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

  一、上的变化诸问题 
 
    过去30年中，国际学坛(主要是中国与日本学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者们逐渐看到在大约10世纪开始的许多变化。由于新作物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农业中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随着贸易、市镇成长和农产品流人市镇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了。的改善、商人组织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市场交易的控制的放松，都促进了上述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的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尽管成长，中国仍然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仍然以农业为主。中国力求改变现状的努力，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在上述两种共识所涉及的有关时间起点与终点之间，大约还有1000年的历史。对于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还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以所谓的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他们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运作，通常以两种基本方法人手。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一个中西差别，并将其称为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例如西嵨定生对棉业的重要研究，指出了在中国，棉花生产是如何与工业相联系的)。另一种方法则注重研究某些较小的中西相似之处，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使中国走欧洲道路(然而并未如此)。不论是在对农业的商业化、雇佣劳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的扩张的研究中，还是在对城市工厂形成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中国之未能顺利近代化归咎于下列三大罪魁祸首中之一(刘永成1982；李文治、魏金玉与经君健1983；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张国辉1986)。这三大罪魁包括：第一，中国的国家政权。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了进步；第二，帝国主义。它迫使中国的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它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许多研究都以一种机械马克思主义史观为理论构架，但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界，一种类似的史观也颇为盛行，即以欧洲经验为正确模式，来寻求中国究竟错在何处。伊懋可(Mark Elvin)1973年的重要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探寻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未能出现欧洲式的变化与组织变化。黄宗智的新著《长江三角洲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则重在探讨中国经验与欧洲模式的不同(黄把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当做欧洲的理想模式)。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史“缺少什么”的探索，也不仅限于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约翰。霍尔(John A．Hall)从欧洲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历史作了范围广阔的评述。在其著作中，他也谈到了中国“对市场的制度性障碍”。同时 E．琼斯(E．L．Jones)在其第二部饶有兴味的比较经济史中，指出若以欧洲的政府政策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政府是“很不尽责的”。从而阻碍了发展(霍尔1985：56；琼斯1988：141)。
 
上述各种对中国经济变化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的经济在宋代有一重大变革；此一变化并提供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寻找阻碍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罪魁。 E．琼斯虽决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是被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
 
大多数学者都在探索寻找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少数学者则想找出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在这类研究中，最有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基督教新教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所作的对比。但是，新教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在好几方面是有限制的。首先，天主教地区也有经济变化。而在欧洲之外，对于宗教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争议更大。关于中国，余英吋近来证明，16、17世纪儒家的新思潮，与当时随商业迅猛发展而兴起的独特的商人观念，是相并出现的(余英吋1987)。关于18世纪的日本，名下的研究显示，一批大阪商人，从儒家世界观中，也为自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名下1987)。由于两方面的理由，我们很难对以下见解避而不谈，而这些见解已证明是对社会变化至为重要的。第一，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指出：相似(或至少是部分相似)的思想变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中，并且也不一定以相同的经济变化为动力。第二，欧洲天主教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指出：无论是有宗教变革的地区，还是没有宗教变革的地区，都能经历相同的经济变化。思想信仰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实在非常复杂。我们不能把这种关联简单化，从而对宗教信仰会对经济行为有何影响的问题，持一种简单的看法。
 
要借助中国经济史上并未发生之事来解释已经发生之事，会有一些困难。一方面，有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欧洲范畴。而上述做法使得对这些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大成问题。这一点，我在本书“中编”还要进一步讨论，因为欧亚各地在国家形成与经济方面的差异，似乎部分地是被坚持采用欧洲标准的做法蒙蔽了。另一方面，上述做法使得解释变得太容易。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许多变化的结合，具有众多的历史特定因素。找出差别并不很费力，但如果缺少一些主要的分析标准，就很难评价这些差别有多重要。我们可以把能用普通逻辑进行解释的那些相似之处做为底线，然后去找这样的分析标准。一旦有了这种标准，我们就能在可以找到重要的早期差别的地方，也找到基本的共同性。然后，可以导人其他的差别，以探讨欧亚不同地区所走的独特道路。然而，如不首先辨认找出一组共同之处，就无从确定什么差异最值得注意。下面，我就从亚当·斯密开始，讨论上述相似之处。
 

 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生产率。人们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止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布劳格[Blaug]1985：61)。这些经济扩张的动力，都受制于人口的节奏以及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
 
与1348—1350年间黑死病有关的人口损失，大大减少了从黑海到地中海，然后再到北欧的整个欧洲的人口。城镇受祸最烈，引起了许多经济后果。首先，近代手工业被摧毁了，城市间的贸易也衰落了。其次，城市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弃农就牧的转变。西欧的人口与经济在黑死病之后逐渐恢复，到16世纪时，在人口总数与农业总产量方面都达到较以往更高的水平。
 
