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准与工业化*
“生活水准问题”是英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Engels）、迪斯雷利（Disraeli）、查德威克（Chadwick）和麦考莱（Macaulay）等著名学者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予以了关注；到了20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如阿什顿（Ashton）、克拉潘（Clapham）、哈特维尔（Hartwell）、霍布斯鲍姆（Hobsbawm）和汤普逊（Thompson）等也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期间，人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著名经济史学家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因此把这一问题称为“英国经济史上唯一持续时间最久的讨论”。本文拟通过估算上英国人口的身高情况，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说明生活水准的变化。
生活水准评估
说到底，问题的核心非常明确，即发生在不列颠的那场革命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一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相关的难题：通常所说的“影响”指的是什么？“工业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如何定义“工人阶级”？如何评估“生活水准”的变化？
关键是如何评估“生活水准”。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对生活水准的变化做出说明，当然也就无法对之做出分析。就20世纪许多时期而言，生活水准一直被定义为工人平均货币收入除以他们购买的“一揽子商品”（basket of goods）的价格。通常有两种方法，我们分别把它们称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计算方法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计算方法。
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是收集支付给多组工人的大量工资样本，并将这些工资样本加以平均，得出人均货币工资。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首先是估算支付一年中由经济创造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即国民收入，接着以国民收入再除以人口数，进而得出人均国民收入。这两种年人均收入系列的估算，通常以指数来表示。然后再将这两种系列与物价加以比较。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是利用代表工人阶级中典型消费者购买力的一揽子商品的价格；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是尽量多的利用所有创造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再以工资除以物价，得出的就是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的指数。
但在两种计算方法的使用上，人们也一直有很多争议。因为过于强调技术上的细节反而容易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在生活水准这个问题上，估算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到底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当然，精确的计算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比如，如果我们掌握了今天我们的邻居的收入和消费习惯，就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他或她的职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情况；同样，如果我们掌握了过去某个男人或女人的实际工资收入，也可以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做出解释。在当今，我们对许多不同国家情况的了解也是建立在通过比较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基础之上的。
我们忽略了什么？
然而，无论是实际工资，还是实际收入，它们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过去人们生活方式的所有情况。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曾说过：“人们不能只靠面包为生”。在某个时期，生活的含义远比一个人按通货膨胀调节的工资要多得多。
这里显然忽略了人的寿命。据统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人们的预期寿命从1780年的35岁左右提高到1840年的40岁左右，而且寿命的提高大多发生在1820年以前。换句话说，在此期间每个人的寿命平均增加了5年，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寿命的长短一直有很大的差异。再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人们是生活在1840年，那么他们享受的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的时间，总体上要比生活在1780年时延长14%。这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看来，等于生活水准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按照对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增长的正常估算，完全可以不理会这种看法；因为这些估算方法比较的只是人们在某个时间点上的收入或工资，而不是他们一生的所得。
我们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些例子如能获得新进口的食品，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生活水准提高的一个标志；但也有许多例子却通常被认为是使生活水准降低了，如在人口拥挤的城市由于饮水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19世纪城市的大气污染是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大气污染的程度可以证明工厂数量的增加，而工厂数量的增加随之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就业机会和更广泛的工资发放范围，随着就业机会和工资发放范围的扩大，家庭可以用煤炭取火；但另一方面，大气污染又使许多城市居民因患呼吸道疾病而死亡。所以，我们有可能从很多方面，而不只是单纯地按估算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来对生活水准加以分类。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与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的变化是一致的，问题几乎不存在。但就像大气污染这样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问题的确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将这些方面加以，并使之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准呢？
