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4）

三、消费

这里也需要一些相当冗长的推算，但基本要点是相同的：

· 黄忽视了方行论消费的文章中使用的方法，从而弄错了它的含义。

· 黄对于英格兰食品消费的经验性观点是错误的；一旦它们得到纠正，我们就看到即使在大众消费最重要的领域，江南也完全可以与英格兰相比。

· 黄完全忽视了我对除粮食和纺织品之外的消费品种类的观点。

· 黄从根本上曲解了我对江南棉布产量、输出和消费的叙述，暗示我试图隐藏江南输出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这一事实，而我事实上是突出了它。
· 即使我们对原棉和棉布的输出提出一个比我书中提出的更宽松的数额，留在江南供消费的棉布仍然与英国的水平大致相当。

· 黄依靠徐新吾的棉布消费估计来说明清代全盛期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刚刚可以维生的水平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徐的数字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实际上，徐并没有提供清代棉布消费水平的真实证据。

· 尽管黄反驳了我对1750年全棉布消费的估计，但与徐的估计相比，这些估计更符合其他有较坚实基础的研究（那些研究是黄本人也称赞并依重的）和其他相当明确证实的事实。

黄和我一致同意，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而方行1996年的文章迈出了有用的一步。然而，黄忽视了这个研究的局限性（黄2002a,166—7），方本人则对这些局限性直言无讳。首先，方观察的是极贫苦的穷人。他的17和18世纪的数据主要来自《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对无地劳动者的消费状况的讨论：他们属于社会最穷的成员（91—92）。他没有做独立的收入估计，并且基本上让自己限于为一些消费项目确定现金价值，这些农书列举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是需要从地主那里得到、或是能够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这些项目的最低数量。此外，尽管方假定他的典型的劳动者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家长，他却没有考虑这个劳动者的妻子提供的任何收入，除了她为家庭成员织的布（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一个无地的劳动者养活不起一个五口之家）。所以，方的工作是为研究受雇佣者的消费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不是一个平均水平——他也没有自称它代表了平均水平。我利用他的研究指出，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重方面，这个最低标准与在同样阶层的欧洲人（包括英国人）中发现的消费模式极为相似。黄的言论完全不能影响这一观点，主要的欧洲中心论者们的新研究加强了它[1] 。当然有可能，江南人口中的极贫阶层比英格兰人口中的极贫阶层占的百分比更大，但那有不同的意义，它也并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像我的书那样的一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我们在哪个领域最需要新的研究——但黄在假定所有农民或多或少同样贫穷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部主张，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

一般说来，黄根本没有涉及我对消费的看法，除了纺织品外（我们立刻就要谈到它）。特别是他忽略了我提出的关于口粮的证据，这实际上在18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都是最重要的消费项目，也是江南平均消费水平明显高于英格兰的项目[2] 。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我也作了一个比较蛋白质摄入量的尝试——无疑用的资料极不充分，特别是中国方面——发现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这方面大概也没有大的差别。黄的未加注解的相反的观点——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黄2002a, 153）——会让《剑桥英国社会史》食品一章的作者奥迪（D.J. Oddy）大吃一惊。他的1787—1793年劳动者的数据显示，每人每周的摄入量是9磅面包和0.5磅马铃薯，辅以0.3磅肉，0.1磅脂肪（包括植物油），和0.5品脱牛奶。按热量，肉类占这份膳食的5%，奶占1.5%，全部脂肪占3.1%，面包和马铃薯占到了90%以上。[3] 甚至奥迪收集的1863年的数据也只有0.9磅肉， 0.3磅脂肪和1.4品脱牛奶，对14.8 磅面包和马铃薯。（用1787—1793年的数据计算，每人每天摄入49克纯蛋白质，实际上低于江南劳动者可能的摄入量）[4] 。无疑，在英国有其他一些男人和女人吃得更好，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而劳动者，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仍然在人口中占最大比重。 