在15、16世纪，为了支持远程贸易，一种新的经济出现了。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化，使越来越复杂的交换方式成为可能，而这些交换方式又都承认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然而，这些发展都以脆弱的农业经济为基础。收成情况决定了每年度的食物价格波动，后者又严重影响到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每当连续的歉收提高了手工业与制造业的工资，非农业的生产通常就会下降，结果是歉收引发工业与农业的循环衰落。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对这种循环做了详尽的分析。这项著名的研究指出19世纪以前的经济，具有由长时间的成长阶段和衰落阶段构成的周期性。
 
欧洲经济的逐渐恢复与而后的成长，表现为持久的波动。这种波动包括：欧洲大陆最活跃的经济中心，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移。随着新的市场的发展以及纺织品生产和其他手工产品生产的变化，旧有的地中海地区经济中心，逐为北欧经济中心(特别是荷兰与英国的经济中心)所取代。因此，如果仅止把注意力放在成长最快的地区的话，欧洲的经济成长特别显著。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一个更大的欧洲，并且承认各个地区经济是此兴彼衰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更容易看到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所面临的更大极限。
 
17世纪欧洲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人口的剧增。其影响所及，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人口因素有助于解释当时人民所面．临的困难，如30年战争及法国的佛隆第(Frounde)之乱，均与人口的增加有关。此外，人口的增加亦受经济能力所限。这一点可从法国的人口趋势看出。法国人口在1560、1630、1720及1730年代均曾达到其上限，约为2000万左右(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87：269—270)。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人口危机的恐惧，在对17世纪的分析中获得了支持。但是在18世纪，当令的是另一位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一一亚当·斯密，其思想看来更加合适。
 
斯密从增加贸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而贸易又以劳动分工和相对优势为基础。在18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日益卷入商业。英国在18世纪摆脱了大饥荒的威胁；在同时期的法国，生存危机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严重。斯密所分析的欧洲，处境肯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但尚未开始其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而正是这种工业化，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斯密《国富论》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所以无怪乎斯密强调农业投资，假定经济成长有限度，并认为实际工资最终会下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马尔萨斯与斯密生活在同一个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有限的世界。斯密的世界并不是19世纪的欧洲。在主要方面，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19、20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
   三、斯密型动力在
 
  我们可以看到：在16至19世纪，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斯密型动力(译者按：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成长动力)。即使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出斯密的原则，并以此来解释当时中国经济变化的许多方面，但是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手与贸易的的主要特点，在中国与日本史坛早已众所周知。最著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丝、棉业的发展。这两项主要手工业，连同水稻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创造了中国最富足的区域经济。长江上中游省份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中特别是湖南)所产的稻米，大量沿长江而下，以养活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上述省份中的若干地区，也出现了棉花、靛青、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与相应的手工业，以及陶瓷、纸张等手工业(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82—95，143—155，272—276)。今日的长江及其支流和与长江相连接的运河，承担了中国大约80％的水运运量。长江流域集中了中国1／3的人口，农业产量则占全国的40％上下(凡·斯莱克[Van Slyke]1988：16)。
 
市场扩展在长江沿岸为最明显，但并不限于这一广大地区。在华南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种植与手工业也在扩大。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桐油、麻油等，佛山铁业则是主要工业的代表(唐森与李龙潜1985；罗一星1985)。在东南沿海，16世纪的对外贸易刺激了茶叶与蔗糖的生产(罗友枝[Evelyn Rawski]1972)。中国北方的市场扩展不如南方那样明显，很大原因是水运局限。但即使是在北方，经济作物种植也在扩大，手工业和贸易也在发展。大运河沿岸城市如临清，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商人云集于此，贩卖布匹、粮食、陶器、纸张、皮革、茶叶、食盐等(许檀1986)。天津地区成了鱼盐贸易中心；在山东省，市场的发展更为普遍，而且棉花与烟草的种植尤为注目(郭蕴静1989；李华1986)。
 
随着商业化把相距遥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联为一体，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提高的征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刺激对华中与华东南地区农作方法的改进、灌溉的扩大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至为关键(罗友枝1972)。关于长江下游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生产率的资料很分散。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表明自lO世纪以后，亩产量一直在提高。有一些迹象显示出长江下游的土地生产率很高，并已名列全国榜首，但到18世纪出现下降(在一些孤立的例子中，更被他地超过)。一般而言，土地生产率增加，是由于多施肥料、培育更加适合各地土质的抗灾作物品种以及采用更有效的耕作技术而致(李伯重1986A；闵宗殿1984；黄冕堂1990)。
 
虽然从比较优势与专业化获得的好处不断增加，但18、19世纪中国所增加的人口中，有一部分却转向较为贫瘠的土地和收入微薄的职业。这个时期山地的开发，常常是杂粮作物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及手工业并行。陕西省南部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在明代后期，这一地区曾经成为战场。清代建立以后，移民重新开发这一地区，不久人口就超过了明代水平。新的粮食作物一一玉米与马铃薯，补充了粟、麦之不足，养活了包括从事木材贸易、造纸和制铁的人员在内的本地人口(方行1979；谭作纲1986；萧正洪1988；陈良学与邹荣楚1988)。在这一颇为偏远而且决非肥沃的土地上，仍然出现了发展。而市场交换，是农民所获成功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基本资源潜力劣于长江三角洲等生态优良的地区，所以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准也不可能赶上情况较佳地区。同样的逻辑也大致适用于清代开发的其他许多山丘地区(傅衣凌1982；张建民1987)。因此，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即使在斯密型动力创造了经济变化的同时，不断增加的人口迁往生产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减弱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①
 