一种方法是从估算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入手，然后评定它与其他生活水准方面的相应升降关系。如果在某一特定时间里，人口的预期寿命提高了10%，加之工资增加了15%，我们就可以得出生活水准提高了25%的结论。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例如，很难估定污染增加的比例，特别是在城乡污染差异极大的情况下；同样，提高获得像棉布这样的新的消费品的好处，也很难估定。再者，我们也很有可能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首先，如果在增加了的15%的工资里，有一部分工资已经通过用于改善食物和供水装置，换取了提高了的10%的预期寿命中的一部分，那么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其次，两种变化可能是并行的：减少患某种特殊疾病的可能性与增加克服那种疾病的可能性，这两种变化都使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要把它们区分开来却不容易。
所以，关于生活水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在有关实际收入、实际工资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上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但是继续寻求其他评估方法以及探讨这些方法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准，仍是有意义的。而且进行这样的探讨，对于揭示研究者是如何描述今天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水准的变化也是有启发性的。
营养状况的概念
测量营养状况就属于这样的方法。
“营养状况”是人类生物学家用来说明一个人在营养的摄入与身体的发育、工作和抵御疾病等方面保持平衡情况下身体状况的一个术语。众所周知，一个人是靠摄入食物和热量并利用这些营养来保持身体的工作状态的；在幼年期和青少年期，营养可以使一个人保持身体的发育。为了维持工作强度和抵御疾病，同样需要营养的摄入。如果营养不足，所有这些需求都将无法实现，并导致身体缺乏活力，工作缺乏干劲，而且有可能很快使我们的收入减少。这种最终导致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是欠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饮食以及我们现在和过去从饮食中吸收的营养的变化颇感兴趣。但人类生物学家已越来越强调营养或饮食只是测量生活水准的一部分，而且人类生物学家早就发现，在各种不同的测量营养状况的指标中，身高以及幼年期和青少年期身高增长的速度可能是最佳指标。该指标既适合说明某一单个人的营养状况，也适合说明某一群体的营养状况，虽然这里面存在着些许的差异。
如图1所示，我们每个人的身高都遵循着同样的增长模式。该图按百分比显示了身高的分布情况。百分之九十七这个百分率表明，有97%的男性的身高低于图中所示的每个年龄段的身高，而只有3%的男性身高高于那个值。与此相类似，百分之五十这个百分率（即通常所说的中值）是将这些男性划分开，这样就有一半的男性高于图中所示的每个年龄段的身高，而另一半男性则低于那个值。百分之三这个百分率表明，有97%的男性身高高于那个值，而低于那个值的男性只有3%。我们在图中居于什么位置，取决于父母遗传、偶发因素以及成长所处的环境等综合因素。如果生长环境发生改变，比如患严重疾病、遭受饥饿或者遭受心理创伤，我们的生长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停止生长，使得我们所处的身高的位置从图1所显示的一条曲线移到另一条曲线上去。人们从近来许多儿童受虐待的案件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图1：19世纪早期不同阶层身高差异，并与当今不列颠男性身高之比较
当我们不是对某个个体的身高，而是对某整个群体的身高加以考察时，我们发现，受遗传因素、偶发因素及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同一年龄组的人会呈现出一定的身高范围。但是，由于遗传及偶发因素这些成分的变化极其缓慢，因此可以说，同一年龄组的平均身高的变化可能是由于环境的改变造成的。换言之，平均身高的变化（即按营养状况变化来衡量）可以概括为生活条件的变化。
环境因素对人的营养状况的影响，如果按平均身高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的话，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在出现持续的生活困苦或患疾病的情况下，这时人体就会对此做出反应，发育变得迟缓，发育期延长。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欠发达国家的人群在其幼年或青少年期间个子很矮小，但其发育期要长于现在的发达国家的人群，因此在其成年的时候可以弥补前期发育的不足。这样看来，如图1所示的那样，对整条生长曲线做出观察就变得非常重要，同时，慎重地运用与年龄相关的测评标准也是相当重要的。
学家与营养状况：历史学家如何运用这一知识？
首先，可以把整个人群或其子群平均身高的变化作为衡量营养状况的一个指标。本世纪许多国家人们的平均身高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表明人们的平均营养状况同样已有了极大改善。
其次，不同人群平均身高的差异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与之相关的营养状况。即使在今天，英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平均身高仍存在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在过去则更为明显。
第三，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营养状况与某些特殊疾病的影响密切相关，通过对身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解释那些疾病在过去的流行情况。
让我们先从社会阶层说起。表1表明了今天以及一个世纪以前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男女的平均身高情况。这些差别在成年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但由于前述的原因，在幼年及青春期阶段表现得更为显著。有两份档案可以勾画出19世纪早期那极为鲜明的阶级差别，这两份档案分别是伦敦海军协会（Marine Society of London）档案和位于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的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档案。
表1 1880年代和当今在平均身高上的社会—差异（单位：公分）：
18岁 16—19岁 1880年代 1980年代 |
社会阶层： 专业人员 173.4 I 和 II 176.5 商人 171.3 III 非体力劳动者 174.8 城镇工匠 166.6 III 体力劳动者 174.7 劳工 169.0 IV 和V 173.0 |
资料来源：1880年代：Final Report of the Anthropometric 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London, 1883).
1980年代：Adult Heights and Weights. The Report of a Survey by the OPCS (London, 1984).