实际上，黄声称18世纪英国人的膳食中肉类、面包和奶制品占同等分量也会使J.C. 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Drummond and Anne Wilbraham）吃惊，黄引用他们的著作作为支持其观点的公认权威：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说这种话。就在黄引用的那些页上(1939, 245—250)，他们说，18世纪初，当时的年景相当好，南方农村大多数劳动者每周吃一两次肉；到18世纪后期，他们“如果一周吃一次肉就很幸运了” (1939, 245)，很少有牛奶(246)。北方人在奶制品方面情况好一些，但肉甚至更少。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提供的一个北方劳动家庭的预算样本包括全家每年购买12磅肉；南方的样本包括26磅（全部是咸肉，因而可能脂肪多于蛋白质）(1939，247)。所以这部著作像奥迪的一样，肯定了我的观点，即，江南普通人的饮食累积起来完全可以与他们的英国同类人匹敌；黄为什么会引用它们证明相反的观点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食物——与黄所说的相反（黄2002a, 164—5）——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在西欧农村的流行，既提到了大众消费增长的存在也提到了它的限制，并说明有某些迹象（尽管这方面都是野史类的记载）显示中国各地农村消费中出现了类似的。但既然黄希望把争论集中于纺织品——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并且有相对完好记载的日用品——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黄认为我对纺织品消费的讨论“极具误导性” (2002a, 166)，主要是因为我采用的产量数字是英国和江南的。他说，这会“再次忽视基本常识”：江南输出了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也是这样说的，我提到英国1800年输出的布匹约占其产量的三分之一，江南棉布产量中输出的比例完全可能更高。[5] 这使我的估计大致与李伯重的估计一致，他估计江南产量中有40%输出，尽管黄更喜欢一个看起来产生于同义反复的较高的数字。[6] 问题在于，在我们提出更好的资料之前，我们都是在猜测这个比例。所以与其假称我们有合适的有独立基础的消费数字，最好的作法还是比较产量数字，同时指出江南产量中应该扣除的供输出的比例是未知的，但看来可能与英国处于同一水平。

黄实际上并没有质询我的产量估计，这个估计依据的土地利用及棉花产量的估计与他的非常相似。然而，他确实正确地指出，如果所有这些棉花都变成本地消费的棉布，会使这一地区居民的穿衣数量庞大到难以置信。重复一下，我阐明了这些棉布并不是完全在本地消费。虽然如此，对我来说，也许不妨把我的江南棉布产量估计向下调整一点儿。正如我在书中所说[7] ，这是一个我尽力确保让我的估计保守的领域，因为江南输入和输出的原棉都无法确知并在不断变化。然而，我们的确知道，输入的原棉数量（主要来自华北）从17世纪的某个时候起，随着该地区自己的纺织品产量增长而逐渐下降，我们也知道18世纪江南的原棉输出逐渐增长。我现在倾向于认为（主要原因与纺纱的劳动力供给有限相关），原棉净输出的扩大开始得比我以前认为的时间更早。但即使一些对江南原棉输出量相当激进的假设也仍然会使江南内部棉布产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论证方便，假定江南到18世纪中叶完全停止输入原棉，所以输出就等于净输出。这些输出中大部分运往广东去换糖。（江南也向山东东部输出一些原棉，但数量看起来不是很大。[8] ）让我们暂时假定，江南所有的糖都用输出的原棉支付，糖的消费是每人10磅：双倍于我对全中国估计的上限，按照黄的观点来看高得荒谬，使黄一定会认为岭南的棉花消费估计高得过分[9] 。 一个简短的计算表明，1750年前后，这样的糖消费水平甚至需要输出103,000,000磅皮棉才能支付，即人均3.3磅。这仍然会使江南棉布产量达到人均约11.2磅——现在大约比1800年英国各种布匹合计的产量低13%，而不是高12%，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肯定仍然足够接近。[10] 

如果我们做出这个相当宽松的向下的调整，减去可能用于絮棉衣棉被等等的数量，然后假定用剩余棉花织成的布中有40%输出，我们1750年的当地人均消费量仍然有6.6磅棉花（加上一些丝），而英国50年以后的全部纺织品总和为人均8.7磅。总之，消费的数字更难以准确确定——如我在一开始就说明的——但它们仍然支持基本的相似性。无论是黄还是任何其他人至今都没有对构成这些数字基础的江南棉产量估计值的产生方法提出问题。无疑黄会认为，即使这个低得多的人均6.6磅的估计也会使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看起来穿得太好：但我们必须记住，并不是三角洲上的每个人都是贫农，棉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黄引用的徐的数字，取决于人们认为一套衣被可以穿用多长时间，而这些观念实际上来自20世纪（无论如何，这会随着地方标准、生活水平和棉布的质量而变化，非常难以观测）。因而，这里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黄武断地不顾这些估计或它们指向的一般结论是正当的；他所提出的反向建议，即我们应该简单地采用徐新吾的消费估计，也没有任何论据支持。

