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场手工业
一、涵义和界限
“工场手”一词译自马克思所称Manufaktur。1932年瞿秋白译为“工厂手工业”，¬1945年商务版《德华大词典》同。1953、1961年版郭大力等译《资本论》作“手工制造业”。后马列著作编译局译作“工场手工业”。本文中，“工场手工业”指其性质，具体组织依习惯，如绸厂、布厂、磨坊、油坊、机房、铁作、木器作等；类称用“手工厂”。
工场手工业是资本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形式。但雇佣多少人始具资本主义性质，当因生产力状况和民族条件而异。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当时史料多不能区分家属劳动与雇佣劳动，我们原则上以有10人以上的厂坊为工场手工业。鸦片战争后，沿用此例。1929年公布《工厂法》，规定使用发动机器并雇工30人以上者为工厂；此后统计资料皆以此为准，我们遂以雇工10人（或稍少）以上而不足工厂标准者为工场手工业。解放后，国家统计局作有10人以上工厂统计，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遂以4－9人的厂坊为工场手工业。原来，机器大工业。工场手工业、个体和家庭工业都是经济研究所用概念，硬性划界不可能，亦无意义。
手工业无明确定义。工业革命之初，以蒸汽机代替人畜力视为惊人之举，遂以动力区分机器与手工。然水力发达区域常以古老的水轮机代替蒸汽机，亦无碍技术革命。又如历史悠久的磨坊，曾历人力、畜力、风力、水力诸阶段，及用蒸汽机称火轮磨坊，仍是利用两片石磨转动。19世纪末发明滚筒制粉和联动装置（rolling system），才实现技术革命；前此均可称手工业。进人20世纪，手工工具演变为复合装置，不少应用精密机械原理或化学反应过程；电力普及后，手工厂添置马达已属常事。因而研究工业结构者多以规模为准。如日本常将不足10人的厂视同手工业；日军占领华东时并规定20釜以下之丝厂为手工业。二次大战后，联邦德国以不满10人、年销售额”不满30万马克者为手工业。按规模划分，似更合理。
本文主旨在研究工场手工业在我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或散工制（putting－out system）颇为流行，就其组织生产说与工场手工业无异。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因重点在分析生产关系，我们曾详析工场手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包买商制的区别。本文目的不同，因将这些均作为散工制，并包括在工场手工业涵义之内。
二元经济论中所称“化”部门与“近代化”部门原属同义。鉴于我国正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历史事物本文均称“近代化”。“近代化工业”即指机器大工业。
本文研究实指手工制造业，不包括营造业和手工运输、修理等服务业。由于篇幅关系，也删除了手工采矿工业。
¬ 《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1932年第一期，署名屈维它。
二、二元经济和日本的经验
西欧在工业革命前有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西欧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西欧经济力量的膨胀，社会结构的变革，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在这个时期。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开发，都是靠工场手工业的威力。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手工厂和手工农场发展的结果。经济学就是这时产生的。托马斯·曼、威廉·配第的全部理论，魁奈的《经济表》，都是以手工生产为依据；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
工场手工业为西欧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但只有英国可说是“自我”完成工业化的。稍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有个或长或短的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并行发展的时期。法国19世纪二十－六十年代，机器大工业的产值由161亿法郎增至34.1亿法郎，同时期手工业的产值由47.7亿法郎增至86.9亿法郎，被称为“双重性增长”。¬更晚工业化的东方国家，因一开始就有外国资本或本国资本移植或引进的近代化产业，与本国传统经济并存，形成二元经济。这些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在二元经济的消长中进行的。