海军协会成立于1756年，是一个慈善机构，它致力于向贫困孩子和皇家舰队及商船队双方提供帮助，做法是从伦敦街头把孩子们领回来并为他们找份出海的工作。在1770至1870年间，协会以这种方式共救助了大约50000名孩子，而且协会还保留了有关这些孩子及其父母情况的档案，其中包括收集到的每个孩子的年龄和身高的资料。从稍晚些时候的1806年起，皇家军事学院也开始收集同样的资料，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类孩子的情况。皇家军事学院招收的生源来自贵族、陆海军高级将领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专业人员的孩子。
图1显示了两组男孩子在同一年龄（14岁）及同一时间点上身高存在的差异，尽管这些记录允许对更多的年龄段及时间点上的身高进行比较。可以算出，这两组身高分布曲线几乎不可能重叠。这样看来，在那个年龄段上，来自上层社会的男孩子的身高几乎都比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男孩子要高。这些明显的差异到了成年阶段很可能会缩小，但按标准，这些差异仍然存在，而且在任何一个人看来，这些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弗林（Flinn）引述了一位工厂督察员1804年在探视了一群生活极为贫困的纺织工人后发表的评论：“他们的身体糟糕透了，整个群体的身高急剧下降到了小人国的程度。从这些人中连一个近卫步兵连都招不齐。”
图1也显示出，按现代标准，这两组男孩子的身材有多么矮小。对于海军协会所记载的那些男孩子来说，这种对比是最为悬殊的，他们比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儿童都要矮小得多，甚至比大多数家的儿童都要矮小。这些儿童的身高是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贫苦生活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但是，桑德赫斯特的男孩子们尽管有着特权背景，其身高也不如今天社会上层的孩子们。下面将讨论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一些可能的原因。
长期的变化
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孩子生活的贫困程度是惊人的，当时的观察家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并且通过对他们的收入水平的测算给予了说明。如果这些身高的证据对历史学家有用的话，那么它也一定能够告诉我们英国人在身高及相应地在营养状况方面发生的长期变化。
我们在这里必须正视这些证据。有关孩子们的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由学校进行的体检得到，而英国成年人的身高情况，直到1980年时才有了抽样调查。至于再早些时候的情况，我们只能依靠出于其他目的而收集到的资料。但也有例外，如海军协会，即来自军队的资料。从18世纪中叶以后，军队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兵，其中包括他们的年龄和身高，这些资料现在保存在公共档案局（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这些资料的可取之处在于，它们记述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成员的情况，所以很容易将这些资料按职业、出生地及按步兵、水手或海军而招募来的加以归类。与其他证据相比，这些记录还表明，尽管新兵的招募很可能是志愿的，但兵源仍主要来自工人阶级；与普遍流行的虚假宣传相反，没有证据表明新兵主要是从人口中的渣滓里征召来的。但这些资料也有缺陷，即它们所反映的身高与营养状况是一致的。因为负责征兵的人坚信，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高个子士兵营养状况要更好些，更能承受严酷的部队生活，所以征召兵源是以身高为依据的。当然不同兵种适用的标准不一样，但所有的兵种都拒绝接收矮个子入伍，所以在军事档案中有关矮个子的详细情况通常不会出现。保存下来的资料由于将矮个子排除在外，因此也就成了一份不能全面地反映工人阶级身高情况的抽样调查，而由此出来的平均身高也将是不准确的。
至于一直用来处理这一难题的统计方法，虽然在细节方面颇为复杂，但在概念上却很简单。身高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喇叭型曲线（the bell-shaped curve）。这些军事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典型的身高分布，它符合自顶点向下直到征兵官拒绝招收矮个子入伍这一点为止的曲线。但由于该曲线的形状得到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曲线的上一部分来预计整条曲线的形状，同样，据此也可估算出对那份不准确的抽样加以修正后的平均身高。
通过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够估算出自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在身高方面发生的长期的变化，如图2所示。
该图显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的身高有了增长；而那些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群，身高则达到了顶峰；此后，身高开始逐渐下降，只是在该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才又逐渐回升。在20世纪，英国人的身高又有了快速的增长，这与任何其他一个发达国家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这些结果对于把收入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进行的讨论是个重要的补充。尽管这些研究结果不断被修正，但还是证明了在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实际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的身高资料表明，人们的营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死亡率也在大幅下降。同样，20世纪时人们收入的提高与健康及营养状况的改善也是毋庸置疑的。
身高材料的新的重要贡献在于对19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和接近该世纪末的所谓大萧条时期的研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工资和收入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营养状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尽管答案不能十分肯定，但很可能是因为在19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时，人们的身体状况及引起疾病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城镇的扩大及随之而来的都市病——1820年至1860年期间死亡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很可能减缓了身体的发育，如在拥挤的居住环境下，孩子们在地方性流行病及流行性疾病的威胁中苦苦挣扎，海军协会收留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活生生的例子。上层社会无法全然抵御的疾病或许同样可以解开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招收的新生源为什么身高不如今天的同龄人这一谜团。
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实际收入与身高之间存在的差异或许也与疾病有关，因为直到该世纪末，婴儿的死亡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此外，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失业会很快使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的孩子的生长受到阻碍。身高或许能反映失业的严重程度，而失业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但很难对此加以估算。
将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当然，解释起来有许多难度。正是因为营养状况以及身高是一种涵盖环境中诸多因素在内的估算方法，所以往往很难将某一特定的身高变化与某一特定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究竟哪个年龄段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最为关键，人类生物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也不一致。在幼年期或青少年期，到底什么样的创伤或生活上的改善会扰乱从婴儿期就已经开始的生长过程，目前还不清楚。
尽管困难重重，但由身高资料得出的关于营养状况的证据，仍为我们在接触这一既古老却又无止境的话题上提供了一种新的、令人甚感兴趣的解释方式。有关生活水准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及进一步阅读书目：
（1）N. F. R. Craft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1700—1860”, ReFRESH, 4 (Spring 1987). Reprinted as Chapter 5 in this volume.
（2）M. W. Flinn (ed.),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y Edwin Chadwick (Edinburgh, 1965).
（3）E. J. Hobsbawm and R. M. Hartwell,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 (1963).
（4）P. Mathias, “Preface” to Taylor [5].
（5）A. J. Taylor (e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