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二）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实际弗兰克并非属于感觉迟钝的一类人，也决不缺少机智。他拒绝任何标识社会“进步”的历史分期方法，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史学界在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上聚讼不决的短处。已有的各种分期方案确实无不受到驳诘，评价标准也存在“文明与文化之争”深刻的价值对峙。因此弗兰克不难找到各方提供的“子弹”，进而否定各方。周而复始的“圆”是一种混沌，混沌能说明历史吗？大时段的历史演进虽一时难以名之，“进步”也非“直线”，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时代进步毕竟是遮掩不住的经验事实。
假若说“农业时代”变化节奏缓慢的特性使世界各地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东西方孰优也可以各执一词，至少从19世纪起，以西方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志，物质生产、科技发明、制度演进等领域创新变革幅度之大，是前此数千来所无法想象的，人类的生活由此发生全新的变化。“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距完全被拉开了。我相信弗兰克一定读过《第三次浪潮》，然而他就是不提托夫勒粗线条的，最适宜用以宏观关照的“大历史”分期方法。他可以跳开“第二次浪潮”这样的概念，但他怎么也不能跳开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西方兴起”一关。
“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成为难以逾越的一道险关，阻住了弗兰克一路狂奔的步伐。他神气顿失，话语也变得结结巴巴，如“尽管我们对这些（指亚洲和）和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第393、383页）等等。我想他心里也明白，这两大问题的解答不是无关大局，可以随便含混过去的。
弗兰克对“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大历史关节时序的交代，表述含混而不确定，连秦晖也不免被迷惑而造成误读。固然本书第6章第2节的标题明白写着：“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但正文一开始就申明这是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使用的标题（第356页）。我检索了弗兰克在各章节中的相关提法，实际更多的场合他坚持的是“同时论”或“同步论”。
如“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东方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中文版前言）；“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的许多地区的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在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第305页）。第5、6两章有关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讨论，似乎才稍为放宽为1762－1790年的时限内（即所谓收缩“B”阶段），但仍强调亚洲“B”与欧洲“A”处在同一“体系”内，升降是同步发生的。
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即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即使某一历史事件被历史学家选定作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历史分期的方法论需要，也最易引起争讼），但升降盛衰一定在此之前已有许多迹象说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才能成为此前与此后经验事实可以不断证实并证伪的“中时段”界标。弗兰克不是不知道这一历史学的基本常识，然而出于维护自身“体系”的潜意识，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欧洲先前已具备许多优越于亚洲的“发展优势”，更不能承认亚洲先于西方衰落，且先前亦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内在结构性败因，必须坚持“直到1800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亚洲仍然“遥遥领先于欧洲”。这样极端固执的结果，势必引出一个令人不解的神秘逻辑：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只能在1801年（在中国是1840年）的某一时刻同步发生。这就像他刺别人的，自己不也面对着“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诘问？
如果我们理解（或习惯）了弗兰克的风格，上面那种死抠词句的做法，或许对澄清争论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弗兰克最关心是他的思想火花，没有耐心做正－反、反－正“两重证据”或“三重证据”式的严谨考据。风风火火的个性，使全书议论充满跳跃性，大部分叙述都在批判他要“清算”的一切对象中进行，硝烟弥漫。为着“对着干”就必然追求立论的强刺激，也就无暇顾及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契合。他甚至可以采纳别人的部份论据，立即宣布对方“走得不够远”或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然而将论据随意往自己方向延伸而尽收囊中，并不考虑别人的论据与结论之间有着切不断的逻辑关联。
这样的事例甚多，典型的莫过于对滨下武志《朝贡贸易与近代亚洲圈》一书的引用（第164－169页）。滨下在讨论前近代时非常谨慎地只以“亚洲经济圈”为限，且突出这种贸易的特性并非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而是“朝贡贸易”，强调“西欧进入亚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有着自身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这一切都是严格地以证据为前提的。弗兰克三言两语把这两个关键论点甩掉，就完成了“转化”工作。这种在史学界通常很犯忌的做法，弗兰克用起来一点思想障碍没有，只能说是风格使然了。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处境真有点像弗兰克感慨奥布赖恩那样：“证据永远也不能平息这个争端”，即使“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第75－76页）