在16与18世纪之间，中国的不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扩展的周期。16世纪的经济扩展，以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为最。新的商人组织创造了扩大交换的方法，不仅把中国的主要城市彼此联结，而且把主要城市同市镇以及各市镇周遭也都联结为一体。明代末年的暴乱和满人人侵引起了经济的衰落。而后，到了18世纪，抛荒的土地还耕了，新一波的商业扩展席卷了中国更多的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帮助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华北与东北的若干地区生产也增长了。斯密型的经济扩展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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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移民都是朝向不太肥沃的地区。四川的再垦殖和满洲的开发，就是移民到肥沃地区的明显例子。    
 
19世纪的经济发展如何呢?大多数中外学者对1850至1950年间的中国经济，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洋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扭曲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且堵塞了中国走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严中平1989)。受过西方的学者则认为：洋人为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开创了机会并提供了技能与技术(侯继明1965；登伯格[Demberger]1975)。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弄清楚的一点是：在贸易机会方面(这种贸易机会的原理与前几个世纪中贸易机会的原理并无不同)，中国大多数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我认为：新的商业机会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斯密型动力。
 
国外市场对中国各地的影响，以靠近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区最著。这些地区包括通商口岸、洋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城市以及在水运条件不佳地区所建铁路的沿线。铁路特别刺激了中国北部铁路沿线地区的商业化。这些地区因而开始种植烟草、花生、芝麻和大豆。国外需求也促进了长江流域诸省和华南地区的桐油生产(刘克祥1988)。但是，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变化的评价，一些美国学者新近却提出了与斯密型动力相左的看法。


 四、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罗伦·布兰德(Loren Brandt)在其新近出版的书中，以1890年至1930年间长江中下游沿岸诸省(即华东与华中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增进为基础，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出了一些引入注意的估计，并且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整合的结果。他通过各种间接估计，得出以下结论：在1890年代与19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地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44％，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40％(布兰德1989：133)。然而，即使我们接受他所作的这些估计，仍然必须承认：增长的基本动力属于斯密型动力。布兰德故事的主角是市场，故事情节则披示了专业化与市场整合所能带给人们的一切。由于其放事中的人们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如果市场在中国各地都会带来成功的话，那么在布兰德所研究的地区，市场的运作一定最佳。国际贸易无疑为中国产品开创了新的市场需求，但是由市场驱动的发展逻辑，仍属嘶密型动力的变种。这种发展逻辑在中国早已存在，并非由欧洲人带来。而且，无论这种逻辑以国际贸易的形式表现得如何强有力，其推动力也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如果布兰德所作分析正确的话，那么由国际贸易所代表的斯密型动力，就比过去研究所指出的更为重要。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布兰德的结论。他的结论有若干部分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且这些假设又互为依据。这种循环论证的假设之一例，见于其对农村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所作的估计。布氏首先根据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对1893年人口的估计和1953年的人口晋查数，提出在1890年代与19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的城市人口增加了1000万—2000万(布兰德1989：72、73)。既未提出任何资料，也未作进一步论证，布氏接着又指出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这个人口变化，对他后来估计农村非农业人口所需要、而又经过交换的农业剩余产品的数量，至为重要。他相应地假设，在1890年至1930年之间，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增加了1／3—1／2。但他依然没有清楚地说明此假设为何最为可能，而只是着眼于此假设与其所作的以下另一假设相一致一一非农业人口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以一个确定的比率增加，从而符合他假设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情况。接着，他又得出了其对商品化水平的估计，这个估计与上述所有假设相符。然而，这些估计只有在其赖以设立的各种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除非有关假设得到更充分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否则布氏的上述所有论证，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很薄弱的。譬如，如果我们假设华东与华中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在1890年已很多，而且在而后的40年中增长得并没有城市人口那么快，那么人均商品化增长的估数就会变小。要是我们相信1890年时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可能比布兰德所推测的数字高，而且1930年的贸易增长率也不可能升到16％以上，那么我们又可以把布兰德引入注目的高数字大大压低。
    
说实在的，并没有多少理由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像布兰德假设的那样迅速增加。特别是如果你像布氏那样，相信劳动市场会顺利地运作并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来配置劳动资源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理由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迅速增加。在布氏所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由于近代工厂的技术条件较之传统手工业更佳，劳动组织更为严格和有效，因此流动劳动从手工业转向工厂工业，将会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和工资。当人们转到报酬较高的工厂工作时，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将会保持不变或缩小。这比布氏所说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增长，更属可能。反之，如果劳动市场并未如布兰德假设的那样顺利运作，农村中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将会更低，从而对粮食和其他货品的需求也将会比布氏所推测的为低。
 
