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研究述评
一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演变与整个冷战战略格局演变息息相关。“二战”结束以后直到冷战时代结束，美国政府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禁运，一方面美国政府单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管制，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以它为首的西方17个国家建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和30余个合作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际性贸易管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经济遏制的重点对象。以往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冷战一般都一带而过，对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更是绝少研究。
国际学术界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冷战，重点是放在美苏之间的贸易关系、东西方能源贸易史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东西方贸易管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占据领先优势。以下就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作简要的介绍。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英国外交部文件等重要相继解密，国际学术界开始重视研究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美国学者南茜·B．塔克则在其《战后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①中对美国亚洲贸易管制政策的起源及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中国委员会、日本经济复兴与中国市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日本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安原洋子在《日本、共产党中国和亚洲的出口管制1948—1952年》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日本和中国关系的影响，在另一篇论文《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禁运政策与对华贸易禁运1945—1950》中，则把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放在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禁运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②；另一位日本学者石井修的《对华禁运与日本的经济自立》则分析了战后日本经济自立与美国对华贸易禁运之间的内在联系③。
进入9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学术界同时出版了两部关于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巴统组织的专著：美国学者米歇尔·马斯坦多诺的《经济遏制：巴统与东西方贸易的政治》④一书，论述了直到1990年的巴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作用，其中对美国利用巴统和中国委员会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也有所涉及；日本学者加藤洋子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巴统——转折关头的日本贸易政策》⑤一书中，阐明了美国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起源、变化和巴统组织在1958年以前的主要活动，而且详细分析论证了《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变迁，其中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也有介绍。1993年，又有麦克丹涅尔的《美国技术出口管制》一书问世⑥。同时90年代发表的研究论文虽然集中在怎样认识美国、日本的“不扩散”出口管制政策的特点、性质，但是对美国对华经济遏制也有所涉及⑦。
此外，中国学者邵文光撰写的专著《中国、英国和商业界：1949—1957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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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茜·B．塔克：《战后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Nancy Bemdopf Tucker，“American Policy toward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Postwar Years：Politics and Prosperity”)，《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8卷，第2期(1984年夏季号)，第65—97页；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412页。
② 安原洋子：《日本、共产党中国和亚洲的出口管制1948—1952年》(Yoko Yasubara，“Japan，Communist China and Export Controls in Asia，1948—1952”)，《外交 史》(Diplomatic History)第10卷，第4期(1986年冬季号)，第51—83页；安原洋子：《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禁运政策与对华贸易禁运，1945—1950年》，《国际政治》第70 号，第43—74页，有斐阁1982年版。
③ 石井修：《对华禁运与日本的经济自立》，《国际政治》第85号，第62—94页，有斐阁1987年版。
④ 米歇尔·马斯坦多诺：《经济遏制：巴统与东西方贸易的政治》(Michael Mastanduno，Economic Contaimment：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 加藤洋子：《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巴统——转折关头的日本贸易政策》，有信堂1992年版。
⑥ 道格拉斯·E．麦克丹涅尔：《美国技术出口管制》(Douglas E．McDaniel，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Export Control：An Assessment)，维斯特堡出版社1993年版。
⑦ 罗伯特·马克·斯堡汀：《渐进和适中的缓和：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正，1953—1955》(Robert Mark Spaulding，Jr.,“A Gradual and Moderate Relaxation：Eisenhower and the Revision of American Export Control Policy，1953-1955”)，《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17卷，第1期(1993年春季号)，第32—45页；卿斯美：《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西方对中国禁运政策的变化》(Qing Simei，“The Eisenhower’s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s in Western Embargo Policy AgainstChina，1954-1958”)，载于沃隆·科恩等编：《大国在亚洲，1953—1958》(Worren I．Cohen and Akira Iriye，eds．，The Great Powers in Asia，1953-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9页；高松基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缓和中国差别问题的反应》，《国际政治》第105号，第54—67页，有斐阁1994年版；格雷·K．伯奇和理查德·T．卡比特：《20世纪90年代的不扩散：加强国际间出口管制的合作》(Gray K．Bertsch ＆ Richard T．Cupitt，“Nonproliferation in 1990s：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xport Controls")，《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第16卷，第3期(1993年秋季号)，第23—32页；布拉德·罗伯茨：《从不扩散到反扩散》(Brad Roberts，“From Nonproliferation to Antiprolifertion")，《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8卷，第2期(1993年夏季号)，第45—56页；阿伦·卡普：《控制武器扩散：出口管制的角色》
(Aron Karp，“Controlling Weapons Proliferation：The Role of Export Controls")，《战略研究杂志》(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第16卷，1993年第3期，第42—53页。
商业关系》①在香港出版，书中有相当篇幅论述了英国在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和东西方贸易管制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
同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也对经济冷战表示关注，在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中就有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研究。2001年由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张曙光撰写的《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和中苏联盟》②问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往学者对中苏同盟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意识形态因素、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认识与界定的异同、两国国内政治对联盟政策的制约以及领导人的个性等方面。该书则将美国对华经济制裁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影响当作研究的重点。该书围绕三个互有联系又互不相同的层面展开，第一层面，是关于美国决策者为什么实行对华经济禁运以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禁运并在国内外采取相应对策的史实描述；第二层面，是关于禁运对冷战中两大联盟关系——美国与西方盟国关系及中苏同盟关系所产生影响的分析；第三个层面，则是以上述讨论为基础，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因——尤其是“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的探讨。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
