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是黄宗智的代表作。前者获1986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后者则在1992年赢得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特别是(长江》及以后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以下简称《悖论》)，不仅系统地阐述了黄宗智的学术见解，同时也对国际中国经济史学坛上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式与规范认识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在中美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过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
“过密化”亦称“内卷化”(involution)，主要指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黄宗智在(华北)的中文版中译为“内卷”，但他后来认为“过密”更能表达其所指，而且也符合中文习惯，因此，在<长江》一书中又译为“过密”。
传统农业中的“过密化”现象并非由黄宗智首先提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便根据他对印尼水稻农业的深入研究，在1963年出版的(农业过密化：印尼生态变化过程》中提出了传统农业中的“过密化”问题。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直接受启于吉尔茨，但两者有所不同。首先，吉尔茨的研究仅限于水稻生产，而黄宗智则把它扩大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第二，两人虽都提出了劳动投入将导致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但黄宗智与吉尔茨指出的水稻生产会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无限增加的观点不同，认为农民将不再继续投入劳动而转向其他生产活动；第三，黄宗智大力强调了被吉尔茨所忽视的由“过密化”所引起的农民生产的商品化与家庭化，而这正是其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论的重要前提。
在《华北》中，黄宗智把明清以来华北农村经济分为经营式与家庭式。所谓经营式，是指地主拥有面积百亩以上、二百亩以下的田地，除了自己参加农作外，并有雇工助其经营；家庭式农场则没有雇工，完全靠家庭成员的劳力自己耕种。黄宗智在是著中，通过经营式和家庭农业的比较与分析，首先证实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人口过剩与内卷的事实。他指出：华北经营式农场虽然在农民劳动力的运用方面较为合理，但基本上仍未脱离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因而最终未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家庭式农场则由于过密化的耕种方式，未能脱离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它最多只能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他说：“不少贫农农场，在同一作物上投入了近乎经营式农场一倍的劳力，而取得的只是急剧递减的边际报酬”，“这样的内卷耕作方式，减低了农民收入。这是人口压力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后果”。①这种情形就是他在《长江》中进一步论述的“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过密型增长”。②它在经营的方式上表现为：农业商品化的强化，反而使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经营方式更为加强，小农经济更强固。黄宗智认为，这种现象即使在中国被卷人到世界经济体系后，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部分现代化”的情况下也得到了持续。③
黄宗智对农村发展的论证，中心在于人口与之间的长期关系。他所勾画的景象是：人口增加，农业总产量缓慢增加，因此经济很容易受到“过密化”的威胁。其具体表现是，贫农农场的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品降到了雇佣劳动的边际产品之下。对此，他在《长江》中以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为观点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人口激增和土地面积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农业总量的增加。例如，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是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的经营，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的形式进行的。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虽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但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黄宗智认为，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维持生计的经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因为小农在支付了租、税和生产费用后，除了糊口，几无剩余，更无积累，只能“勉强维持在生存的边缘强化家庭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这正是“明清之际的‘棉花革命’并未导致向‘资本主义转化’，或是‘近代早期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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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04—305页。
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77页。
③ 同上书，第12页。
④ 同上书，第309--310页。为了与黄宗智著述中译本的译文统一，本节所述的“近代”、“近代化”也即“现代”、“现代化”。
这样，黄宗智就将过密型商品化与质变性商品化作了区分。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甚至也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因为它不是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来实现的。他指出，虽然处于过密型商品化经济中的小农与资本主义主均根据市场的刺激来追求最大利润，具有同样的“理性”，但产生的结果却与质变性商品化全然不同。因为过密型商品化不仅没有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促使小农家庭式生产的强化。
总之，在黄宗智看来，“过密型增长”是一种不同于近代经济发展的增长，它“不把农村引向结构性变化”。虽然就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而言，明清时期的华北和长江下游农村经济确实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的年收入也呈现出若干程度的提高，甚至商品化的程度也大为扩展，但由于这些地区的农村转向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致使“小农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市场经济的伸张远不是削弱小农的家庭生产，而是加强它”。①一句话，商品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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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2、305页。
1991年7月，黄宗智根据自己对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历史的理解，在《现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在该文中，他就明清以来经济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商品化与发展、自然经济与市场、公民权利与公共领域)，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该文刊出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文中所提出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在中美理论界、史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①
黄宗智所称的“规范认识”(Paradigm)并非指某一有影响的研究模式。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而大洋两岸的学人过去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深陷于方法论误区，彼此进行着“悖事实的争辩”，以此抹杀历史的矛盾，申明“他们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的真实”。②
可见，黄宗智所说的“规范认识”与历史认识的“悖论”现象是紧密相连的。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主要反映在传统学术规范“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的认识上。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中相悖现象各方并存的确实性，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蓬勃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使得由上述规范认识指导下的各种研究模式“濒于分崩的边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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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文原载于《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国内《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略作删节刊出了中译稿。本书所引译文皆出自中译稿。该文刊出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4期，1994年1—2期连续刊出了国内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一些讨论。学者在1995年8月专门举办了评论座谈会。座谈会记录载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十期)。