此外，在黄引用的段落中（黄2002a, 166），我比较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布匹消费估计值，不是江南和英格兰的。江南棉布产量中有多少用于本地，有多少用于中国其他地方，不会对中国和欧洲的比较造成差别。黄用一个词 “令人难以置信的” (2002a, 166)就打发掉我关于1750年前后全中国的棉产量接近于1900年的假设。这个假设实际上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然而，我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论据说明为什么这似乎相当可能，黄却没有说明他认为其中哪一条是错误的。此外，我认为20世纪初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大致与18世纪相同，黄自己也认为两个主要棉产区（江南和华北平原）的耕地面积在民国时期和清中期没有大的差异[11] （至少在华北，后一个时期有更多的人口需要养活）。读者可以回到我的书中查看详细资料。但现在。让我们补充一个新的观点。 

黄和我都正面引用了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的著作——黄称它是一个“1870年代到1930年代几十年间主要趋向的令人信服的描述”，[12] 尽管现在他说，由于依靠了克劳斯，我没有提供1870年或1900年的“可靠数据” (黄 2002a, 166)。克劳斯估计1900年的总产量为1,500,000,000磅，从1870年的1,850,000,000磅降了下来。但1870年是华北的捻军起义失败之后只有两年，在蹂躏了江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也只过了6年。一旦和平重现，江南有多快恢复到太平天国之前的水平有不同意见，但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人会认为1870年已经完全恢复；此外，三角洲西部许多以前的棉农此时已经转向丝的生产，以适应由法国和意大利的桑蚕病害开拓的新市场。至于华北，没有人认为捻军起义失败后的恢复特别快或特别完全（首先是由于缺乏哪怕是稍稍能与长江流域的同治中兴相比的政府/绅士协调一致的努力）。此外，1870年在南直隶/鲁西棉产区中心地带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13] 在这种情况下，1870年的棉产量继续明显低于太平天国前的高峰看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它低了15%，那么高峰就是2,127,500,000磅；在那种情况下，1750年的棉产量可能是我所提出的1,500,000,000磅，经过以后的几十年，有可能提高40%以上（由于耕地面积可能很少或没有增长，这是个不坏的情况），然而也有可能回落到克劳斯引证的19世纪后期的水平。

如果这样一种估计大致不差，那么在我的18世纪的估计与黄和我都引用的20世纪的较低估计之间就没有矛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许涤新和吴承明1840年的估计对那个年份确实是正确的，我们就被引入某种统计学上不可能的情况[14] 。此外，与黄所认为的相反，这些估计和徐新吾的估计依靠的证据都极为薄弱。

徐新吾只引证了一条与全国棉产量有关的清代史料：一个身分不明的西方人推测1902年中国有约400,000,000人口，每人每年使用3磅棉花。[15] 他对其他年份的估计，黄说，是“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 提供的 (2002a, 166, 着重号是我加的)，但实际上徐并没有告诉我们1936年的数据为什么特别可靠，更不必说我们为什么应该接受他从它们倒推回去的其他年份的估计。徐1840年数字的计算方法是，建构一个棉花“必需”消费量的绝对最低水平，假定这个最低水平代表了实际的人均消费，然后乘以人口；再以后，为了最终得出1936年的较高数字，假定1840年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缓慢的增长。[16] 徐确实引用了一部清代提出的（洪亮吉，写于1753年）供基本生存所需的棉花消费水平估计（洪所说的水平此前可以轻易达到，但此时则比较困难）。然后徐抛弃了它，除了它比他的估计高三分之二，以及“在残酷的封建主义剥削下，我国农民不可能丰衣足食，当然也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消费水平” 外没有其他理由(1992, 193—94)（当然，洪的推测完全可能是错的，但徐处理它的方式肯定没有给我们理由要像黄一样把他的估计当作权威）。

总之，徐实际上没有努力去估计清代的消费水平，只是根据从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做出的一个推论，假定大众消费处于维生所需的最低水平；这使黄依靠徐来证实这一点完全变成了同义反复。当然，黄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徐的数字对1750年也适用。此外，一般说来，在中国（如果不是在江南），我在书中省略的苎麻，对人均纺织品供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增量：尽管从14世纪起棉花逐渐取代它成为主要衣料，但迟至1914—1918年，中国每年仍然生产约20亿磅苎麻，即人均将近4磅（许和吴，2000，124）。所以我在黄的论证中看不到什么理由应该放弃我对中国纺织品消费以及它与欧洲水平如何相似的观点。