布兰德的数字可信与否，还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检测。如果我们同意他所说的农业年增长率为1．2％—1．5％，并把此增长率应用于1895年至1935年间的40年，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释其所默认的结果的规模呢?这样的成长率意味着1935年的农业总产量，比1895年增加了60％—80％。然而，在某些地方，1．2％—1．5％的年增长率，至少对几年而言还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在40年中以此速率连续增长，情况就非同小可了。谁要为布兰德的农业成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辩护，就必须找到确切的证据，说明导致生产发展的原因何在。但是布氏在其书中，并未提供很多资料(如农业部门中的技术改良或大量资本投入等)，以证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商品化的发展和贸易条件的改善，无疑提高了1895—1935年间的农业产量，但是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够充分说明布氏所作的那些估数，却完全取决于他在中所作的各种假设。
 
布兰德对斯密型动力的功效所作的热情讴歌，我看似乎太过分了。而与此同时，黄宗智却拒绝以斯密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向导。黄氏相信：斯密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并无此现象。髓后，他又以此作为其论证的前提。如果斯密心目中的近代经济确实是以商业发展为先导、而商业发展又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当然可以推断说在中国肯定有另外一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商业。以此为基础，黄氏力求把华北及长江下游的情况从欧洲经济变化的范畴中分离出来。
 
黄氏旨在勾画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独特性，这自然应予赞扬。可惜的是他未能抓住良机，把他关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证据与论述，放到发展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的框架之中。根据发展经济学，劳动过剩的现象会导致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早在1954年，W·阿瑟·路易斯(W．Arthllr Lewis)就在其《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中指出：假定有一种由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和糊口性生产部门所组成的经济，那么在此经济中，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的成长，会以不变的工资，把劳力从糊口性生产部门中吸走，原因是劳力供过于求。路易斯在这篇文章中，刻意以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来补充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较为发达地区的经济所作的分析。以此文为开端，发展经济学家创建了“二元经济”学说的主干。虽然黄宗智声称反对“二元经济论”(黄宗智1990：115—116)，但是他对城乡这两个部分所作的区分，与在某些受路易斯启迪的发展经济学论著中出现的区分，并无二致。而他对市场工资与家庭劳动所作的特别区分，更显示了一种二元经济。因此黄氏的论述与发现，可以归人发展经济学关于过剩劳动的一个根本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一方是西奥多。舒尔茨(了heodore Schultz)，他反对隐性失业之说。另一方是W·阿瑟·路易斯。黄氏书中引用了舒尔茨的话，并反对舒氏关于农业市场的观点。至于路易斯，黄氏未援引其文，但至少就某些地区而言是含蓄赞同其观点的。
 
黄氏声称：自1350年代至1950年代，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或维持生存)的水平。但是“糊口”的涵义，并不完全清楚。因为在1350年代很少有人穿棉布，而至1850年代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所有人)都穿上了棉布，所以棉布消费的这广变化，表现了生活水准的提高。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6个世纪中，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除非是人民减少对其他一些物品的消费或者改用劣质品，否则，当棉布消费增加时，整个生活水准实际上也提高了。此外，“糊口”的涵义，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黄氏未能对一种“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计算。他所作的讨论，主要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这一差别很重要，因为讨论的中心问题现在变成了：此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在黄氏所论的长时期中，是如何维持下来或被改变了的?
 
在中国，没有出现那种将经济推向近代成长进程的突破性经济变化。对于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无争论。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何未发展起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问题则在于解释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动力是什么。黄宗智明确说他所研究的重点在后者。但是，哪些特点他认为值得讨论，哪些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却又取决于前者。黄氏关于糊口性经济的观点，与柏金斯(Dwight Perkins)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看法(柏金斯1969)，大体一致。柏氏假设在以往的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大致相同；他同时又对亩产量的增加、耕地的扩大和人口总数的变化，作了估计，以此来证实其关于人均粮食消费不变的假设。粗看之下，柏金严关于人口与资源保持普通平衡的看法，与黄宗智的观点颇为相符。但是，与黄氏不同的是，柏氏更直接地谈到了导致人口与资源持续平衡的不同要素，如作物品种、种植制度、耕农作物、农作工具、水利设施、肥料以及粮食贸易等。因此，柏氏能够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如何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问题，以一种黄氏未涉及的方式作出了解释。
 