②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同上。
黄宗智把产生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信念认定。他指出，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单是棉花经济的发展就促进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因此“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但是，黄宗智也同时强调，这一时期的江南虽然有5个世纪蓬勃发展的商品化，而农民却仍停留在“糊口”水平上，“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江南商品化的发展与公式化的经典模式大相径庭，它不是趋于质变性的发展。这样，黄宗智就通过他对“中国事实”的研究，并根据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同时发生的悖论现象，对其所认定的“马克思与斯密理论共同认识一一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①
二、挑战“西方中心主义”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论，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史研究深入反思的结果，其批判锋芒直指长期支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种最为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这两种史观是：(一)认为明清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停滞不前，没有变化；(二)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类似西方近代早期的变化，而且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将一定会出现西方式的现代经济发展。黄宗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源于指导研究的西方经典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他说：“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做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了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诘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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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② 同上。
过多地强调“人口压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基点。何柄棣1959年出版的《明清人口史论》(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0f China)就是通过对明清人口变化的估测，试图证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他认为1700—1850年的人口爆炸，使消费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背景。①与何柄棣一样，费正清也将中国社会经济停滞归因于人口的激增，认为它不仅削弱了政府的功能，而且还由于经济生活中劳力供应非常充分，导致“节省劳动的办法反而不经济”②。
由于这类研究常把与西方接触之前的中国看做是一个“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的社会，从而将推动质变的力量归之于西方“冲击”，形成了“冲击—回应”的研究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开始意识到明清时期普遍商品化的重要意义，开始不再把“传统中国”看做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认为中国早在西方影响数百年前已经进入了西欧曾经发生过的“早期现代化”时期。伊懋可(Mark Elvin)等人甚至还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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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②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③ See Angus Made’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1998, pp. 25, 40.
黄宗智认为，“近代早期论”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欧洲影响无关的观念，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其所作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批评有效”，然而，“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因为他们同样受到了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与“现代”对立模式的影响，所不同的只是“市场”的影响，代替了西方的“冲击”。而这正是斯密和马克思基于英国经验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认识。
黄宗智指出，斯密与马克思理论的最大特征是先人为主地以为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或近代化的发展。他说，“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斯密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过程的一种设想，而且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
黄宗智认为，马克思与斯密设想的由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完全是基于英国的经验。这一理论虽然具有特殊的意义，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作为前提”，但却“混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真实”，因为它“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他指出,中国“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已经证实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是有限定的，而大洋两岸的学人仍将这一理论作为规范信念来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并由此产生中国国内“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西方‘‘近代早期中国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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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暓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在黄宗智看来，“近代早期中国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是同一规范认识下在中西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不同反映。这两个研究模式伴随着这样的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也坚信它迟早必定会发生；二是商品化的出现，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他对这种以西方经验为指导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
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否定了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黄宗智侧重探讨了中国经验与欧洲模式的不同。他在<长江》中把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设想当做欧洲理想模式，但拒绝将斯密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向导。他说：“1350至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历史，与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模式及其衍生的‘近代早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迥然相反。，’诚然，商品化已大为扩展，但它主要不是削弱小农的家庭生产，而是出于剥削和谋生，因此，这样的经济市场“不应混同于与资本主义生产俱来的那种商品化，后者伴随着创造剩余、并为投资生产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无论是家庭农场主还是企业)的兴起”。①这样，黄宗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其次，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史实，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黄宗智认为，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许多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中国应当发生什么变化”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换言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非解释中国过去的实际。因此他大声疾呼：“应当是从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②这就是说，研究者必须破除以前先验式的思维方式，必须从中国历史的真实出发，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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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305、114—115页。