进行消费比较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收入的比较。马德斌最近依据完全不同的数据和一种与我所用的不同的方法证明，一个“保守”的估计会使18世纪长江下游核心区的人均实际收入达到西欧的94%，英国的80% (Ma 2002, 16—17)。由于马的“长江下游核心区”的定义包括了一些不在我定义的江南范围内的相当贫穷的地区（他列入了浙江全省，包括该省西部的山区），他的方法产生的结果甚至使江南和英格兰之间更为接近。由于马的许多资料和方法来自麦迪逊（Angus Maddison） 的著作，这特别令人感兴趣，后者认为到1400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方面落后于欧洲；但正如马提到的，“即使使用麦迪逊的估计，把中国的地区性差异综合起来仍然能够提供支持加州学派[17] 的证据。” (Ma 2002, 17) 如果实际收入比较接近，消费总量就不可能像黄认为的那样差得太远。 

以此为背景，我们也可以如我所喜欢的那样着手解决问题：通过观察不同人群的消费，然后尝试把它们加在一起，得到一个总体描述，同时考虑总收入及其分配。这样做有很多障碍：如我在我的书中提到的，我们对收入在江南（更不必说全中国）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知道得太少，以至无法与英格兰进行精确的比较(2000a,136—7)。然而，我们能够有一个开始，并且这种做法再一次倾向于肯定我的观点而不是黄的。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黄接受了我（根据《沈氏农书》中描述的农业工人的食谱）提出的主张，即17—18世纪江南的农业劳动者大概吃的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好，也接受了我的观点，即方行估计的农业劳动者的总消费中用于基本口粮的比例（约55%）大致与英格兰的同类劳动者相同。(Pomeranz 2000a, 137；黄 2003)。差别在于，他声明，农业无产者只代表英国人口中特别贫穷，因而不具典型性的一小部分，而江南大部分人口生活得并不比无地的农业工人好多少。让我们就我们对这两个社会的了解，考虑一下这怎么可能。

首先，如果黄关于江南几乎所有人都吃同样食物的说法是对的，那将会破坏他的立场而不是加强它。因为人类通常大量需要的只是淀粉，基本热量需求得到满足的人一般会把他们的新增收入用到其他东西上；但在达到那一点之前，他们将首先选择粮食。农民，即使是佃农，收入肯定比农业工人高：例如，在艾伦的电脑模拟中，江南一个佃农每劳动日的净收入约为农业日工资的三倍，[18] 同时伴有稳定工作带来的更好的保证。此外，佃农与雇工不同，通常有能力成家——如黄本人所说（13）——我们也看到妻子们能够挣到超过她们自己生存所需的收入，从而进一步拉宽了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差距。自耕农不必缴纳40—50%的地租，在缴纳15%左右的赋税后(Bernhardt 1992, 43—6)，仍然有较高的收入，一小部分拥有土地超过自耕数量的人收入甚至更高。如果这些境况较好的人群与农业工人吃同样的饭食，那将意味着工人的饭食如此令人满意，以至那些吃得起更好饭食的人认为不必这样作。那将是一个比我根据方行的文章提出的有节制的观点远为激进的“乐观”形势，我的观点是：与无地的工人相比，全社会收入中用于粮食的百分比应该更低。 

在英国方面，可以同意黄的主张，“那些吃得起肉食的人”比农村工人吃的肉食多（2003），因为，如我指出的(Pomeranz 2002, 566)，那些工人平均每天吃不到一盎司肉。但有多少英国人吃得比农村工人好多少？黄没有提供细节，他所引用的那些页也没有论及这个命题。[19] 黄还混淆了两个论点——确实的阶级差别和不确定的城乡差别。黄声称只有“乡村工人”吃一种缺乏蛋白质的饭食（10），而奥迪(1990:270)明确说明，没有证据显示18世纪城乡的膳食存在差别；克拉克、休伯曼和林德尔特（Clark、Huberman and Lindert）指出，在1837—41年（当时开始有明确的可比数据）和1863年，“农村工人比伦敦的工人消费了更多的谷物、牛奶和乳酪中的卡路里和蛋白质，显然也消费了更多的绿色蔬菜中的维生素” (1995: 228)。所以城市工人吃的并不比农村工人更好，或许还更坏。因为1801—1803年“从事耕作的工人”占了人口的15.5%，而占户数24.7%的普通工人，主要是“和建筑业”工人，我们已经知道接近人口的40%。如果我们加上收入比农业工人低三分之二的处境凄惨的20.1%(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0—1),大约将近60%的人口吃得不比奥迪的样本好。还有11.1%是士兵或水手；1811年的海军膳食比奥迪的样本好，但并不明显。(Drummond and Wilbraham 1939: 465, 467)

