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及其发展之检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 流通、流通理论、流通经济学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流通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流通理论界一直致力创建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然而，20年时间过去了，尽管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除了“流通经济学”这一名称为业内人士熟悉以外，作为一门学科，流通经济学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反而日益走向贫困化。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我们认为，不管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发展轨迹来看，还是从流通自身演变和发展的规律来看，以及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和走向来分析，都不支持流通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流通经济学缺乏必要基础和生存环境。因此，流通理论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趋势，尊重经济规律和主流经济学学术传统，不要刻意强调建立流通经济学，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开展流通理论研究。
一、西方经济学界不存在专门的“流通经济学”
纵观西方经济学发展史，浏览西方经济学著作，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还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及几部被称为“里程碑”的经济学教科书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萨谬尔森的《经济学》以及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都很少提到“流通”一词，也没有专门的论述，更没有出现所谓的“流通经济学”著作。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例，从论述分工和交换开始，到论述公共收入的源泉结束，浩浩60万字（中文版），只是在论述货币银行时间接提到“流通”，他说“国内货物的流通，可分作二途：（一）商人彼此间的流通；（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国富论》上卷第296页），且没有任何深入的展开；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有关流通的论述。即使是关于商业活动的理论专著也大抵如此。例如爱尔兰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1931年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分别论述了财富、物物交换、对外贸易，也没有关于流通的论述。
是流通问题不重要，还是西方经济学家忽视了流通问题的研究？都不是。事实上，人类发展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交换行为和商业活动，最早的启蒙经济学就是“重商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源头也是从流通领域开始的。例如早在1621年英国启蒙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就出版了《英国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著作，当时人们曾狭隘地认为“流通是财富的源泉”。只是到后来，古典经济学家研究视野才由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学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古典经济学到经济学，流通一词并不常用，代之而大量出现于经济学著述的名词是交换、交易、贸易、市场、商业等等。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这几个名词的涵义是相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经济活动中商品交换、价值实现行为的描述，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在他们看来，硬是要在流通与这几个名词之间人为地制造出界限来没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显然，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西方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学术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界没有出现专门的“流通经济学”呢？
（一）西方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决定了没有必要创建专门的“流通经济学”。
（1）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引起交换，交换的活跃形成了市场，西方经济从古到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基础和框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市场，就是大流通，就是大商业社会。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国富论》上卷第20页）。在这种社会，流通是泛化的、社会化的活动，因此，整个经济学就是一部市场经济学，或者说就是一部大的“流通经济学”，没有必要再去设立什么具体的“流通经济学”。
（2）在西方国家，流通活动纯粹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不需要国家出面组织，商品流通是自动实现的；流通也是一种企业，与其他企业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国家只要从规制上进行引导和约束，不需要亲自参与其中。因此，在西方国家，流通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流通问题不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那么“重要”，进而也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流通经济学”去研究它。
（3）从欧美国家近些年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看，流通并不是越来越独立于生产活动，而是日益向生产领域复归，生产企业、制造商、尤其是跨国集团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饶过中间商完成商品由生产过程向消费过程的直接转移；尤其是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网上采购、网上销售更是日益普及，而且可以预见将逐渐成为流通的主要方式，传统的流通形式和渠道会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整个流通环节的重要性会不断下降，因此，以往的流通观念需要更新。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舍象掉了“流通”环节
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流通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反映在理论研究中，就是把流通环节舍象掉了。他们假定流通是顺畅的，商品能够顺利地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这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因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只研究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形成了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市场理论等，惟独没有流通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界对流通问题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国际贸易方面。正如琼·罗宾逊在其《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的，“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头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该书第7页）。这是因为，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西方国家国内市场普遍狭窄，从古到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很高，流通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集中在国际贸易上。与此相适应，西方学者对流通领域的研究必然集中在国际贸易方面，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国际贸易始终是论述的主要对象之一。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在1621年、尼古拉斯·巴尔本在1690年、达德利·诺思在1907年分别出版了同名专著《贸易论》，其他论述国际贸易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至今，国际贸易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国际公认的应用经济学，而且目前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三）非主流经济学也没有专门的流通理论
那么，非主流经济学是否研究了流通经济学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果追寻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我们发现唯一与流通领域有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以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现在也已融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分支，它研究的是社会交易过程，论述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增进社会经济效率。但是，这里的“交易”与我国理解的“流通”的涵义是有很大距离的，“交易费用”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流通费用”的概念不同，涵义要宽广得多。因此，交易费用理论并不能成为我国建立“流通经济学”的佐证。
总之，在西方，几百年来，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上，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都没有专门的流通理论，更不存在专业的“流通经济学”。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市场经济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经济学一贯的学术传统。 二、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独树一帜
纵观整个学史，唯一对流通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分析的，当属马克思。与以往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把流通环节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并作为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主线之一。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总体上无疑是的，因而也被社会主义国家奉为圭臬，作为流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我国流通理论界建立“流通经济学”唯一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了“流通”一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了他的流通理论。通览整个《资本论》，马克思在分析流通问题时，从双重意义上使用了“流通”一词：一是与生产过程相统一的流通过程，即“总流通过程”；一是与生产过程相分离的流通过程，即“真正的流通过程”。