说弗兰克没有试图为“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提供自己的一套解释，显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此时立论的踌躇和缺乏某种自信溢于言表。弗兰克何以会一反常态，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呢？
造成这种解释困窘，首先应该归咎于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在讨论史学理论的最后一章里作过交代，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三维”）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第452页）。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
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组织等）创新、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
对“制度”的看法，他说道：“本书的一个主题恰恰是，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他特别赞成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首要的动力机制’——推动的，制度是通过‘次要的机制’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而不是推动这些力量。”（第283）为了与“欧洲中心论”对着干，他甚至宣称“1800年以前，亚洲许多地方的制度比欧洲更有效率”，“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亚洲和中国）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了经济的”等等（第285、300、282页）。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是：他赞成“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了当的……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数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因而断言：“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或18世纪甚至19 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说的‘神话’。”（第264页）然而为了贬低欧洲，他却借着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发挥道：“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似乎又在强调亚洲科学对技术、对经济的“应用价值”（第267页）。
尽管议论有点颠三倒四，如果弗兰克的批判真是针对着制度、科技片面决定论，也还不无合理性。但是熟悉当代学术的都可以感觉到，上述对诺斯、库恩，也包括韦伯的指责非常武断，许多“罪名”都是预设的。不顾人家论述的完整性，先给对方戴上“欧洲中心论”高帽，未经严肃论证即一锤定音。读者可试着对阅前几位学者的原著，他们何曾回避过制度、科技与经济需求的对应关系？回头再看弗兰克自己，面对制度、科技与经济在近代社会进程中互动推进、不断创新，从而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大量经验事实，他却闪闪躲躲，说明对这种整体主义的互动分析缺乏起码的尊重。主观的执拗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只能循着上面说的“人类社会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推动”的单向路线走去，不期然地踏上了早被学界抛弃的“经济决定论”老路。
弗兰克在“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关键一章里真正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全是方面的，而且多数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相当陈旧。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有关资本积累。据说欧洲人从美洲和亚洲的白银来去的运动过程中两头大捞好处，从而造成了欧洲“劳动分工和利润”的优势，“最终中了头彩”。先不论他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完全看作是贸易的结果，更妙的是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前面几章刚刚大肆渲染过“白银大量流入”的议论。
试问：居然大量白银资本流入中国，运回去的只是来自中国的生活消费品（丝绸、茶叶、瓷器），而且又坚决否认“中国秘窖”一说，中国理应首先得到“资本积累”的好处，在“劳动分工和利润”优势方面领先一步，为什么欧洲却能乘时“兴起”而超越中国？这一悖论本不难回答，但弗氏既然犯有“制度忌讳症”，只好自打耳光。这种“制度忌讳”甚至到对任何有关“强调中国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陈述都非常反感（见其对黄宗智的批评）。从这点上我就敢肯定，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体验——他的热爱“东方”并非完全出于理智。
再有同是欧洲，同样地从亚洲的贸易中捞得好处，为什么捷足先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能领受革命的风骚，却一个接一个地衰落，最终让英国占先得利？上面说的好处在那些国家又是给什么样的“天狗”吃掉了，中不了“头彩”？弗氏无疑读过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物质生活、经济与资本主义》巨著。针对上面的问题，布氏关于世界经济空间转移的大量陈述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详尽、精彩的解释，为什么视而不见？别无它因，又得回到“制度分析”上来。忌讳制度的作用真地成了弗兰克不敢直面历史的“心理死结”。
二，关于人口、劳动成本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据说由于长期的白银资本大量流入，使亚洲和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而“（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与之相关，欧亚形成了两种经济模式反差：在亚洲是低工资－低成本，在欧洲是高工资－高成本；后者成了技术变革的推动力，亚洲则没有。这一假设涉及的问题太多，实在无法在这里一一清点。例如上面的概括及其凭借的数据是否真实，在欧亚都大可怀疑。造成技术变革的因素是否如此单一，决定技术变革的要素究竟有多少，他回避了什么，隐匿了什么，也值得追究。前面肯定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技术高于欧洲，人口－劳动成本的背景未变，如此前恭而后倨，将何以处置等等。
