不仅在当年表现为增长的需求效应，而且在滞后几年中，还表现为产出的供给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使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挑战。中部地区应该采取积极对策，如争取中央政府给予一系列有效的外资优惠政策、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领域、提高FDI的利用效率等等，不断增加外资利用的总额，优化外资利用的结构，使外资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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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坤荣.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稳定增长M.社会出版社,1998
2.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人民出版社，2001
3.曾国军，李硕.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J.当代财经，2003.4
4.崔校宁，李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