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上）

　　一、导言

　　世界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需要进行工业化的战略转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应当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相应措施，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的协调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未作为正式的概念出现，但其中的思想却是许多经济学分支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工、农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具有二元特征(Lewis，1954)，应该说这是西方经济学最早开始探讨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互动关系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工业反哺农业、工农协调发展的思想。自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后，循着这一思路经济文献中又出现了若干模型(Feiand Ranis，1964；Harrist and Todaro，1970；杨小凯，2003；Yasusada Murate，2002等)。Jacob L. Weisdorf(2006)指出工业产量的大幅增加对农民的行为以及实现从传统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具有重要作用。上述理论基本都认为工业部门是经济进步的主导力量，农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工业部门，依赖于工业部门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的辐射作用。舒尔茨(1999)则重视农业自身的发展，强调要把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部门，其中，对农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农业化最为关键的要素。乔根森模型(Jorgenson，1967)与之前的刘—费—拉模型中的前提不同，其前提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即劳动力转移以农业进步为前提。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8)的计量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更明显，这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重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国内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多，为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工农业互动协调发展等出谋划策(李克强，1991；林毅夫等，1994；吴敬琏，1999；聂辉华，2002；蒋省三、刘守英，2003；马晓河等，2005；郑风田、程郁，2005；高帆，2005，2007；任保平，2005；简新华、何志扬，2006等)。简新华、何志扬(2006)从政府、和社会组织三大主体角度探讨了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与路径选择。

　　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中有所蕴含，但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作出阐述，缺乏微观的行为主体基础。本文主要从工业反哺农业微观行为主体视角构建模型，对这一热点与难点做出分析。我们立足于中国农村，通过分析微观经济主体政府和工业投资企业之间互动行为，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核心，对工业反哺农业、工农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进行考察，并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宏大而复杂，涉及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这一经济战略的实施必须借助一定的行为主体。我们在简新华、何志扬(2006)的基础上，将工业反哺农业理解为：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工业化进人中期后，以工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哺育、带动及外溢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与升级，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同时在国家与地区层面获得工业与农业的协调互动发展。我们将反哺主体进一步概括为现代工业企业和政府两大主体：企业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是指企业通过市场途径在农村地区或农业进行投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经营实现利润，实现工农互动“双赢”的反哺；政府角色更多地体现为政策的引导性以及资源利用的导向性。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2005)探讨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强调了各级政府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相关职责：通过税收、财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加强财政反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两大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的动态过程清晰勾画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路径与模式，也拓展了任保平(2005)工业反哺农业三个阶段的综合统一：政府层面的制度反哺、政策反哺以及一定程度的收入支持；企业层面的技术反哺和产业反哺解决传统农业大量滞留的剩余劳动力。

　　二、基础模型

　　前提假设：(1)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的产业发展，因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现代工业部门的吸收，同时高效农业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也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农业需要工业部门发展的辐射效应，最终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从此意义上说，本文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分析的延续(Lewis，1954；Fei and Ranis，1964)；(2)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城市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因为当前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涌入势必会加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因此，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更应立足于农村产业的升级发展，注重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与农业、农村自身的产业发展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又是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思想的继承发展(Harrist and Todaro，1970)。

　　这两点也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我国农业在经历了巨大牺牲支持工业发展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效应也已大大递减，农业的发展需要工业部门的协助推进，需要现代工业部门的“反哺”；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存在的大量根植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工业簇群(1ndustialClusters)、正在普遍出现的大量城市资金流向农村以及渐显的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创业潮”，带动周边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王西玉等，2003)，无一例外地表明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以及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需要建立在农村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空前规模的中国农村工业化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东亚国家农村工业化的独特之处(林毅夫，2004)。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特殊经济状况，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工业反哺农业的必要性以及反哺需要立足于农村工业产业的升级发展(陈吉元、胡必亮，1994)。

　　本文基础模型分析的对象是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生产率落后的农业地区或国家，当地存在少量或不存在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具体而言即不存在农村工业部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可以表现为大量的失业人口，也可以表现为附身于生产率低下的传统农业生产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分析始于该地区或国家政府决定招商引资，通过一系列政策诱导(主要为税收政策)鼓励外来资本投资，以实现通过农村产业升级的现代工业企业投资带动农业、农村的发展。企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充分考虑税后利润最大化进行投资，实现对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1.投资企业目标的构建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不仅是一国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效率的过程。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农业、农村地区的发展，依赖于当地现代工业部门的产业投资，这些投资是落后农业地区产业升级发展的关键所在。吴敬琏(1999)指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变阶段的初期，其枢纽在于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化。