我只想反驳一点：弗兰克不是对20世纪后半叶亚洲经济复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那里人口的增长未见缓和，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值，而低工资－低成本的背景也未有大的改观，这种经济的高增长率又将何以解释？同样的背景，为什么以前拒绝技术变革，而现在却能成功引进和发展本土化的高科技，并无阻碍？可见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是一帖包打天下的灵药。历史的演进决不是这个或那个单一因素论就能圆通解释的。
弗兰克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的这些解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无奈之下，他既然搬出“猫论”试图解脱困境。他在为中文版写作《前言》时突发奇想，原话照录于下：“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或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要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
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如果这是用来解释某种短时段的事件，这些议论虽不算高明，但作为谋略贡献给当政者也算是一份菲薄的礼物。然而却要把它作为全书的主题，用以解释至少两个世纪的“衰落”与“兴起”，那我们这些学究真只能无言以对了。我很奇怪，既然事情本如此简单，一切都取决于“谋略”，取决于“一念之差”，弗兰克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厚的书来故意为难读者？
同持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同样面对18－19世纪欧亚道路分叉的一系列诠释难题，我觉得王国斌的治史心态要平和得多，考察视野也开阔。王国斌认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明清时期的，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许多经济现象有同有异，总的差距不大，直到19世纪才变得截然不同。这点一定会使弗兰克感到高兴。
但是与弗兰克最大的区别，王国斌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在《转变的中国》一书里，王国斌固然在“经济变化”编里曾郑重指出，欧洲由“有机经济”向“矿物经济”的过渡，即以煤为新的热能而以蒸汽为新的机械动力所引起的“革命”，是促成东西方分道扬镳的“历史界标”，但始终坚持历史局面的形成是一种多因多果的，并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秩序三个方面，进行细致的中西互动比较研究，“制度环境研究”成为全书的核心。
正像我国经济史权威学者吴承明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指出的：“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和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吴承明先生还对全书作了一个，说道：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大项比较研究课题，“当以本书中编（即“国家形成”）运用最为成功。
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这一言简意赅的提示非常重要。我们自身历史的体验，包括百年来抹不去的记忆，完全可以领悟其中的微言大义。中国人物质生活的追求、实用经济理性、经济发展能力确实决不比别人弱，经济自在的发展逻辑也未必构成选择新型经济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选择却不然，往往固步自封，不容易冲出“围城”。这就使我想起了世纪之初陈寅恪先生一段精彩的申论：“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与陈寅恪》）行至世纪之末，虽不能说已达此境界，庶几亦不远矣。
因此离开了中西国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这样的话题，只会像弗兰克那样治丝益棼，愈理愈乱。
在我看来，妨碍弗兰克事业成功的真正敌人是他自己。他几乎像是有意地忽视许多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论著，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据，而置不利的历史证据于度外。过于强烈的主观逻辑偏执使他变得十分任性，非理性地拒绝承认有悖主观逻辑的任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事实，像是活在自己所罗织的虚幻概念世界里，不愿感应外在世界的真实。不说远的，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无不感受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变化之快出乎想像。由此人们不能不追溯这一进步的历史由来，也不能不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能力和保护这种创造能力，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构架比较能促进或适应这种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这样的感觉弗兰克就没有？我表示怀疑。
我对西方学术的业余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和习惯自由讨论的那种风格。记得当初读英国BBC推出的与当代各流派著名思想家电视对话，麦基说道：“我认为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不稳定性的某些结果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例如对权威信仰的丧失已经与知识的增长相结合，形成了对几乎所有现存权威的积极的怀疑主义，直接推动了各种自由思想——如自由、宽容、平等等观念的产生。我以为这种现象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思想家》）