二元经济中的传统部门应包括所有传统产业。但自1954年刘易斯（W·A·Lewis）提出Ｍ元经济模型以来，论者都是讨论传统农业，而于手工业绝少置论。惟日本有个“在来产业”（固有产业）的概念，一般指农林以外的、明治维新以前原有的各产业部门，而重点是在来工业即手工业。缥丝、棉织、酿造是日本三大在来工业。1859年开港后，生丝出口猛增，成为换取原料和西方机器设备的主力。时发明座缴丝，有了座缥丝手工厂和“赁挽”制（商人资本的散工制），但极少。棉织业中，“赁织”和“放机”较多，但甚少手工厂。日本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政府创建近代化工业的“殖产兴业”时期（1870－1884）。据内务府统计，1884年各府县有民营工厂1981个，内60％在，职工30人以下者占83.4％。这些30人以下的和在农村的工厂大多是工场手工业。
1885年起日本将官办大企业陆续转为民营，近代化工业勃兴，但传统的在来工业仍发挥作用。1867年出现仿法国式的缥丝工具，称“器械缚丝”，逐渐代替座缥丝，列为“新在来工业”。1905年后全近代化的丝厂兴起，但直到1920年，生丝产量中仍以器械丝为主。棉织业中，1873年曾有卧云式多锭手纺车发明，但终以不敌英美式机器纺机而失败。手织情况不同。进口和国内生产的机纱转使赁织有利。又发明手拉织机代替原用的低机，织布厂大兴；发明仿西式水利铁轮织机，能造宽幅细布。到19世纪末，手织布才渐为机制布取代。酿造业则仍以手工厂为主，最大的清酒业迄未机器化。
在来工业中家庭手工业仍占较大比重。1884－1920年日本工业产值以年率10％的速度增长，而家庭手工业也以7％的速度增长，如表1。其增长部分又主要是赁挽、赁织、加工订货等，属于工场手工业的内涵了。表中工厂部分包括手工厂。日本工厂中30人以下者占80％强（1909），多数属工场手工业性质。
传统产业的最大效果是在就业方面。直到1935年，日本农林业的就业人口不断下降，而在来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加，所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增加，如表2。就是说，近代化过程中农业释放的劳动力不能全部转人近代化产业，而需要由传统经济吸收。1920年日本近代化工业就业人口172.3万人，旧在来工业179.1万人，新在来工业94.9万人，即手工业占61.4％。
¬ 卡龙（Francois Caron）：《现代法国经济史》1979年出版，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21页。
同表1,40页。
三十年代，日本工业化已有一定基础，同时手工业逐步电力化、机器化；日本对工业结构的研究也转人现代化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并行发展上。原来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大企业实行多班制，而将一些工序和零配件制造转包给中小企业。二次大战后，中小企业又对日本经济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中小企业白皮书》称：“实际上它们在支撑我国经济基础的同时占有核心地位。”
日本曾有人将帕累托关于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无差异曲线理论用于二元经济，提出生产的无差异曲线，在这个线上，资本与劳动力两要素的不同配合可获得同一的经济效益。¬近代化企业需较大资本，工场手工业需较多劳动力，按不同行业情况，两者并用，即可形成无差异曲线的生产。其实，帕累托关于不同商品的替代性和互补性的理论，亦曾由希克斯用于生产。从辩证的观点看，互相替代的东西也是互相补充的东西，二元经济的研究应注意及此。当代西方二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问题，而不涉及农民家庭手工业。®和纯农业不同，手工业、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没有剩余劳动力问题。在进人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下的农民家庭手工业之后，它们更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力量。上述日本经验和八十年代初我国乡镇企业的兴起都是明证。早期乡镇企业实际是工场手工业。它也证明了对现代化产业部门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作用。