因此，全英格兰蛋白质消费平均水平只略微高于黄视为非典型而放弃的数字。至于牛奶，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被普遍接受的估计是1800年全英格兰每人每周0.9品脱：相当接近奥迪的农村穷人0.5品脱的数字。(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1) 霍尔德内斯的乳酪的权威数字是每天刚刚超过半盎司(1989: 165—70)。只有肉类，1800年的每天4.3盎司(Holderness 1989, 155—60)是全英格兰数字中比工人的数字高得多的：而只要有一个相当小的人群大量食肉就能轻易达到这个数字（例如20%的人平均每人一磅，11%的士兵和水手每人7盎司）。（另见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0。）这绝不能证明黄认为英国人的膳食十分优越的观点正确，特别是由于江南也有少数富人吃得非常好，还有一些蛋白质来源（例如豆腐）在英国没有同类产品。[20] 最后，就卡路里总量看，1790年前后中国每个等成年男性仅从谷物中获得的2651千卡(Pomeranz 2000, 39 ——江南或许更高)就足以与英格兰从所有食物中获得的2700千卡相比(Fogel 1992, 268—9)。 

在摆脱了黄的英格兰农村工人的膳食极不典型的观点后，我们可以转向比较一般的消费。这里我与黄相反，认为农村无产者的花钱模式在英格兰可能比在江南代表了社会中更大的比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的指标是，人口中有多大部分其收入接近于农业工人的收入。林德尔特和威廉森（Lindert and Williamson）估计以“从事耕作的劳动者”为家长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31英镑；40英镑收入，占总户数48%以下的各种家庭中，包括将近20%的乞丐和游民，他们的收入平均为每年可怜的10英镑（1982，400—1）。因而大约有50%的家庭收入为农业工人家庭的1.3倍或以下：这底层的5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2英镑，即低于务农劳动者的收入30%。将近75%的家庭收入是农业工人的1.8倍（55镑）或以下；这一巨大的群体平均每年挣30镑，刚刚低于农业工人的平均数。

江南大部分居民是佃农和/或自耕农，他们的收入超过无地雇工的幅度可能比这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甚至佃农每天工作的收益也相当于农业工人的三倍。使用强烈倾向于雇工的假设，我们可以把家庭收入的差距缩小到2.2:1，但仍然使江南佃农(以及更不容置疑的自耕农)高于农业工人的幅度远远超过英国25%以外的所有家庭高于“务农的劳动者”的幅度。[21] 

所以，研究黄的问题从经验上加强了我的立场。江南和英格兰工人的膳食以及他们花在粮食上的收入比重都是相似的。江南的大部分人（佃农和小农）吃的或许多少比无产者好，当然也能买得起更多的除粮食外的其他物品。英格兰的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1801—1803年，位于下层的48%的家庭挣到国民名义收入的11.5%，下层73%的家庭合计占24%：据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1—2计算），城里人的膳食也不比农村人好。城市工人或许的确把他们收入中的更大部分花在非食物商品上，但这通常代表城市的生活费用更高（例如住宅），而不是生活质量更好。

如果江南约15%的居民是乞丐和游民，另外15%是无地的雇工——两个数字大概都偏高[22] ——我们可以认为两个社会中最下层的30%人口生活同样悲惨。但英格兰还有20%的人其收入平均只比农业工人的收入高30%，另外25%的人其收入平均高出不到80%，而在江南，收入可能远高于农村无产者的人群会迅速扩大。因而，江南社会中接下来的45%可能生活得更好。从那一水平向上，英国人的收入增长迅速，以至这顶层的四分之一中大部分人可能比江南人生活好：或许甚至足以使全英国的人均收入及消费超过江南。最近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显示出英格兰的收入分配甚至比上文所用的名义收入数字更不平均(Hoffman, Jacks Levin, and Lindert 2002, 341—3)，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当然也没有偏向。对这一广泛的尽管是有缺陷的资料，黄仅仅是提出了简单的反对。

在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证实我对消费问题的看法是对还是错之前，肯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不过对不住黄，值得一提的是，事实上我确实说明了18世纪西欧最富裕的地区在很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2000a, 153—57]），我也希望我的书将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贡献。然而，黄坚持认为在进行任何详细研究之前我们已经知道答案，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而对纺织品这一重要问题，我认为我始终有相当稳固的基础。