　　假设意欲投资于当地的企业是同质的，且只需要使用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即只使用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企业利润公式∏^*=Y-ωL　　　　(1)其中Y为投资企业的产量，ω是投资企业支付给被雇佣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率，即以实物衡量；上为投资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也就是从传统农业成功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利润公式中的Y由下列生产函数决定：Y=F(eL)　　　　(2)其中F′(*)＞0和F′′(*)＜0，表明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e代表作为现代工业部门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e与劳动力人数的乘积决定产量。假定生产效率e是由下式给出：如果ω＞x　　　　(3)其中　　X=(1-bu)ω_g　　(4)其中0＜b＜1，表示工业部门生产效率对于增加工资的弹性；u是当地的失业率，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中的隐性失业率。ω_g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且假定ω＞ω_g即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率在名义上高于传统农业工资，这一点在现实中较易感知。因此x=(1—bu)ω_g，表示对当地劳动市场条件的测度，其含义是：如果b=1，x等于就业于传统农业所获得的工资乘以就业的概率，或者将x看成是传统农业工资的一个折扣，原因在于传统农业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而农业部门按照传统的家庭农业方式经营，农民收入按平均产品原则进行分配(袁志刚，1997)，因此对于禁锢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广大农民而言，z是一种平均意义上的工资；如果b＜1，说明该地区农民安于现状，对长期隐性失业给自身利益造成的侵害置若罔闻，对倘若能够在工业企业部门工作而获得较高工资这一或有收益看得比较淡；如果b＞1，说明农民深深地体会到农业部门隐性失业的危害，不愿意继续呆在农业部门，而希望转移到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工作，因而会对在农业部门工作获得的名义上的工资ω_g打上较大的折扣。综上所述，b表示这个地区或国家的农民对于摆脱农业低工资状态的诉求：b越大，表示此种愿望越强烈，b

也可看成当地农民的进取心理。进一步而言，b是当地农民谋生方式的类型测度(Frank Ellis，2006)。一般b＞0，即我们假设不存在对失业有偏好的状态：

　　为了分析需要，模型还需作出更进一步的假设，我们令x=(1-bu)ω_g中的u=u₀+λt，其中t为政府招商引资所设定的企业所得税率，当然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t中可以内含种种优惠措施或限制措施，只是最终简化为税率的高低：税率t越低，则通过常识可感知招商引资的效果越好，例如到当地投资的企业数量会增加，甚至会改变农民对隐性失业率的预期等，这对降低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极有帮助。因此，当地的失业率u(主要是指农业中的隐性失业率)与税率，成正向相关关系，我们简化地设为线性正向相关，定义λ＞0。通过设定，我们最终得到x=(1-bu₀-bλt)ω_g。

　　为了简化模型的分析，我们将上述生产函数具体化为：

　　在综合考虑政府税率影响之后，投资企业最终的最大化目标函数就是税后利润函数，即为以下所列示函数形式：

　　因为当地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即企业面临着劳动无限供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对于意欲投资的现代工业企业而言不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公式(6)自主决定工资，求解(6)式的极大化问题就不存在约束条件，企业可以通过同时选择ω和上实现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2.政府目标的构建

　　反哺农业战略的实施，既需要工业作为市场主体投资，实现农业、产业升级从而转移吸收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发挥各级政府的应有作用，因为微观行为主体政府和工业企业的反哺功能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我们假设政府完全代表当地居民的利益，居民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农民以及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政府和所有劳动力之间不存在因委托代理关系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政府的目标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招商引资进行产业调整，鼓励企业到当地投资并且雇佣当地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其在工业部门获得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较高的工资；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税率政策调节再分配，并最终将这部分税收收入“反哺”于当地居民。无论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用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抑或直接的现金补贴给滞留于传统农业的农民等形式，我们都认为政府实现了通过税收收入调节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同时，我们认为政府税收收入的转移，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功能是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这部分反哺形成农村、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而企业存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不足。