工场手工业在生产力上还基本上是传统的，但在生产关系上已是资本主义的、即近代化的了。在这个意义上，它已不完全是传统经济了。工场手工业历史悠久。在西欧，它是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形态。在二元经济中，它的地位如何，作用何在，是个新的课题。
¬ 中村隆英，表1前引书79－80页。
希克斯（J·R·Hicks）：《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8、278－279页。
® 参见本书《论二元经济》。
三、工场手概况
我国在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而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在制茶、制烟、酿酒、榨油、制糖、制瓷、造纸、染整等16个行业中均有手工厂，但只是在某些城镇的个别大户中存在，十分稀疏。至于散工制，仅在南京、苏州的丝织业中较发达，余不足论。我国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在19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与近代化工业的创建同步进行的。
鸦片战后，有些传统手工业被进口洋货摧毁，其中最重要的是手纺纱，产量由1840年的约748万担递减至1936年的107万担，仅供农家织自给布用。余如柏油、上针、土钢、端布坊渐被淘汰；土烟、土烛、制靛受洋货冲击而衰退；但在手工业中都非重要行业。
除上列几项外，绝大多数手工行业都随着市场的扩大或外贸需要而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在发展中逐步工场手工业化。这种发展可以1920年为界，分为两段。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是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近代化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
早期我国近代化工业主要是由国外移植或引进而来，但不是说它们与工场手工业没有关系。第一家外商工厂即1854年在广州开设的柯拜船坞（Couper Dock）最初就是租买中国手工船坞建立的。上海开埠后，最早的外商厂伯维公司（G·Purvis & Co）和杜那普船厂（Dewsnap Dock）也是手工厂起家的。洋务派创建的第一家军工业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个手工厂，后来添置西式机器；1863年李鸿章创建的三个洋炮局也都是从手工厂开始的。第一家民办近代化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是个打铁作坊，1869年添置西洋车床，便近代化了。甲午战争前，上海、广州、汉口有16个民营机器厂，其中有10家是由铁作、针坊、冶坊发展而来的。下节中还可看到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近代化工厂的情况，差不多每个重要手工行业中都有。即使是完全从外国引进的，它们在建厂时需要手工业进行营造、装置和制造零配件。投产后，也需要手工厂进行原料整理、机械修配、成品包装等工作；为节约资本，又常将一些辅助工序转包给手工厂或家庭户承担。原来手工业生产多是并联的而非串联的。近代化工业专业化较细，对于传统生产有联进（linkage）作用，这就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多半要伴随着手工工具和技术上的改进。我国在引进酉方机器大工业以后，也引进了国外一些先进的手工工具，或按西法改进原来的手工工具。这些器械都能在国内制造，降低成本，易于推广。这是20世纪以来工场手工业发展较快的另一个原因。
鸦片战后，我国出现两类新手工业。一类是原来所无，由国外引进，因市场尚狭小，改用手工生产，如针织、火柴、制皂、搪瓷、电器、电池、胶轮人力车、西药、化装品等。它们大都一开始就是手工厂，亦有用散工制。另一类是因出口需要形成的，如出口地毯、出口裘皮革、制蛋、肠衣、猪鬃、花边、抽纱、草帽及草帽鞭、发网等。它们有些是手工厂，有些是散工制。这是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又一原因。
