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人控制”与经济绩效
摘要：“内部人控制”现象是国有的一大特征。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导致国有企业绩效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从超产权论模型出发, 强调了产权激励和竞争激励共同作用于企业治理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竞争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试图在运行机制上全面描述内部人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内部人控制；经济绩效；超产权论；竞争
“内部人控制”是指在私有化条件下，多数或相当数量的股权为内部人持有，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内部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强调。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人们发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经理人员的代理问题十分严重，并逐渐表现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基本特征。
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具体表现有：（1）经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追求自己和职工人均收益最大化，导致国家利益受损；（2）过分的在职消费；（3）隐瞒信息，对经济核算弄虚作假；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暗箱操作；（4）自发地或非正式地将国有资产转移、私有化；（5）在企业组织转型或公司制改制过程中，以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等方式侵吞国有资产；（6）短期行为严重。投资偏好于高风险项目。
通常人们认为，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是导致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的呼声主要体现在改善国企治理结构、建立企业制度上。具体操作中，在企业层面较多地着手于企业内部的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或公司改制。但不可忽视的宏观经济背景却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量的垄断市场结构逐步转变为竞争性市场。竞争的活力与产权的功效同时作用于当前中国经济。因此也出现了竞争与产权在转型的不同阶段何者更有效、国企改革中何者为先的争论。本文根据统计数据的变化特点，试图从内在逻辑上解释“内部人控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超产权论”的经济分析
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权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一部分学者从国有企业的根源和现存问题出发，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为企业创造一个硬预算约束的公平竞争环境，一切相关的改革措施都应围绕这个核心进行（林毅夫等，1997）。基于竞争理论逻辑，另一些学者（刘芍佳、李骥，1998）强调竞争是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提出了超产权论。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增加努力与投入的作用。超产权论并不认为（产权界定的）利润激励与经营者努力投入之间有必然的正向关系。产权论阐明了产权收益激励对提高企业效益的作用，而超产权论区分了产权、竞争和治理机制三者关系，在产权激励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竞争激励与治理机制对决定企业经济绩效的作用。
超产权论认为，产权或利润激励能刺激经理的努力程度，但如果给定利润（分配）激励，那么市场竞争的作用犹如一个放大控制器，竞争越激烈，利润刺激经理努力工作的作用越大。同时竞争压力迫使企业直接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进而影响企业改善治理机制。
超产权论把企业治理机制简化为经理利润收益激励机制、经理聘选机制和企业资本财务机制。经理聘选机制直接影响到经理的甄选与利益。上岗竞争越激烈，经理的上岗激励就越高，这样他的努力就会被上岗激励所驱使。上岗激励同时也隐含了控制权收益激励，因为经理只有在岗上，他才能有控制权。此外，企业绩效还受经理能力和企业资源的影响。
根据超产权论理论模式，在分析“内部人控制”与经济绩效逻辑时，应有的题中之意是：在企业资源和经理能力等变量不变的条件下，经理努力的增加将会扩大绩效规模。实际上，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人掌握了大量的实际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剩余收益激励为主的经理人的努力程度是很高的。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竞争程度在加剧，企业也越来越面临优胜劣汰，从而促使经理人努力获取经济利润。另一方面，尽管是上级党委委派，管理层之间的上岗竞争依然存在并深化，在职经理人也不敢随便偷懒。这样，假定剩余控制激励不变，竞争激励从而市场竞争与上岗竞争的加剧都会提高经理努力程度，有利于企业绩效规模的增加。按此逻辑，针对内部人控制的国企改革措施核心相应为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混合制的企业，内部人控制或经营者控制是必然存在的。