总之，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方兴未艾。尽管上述著作探讨问题的角度与结论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对美国对华经济遏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描述和阐释，对人们完整地了解经济冷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在借助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外国学者在研究时忽视了美国对华政策与对日政策的内在联系以及未把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与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联系起来的缺陷，我国学者从中国视角对这一新的冷战史领域进行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下面作者就国内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的研究成果作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二
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起源问题，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美国二战后亚洲战略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从整个中美关系史来看，它又是中美经济史的一部分，而关于这段我国学术界在以往研究非常少，1993年汪熙在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评中只介绍了一篇文章③。经过10年来的研究，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起源的研究，学术界目前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只是论述角度有所不同。于群在《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④一文中认真分析了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形成过程，认为美国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曾考虑发展与中共的经济关系，强调经济是美国“对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中国被纳入到苏联经济体系之中，实行一种比较现实的政策。但由于中国的“一边倒”政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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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邵文光：《中国、英国和商业界：1949—1957年的政治、商业关系》(Wenguang Shao，China．Britain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1949-1957)，香港圣安东尼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张曙光：《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和中苏联盟》(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伍尔德·威尔逊中心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陶文钊、资中筠：《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5页。
④ 于群：《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开始采取与苏联、东欧国家相同的对华贸易限制水平，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使杜鲁门政府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同时美国通过联合国、巴统及制定《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又称《巴特尔法案》)使对华遏制扩大到整个西方，构成了对中苏集团的经济遏制网。陶文钊的《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①则论述了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演变过程和中国政府如何颇有成效地进行了反禁运努力。作者梳理了美国与其盟国在对华禁运问题上协商达成一致的过程，构建了全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网。该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中国政府解密的文件，阐释了新中国政府较成功的反禁运努力。众所周知，香港是中西方贸易的重要转运中心。在美国逐步加强对新中国的贸易管制时，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却在迅速增长。为确保对华经济遏制政策顺利实施，美国对香港也实行了严厉的贸易管制。郭又新在其文章《1949—1954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②中对1949—1954年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演变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作者认为受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变化的影响，1949—1954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经历了由削弱其转运作用到对其实行许可证管制的发展过程。在朝鲜战争前，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没有对香港与中国大陆间的贸易采取强硬的干涉措施，只是在没有英国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极其有限的行动削弱香港的转口作用，稍稍扭转美国在香港贸易管制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在对华实行全面禁运政策的同时，为了防止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制定了题为《美国对香港和澳门的出口许可证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22／1号文件，确定了有关香港和澳门的出口许可证管理方针。朝鲜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NSC152／3号文件，在坚持对中国大陆全面禁运的同时，放松对香港的贸易控制。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缘起。林利民全面考察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如何对华实行全面经济战的整个过程，分析了美国对华实行经济遏制政策的起源。作者把中国入朝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第二阶段是朝战爆发至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放弃灵活性对华政策。作者认为，美国对华实行石油产品禁运，标志着美国转向对华全面敌视政策轨道③。作者分别就对华全面经济战思想的提出、正式发动、发展、具体措施作了详细的阐述。
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之发端是与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二战后初期，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的影响越过传统的范围，美中合作是这一战略的基石，而日本将以战败国的身份被置于严格管制之下。但是，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杜鲁门政府开始调整战后亚洲政策。崔丕正是从美国调整对日政策、改变亚洲政策入手，揭示了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发端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中国》④一文中，通过分析美国政府在对日经济复兴问题上两条道路——“日本—中国—美国”的模式和“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之间权衡，最终选择了后者，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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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1977年第3期。
② 郭又新：《1949—1954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③ 林利民：《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④ 崔丕：《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中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在朝鲜战争中对华全面禁运，并且在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中，彻底排除了中国大陆，限定了日本同中国的贸易范围，使日本必须转而开辟东南亚市场。邓峰的《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①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与崔丕相似。他重点分析了在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演变之初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日中贸易的看法，最后国务院战胜了军方，通过了NSC41号文件，该文件对日中贸易作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作者认为美国为限制和排除日中贸易，把日本拉人巴统并成立中国委员会，最后又拉日本加入了关税贸易协定。作者认为美国制定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是美国对日本复兴政策使然，也是美国亚洲战略转变的必然结果。郭又新在《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②中则重点分析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作者认为，通过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综上所述，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起源，我国学者从多种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使我们了解到中美经贸关系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断绝的原因以及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与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关系，同时澄清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模糊认识，也使我们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到美国经济冷战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特点及其对冷战后亚洲局势的影响。
三