工场手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如何，素少研究。农商部1915年统计，我国工厂中使用原动力者仅488家，不用原动力者20，258家。又列手工作坊16，140家，平均每家职工达25.2人。这些不用原动力之工厂和大部分作坊均属工场手工业。惟此项统计原不完整，1915年以后填报省区更由25个递减至1920年的10个。我们不用此项统计，而是选13个主要行业进行较细考察（其产值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84％）。据我们估计，1920年我国近代化工业的产值约8.83亿元，手工业的产值约85.88亿元，除农家自给部分外，商品生产约38.4亿元。参照1936年情况（表3），设1920年商品生产部分有30％是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生产，即11.5亿元，比同年近代化工业（包括外商、官办、民营）的产值述要大。
1920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先说抗日战前1920－1936年一段。这期间，外国工业投资有很大增长（包括东北），民营近代化工业也扩大了范围和地区，加速了对手工业的替代。在三十年代危机中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手工业品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有手工业衰落、破产之说。但据我们考察，这时期，机器工业替代手工业的趋势确实加强了，但手工业产值仍缓慢增长（年率约１％，而近代化工业达7.6％）。同时期，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则发展甚快，并因电力普及，部分转化为近代化工业。我们着力估计了1936年手工业的生产情况，如表3。
我们估计1936年近代化工业的产值约28.3亿元。表3见同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23.7亿元。已逊于近代化工厂了。不过，工场手工业产值占到手工业商品生产产值的43.6％，接近解放后的调查（47％）。
本节和下节所用资料及论证，除另有说明者外，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1985年，第二卷1990年，第三卷1993年。文内不再一一注明。
本文所称产值指总产值（即毛产值）。1920年手工业产值的估计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附录乙表二，其中最大的碾米、国扭两项因资料关系原用净产值， 本文则改用总产值，故与原表有异。
（1）产值指总产值（毛产值），均按生产者价格（盐按各场成本价计算），与市场价有一定的差距。估计数原则上包括东北。
（2）工场手工业生产包括散工制生产。
（3）新出口手工业中桐油、地毯两项包括内销部分，其余仅计出口数值。
（4）本表最初估计作于1981年，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杜会出版社1985年版132－133页。修正于1990年，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附录乙表亏。本文据较新资料再次修正，其中数字变动最大者是碾米业由原用净产值改为总产值。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民族工业受到敌人残暴摧残，手工业也难免厄运。惟在城市，为逃避敌人的管制，出现大量小型厂或简易厂，实属工场手工业。抗战大后方，工业发展，新设工厂4,000余家，惟多小型，有40％雇工不到30人，当属工场手工业。后方手工业大兴，并改良工具，工场手工业再次成为制造日用工业品的主力。若已被淘汰的手工纺纱复兴，估计占后方纱产量的60％，并出现手工纱厂。又如四川的土纸生产增长了7倍，为机制纸产量的5倍，并由迷信纸、包装纸改产文化纸、新闻纸。当时的抗战文化实为土纸文化。
抗战胜利后，近代化工业恢复缓慢，后并受内战破坏。手工业所受影响较小。解放后统计，1949年全部工业产值为人民币140.2亿元，内化工业79.1亿元，个体工业32.4亿元。这里有个差额28.7亿元，可作为工场手工业产值，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47％（原统计不包括农家自给性生产）。
1953年国家统计局作了较详细的私营工业调查，辅以次年的手工业调查，当时4人以上的私营工业有15万家，内工场手工业11.8万家，产值35.39亿元，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27％。