这一观念在以后的日子里帮助我心理上慢慢习惯了这种“不稳定性”。但阅读经验也时常提醒我，清算或推翻权威理论（当然是真正称得上权威的理论），决不是通过简单地“翻烧饼”就可以达到的。这样的教训在近百年史上还少吗？没有对权威理论“同情的了解”（寅恪语），包括对整个学术背景透彻的理解，挑战会变得像唐•吉诃德大斗风车那样滑稽，甚至还可能演化出极左的闹剧，惨不忍睹。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提供的社会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
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被质疑并激起反感，除了对欧洲经验本身的总结归纳仍存在许多异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外，很大程度应归咎于某些人的“西方自大”情结。致命的错误发生在把欧洲经验加以普遍化和绝对化，并试图以强力推行这种经验。无端的傲慢和粗暴的干预更使“欧洲中心论”声名狼藉，甚至败坏了自身本引以骄傲的自由主义真谛：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民族或国家亦然如此。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由于“暂时”的胜利（若从历史看，一切胜利都是暂时的），误以为自己的经验是最完美的，缺少了那种对历史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敏感，也怯于承认有任何超越历史的可能。但应该公正地说，这些错误决非是“民族性”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西方学者发起并形成思潮，就足够说明这一点。
如果弗兰克不是从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去挑战“欧洲中心论”，而改从文化层面甚至哲学人类学的深层次上去“清算”它们，或许他的处境会有利得多。
弗兰克很看不起他的德国老乡韦伯，我以为大错特错。韦伯虽是以提出西欧资主义发生独特的论证而享誉全球的，但即使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核心论著时，他对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现状也并不完全满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矛盾。在该书的最后几页，他竟诅咒起资本主义文明。他要比他的同胞施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都更早敏感到资本主义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文明的发展将要以文化的堕落作为代价，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财富追逐欲望制约的资本主义秩序已经把“财富”这一昔日圣徒们随时可以抛掉的轻飘“斗篷”，变成了一只禁锢人性、污染灵魂的“铁的牢笼”。
我敢说，韦伯从骨子里痛恨对财富贪得无厌的追逐。然而，他亲眼目睹了积聚财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以及支撑这种经济秩序的工具理性，这正是他期望德国强大所需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德与效率，韦伯深知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着严重倾斜，在他的学说里构成一种特有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使他的学说成为20世纪最富内涵的学术经典。
韦伯学说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莫过于出色地揭示了，从状态脱胎出来的“人”，既是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当他（这里指复数的人）脱离幼年的混沌状态开始获得“自我”意识起，命运注定了下述难题必将伴随其始终：个体与群体的矛盾，自然赐惠与人为索取的矛盾，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稳定与变异的矛盾等等。
社会演进是由众多人群的“心”（心理动因）和“力”（利权分享的竞争行为）相互激荡造成的，决定情境之所以如此而不是那样的变数不可胜测。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通观古今中外已有的社会演进，不能不感慨万千，面临着评判上的尴尬。我们找不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看到的只是对完美不懈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试错”的历史。那些为众人不满意、不合理的旧事物虽随变革潮流而淘汰，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跟踪而来，不舍昼夜。变革将是无穷无尽，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而不止。
前述种种两难，如阴阳两极相反相成，重则轻之，轻则重之，矫枉而过正，过正则再矫之，无穷的摆复调整，这就是社会动态的运行，这就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真义。社会历史正是在这些对立力量的吸引中获取张力，在对峙、磨擦和冲突中展示顽强的生命活力。历史长链上的每一环，好与坏都相对而言，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坏。可能性无限，然落到实地祗能是最不坏的。偏激的感慨要数卢梭：“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
就以市场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无疑是对传统社会“群体”窒息“个体”极端倾斜的校正。现在又对个性的过份肆虐感到威胁，试图压抑之，故而西哲又忽然对东方群体主义格外垂青。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透露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信息。作如是观，方不至误读了有似汤因比发出的将充当“世界大同的领导者”一类预言。
弗兰克并不自我认同于职业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思想家的称号。历来思想家都爱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深沉的历史感往往是他们获取思想灵感的源泉。但在弗兰克那里，历史更像是为了张扬主观战斗精神而随意摆布的“道具”。今日的思想家若取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不说可怕，至少也逼着我们不能不敬而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