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经济竞争程度也明显加深。但长期以来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却不断下降，只是在1998年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善。上述模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出现了明显矛盾。实践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在国有经济之外，重新培育非国有经济，通过两者的竞争来引导国有企业改革。尽管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方面不断从事创新，但一般都是先搞试点再推广，而市场化竞争经济改革一直都是得到极力主导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实践是以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主的。因此，上述理论模式在解释功能上至少是有实践基础的。
二、修正的竞争理论模式
出现上述矛盾的原因在于对企业经济绩效规模的界定。我们所观察到的仅仅是显性的企业绩效，即以企业资金利税率来衡量的指标。而实际的绩效规模还应该包括隐性的内部人收益。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也只是后者的一部分，真正数量巨大的是内部人利用控制权享有的实际收益以及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的利益得到了强调。这样一来，以内部人收益与企业绩效之和表示的绩效规模还是随着以剩余控制激励为主的内部人努力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无非是绩效规模在内部人隐性收益与企业帐户之间的分配不同。
这里的约束机制包含一束变量：预算约束程度、稽查制度、奖惩制度、国有出资人制度等。正是约束机制变量的作用力度及分量的历史变化才导致在较强内部人努力条件下，企业绩效的仍然下降，以及突破一定阈值后的改善。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作了如下假设：（1）在内部人控制的国有（控股）企业里，内部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2）不考虑企业资源约束及其变化。假定经理能力不变；（3）参与竞争上岗的经理人之间的经营管理能力是无差异的；（4）外部监督者与内部人之间没有共谋。
这样，公有制企业里由剩余控制激励和竞争激励激发的内部人努力程度是很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约束机制对企业绩效规模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分配的制约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内部人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之间的激励——约束的动态博弈。约束机制作用弱，内部人更有动力和能力将企业利润转向内部人收益，企业绩效就下降。约束机制作用强，则企业利益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约束机制变量是一个黑匣子，在改革历程中，会发生变量变异，且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分量的作用力也不同。
在转轨经济过程中，影响国有（控股）企业约束机制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外部监督，通过监督成本的制约，形成一种循环。监督成本较低，外部监督越有效，约束机制作用就越强，反过来，有效的约束机制降低外部监督成本。反之则反是。另一种通过监督成本来影响外部监督效率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竞争。根据竞争理论，一方面通过竞争的生存筛选或激励，比较企业绩效，促使所有者代表加强监督；另一方面，竞争导致信息趋臻完善，从而降低监督成本以支持外部监督。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以生存发展为目的的企业运行必然要硬化预算约束，通过独立核算的经济效益指标反馈到外部监督上来。相应地，约束机制也将适应于调整后的企业运作。竞争机制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经济效益反馈于外部监督，随后又强化约束机制从而提高经济利益的良性循环。这过程中信息费用大大降低。当然，有效的外部监督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也就是有效地控制了“内部人控制”。
以上讨论隐含的前提是绩效规模的增量分析。而实际上，在约束较弱的条件下，内部人利益的来源有很大一部分还体现在对国有（控股）企业存量资产的转移。这样一来，用于填补资源损耗、资产流失，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绩效而然地会呈下降趋势。1997年以后，约束机制的正向作用(特派稽查员制度的实施，国资委工作效能的加强，入世预期的增加等)发挥并强化后，企业绩效才有所提高。
三、结论
综合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以“内部人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行机制。显而易见，国企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优化系统必须充分改造每一个环节，使之流程通畅。当前的理论和实践重点集中在产权激励与外部监督方面。实际上，西方私有产权理论隐含着自由市场竞争的前提。产权激励与外部约束机制的作用是在市场化进程加快、竞争激励强化的发展条件下发挥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竞争激励和产权功效共同激发了国有（控股）企业内部人的努力程度，而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则进一步确保企业绩效的提升。当前所有的操作都是围绕着这种关系展开的。企业中的内部人或经理人控制现象不可去除，国企改革所能做的只有立足现实，改善企业运行中的其他环节或配置，使所有可控变量功能发挥的正面效果超过负面效应，在经济转型中保证企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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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经济出版社，1999.
2．陈郁．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上海三联书店，1998.
3．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