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1959年版14、80页。
四、主要行业简况 1．骤丝业 我国是丝绸祖国。鸦片战后，受出口刺激，桑蚕丝产量由战前7.7万担增至七十年代的15.5万担。八十年代机器丝厂兴起，成为早期最大的近代化。但迄1920年，手操丝是不断增长的。我国又盛产柞蚕丝，基本都是手蝶，增长更快。手缥丝无统计，最新估计数见表4。
据徐新吾主编《近代绢丝工业史》，1990年版第654、660－661、662－666页资料折算成市担。 桑蚕丝原皆农家生产，仅在复缀上有小作坊。农家用足踏丝车，无拈鞘装置，丝成断片。复缀用纺车，摘糙接头，使成缕。在主产区江浙，复缀成专业，并有用三锭纺车者。又将二或三丝加拈成线，称苏经、广经，颇畅销。同治间，周姓商人仿日本经由右旋左（苏经系由左旋右），称洋经，出口为盛。于是有商人雇工纺经，或发交纺经专业户，出现工场手工业。 广东为桑蚕丝第二大产区，然习用手摇丝车，效率甚低。1874年，侨商陈启源在南海设继昌隆丝厂，造法国式共拈丝车，木制，足踏；又置锅炉，输蒸汽于茧盆，代替炭火煮茧。一时仿效者众、九十年代广州有丝厂300家，大都用此种改良足踏车，或加用蒸汽煮茧，亦有少数用蒸汽动力成近代化丝厂者。同时，手摇车也并行。内销丝多手摇；又大厂将劣茧拣出，另雇工手摇；亦有丝厂发手摇车给农户在家缀制。1913年以后，广东丝厂向全机器化过渡。但如继昌隆，到800釜丝车后改用蒸汽动力，但1894年又恢复足踏，直到1937年。 在江浙，上海早有机器丝厂，后无锡转盛，但迄1910年上海出口仍以手缫丝为主，内销皆手缫丝。除复缫外，江浙手缫丝一直停留在农民家庭作业。盖其所用三给足踏丝车原较精致，又所产七里丝驰名遇这，不虞销路，遂致保守。浙省府曾在五县设模范工厂，倡用日本再缫式足踏车，并设传习所，终以农民不谙使用而罢。惟抗日战争时期，敌伪严格管制机器丝厂．本厂乃有小丝厂兴起，1939年达489家，平均每厂有人力丝车20部，应属工场手工业。 四川、山东亦桑蚕丝产区。四川农家用足踏丝车，称大车丝，须复缫，有商人雇用男工之复缫厂。20世纪初出现小车丝房，小车足踏，在后面加小箴回转，以接断头。但丝常在箴角胶固，因再改良，加车扬返，成直缫小车丝（指免复缫工序）。1930年有小车8,000部，而农家老式车有2万部，即近30％工场手工业化。抗战中小车房盛行，以数部至十数部为一连，手摇联动，所产扬返细丝与机制丝无异，而成本较低。1943年有小房车17,080部，户均10部。山东情况相仿，惟称大纩丝、小纩丝。小扩丝均工厂制；规模较大，常有车七八十部，雇工百人，另设复缫车。 柞蚕丝主产区在山东和辽东。早有人在烟台设机器丝厂而质量和成本不敌手缫，故柞蚕丝生产以手工厂为主。技术上由手摇车改为足踏；并倡小扩细丝，摘粗接头；又放水缫为旱缫，即将煮茧工序分出，分别粗细，再上丝车。烟台手工厂大者有车五六百部，小者亦有200部。辽宁安东“九一八”前有柞蚕丝厂40家，户均有车400部，并有用电力者。此项柞蚕丝主供出口。而山东 牟平、栖霞，辽宁盖城、海平，以及贵州、河南亦缫大纩柞蚕丝，则供国内织柞绸用。 2．丝织业 丝织品消费弹性较大，生产常有起伏。但长期看，乃近代我国手工业中发展最有成效的行业之一。丝织品产量无统计，但从表5丝织原料消费量估计中可见其长期增长趋势。
包括桑蚕丝、柞蚕丝的国内销售部分，来源同表4；人造丝进口量，据海关统计，来计走私进口。原料总量中，有少量用于丝带丝线，后期并有1－2万担用于针织业，未剔除。 丝织业发展的成效主要在它工艺、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改进，三者互相作用。我国宋代即有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机户，至明而盛，形成南京、苏州、杭州三大丝织中心。工艺上向高质华贵和普及耐用两个方向发展，从而扩大了市场。清康熙间出现包买商，即通称帐房的绸缎庄。帐房向数十以至数百机户发料收货，并组织纺经户、络纬户和牵经结综工、捶丝工、染坊等成为庞大的生产体系。晚清，缎类由华贵趋向轻软，并重花绒剪绒；绸类渐重花色，创耐用的宁绸、茧绸、府绸等。20世纪，随新式生产工具的引进，一些帐房改设手工厂，继而设厂日多，通称绸厂。二十年代绸厂已成主流，使工艺有更大改进。原丝织皆用手缴丝，兹改以厂丝为经，以至厂纬，节省工力，并利提花。人造丝大量进口后，价低于真丝过半，且易染色，绸厂掺用，织成巴黎缎、华丝葛、美丽绘等，鲜艳绝伦。或用人造丝与棉纱交织成羽纱、线锑，价格低廉。又以机制纱为纬，织成纱绸，或以蜡线为纬，织成线绸，着身挺爽。丝织品市场因而不断扩大。 技术改进乃上述发展之关键。我国丝织向用投梭木机，足踏开口，双手递梭，回手打纬，一分钟可40梭。织花物用花机，需人踞花楼提综，三人操作。1912年杭州朱某自日本引进法国式手拉铁机，设伟成绸厂。其机足踏开口，一手拉索投梭，另手执鞘打纬，一分钟可60梭。织花物于机上装摆轮及花板，踏绳带动提综，变三人为一人操作。国内仿造，因得推广。1915年上海某绸庄购人瑞士电力织机，设肇新绸厂。其机集开口、投梭、打纬并提花于一体，一分钟可150梭；但尚非自动织机，一人只看一台。电力机多式，国内均能造。或改用人力驱动，称铁轮提花机。于是电力机、手拉机、投校机长期并存，乃至一厂中常有两种机，盖生产上尤其成本核算上有互补性。其演变如表6。