人口

在我看来，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巧妙地解释了黄对他们的获奖作品的批评中的很多误差。他们的计算，即如果我们采用黄首选的出生率数字——这对他的观点非常重要，即人口控制是通过马尔萨斯压力而不是生育控制——并把它与我们知道的死亡率结合，中国人口就会从1700年的2亿到1900年超过100亿，作为对黄的社会及人口动力的全面叙述的一个驳斥特别的引人注目(2002, 特别是 p.603)。

然而，这里值得加上一两个非常具体的与我自己的著作相关的较小的要点。黄对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死亡驱动的中国人口史的偏好留给我们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特别是在关系到江南时。我们知道这一地区从1750到1850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同时全中国人口可能翻了一番； 甚至黄可能也会同意，江南有中国最高的生活水平。如果生育控制不起作用，我们能否做出这个特别繁荣的地区也有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死亡率的结论？当然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伊懋可（Mark Elvin）最近提出，一些边疆地区的居民比江南居民更长寿，尽管生活更贫困，因为那里一直有无主的资源使他们能够在迫切需要时倚之生存（1999，142—73）。但即使这种情况最终证实对某些边疆地区是事实，黄是否需要实际证明它对于华北平原或长江中游人口密集的地区也同样是事实？因为这些地方在这些年中也经历了比江南更为迅速的人口增长（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遭遇了更多的灾难）。这里肯定也存在着尚有待解决的难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数据，但黄先验地推论内卷化必然推动这段，导致了不真实的结论。最后，就我们确实想要使人口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动力的意义上说，像我所作的那样，以1750年以后中国很多不发达地区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为焦点，而不是以江南本身相当缓慢（约1393—1750）并且后来极为缓慢（约1750—1850）的人口增长为焦点，是否没有意义？注释