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制定了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一成不变地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衣钵呢?关于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美国经济遏制政策，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崔丕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他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③一文，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经济遏制战略思想转变进行了考察，通过对大量原始文件对比的实证研究，作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缓和了对苏联、东欧各国的贸易管制，但继续奉行对共产党的全面贸易禁运政策。关于对华继续进行经济遏制的影响，作者认为“它阻碍了中国化进程，但美国同时也付出了40亿—250亿美元的经济代价”，美国与西方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恶化，并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贾庆国则持与崔丕不同的观点。他重点分析了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争论。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曾考虑放宽对华贸易政策，但最终由于国会和军方的压力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实行。文章强调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无奈④。于群通过对 NSC152号文件的形成过程的考察，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封锁和遏制的总体战略。他认为，NSC152／3号文件正式取代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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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峰：《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郭又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③ 贾庆国：《五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讨论》，《美国研究》1990年第1期。
④ 贾庆国：《五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讨论》，《美国研究》1990年第1期。
NSC104／2号文件，成为该时期总体指导文件①。关于艾森豪威尔后期制定的关于东西方贸易指导性文件NSC5704／3号文件，崔丕认为与NSC152／3号文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反映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制定和调整东西方贸易政策时带有墨守成规的特点。
不论是杜鲁门时期还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经济遏制政策，其实施无不需要美国盟国的配合。巴黎统筹委员会是西方世界控制东西方经贸关系的一道“铁幕”，美国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以经济封锁为手段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国防现代化，而实际上它也确实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因此，要研究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就必须研究由美国组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管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正是利用巴统推行其全球经济遏制战略，与北约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政策。所以，巴统在美国整个经济遏制战略及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正是通过巴统来推行其在全球的经济遏制战略意图的。
目前我国国内有两部研究巴统的专著：一本是由黄志平编著的《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②，另一本则是由崔丕撰写的专著《美国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③。前者只是对美国、巴统出口管制制度、机构和清单，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起源及演变作了常识性和资料性的介绍。但是这本书对外贸工作者是相当有益的。后者则是在利用多国档案和国际学术界取得的成果基础之上，着眼于政治与经济战略的关联性，第一次从纯学术的角度对美国经济遏制政策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研究。作者认为，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管制政策呈一种“马鞍型”的发展态势，这与同时期东西方政治格局的演变基本是吻合的。作者不单只是简单介绍巴统和中国委员会形成及衰亡的过程，而是运用经济学、学等多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期待阐明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阐明美国冷战战略怎样左右巴统、中国委员会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西方世界国家的动向又怎样制约、影响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和变化，阐明巴统组织、中国委员会之兴衰与美国治下之和平的内在联系，揭示美国与西方世界国家的经济遏制政策对苏联、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书几乎全部采用了第一手资料，但过分倚重原始档案也影响了全书的结构，受档案解密年限的限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档案稀缺，该书对巴统解体的论述显得十分简略，使该书显得“头重脚轻”。但该书将对深化我国冷战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
学术界对美国对华经济遏制的一些个案也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是角度新颖，见解独特，所以值得介绍。
为了强化对苏东及中国贸易管制的效果，美国把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与西方的军事战略、美国对欧洲的援助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为此美国国会于1951年10月26日通过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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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52号文件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黄志平：《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崔丕：《美国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同防卫援助统制法》①。崔丕详细考察了该法案的形成及影响，指出它既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国家经济遏制政策的产物，也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方面矛盾调整的结果。作者认为美国根据该法案开展的国际外交，强化了巴统组织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系，并且预示了美国经济遏制政策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在另一篇《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②文章中，崔丕对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进行了纵向的分析，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遏制战略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从70年代开始，转向以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而1979年《出口管制法》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文章重点阐述了“新冷战”时期，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的过程，认为美国将高新技术转让限制作为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北约是美国在军事领域遏制苏联集团的工具。然而北约也曾被美国赋予经济冷战职能，于1962—1966年间对苏联实行了大口径输油钢管禁运。李新华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了研究③，认为北约禁运成败参半。它表明了美国欲消除欧美在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上的分歧，堵塞巴统的漏洞，统一西方对东方的贸易管制。但是最终北约禁运不仅未能阻止西欧大量进口苏联石油，反而成为北约盟国间矛盾的根源之一。1966年美国宣布取消禁运。张颖、潘敬国的《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探析》④一文对北约禁运也有所涉及，但是作者是从分析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出口管制政策入手的。作者认为美国政府一方面使出口管制政策更加制度化、化，另一方面努力协调了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以提高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同时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区别对待，以期实现拉拢、分化的目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学术界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与美国对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及美国如何考虑用差别政策来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巴统管制体系衰落后，美国建立的“类巴统管制”、“第三国合作”体系如何对华进行经济遏制。日后，原始文档解密也将提出一些重要研究课题。所以，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的研究还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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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崔丕：《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崔丕：《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李新华：《美国与北约对苏联的输油钢管禁运》，《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④ 张颖、潘敬国：《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探析》，《松辽学刊》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