黄宗智对农村发展的论证，中心在于人口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关系。大体而言，黄氏所勾画出的景象是：人口增加，农业总产量缓慢增加，因此经济很容易受到“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一一译者)的威胁。由于黄氏在分析中主要着眼于人均产量无变化，所以对于引起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人口还是经济，他没有多少兴趣去直接追寻。在黄氏的分析中，由于长期以来人均产量未有明显变化，因此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引起“过密化”的动因究竟是人口还是经济。何炳棣在其关于中国人口的重要研究中，虽然没有对人均粮食消费量做出类似柏金斯那样的正式假设或者黄宗智那样的非正式假设，但也提出了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何氏认为：19世纪的天灾人祸，乃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控制，使得中国人口在19世纪后期达到一种合理的水准。他指出：中国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通过对人口增长的控制，而非资源基础的扩大吸引了新增人口。虽然何氏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惟一明确采用马尔萨斯主义的主要著作，但是其他人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符合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创造的构架。例如，伊懋可1973年出版的《中国过去的模式》，对于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以及明清时期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继续扩大，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变化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在一种“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中停止不前?伊氏为此甚伤脑筋。如果我们承认伊氏对帝国晚期中国的评价符合斯密主义的构架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神秘性也就会大大减少。
 
在伊懋可、何炳棣、黄宗智和柏金斯所研究的这许多世纪中，中国各地的生活水准一直有着颇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了起落循环，但是人口与资源可能保持着大致的平衡。我们所确知的是：没有发生任何突破，使得人均增长可以保持。但在西欧的少数地区(主要是在英国)，却真正出现了这种突破。中国没有经历这种突破并不令人惊诧，更重要的似乎是解释长江下游地区是如何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的。无论如何，在1350—1750年间的欧亚两洲，长江下游肯定是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黄宗智的研究，较多讨论的是长江三角洲怎么未经历根本性的经济突破；而对这一地区如何取得经济成就，则谈得较少。伊懋可、何炳棣和柏金斯以及相当多的日本学者，他们所作的研究，则更有助于解释“事实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对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因提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特别要从商业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根据中、日史坛对商业与交易的研究(这未显现在黄宗智的书里)，似乎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出乎亚当·斯密以及自他以来的学者之所料，斯密的市场交换的逻辑，在中国运作得颇为成功。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有证据说明：在城市工厂工业化之前，中国与欧洲有着类似的经济成长的动力。应当强调：城市工厂工业化是一一个迟于斯密著作的历史现象，因此斯密不可能在其关于经济成长的论证中，考虑到城市工厂工业化。黄宗智反对以斯密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他似乎是袭用常见的那种将斯密视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的预言家的观点。但事实上斯密写作的时代，距工业化在欧洲立足之时尚很久。①我们要问：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的人口一资源关系是怎样的呢?又，黄宗智关于中国年劳动生产率水平大致不变的说法，在一个包括斯密时代的欧洲在内的世界里，是怎样不可思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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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格莱(E．A．Wrigley)近来指出：斯密根本没有预见到工业化，而希拉姆·卡顿(Hiram Caton)则把斯密的思想称为“前工业化经济学”(preindustrial economics)(雷格莱1989，卡顿1985)。
 
同样的观点也可适用于欧洲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甚至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在其几个世纪的经济成长中，长期的实际工资并未变化。直到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出现，实际工资和人口资源比例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勒旺[Levine]1987)。尽管在短时期内，人口是随着生育与死亡而波动，但在长时期内，19世纪以前的人口基本是与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可以预料：在中国，人口的明显变化，也会改变工资、地租和地价之间的关系，并影响农民按照劳动需要而选择种植何种作物。然而，黄宗智只是声称：在近六个世纪的江南，家庭耕作优于雇佣劳动和土地出租。他也未将人口变化作为解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农民的生产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黄宗智1990：120—122)。但事实是：江苏人口在1852年为4449．4万人，而1898年仅为2239万人；浙江人口在1852年和1898年分别为3017．6万人和1 190万人。令人不解的是，黄氏忽视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人口的这一大幅减少。他不仅不谈这个变化如何影响到生产组织，而且反而求助于属于20世纪的人口增加来证实其论点。他对太平天国以后的面向出口的蚕桑业进行分析时，很少了解以下事实：蚕桑业的变化，是发生在人口压力肯定处于低点之时。由于长江三角洲1960年代的人口密度并不比1760年代高很多，所以黄氏所求助的人口压力，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不确定的。早在20多年前，何炳棣所作的人口研究就已表明：在1850年至1959年之间的100年中，江苏的人口仅增加了7．5％，而且这个增加还包括了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一因素在内(黄宗智研究中未考虑到此因素)。和江苏南部共同形成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在上述时间内人口下降了19％(何炳棣1959：246。施坚雅近来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估计认为，此地区1843年人口为6700万，1893年降至4500万，而至1953年也才回升至6 100万，见施坚雅1977：213)。即使前述诸数宇都有相当差误，在关于人口变化的新证据尚未出现之时，我们仍然很难相信黄宗智对此地区人口压力加剧所作的一般论述是正确的。
 