[1] 在Pomeranz （2000a， 92）中讨论了研究欧洲的经典；特别参见Braudel （1981， 131—33）。Allen更近些时（2001， 9）肯定了18世纪、日本和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谷物购买力极为相似（由于缺乏资料，他无法进行城市的比较）；Hoffman et al.（待刊）指出，使用经过改进的具体阶层的生活费指数，拉宽了早期欧洲的贫富差距，使1500 – 1800年这一阶段大部分年份的实际工资趋势与使用旧指数相比，明显地在富人中更好，在穷人中更差。净结果可能是，我们多多少少低估了18世纪晚期欧洲人（或至少是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财富，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也同样低估了在机器化前夜，大多数人一直怎样接近于边缘地位。
[2] 在我写作我的书时我还没有看到郭松义估计1753年人均粮食产量的文章。这些估计依靠许多假设，不应该过于倚赖它们，但值得看一看如果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粗略的引导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接受他的估计，我们会得到一个甚至比我的数字高很多的人均粮食消费数字（1994， 46—47）。郭估计的那一年的粮食产量为275，737，216，000斤带壳的稻谷及其等价物，（按55%的比率换算为可食用的粮食）折合151，655，468，000斤，即刚刚超过1，000，000，000石大米当量。扣除大约15%作下年的种子，结果是850，000，000石去壳的稻米供人食用。如果人口为250，000，000左右——郭使用184，000，000的官方数字，但那个数字普遍被认为太低——我们得出的结果是每人每年3.77石，比Marks 提出而这里采用的每人每年平均2.2石高约70%。实际上，甚至黄为了说明农民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多么困难而采用的人均3.0石的估计，也明显高于我所用的极为保守的数字。
[3] 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我假定肉类是高热量的（不太瘦）牛肉和肥油。关于热量的换算见Guthrie （1995， appendix E）。
[4] Oddy （1990， 269， 274）。另见Pomeranz即将发表，增加了法国和尼德兰的数字（甚至低于奥迪的英格兰的数字），并显示出江南蛋白质摄入量大致同样高或更高。
[5] Pomeranz （2000a， 331）。
[6] 李（1998，109）。黄（2002a， 166）以相当容易令人误解的方式引用了徐估算的松江产量供销售的比例：这个比例肯定相当高，因为松江棉纺织业的专业化程度即使在江南内部也是异乎寻常的，还因为产量中供销售的比例包括了在三角洲境内其他地方的销售——这与三角洲当时特别富裕、人口众多（31，500，000人，约为1750年前后中国人口的1/6）、据认为它几乎垄断了它自己的市场、与它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所有其他地区的输出常常受到运输高成本的困扰等等事实都不无关系。黄没有提供徐的估计的引文，我也找不到它。然而许和吴（1985: 392）也提到了这个估计，把它归之于徐新吾，并描述了它是怎样产生的：首先估计一个典型的纺织家庭能够生产多少棉布，然后减去这个家庭自己消费量的估计，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这个估计假定这些家庭生活在勉强维生水平。所以对黄来说，使用这个棉布销售估计，努力说明家庭只消费了极少量他们生产的布匹，完全是同义反复。
[7] 2000a， 332 – 33。
[8] 许檀（1998，92）。
[9] 由于1753年岭南有大约17，500，000人（Marks 1997， 280），甚至在把一些本地的产品、印度的输入和华北的输入计入之前，仅这些输入就会使它的人均棉花消费达到6磅。这样的数字可以与我对这一时期全中国的估计取得一致（尽管稍有偏高），但肯定不符合黄的估计。因而在估计留在江南供纺织的棉花时，它们应该代表了一个宽松的原棉输出份额。
[10] Mazumdar （1998， 55）认为，18世纪中期白糖售价每担（100斤或133磅）差一点不到3两。岸本美緖 （1997， 139）认为正常年份子棉售价每斤20到40文钱（通常是20—30文）。所以，100斤棉花可以卖到3000文钱或3.3两白银，1磅子棉的价值约等于1磅糖（实际上或许高一点）。如果江南每人每年确实消费了10磅糖，为了支付这些糖就需要输出310，000，000磅子棉或103，000，000磅皮棉。这样的输出量会使供江南本地纺织的棉花人均减少3.3磅。
[11] 1985，322、325；1990，342。
[12] 1985， 125。
[13] 《中央气象局气象研究院》（1981，206）。实际上，这一地区在1866（当时捻军起义仍然在）和1880（当时1876—1879年华北极可怕的大旱灾最终结束，终于而来的降雨带来的洪水也已泻净）年间没有一年有好天气（204—211）。
[14] 许和吴（1985，322）的全国产量数字为97000万担，即128000万磅。（由于他们是由一个人均估计推算出这个合计数字，如果我们根据Skinner [1987] 修正他们的人口估计，他们的数字就成为约113000万磅）。要由此达到克劳斯1870年的估计，1840到1870年间需要增长45—64%；这看起来极不可能，因为这30年属于中国全部中最灰暗的时代，对这个国家的主要棉产区来说相当重要。