江苏、浙江据徐新吾主与《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年版第56、93、124页，多系估计数。四川仅成都、乐山，广东为顺德、用锅、广州、山东为烟台、周村和胶东三个县，皆出垦材料。 江浙两省为主产区，太平天国战争中织机损毁过半，表列1880年为初步恢复数，到1936年两省总数增60％。但若以投梭、手拉、电力三种织机之效率为1:1.5:3，则生产力实三倍之。惟各地情况不一。南京衰落，因原产锦缎元缎已不行时，又过于保守，一直用投梭机并全用真丝。苏州尤其杭州则改机在先，工艺尚新，是以兴盛。丹阳、绍兴系新产区，发展亦快。而上海后起，自始即行绸厂制，1936年有480厂，全部电力化；尚有非公会会员厂，有电力机7,500台，未列表内。1920年开设的美亚绸厂，至1936年在上海有8个绸厂，电力机1,200台，年产绸18万余匹，另有经纬厂、染炼厂、纹制（图样）厂、铁工厂及苏杭分厂。 江浙以外，各省丝织业因产品难与沪、苏、杭竞争，多趋衰退。推辽宁、山东之柞绸业颇有发展。辽宁丝织已工厂化，“九·一八”前有电力机约600台。四川在清代为重要丝织区，以蜀锦著称，民国后衰落；惟在抗战时期复兴，成都、乐山等四地有织机7,600台，但除内迁之美亚厂外未见电力机记载。此外，天津、武汉、郑州等市亦有电力织机。 我们估算丝织业产值时将全部电力织机都计人近代化工业，实则许多用电力机的小厂以及有电力机而以手拉机为主之厂，仍应属工场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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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业是工场手的第一个行业。”¬这是因为它对社会近代化即“男耕女织”的的解体有决定性作用。这里的“织”是包括轧棉、纺纱、织布、染色、整布全过程而言。鸦片战前，我国已有脱离农业的轧棉、染布、瑞布作坊，但纺纱、织布两主业仍是农民家庭手工业。
我国轧棉通用手摇轧车，需三人操作。乾隆时苏北太仓创制一人操作的足踏轧车，但未推广。鸦片战后，引进日本有皮棍卷花的足踏轧车，导致轧花手工厂兴盛。有的添置蒸汽动力，或引进英国式锯齿轧车，成为机器轧花厂；但手工轧花仍属一大手工行业。染坊在鸦片战后兼用化学染料，改进工艺，惟1930年以后渐为机器染整厂所替代。瑞坊用人踏“元宝石”压光色布，过于落后，渐被淘汰。
纺织业之脱离农业多半始于纺与织的分离。我国丝织业即因较早与缚丝分离，有了丝和丝织品的平行市场，丝织业得以独立，成果辉煌。我国早有颇大的布市场，但无与之平行的纱市场，以致纺纱和织布都长期停留在农民家庭生产，成为我国近代化缓慢的标志。缘农家一直使用元明以来的手摇单锭纺车，效率过低，农民不能靠卖纱度日。上海曾创制足踏三锭纺车，但需强劳动力，而农家需以强劳动力织布，老幼纺纱，故不能推广。待洋纱进口和国内机器纱厂兴起，才有了纱市场，织布业中的手工厂和散工制也由此而兴。
棉纺织的近代化总是从纺纱开始。即使在英国，1810年轧棉、纺纱已完成机器化，而织布基本上仍由家庭手织业承担，“如无此家庭手织业，纱厂即无从建立”。¬
我国手织布生产情况估计见表7。表见与机制纱替代手纺纱不同，手织布的产量是起伏的，到1920年还高于鸦片战前，到1936年才大量被机制布替代。这期间，手工织布厂和散工制都大有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2页。
¬P·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P.192。
手织布标准匹合3.634平方码，重1.32斤。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990年版第319、320、325页。
闽浙总督卞宝第于1888年在福州设织布局，为手织布设厂之始。至1891年福州有60个局，但多是商人向农户发纱收布，实为散工制。至19世纪末，广州、万县、昆明、贵州黄草坝均有织布厂记载，有雇工达80人者。我国织布向用投校机。1896年宁波人王承惟加以改良，增多踏板，可多层开口，织洋式布，曾获专利；惟其机大约仍是双手递梭。1900年传人日本式手拉机，式如丝织手拉机而小，农家可备。1905年引进日本式铁轮机，双足踏动，飞轮蓄能，使送经、开口、投梭、打纬、卷布连续运动。又有铁轮提花机，用花板按程序自动提综。于是织布厂大兴，上海、天津、广州、重庆尤多。1913年，据有记载的142家估算，共有织机12,911台，户均91台，雇1142人，盖所记皆规模较大者。又据1930年左右的记载估算，43个城市有织布厂6,814家，织机56,256台，户均8.3台；江苏、四川、河北为多，而东北全行工厂制。