　　综合而言，政府最终目标是实现本国或本地区农业、农村的，但这种发展主要依赖于当地农村工业的产业投资和发展，实现农村地区自我“造血”型的产业发展结构。政府可控变量只有税率t，招商引资的同时也获得了税收收入，也就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吸引来投资的企业雇用剩余劳动力，支付高于传统农业的工资，实现工资收入的反哺，即为B=(ω-x)L*N(t)，我们将此类形成农村、农民的较高工资性收入“反哺”称之为“反哺”，因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工资收人的增加是一个基于企业与农民双重自主选择的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二是政府将获得的税收收入反哺于当地农业、农村发展，可表达为T=t(Y-ωL)*N(t)，我们将这类借助收入分配政策调节的“反哺”定义为“强制性反哺”，因为这一过程实现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凸显“强制性”，政府主体的这种强制性反哺作用首先应当被承认，不能予以抹杀。“自然反哺”和“强制性反哺”两条反哺路径的功能发挥所依赖的主体分别是企业和政府，也就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微观行为主体。这种分类对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进行了有效的精炼概括，其归结点是农村、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农村有效性的最终体现，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事实，而平抑这种收入差距是中国目前农村工作的关键所在。

　　B和T表达式中同时出现的N(t)代表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所引致到当地投资的企业数量，该数量是政府所设定税率t的函数，且呈反向关系，即t越高则当地所能吸引到的投资企业越少，该假定完全依赖于现实经济中的基本特征。因为假设投资企业同质化，所以只需简单相乘。为简化分析，我们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设定为简单的反比例关系，如下：

，其中m＞　0                   （7）

N(t)在政府目标的两种反哺路径中出现，是政府行为有别于投资企业行为选择的重要之处：企业最大化目标函数时，只需立足于企业自身选择L和ω，而无需考虑其他企业的行为；但政府通过设定税率t面向的是整个地区所有投资企业，向所有企业征税，同时，每个企业都从当地雇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工资收入的转移支付发生在所有企业。

　　因此，政府的目标函数可设定为：

其中0＜θ＜1，表示政府在两种反哺途径中对通过增加税收收入的“强制性反哺”方法的偏好程度，如果＜θ＜1表明政府在两种途径中更加偏好于强制性反哺；同理，1-θ表示政府对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然反哺”的偏好程度。因此，税率t作为政府的唯一工具变量，承担着招商引资和执行强制性反哺的双重功能。将N(t)=代人(8)式重新整理得到政府的最大化目标函数如下所示，政府只有税率t这一选择变量。

　　3.政府和企业的两阶段互动决策

　　行为主体政府与投资企业分别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最大化：政府通过税率t的选择实现，企业通过L和ω的选择实现，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孤立分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过程。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策略互动并非同时发生，而是存在先后次序。我们的调研表明，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是先行动者，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会通过一种口碑式的流传方式为潜在投资者感知。因此决策次序为政府设定具有一定税收优惠的税率t以吸引投资；企业观察权衡政府的税率，尔后做出税后利润最大化的L和ω选择。

　　根据两阶段序贯博弈的基本理论，一般采用逆向求解，因为先行动者能够充分考虑后行动者的决策行为以及后行动者对自己策略所采取的反应策略，并将这些信息全部内化于自己最早的决策中，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具有“先发优势”。因此，在政府和投资企业互动的两阶段互动中，首先考察求解投资企业在面临一定税率t的最优反应。现代工业投资企业最大化目标函数(6)式分别关于L和ω的一阶条件：

综合(10)(11)两式整理可得：

　　(12)式表明，当企业在最优时，生产效率程度对工资的弹性等于1。根据(12)式，求出现代工业部门投资企业生产效率对企业工资ω的弹性，当弹性等于1时有：

进一步整理得到：

因为0＜β＜1，则ω=＞x，表明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会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实现就业转移的农民从农村工业的产业发展中获得了“自然反哺”。此时，企业通过选择ω=也使生产效率e达到了最优值：

观察可知，企业选择达到最优时，生产效率最优且固定，只与生产效率对工资的弹性β相关。同时，根据(10)式可以得到：

将上式代人企业税前利润公式∏*=Y-ωL得：

　　至此，我们得到了企业选择变量的最优表达式，L和ω都是关于t的函数，或者说L和ω都需要对政府设定的税率；作出最优反应。当然，政府作为先行动者，完全预期到投资企业的这一系列反应。现在，我们考察税率t对企业最优选择行为的影响，即政府预期自己设定的税率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其结论主要体现于以下命题。