岭南的地区数据也对许和吴的估计提出了疑问。1825—1832年该地区仅从印度输入的皮棉年平均就超过了57，000，000磅，人均两磅多一点。（Morse 1966， iv、105、123、145、162、186、223、253、325； 人口引自 Marks 1997， 280）。所以，仅这些输入（其数字看来非常可靠）就使岭南的消费水平比许和吴估计的当时全中国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二还高一点；它们看来几乎全部在岭南内部消费（Morse 1966， iv， 186）。尽管广东比一般省份富裕，但广西却并不如此。更重要的是，岭南一直大量生产苎麻（一种比棉花轻的纤维），并且是中国最温暖最潮湿的地区；它用于絮衣被的棉花，或许甚至日常穿的衣服都应该低于平均水平。这个地区自己也种一些棉花。所以，如果许和吴1840年的数字正确，我们就会预期岭南从印度以外输入的棉花极少，但这不是事实。把印度棉花运到广州的英国人肯定知道，他们在地区市场里只占一小部分，如Greenberg （1951， 80）概括的，“广州棉价变动依据的是中国的收成状况，而不是从印度输入的数量”，如果印度棉花成为主要的供给来源，显然情况就不会如此。（以前提到过的用糖与江南交换棉花的贸易据知数量极大，从华北也有棉花输入。）如果印度的输入，比方说，占了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再大的话它们绝不可能对价格几乎没有影响），岭南的总消费就会双倍于许和吴的全国数字；如果它少于总货物量的三分之一，岭南的数字就会更大。所以，这个区域性实例也显示出许和吴的估计即使对1840年来说也太低；但对当前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黄没有给我们理由怀疑我的观点，即1750年的人均消费应该比1840年高得多。事实上，如我在书中指出，即使中国每个地区的人均消费在这两个年份之间实际上保持不变，全国的平均水平也会明显下降，因为像江南这样的富裕地区，由于没有与全国人口保持同步增长，在这些平均值中占的分量会下降。
[15] 1992， 181。
[16] 1992， 192—93， 218。
[17] “加州学派”指我本人、王国斌、李中清、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安德烈·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其他一些人，我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同意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
[18] 关于农业日工资，见Allen2001，9（17世纪的日工资）。姜皋1963 [1834] ，11b暗示，19世纪初的日工资为0.05石稻米（13923卡路里），几乎比那些早期的数字高40%，但原文含义有些模糊。李 1998，149（17和19世纪）和Pomeranz 2000， 101—2， 319—20（18世纪）涉及到的年工资，始终低于日工资的365倍。
[19] Oddy 1990， 256谈到了18世纪穷人的绝望状况，以及在英格兰南部情形如何更为恶劣。Drummond和Wilbraham 1958， 299讨论了19世纪后期美国和英国向冬小麦的转化，以及更多的非面包类消费。黄最近的文章也误用了Drummond 和 Wilbraham，，认为他们说英国人的膳食是三分之一肉类和三分之一奶制品，而所引用的页上（206—10）描述的膳食90%以上是淀粉。（见Pomeranz 2002， 566）。
[20] 卜凯的现代数据表明，每人每天消费的猪肉不到一盎司，但这个数字在清中期可能要高许多。首先，只有在人们使用猪粪肥时，养猪才有利可图，因此需求可能下降。明后期起江南每英亩的粪肥使用量没有明显变化（大概由于豆饼的应用确实增长了），尽管每英亩人口有很大增长（见Perkins 1969， 73）。因此人均养猪的头数大概是下降的。也可能上海的发展加上30年代的萧条，使饲养的猪中卖到城市去的比150年以前要多。在这个序列的另一端，李伯重（未出版）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但是推测的论点（根据用作肥料的猪舍中的粪肥数量和Chen Hengli及《沈氏农书》中的数据），认为平均五口人的农户随时保持有一头母猪，并喂养一窝6头猪仔，6个月后宰杀。这样一个典型的农场每人每天生产5.5盎司猪肉。这看起来很高（因为猪一般说来获利不大，而姜皋估算猪粪肥需求量时没有计入人类排泄物）——它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户农民卖掉了多少猪。然而，要使卜凯的长江流域稻麦产区每农场0.82头肉猪的数字（1937a，246）与他的畜产品消费的低估计数字一致，需要假定很少喂养母猪，并且母猪可以活相当长时间；如果把它们改为每年繁殖一窝，他的猪肉产量估计就会接近李的估计，而我们不大可能找到很多资料说明繁殖频率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所以18世纪的猪肉消费量明显高于20世纪的情况肯定是推测性的，但它足够合理，以至即使没有豆腐、鱼、蛋和家禽，我们也不能设想存在一个巨大的有利于英格兰的蛋白质差距。
[21] 这一首先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计量收益，以使产量数字可以与林德尔特和威廉森的英格兰的数字相比。然后我假定，这个工人全年都有工作，日工资每天可以购买10000千卡的食物：就我们已知的日工资和年工资来说，这是一个宽松的假设。（见上文注12）至于佃农，我假设他每年只在他的10亩地上工作190天（种水稻和小麦），同时他本人、他的妻子、或许有一个孩子或者老人合作，另用310个劳动日用来把外购的棉花织成布。（注意这使这个佃农家庭的成年人比工人有更多的闲暇。）得出的平均净收入为一年365天，每天21900千卡。它可能遭到反对，因为佃农家庭要养活更多人，就可以任意使用的收入讲，他们实际上会比农业工人更穷，但极贫穷的人需要抚养的家属也较少，就这方面来说，同样的问题也会影响林德尔特和威廉森的数据。此外，方行的雇工消费模式数字的典型性是这里的论证要点，他假设一个工人有一个五口之家；如果我们假定这类人是独身，他们的收入花在基本口粮上的百分比当然会急剧下降。传
[22] 黄本人强调清代的江南工资劳动者相当少（1990， 63—66）。如果，像一般假定的那样，只有非常少的无地雇工或地位比他们低的人能够成家，我们就会有30%的男性太穷以至没有家庭：远远高于10—20%这个人们经常听到的诚然是粗略的估算。
[23] 实例见李（1994）。如果我们使用黄首选的曹树基（2000， 5:691—2） 的数据，长江三角洲人口1776到1850年间实际上增长了38%：低于全国比率的程度仍然足以支持我的观点。但曹使用的19世纪中叶的数字正是施坚雅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的那些数字，施坚雅证明了它们可能把几个省的人口（包括浙江和江苏）夸大了25%以上（1987，1—79，特别见74—75。）。如果1776年的数字比1850年的低很多是错误的，如施坚雅的论证显示，这会使三角洲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到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