当然，在人口增长与商品化之间，仍然可能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很明显，中国的商业化，能够使不断增加的人口依靠相对减少的耕地存活。个中道理，与斯密关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的道理颇为相似。市场机会带来了肯定的效益。黄宗智虽未排除市场的好处，但他未对商业扩张的原理加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民在商业扩展的过程中未获得资本主义发展之故)。由于黄氏认为英国经历了斯密与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近代发展，所以对黄氏来说，必须设想英国农村的商业扩展是另一种情况。但是，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经历，即可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英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开创了收入的新来源．在贸易扩展的同时，由于结婚年龄降低和结婚率提高，人口也增加了(勒旺1977与1987)。经济变化与人口行为之间，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组合，但其基本逻辑却是相同的，即增加的人口可以从商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中受益，但生活水平并未持续提高。自164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实际工资有小幅增加，但一旦人口开始较快成长，实际工资亦开始下降。①1800年以后工资又上升，但此时工资与人口运动已无紧密联系。英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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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雷格莱（E.A.Wrigley）与斯科菲尔德（Schofield）1981：402—412。这个对于实际工资和人口变动之间关系的最佳解释，依然还是不甚清楚，甚至在对英国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对英国的研究相对来说做得最好。
 
村的这一情况，与黄宗智所见的中国经济状况一一人口持续增加，生活水准无明显提高一一实无二致。①黄氏声称：寻求资本主义利润的农夫与仅仅寻求维持生存的农夫，其生产的动机不相同。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很适合于区分英国与长江下游农村居民从事农村工业的动机(黄宗智1991：629)。当然，在黄氏谈到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时，他可能也想到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更有意义的比较，就不应是将这些富于进取心的个人与中国农民进行比较，而应是将这些个人与中国商人以及地主进行比较。像欧洲的商人与地主一样，中国的商人与地主也寻求利润，而非为维持生存而辛勤工作。
 
正如我在本章中所做的论证，直到20世纪，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依据斯密型动力而扩展的。这就意味着：在几个世纪中，推动欧洲与中国经济变化的基本动力是相同的。以下所要讨论的，一方面是评估这种动力的重要性，即它如何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则检视它对经济成长的制约：它何以使得持续的人口增加，导致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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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近代早期，实际工资没有长期的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均产量没有增加。戈尔德斯通(Goldstone)近来的估计是英国的人均产量在上升(戈尔德斯通1990：202)。罗斯基(Thomas Rawski)也发现了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消费量之间的差异，但是在黄宗智的分析中，未对此作清楚的区分。 五、斯密与马尔萨斯：与古典学
 
   亚当·斯密指出：在马可·波罗做实地调查并写下其著名游记之前，中国可能已取得其最伟大的成就。同时，斯密又强调中国经济成长有其极限：“甚至在他(马可·波罗一一译者)以前很久，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与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斯密1937：71)。斯密与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据斯密估计，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斯密1937：64—84)。其次，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斯密1937：87—88)。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资源会耗尽(布劳格[Blaug]1985：88)。在此同时，马尔萨斯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尽管我们习惯上把斯密与近代经济之研究相联系，但是他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所阐释的，是一个尚未经历19世纪的巨大产业变革的世界。正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所说：“应当记住：当此书(《国富论》一一译者)面世时，一座典型的以水利为动力的工厂已拥有300—400名工人，但在整个不列颠群岛，这类工厂仅有二三十座。这有助于解释斯密对固定资本的忽略以及他从来未真正放弃农业而非制造业才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老生常谈”(布劳格1985：37)。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全都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农业所支配的世界。
 
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摇来晃去。这种看法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它主要是基于以当代的现象去推论，即：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然而，中国与欧洲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历史，到底是在何种程度上变得彼此不同，这一点尚有待澄清。中、欧比较的关键在于出生率与死亡率。在欧洲，阻止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出生率的降低，而非死亡率的增高。晚婚和部分妇女终生不婚所形成的预防性制衡(preventive checks)，使出生率低于他们的最大生殖能力。与此相反，自马尔萨斯以来，人们都为中国的高出生率担忧，认为只有高死亡率才能平衡之。因此，中国通常被视为高出生、高死亡的国度。通过高死亡的“积极制衡”(positive checks)，才达到人口稳定。但是，仔细检视死亡率的证据，我们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可靠。
 
从表面上来看，死亡率与可获得的资源之间有联系，是很清楚的。但事实上却很难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除了在危机的年代之外，很少人会饿死。可能有很多人为慢性营养不良所苦，但即使在今日，也很难确定营养不良对死亡的影响有多大(卡尔迈克尔[Carmichael]1985；莱夫一巴西[Live—Bacci]1985；斯克里姆肖[Scrimshaw]1985；泰勒[Taylor]1985)。然而，现代学者仍然继续把食物供给情况与死亡率联系在一起(西蒙[Simon]1985：218)。
 
通常人们都认为中国人生活水准很低，使得他们的死亡风险很高。但这种见解是很勉强的。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在读丁关于中国社会的记述后，都为中国的饮食情况叹息，斯密说：
 
中国下层民众之贫困，远甚于欧洲最穷国家中的贫民……他们得到的口粮太少，所以急于打捞任何欧洲船只抛弃的肮脏垃圾。任何腐肉，例如半腐臭的死猫或死狗，他们都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民欢迎最好的食物一样(斯密1937：72)。
 