　　命题1：地区投资的最优选择变量L和ω都是税率t的反应函数，且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L和所支付的工资ω对税率t的反应方向不同：工资与税率成反向关系，而所雇佣劳动力却与税率成正向关系。

　　由公式(14)得：，同时由于L=，其中e均衡时为定值，显然随着税率t的增加，工资支付ω会下降，企业所雇佣的剩余劳动力L增加。

　　在假设当地失业率与税率成正向关系的条件下，随着税率的提高，失业率也会随之提高，剩余劳动力滞留于低工资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可能性增大，就平均意义而言，劳动力对在工作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其他就业机会。(这里指就业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会打上更大的折扣。总之，在税率较高时，由于预期投资企业的数量减少等原因，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此时，企业有动力在保持工业部门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工资的基础上降低工资，而农民追求的是在高于现有工资的基础上获得就业转移。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效率会由于降低工资率而有下降的压力，这是因为从效率工资的角度看，较低的工资既不利于提高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在企业产量由生产效率和雇佣劳动力数量乘积共同决定的情况下以及企业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下，企业选择增加所雇佣劳动数量以追求税后利润的更大化。

　　在完成了逆向求解的第一步——企业L和ω对t的反应之后，第二步就是考察政府的决策。政府决策和企业决策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具有先发优势。因此，政府决策就是在给定上述企业决策变量L和ω对税率t的反应函数，最大化其目标函数。为求解方便，首先将公式(9)对数化，同时将(14)、(15)、(16)、(17)式代人整理得到：

根据前文分析ω=，可得ω-x=βω和x=(1-β)ω，再次代A±K进一步化简整@得曰政府具有先发优势的策略选择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其中ω=，常数A=lnm+(1+β-θ)lnβ-βln(1-β)求解(19)式关于t的一阶条件为：

将ω和ω_t代入上式求解，最终得到政府的最优税率为：

　　为了使模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假定税率t中的各个因子都为正，即其中的1-bu₀＞0。此时t＞0，排除考虑政府补贴企业情况的可能。

　　命题2：政府通过选择税率t参与到与投资企业的两阶段行为互动中，最优的均衡税率与政府对强制性反哺的偏好程度呈反向相关关系，与地区农民摆脱传统农业低工资的愿望程度呈反向关系。

　　由（21）式将t变换形式得：或者，显然可见＜0和＜0，因此，最优税率随着政府对强制性反哺偏好程度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本地区农民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就业以获得较高工资愿望的增强而降低。

　　通过命题发现，随着政府对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发挥自己作用的愿望增强，最优税率却降低。税率t作为政府的唯一工具变量，承担着招商引资和执行强制性反哺的双重功能，而政府的最优目标为这双重目标的综合体现。政府自身参与反哺过程的愿望强烈并试图提高税率，但是在互动框架中，均衡税率由政府和投资企业的策略行为共同决定。如果企业预期到政府有这样的强烈欲望并可能顺其意图，企业会认为政府将提高税率，则个别企业的L和ω会做出调整，同时由于可能的投资企业数量N（t）=随税率t的提高而将会减少，直至造成政府对整个地区投资企业可能征到的税收总量减少，带来“得不偿失”的局面，因此，政府最优的均衡税率反而随着臼的增加而有向下调整的压力，最终的结果是降低税率会使政府所偏好的强制性反哺的能力和功能有所增强。通过上述分析和　＜0的结论可以得出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工业部门对农业的反哺应该是一个相对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的过程，虽然政府有着良好的愿望——通过征税实现强制性反哺农民、反哺农村，但却不被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互动策略行为接纳。因此，政府应该抛弃为民谋利的传统思维和方法，提高市场意识，在保证一定税收收入的基建、社保等强制性反哺基础上，认识到自然反哺与强制性反哺的互补性，同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市场导向型反哺路径，更多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获得反哺效率的提高：市场观念强的政府——θ的降低反而使政府的征税能力提高。

　　＜0表达了该地区农民对于摆脱农业低工资状态的诉求程度或亦可看成当地农民的进取心理越强烈，政府的最优税率应该越低。本地区劳动力的这种心理越强烈，越需要借助非农产业的现代工业部门产业发展，需要工业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吸收并支付相对高于传统农业的工资。通过模型可以看出，这种愿望的满足主要通过单个企业雇用劳动力的增加或者增加本地区工业投资企业的数量实现。政府随着b增加而降低税率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同时通过增加投资企业数量更大规模地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