织布厂所织布称改良土布或爱国布，以手拉机为多，用铁轮机所织幅宽达22寸，与机制布同，可与洋布竞争。时纱厂所产机制布大皆白胚，而手织厂着重花色，条纹、格子布流行一时，并线呢、哗叽等新品种。1925年以后并流行丝棉夹织品麻葛、明葛、华丝布等。用铁轮提花机织布一匹需花板千张，此种厂称染织厂。1934年调查上海和七省的415家染织厂有电力布机11,208台，手工布机11,886台。大都是扬长补短，两种机并用。
织布业中的散工制与织布厂并行发展，主要行之于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浙江平湖、陕石，河北高阳、宝低，山东潍县，广西郁林，山西平遥。而老织布区如松江、南通等地反罕见。
江阴放机始于1895年，20世纪后乃盛。初放织小布，二十年代后放织改良土布以至放染色纱织条纹布。1925年后用改良木机，效率提高而工资压低。三十年代后盛行放盘，即带机头布放出，一个盘头可织花色布12匹，工资亦再降。大布庄有支配织机二三千台以至五千台者。江南他处开始放机较晚，情况略同。惟常州1916年后即用铁轮机，而破石则始终用投校机。
北方放纱收布始于河北定县，20世纪后盛于高阳。布商又以手拉机贷出，1915年后并贷铁轮机。1920年盛时高阳有机21,904台，78％都属放织；后衰。1926年传入浆麻法（麻指人造丝），织花色麻布，高阳织布业再盛，1929年有机29,224台，内4,324台为提花机；后大衰落。1934年麻布改织葛、涕等新品，色布增派力司、阴丹士林等新品，高阳织布业再盛。
抗战时期，改由日商放纱，并将织户集中城内以便统制，北方产量锐减2／3。惟因人口集中城市，织布厂增加，且多用铁轮机。
抗战大后方，织布厂大兴。重庆土布公会会员厂1942年有织机3,238台，较战前增60％，内铁轮机占70％，并有用电力者。陕西原甚少织布厂，1942年据说有500家，织机6,000台。而更可注意者是手纺纱复兴，产棉区农户重操手纺。同时，发明“种手摇“七七纺机”，可带动32锭，三人操作，日产纱625克，大都用于手工厂，1939年有2.5万台，1942年增至6万台。有人估计这年后方产纱32.1万包，内47.7％为农家所纺，16.8％为七七纺机所纺，35.5％为近代化纱厂所纺。
4．磨粉业
磨粉为产值仅次于碾米的第二大手工业。碾米产值虽大，但主要是农民自给性生产；且稻谷加工容易，增加值甚少。又机器碾米厂不多，碧坊多为米行附设。磨粉则上就是一项重要工业，鸦片战后，机器制粉是我国仅次于棉纺的近代化民族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手工磨粉并行不衰，有重要意义。
鸦片战后，磨坊日盛。1890年上海有58家，天津近百家。同时，津、沪即有火轮磨坊即机器磨坊出现，其效率约人均日产粉五六包。如前所说，它们尚非近代化机器面粉厂（其人均日产达50包）。机器磨坊以南方及东北为多，1936年约有180家。畜力磨坊则遍布北方产麦区。如山西，1936年调查69县有1,186家，石磨1,503台，职工4,576人，平均规模甚小，惟有8家已使用电力。在大城市如天津，1930年有510家，而其中265家已使用电力，用畜力者户均亦有磨5台，足具工场手工业规模。北京、青岛等磨坊较多之地，也不少使用电力。磨坊地产地销，成本低，又能兼磨玉米、高粱、豆类，或代农民加工，是以能和近代化面粉厂并行发展。其发展情况估计如表8。
抗日军兴，沦陷区机制面粉生产能力减少1/3，而能逃避敌伪管制之机器磨坊转盛，有记载者376家，日产能力达3.27万包。其中有些已不用石磨，而用滚筒式小钢磨了。抗战后方，也有机器磨坊兴起，计44家，亦有用小钢磨者。同时，畜力磨坊复兴，有些并用电力。
据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1947年版下册第145页1933年之估计，按油料作物生产指数推算1920、1936年，油料作物生产情况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83年版及中央统计局《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3年版。
5．榨油业
榨油业产值居手工行业第三位（表3因将桐油列人出口故较低）。近代化机器油厂产量甚小，榨油业基本上是手工业，生产情况估计如表9。
油类商品率较大，早有脱离农业的油坊，明代嘉兴石门镇油坊已具工场手工业规模。20世纪初，江苏24家油坊各雇工20－50人；湖北沙市油坊各有榨五六台；山东烟台油坊各有榨2－4台，每台需8人，骡马6头。但抗战前统计15省8，233家榨油厂坊户均仅4.8人，是仍多个体户，惟江苏省则户均达15.3人矣。