马尔萨斯的评论也与此相呼应：
 
如果现有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可信，那么中国的下层民众都习惯于以最少量的食物为生，而且他们乐于得到欧洲劳工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的那些腐臭的食物下脚料(马尔萨斯1976：53)。
 
但是，其他的欧洲作者，包括认真做第一手调查的观察者，却有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有一位苏格兰目击者罗伯特．福钦(Robert Fortune)，对中国农业的评价并不很高，但他指出：“仅用几个钱……中国人就能很体面地吃米饭、鱼、蔬菜和喝茶。我坚信中国是世界上存在贫穷和匮乏最少的地方”(福钦1847：121，转引自安德森[Anderson]1988：96)。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他谈到了采茶工人的饮食：
 
这些人的食物极为简单，也就是说，只有米饭、蔬菜和少量肉食(如鱼和猪肉等)。但是中国最贫穷的阶层，比起英国最贫穷的阶层来说，在掌握烹调方面似乎强得多。用上述简单的食物，中国劳工力求做出许多可口的菜肴，因此其早餐与正餐都吃得颇为丰盛。在苏格兰，过去一一我想现在也同样一一从事收获工作的劳工的早餐是粥和牛奶，午餐是面包和啤酒，晚餐是粥与牛奶。一个中国人靠这些食物就要饿肚子(福钦1857：42—43，转引自安德森1988：96)。
 
19世纪的中国，通常被我们视为一个危机日深的国家。但是福钦在距今一个世纪之前据其所见对中国所作的论述，可能比起我们想象中的中国要更真实得多。无怪乎一位当代的汉学大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坚信：“雍正朝(1723—1735)和乾隆前期(1736—1765)的中国农民，较之路易十五朝的法国农民，普遍而言，吃得更好，生活更为舒适”。①
 
简言之，根据现有的营养与生活水准的零星证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会低到因资源匮乏而导致高死亡率的地步。某些外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食物问题的看法，很可能更多地出于文化(如口味与习惯等)的差异，而较少出于营养质量的根据。毫无疑问，明清时期的中国易遭饥荒。特别是在19世纪，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结合起来引起的危机，肯定提高了中国各地的死亡率。例如，自19世纪中期起，叛乱殃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中国西北、西南和南部的许多地方。最严重的天灾发生在华北与西北。在这些地区，1876—1879年间的连续大旱耗尽了仓储，迫使农民到处寻找食物。有些地方幸而灾不甚烈，但交战的军队又打断了正常的农作日程，并且大量劫掠所余粮食。可以预见，因为营养不良使得更多的人易于患病，同时一些人更直接死于饥荒，因此使得死亡率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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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72：420—421。该书英译本误作：“总的来说，好得多和幸福得多”。
 
中外观察者对这一时期的记述，都很令人心寒。例如，在山乐省青州府，据荷兰牧师福尔古森(J．H．Ferguson)估计，在许多村庄，有30—60％的家庭死于饥荒。同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报道说：在一些较小的村庄里，死亡率达到90％(波赫尔[Bohr]1972：15)。1878年末，在饥荒过去后，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饥荒影响到该省80％的人口，同时60％—70％的人口感染了伤寒病(波赫尔1972：23)。据波赫尔的估计，在华北与西北，可能有950万左右的人死亡(波赫尔1972：26)。
 
尽管这些记述如此可怕，但我们仍不能肯定这一类危机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异。近代早期的欧洲也出现过由饥荒、瘟疫和战争引起死亡率剧增的情况。在14、15世纪，瘟疫是一主要杀手；战争直接致死者相对较少，但因其打断生产与贸易，所以也能导致生存危机(霍亨伯格[Hohenberg]与里斯[Lees]1885：79—83)。不过，在另一方面，死亡危机也常常被视为一种引起补偿反应的人口动力。换言之，当死亡危机来临时，人们会自发地增加生育以补偿人口的减少(弗林[Flinn]1981：25—47)。不论死亡危机对人口成长动力的冲击如何，在中国与欧洲之间，仍存在着更基本的相似性，只不过是这种相似性被那些流行假设蒙蔽了，而这些假设认为中、西之间只有差异可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自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国的死亡率水平在持续上升。例如，泰德．泰尔福德(Ted Tefford)以安徽桐城县的家谱资料为依据，指出在1750年与1769年之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9．6岁，一个半世纪后却跌至33．4岁(泰尔福德1990：133)。刘翠溶在明清家谱研究中，也发现预期寿命在18世纪内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降低(刘翠溶1985)。从表面上看，这类证据支持马尔萨斯关于在帝国晚期中国预期寿命下降的观点。但如更仔细地推敲，则这一解释却很难以令人信服。我们有理由怀疑预期寿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之说。由于技术方面的理由，也由于历史记载不相符，马尔萨斯的上述观点颇难令人接受。
 