②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期。
当然，黄宗智这里所说的“从史实到理论”，并不是不要理论，号召学者们退回到纯粹的考证工作上去，去从事只限于使用 “纯”技术手段的历史研究。相反，他也十分注重理论，只不过这一理论应当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的具体实际。黄宗智认为他所提出的“过密型增长”正是其努力探寻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史理论。
另外，黄宗智还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只重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研究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与西方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人口不同，中国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生产关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一一此事实可见证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他说：“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一一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两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①因此，黄宗智要求“中国的经济史必须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研究”，并考虑“人口对生产方式所起的作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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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9—11页。
②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第8—9页。
撇开黄宗智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不说，他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不能将西方的经验套用于中国，应当做到“从史实到理论”，注重生产力的考察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就黄宗智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论来说，它的最大意义还在于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历史观。
按照“西方中心论”，近现代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即欧洲道路。在欧洲，商品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成为早期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并为后来的工业化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但如果依照欧洲近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认识明清时期的发展问题，就容易导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论”。
现在看来，无论是“近代早期中国论”还是“资本主义萌芽论”都未能解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其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以所谓的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就“资本主义萌芽论’’来说，这一理论虽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否定了传统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观点，但它的最大不足仍在于力求按照近代早期西欧的发展模式来看待明清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并未摆脱“西方中心论”。而不破除‘‘西方中心论”，就难以实事求是地研究过去中国经济的变化。正如黄宗智所说的：“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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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25页。
黄宗智已经在他的《华北》和《长江》中证明了一条不同于以英国为典范的欧洲模式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存在。虽然，它的实证主要限于华北和长江下游两个区域，但作为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江南地区，自明以来(有些学者认为更早)一直未能产生一种类似英国那样的“近代经济”，也是客观事实。这说明中西方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
既然中国农村经济所走的道路与英国为典型的欧洲道路不同，那么人们就必须思考：近代经济成长是否只有一种模式?如果近代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只是一种模式，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没有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经济，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其他形式的发展。黄宗智“过密化”理论和他的“规范认识危机”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他向人们证实：如果斯密心目中的近代经济确实是以商业发展为先导、而商业发展又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当然可以推断说在中国肯定有另外一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商业——“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从这一角度讲，黄宗智的理论是继柯文之后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又一突破。但黄宗智相对于柯文不仅提出了中国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史实，从中国的“史境”出发来理解中国历史，而且还从理论上对长期支配中国史研究的“规范认识”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如何在西方主流学术的束缚下“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宗智相对于柯文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三、问题与矛盾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他的史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论，以其缜密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尽管他的理论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他所指出的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所存在的困境，却是许多学者无法回避的。特别是他告诫研究者不要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而应努力从中国史境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①的主张，很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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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但是，作为一种否定传统学术规范的新的理论构建，黄宗智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是十分不完善的。我们如果对他的理论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仍存在着许多缺陷。
首先，将西方近经济增长的类型简单地归之于“斯密—马克思”型，导致理论分析的简单化。
按照经济学意义上的分类，在现代经济体系确立前后至少有三种经济成长方式，即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库兹涅茨成长(the Kunznetsian Growth)和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斯密型成长发生在革命前的“近代早期”，调强劳动分工及专业化经济，带动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库兹涅茨成长则主要指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广泛性成长是一种近代以前的经济成长方式，它只有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见，除了广泛性成长。前两种增长方式都是一种近代经济成长的形式，它们都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要特征。①