各种油情况不同。菜子油的出油率和油价均低，但饼值可达油值的30％。花生油出油率和油价均高，但饼值仅及油值的16％。惟大豆油虽出油率及油价不高，而饼值可达油值的1．8倍，并属出口大宗，最适规模生产。榨油技术改进亦多出自大豆油。
我国传统榨油用木槽楔人法，大豆坚硬，需极强劳动力，畜力碾豆和蒸料亦费工时。英商于1867年即在营口设机器油厂，以出油率低于手工而废。1896年再设厂，用蒸汽机碎豆而用手工罗丝车榨油，出油率比楔人法高7％。从此此法渐行于关内外。1906年，日商设小寺油厂，用水压机榨油，效率高于罗丝车。1911年营口有华商厂坊21家，内7家用蒸汽机，5家用内燃机，9家用畜力。后榨油中心移至大连，并用水力、电力。此皆指碎豆，榨油仍以手工罗丝车为多，亦有用水压机者。“九·一八”前，除关东州外，东北有厂坊590家测仍以用畜力者多。畜力油坊一般雇工30人，牲畜10头，均具工场手工业规模。事变后因出口递减，东北油业衰退，但大厂技术改进，已有用吸入式者。
6．针织业
针织是新手工业，主产袜及毛巾，以及内衣衫裤。始于1896年上海设景给衫袜厂，20世纪由沿海普及内地，而以江苏、浙江最盛，上海为中心。一次大战时发展最快。农商部有1912－1920年产值统计，但残缺，惟江浙两省有历年报告，兹列入表10。针织业原以抵制洋货而兴，至此，除高级品外洋货几绝迹，惟织袜所用细纱及人造丝仍赖进口。同时袜及毛巾出口颇盛，并列入表10，以代替生产统计。表见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出口锐减，此时针织业衰落，但不如织布业之甚。
江浙产值见方显廷代天津针织工业》，1931年版12页；1920年仅江苏数字。出口值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62年版附录（四）3。1923年海关开始列项。
针织业初兴时，英、德筒式手摇袜机每台价百余元；同时亦有美制电力平机，每台千余元，而效率不过手摇机五六倍，故人多舍电力而手工。手摇机1912年国内即能仿制，价不过20元。二十年代年产万余台。织袜业之普及、全赖此。1927年上海华胜厂仿造美式B字电力平机成功，后复能造K字长统袜机，但一般仍用美货。1929年上海有袜厂130家，内39家大厂有电力机1，389台，但高级袜仍用手摇机，如织宝塔眼、造花，仍需手工。织毛巾较易，上海用铁木机，内地用木机，10余元即可置。亦有进口电力毛巾机，价300元，鲜有用者。1912年创办之三友实业社，在上海有12个毛巾厂，用木机1，800台；1929年织高档毛巾，才采用电力机。织衫裤用横机，大都电力，靠进口。1931年上海锦华厂仿制新型汤姆金横机成功，一时传为美谈，然年产不过130台。
我国针织业一开始即采工厂制，但到1933年，仅有近代化针织厂110家，产袜542万打，毛巾6.4万打。同年，上海附近之南汇即有手工厂175家，产袜266万打，已为全国近代化厂之半；产毛巾28.5万打，为近代化厂的4.5倍。他处如天津、武汉，袜厂均以百计，南京、扬州，毛巾厂以200计。这些手工厂自以家庭户为多，但常有向大商号或大针织厂领料加工者，实属散工制。在无锡，1929年有袜厂37家，除3家用电力机者外，大多是工人自备织机，或向厂租用，由厂发料收货。这实即本业的放机制，因在城市，变成集中生产。
放机制可以浙江平湖为例。1912年平湖设光华袜厂，招女工40余人，以产品供不应求，乃改由农妇来厂租机，收押金6元，起租费2元，领纱回家织造，以后月租2元，由工资扣除。光华以此获利甚巨。至1926年平湖有厂20余家，织机近万台。放机制浙江最多，江苏亦流行。又无论放机厂或雇工厂，都是将织好袜坯发交家庭妇女缝袜口袜尖，又摇纱工序亦常发交厂外摇纱女工。此皆属散工制。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针织厂遭破坏、管制，同时有小厂兴起。大后方针织原不发达，仅昆明略有基础，战时亦无大发展。战后上海针织业恢复，1946年有593厂，电力袜机4，756台，手摇机18，742台，惟生产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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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说明，在二元经济中，虽已不会出现工场手工业阶段，但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的发展仍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行业甚至是不可逾越的。如果说，上述事例只是从反面证明当时近代化工业的落后，那么，七十年代末乡镇工业的勃兴就从正面说明了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