家谱资料中的技术性问题，家谱人口学家自己也注意到了(哈莱尔[Harrell]1987；泰尔福德1990)。其中与人口统计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越到后来的时期，就有越多的家谱把婴儿与儿童收入其中；因此依据家谱所的死亡率便会上升。刘翠溶和泰尔福德所发现的预期寿命都下降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因此所致，而未必真正是预期寿命下降。①
 
上述预期寿命下降的趋势，也与历史背景不符。在经济萧条时的17世纪后期，官员(特别是长江沿岸各地的官员)担忧劳工找不到工作(岸本美绪1984)。然而到了18世纪，农产品价格上升，就业机会增加，显然此时的经济状况优于前一世纪。因此，我们很难相信18世纪后期的预期寿命，会像刘翠溶和泰尔福德所论的那样，比18世纪更高。当然，现已知19世纪中叶预期寿命的水平确实非常之低(这很可能是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但这看来是暂时的现象。就长期趋势而言，现存的资料似乎尚不足支持17世纪末以来预期寿命持续降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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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泰尔福德(Telford)将桐城家族中早期的高预期寿命归因于这个因素。他否认在1750年以前预期寿命会超过40岁，并且说1750—1769年的男子预期寿命（39．6岁），可能是清代预期寿命的顶峰(泰尔福德1990：133)。但是，并没有让据表明1750年以前关于婴儿和儿童的报道是完备的。在这种报道的完备性方面的逐渐改进，将会解释在1790—1809年与1860—1879年两个时期，同样一些家族中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会上升，而成人的死亡率则基本上不变（泰尔福德1990：表8）。
 
上述家谱的研究显示：马尔萨斯的观点很难对中国人口和经济问题提供完满的答案。由于家谱的内容在被使用前已经过筛选，而未能提供确实的资料以计算预期寿命，因此死亡率亦可能被高估。将此数据拿来与欧洲的预期寿命作比较，其问题自不待言。另一方面，17世纪后期以来，只有一些最繁荣的欧洲国家才能摆脱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人口控制”的幽灵，提高其预期寿命。除了这些例子之外，清代中国达到的预期寿命并不比别的国家低。因此，家谱资料中的电国人口预期寿命减少，真的会是由于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控制所致吗?恐怕并不尽然。此外，中国的资源短缺会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方式来增加死亡率，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事实上，中国与欧洲的死亡率水平差异并不显著。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太快为前者贴上“积极控制”的标签；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忽略后者也发生过类似现象的事实。
 
总之，中国的营养水平并非明显低下。即使假定如此，其于死亡率的影响亦不很明确。如果营养对死亡率有影响的话，这些影响也将发生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因为根据最好的估计，明清时期中国的死亡率，并未超过欧洲的人口死亡率；而对于欧洲的死亡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预防性的人口控制而非积极的人口控制在起作用。因此，马尔萨斯主义所描述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看来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差别不大。

  六、结  论
 
  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但这并不是说，在经济行为与人口行为方面，英格兰与长江下游彼此一致。二者之间肯定有差异存在，但是事实证明有些差异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例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有许多限制(黄宗智1990：106—111)。而他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那种典型市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只是未明说而已。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对市场的限制也很严重。事实上，此时欧洲的土地与信贷市场，远比黄宗智所看到的受限制的中国市场更不自由。①这里要承认的是，欧洲的与中国的市场，都和理论中的典型市场大不相同。懂得这一观点之后，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则是解释中国与欧洲经济变化动力的相似性，以及两者在何处开始分道扬镳。
 
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之中。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类似的斯密型动力(即劳动的区域分工和通过市场的相对优势)的推动下，这种循环逐渐地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当然，实际的生产组织差异很大。不过，在中国内部和欧洲内部的差异，较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土地使用的习俗都包括了从大地主与佃农到自由小自耕农的许多形式。许多法国农民，都把自家的耕地与租来的耕地合在一起耕种；为了平衡其劳动与土地，他们也都雇工与受雇。
 
同时，中国与欧洲也同样有落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资源匮乏的经济危机。不过，与那些老生常谈相反，1800年以前，中国决不比欧洲更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斯密型动力所引起的欧亚经济的明显扩展，并未逃脱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制。斯密与马尔萨斯两位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在欧洲有这种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同样适用于中国。即使新近的学术成果证实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比例有显著的差异，欧亚大陆的这两端仍都同样地明显呈现出脆弱的人口一资源比例。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某些繁荣地区尚未落人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但单凭斯密型动力并不能保证这些地区可以一直避开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更为可能的是，在18世纪晚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核心地区都尚未遭遇真正的马尔萨斯危机的威胁。不论将来的研究如何探讨这些大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所划定的世界经济的限制，仍然存在于19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当我们在下一章讨论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时，将会再度发现二者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相似性。透过这一相似性的讨论，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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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迪(Goody)、塞斯克(Thirsk)与汤普森(Thompson)1976：25、126—127、132—133，波思泰尔—维内(Postel—Vinay)和罗森塞尔（Rosenthal）将刊稿，罗森塞尔将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