黄宗智把近代经济成长只局限于“斯密型成长”，并称“过密型增长”不属于这种类型，因而不是西方式的近代经济成长。但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斯密型，它至少还有库兹涅茨型成长形式。而且，从上看，即使是“斯密一马克思’’型成长，它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出现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等西欧个别国家。更何况，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虽不存在库兹涅茨成长方式，但他完全有可能存在主要依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斯密型增长方式。②可见，黄宗智从坚决反对用斯密型成长方式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来反对“西方中心论”显然缺乏针对性。
其次，将“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认定为西方(尤其是斯密一马克思)的基本认识规范，并据此否定商品化与近代化的内在联系。显得过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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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r Feuerwerker, Presidergial Address : Questions about China’ s Early Modern Eco- nomic History that 1 Wish I Could An.river.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Ann Arbor), Vol. 5, No. 4.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王国斌著，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黄宗智指出：“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①他坚信，斯密和马克思研究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并无这种以商业发展为先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现象，并以此为立论基础’力求把华北及长江三角洲的情况从欧洲经济变化的范畴中分离出来，证明中国肯定存在着另外一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商业。
应该说，黄宗智这种致力于勾画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独特性的学术精神，值得赞扬。可惜的是他未能抓住良机，错误地把“商品化”与“近代化(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当做充要条件而予以批判。
我们知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质的变化”的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在英国，小农农场随着商品化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确实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认定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惟一条件。对此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白：“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牛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还有其他必要的条件，如圈地运动、殖民掠夺、颁惩治浪人的血腥立法。②黄宗智将斯密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中的必要条件，说成是充要条件，似乎太牵强。” 而且，黄宗智在商品化与近代化关系问题上似乎有点矫枉过正。由于过分反对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他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视而不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从而错误地得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中国经济本身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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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页。
黄宗智较多讨论的是长江三角洲如何未经历根本性的经济突破，而对这一地区如何取得经济成就，则谈得较少。他与过去大多数学者一样相信：中国(至少在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除了西方到来后产生的现代工业，在1979年前6个世纪中，技术停滞、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这一观点的必然推论是：若是没有西方的到来，就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可见，尽管黄宗智觉察到了“商品化必定导致近代化”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也试图在主观上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在否定这一观念的同时，忽视了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他的最终结论仍然摆脱不了“西方是中国现代化主要动力”这一旧有观念的束缚。
再者，没有直接讨论引起过密化的动因是人口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黄宗智对“过密化”理论的论证中心在于人口与之间的长期关系。人口激增和农业产量缓慢增加是经济发展引起“过密化”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他在具体论证时主要着眼于人均产量无变化，对于引起“过密化”变化的主要动因到底是人口还是经济，却没有多少兴趣去直接追寻。结果，导致他在解释“过密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糊口农业”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糊口”的含义。他未能对一种“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
此外，黄宗智理论赖以建立的若干依据也颇为薄弱，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例如，他始终强调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指出江南地区的养蚕种桑，劳动力投入所得到的边际报酬较种水稻还要低，并以此作为其过密化理论的根据。这实际上是引用李伯重的研究数据所做的诠释。①但黄宗智在这里没有考虑到种稻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种成本。在中国，土地是生产极重要的一种成本。而对种桑养蚕者来说，通常不需要将不适合种水稻的土地计入成本。所以，虽然种桑养蚕者劳动力投入较密集，但扣除土地成本支出，报酬并不比种稻者低。况且，影响生产报酬又绝非只有劳动力的付出与土地，还有其他很多外在因素。对这些因素，黄宗智却缺乏必要的讨论。
现在看来，美国关于中国明清以来经济史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旧是西方经济发展与中国实际这一根本性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批判和抛弃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中西社会经济变化存在共同的学术倾向。黄宗智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甚至主张中国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西方理论、方法和概念乃至认识规范都应当抛弃。
虽然西方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体识，但其中也不乏有许多超越西方局限、具有真正意义的东西，对于这些真正科学化的东西，应当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凭借。在这方面，王国斌的研究倒提供了另一类模式。
王国斌在所著的《转变的中国》中，运用各种学术理论(包括西方理论与方法)，试图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找出双方在近代经济中的“异”和“同”。他认为，尽管中国与欧洲的确有重要的经济差异，但在主要方面“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19、20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例如，在几个世纪中，“推动欧洲与中国经济变化的基本动力是相同的”。“斯密型的成长动力，基本上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存在”，因此“如果认为在欧洲经济史上的变化均未曾出现在其他地区，因此欧洲的例子具有独特性，这种假设未免太过简单了”。②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虽然不能按照西方模式来研究中国，但由于中西社会变化仍有一些共同之处，因此不仅可以，而且也有必要运用从西方经验中得出的若干普遍规律来研究中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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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② 王国斌著，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第12、249页。
③ 关于王国斌是著的评论，参《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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