第一重意义上的“流通”即“总流通过程”，指资本流通，即资本运动的总过程，考察的是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是广义的流通过程。其中分析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分析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以生产过程为基础、以流通过程为媒介的资本的分配过程。这种流通过程不是单纯的商品流通过程，不是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而是资本各种存在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共同的流通过程，也就是总流通过程。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的全部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第二重意义上的“流通”即“真正的流通过程”，仅指商品流通，即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过程意义上的流通，是狭义的流通过程。这种狭义的流通过程表现为：货币向商品的转化过程，即购买阶段；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过程，即售卖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形式上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相互换位，在实质内容上表现为使用价值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价值的实现。马克思把这两个阶段统称为真正的流通，它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经济论著中的“商品流通理论”。
除了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理论外，马克思还论述了关于流通劳动、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等问题，这些内容一起构成了马克思的完整的流通理论。
从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来看，其流通概念已超出普通意义上的交换、交易、贸易等涵义，把流通过程放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放在整个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下来分析，揭示了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的关系，考察了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顺利进行的各种比例关系，以及流通时间对生产时间扣除所带来的社会效率的提高等科学理论。从这方面讲，马克思把流通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整个经济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局限性
虽然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从总体上看是科学的，但是，受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的限制，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抽象层次上，其目的主要是为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指导的，在具体指导经济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2）没有提出“流通一般”的概念，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通问题，而不能说明其他生产方式下的流通问题，尤其是无法解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流通问题；（3）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关注的是商品价值形态的运动，即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对商品使用价值形态的运动，即对“物流”过程的研究不够；（4）马克思只是在抽象层次上一般性地揭示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以及商品流通的“本质”，而没有具体地研究以及社会的商品流通是如何组织的，即马克思的“商流”理论本身也是不够完善的（夏春玉、郑文全，2000）。
（三）马克思也曾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流通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认为，不要过分强调流通从生产过程的分离，他在批评重商主义时指出，“对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资本论》第三卷第376页）。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是辨证的、实事求是的，因而是科学的。但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这些忠告被人们忽视了。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学界几乎只是从字面上机械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流通经济的学术观点，没有从总体上把握其全部实质，因而扭曲了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真正科学价值。 三、流通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特殊产物
按理说，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越发展流通越重要，因而流通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获得相当的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放眼世界经济学界，流通经济学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学分支。这其实是不奇怪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马克思的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以及流通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流通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对应的流通体制，同样要求重视和建立自己的“流通经济学”。前苏联是这样，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是全民化、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是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的行为，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完成而不需要国家大张旗鼓地出面组织的话，那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严格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生产环节是高度计划性的，流通环节也是严格计划性的，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是完全分离的、互相独立的；生产活动是由生产完成的，流通活动是由流通企业完成的，二者承担着完全不同的经济职能和任务，必须恰当地实现对接；计划是高于一切的行政命令，生产企业生产什么，流通企业买卖什么，都由国家计划说了算，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流通活动是由公有制企业垄断进行的，个人和民间没资格参与。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下，流通在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专门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职能，因而是十分重要的。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流通的社会化、基础化、全民化、微观化，流通“并不那么重要”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中流通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实中一定能够落实，事实上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看，情况恰恰相反。计划是人做出的，不可能没有失误；计划要求完全的信息，而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也是不对称的；流通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缺乏激励和约束；整个本应活跃的流通活动实际上是死水一潭，理论设计上理想的流通机制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顺利运行。一方面，“重生产、轻流通”是普遍现象，流通的重要性下降了；另一方面，计划调拨代替了真正的流通，分配环节代替了流通环节，流通在再生产中的作用受到严重挤压。
总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配套的流通体制，流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其重要性才显现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计划机制的缺陷、流通环节的种种矛盾以及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和其他环节的脱节常常打破了这种“重要性”；不过，也许正是如此，又反过来促进计划经济国家更加重视对流通问题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就不难想象了。这正是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才重视流通理论研究，才呼吁建立流通经济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流通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走向
流通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有着特殊的经济背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目前日益陷入困境，而且未来的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一）流通在中国的地位变迁
回顾新中国50余年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看，流通经历了“贬低——抬高——回归”的特殊演变过程。
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受苏联“无流通论”的影响，我国理论界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大多数消费品和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服务产品都不是商品，消灭了集贸市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主要采取了计划票证定量供应的方法进行分配，计划调拨代替了流通过程，那时，流通的地位被极大地贬低了，“无流通论”笼罩着整个理论界。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相对成熟的时期，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流通体制与之配套，因而我国逐步建立了商业、粮食、供销合作、外贸等流通组织系统。这些流通组织系统的发展过程起伏跌宕，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时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艰难地维持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运转。这一时期流通的特点是形成了具有较强部门色彩的流通体制，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典型的流通组织，几大流通组织体系的职能分工是十分明确的。这一时期，严酷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流通的作用，流通开始受到初步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在这时对“无流通论”提出批评，并开始研究价值和流通问题的。
转折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中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流通领域转向活跃，流通的重要性充分显现；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尚未动摇，整个经济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紧运行”状态，有计划组织流通仍十分必要。这一时期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建立了商业部、物资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外贸部等五大国家管理部门，将流通活动组织到了最严密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流通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提出了建立流通经济学的强大呼声，流通的地位被推向极致。
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流通的地位发生逆转。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随着流通的社会化、民间化、微观化，大部分国家流通职能转移到民间，不需要专门的国有流通组织系统来承担，因而原来的五大流通部门地位开始下降，功能开始分化，闲置的闲置，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到目前，只剩下符合实际的国内贸易部和对外经济贸易部两大流通管理部门。可以说流通的“重要性”明显弱化，流通理论研究急剧降温，流通经济学的困惑和衰落也随之出现。
总之，建国后流通在我国经历了“贬低——抬高——回归”的曲折发展历程，流通理论研究和流通经济学的设立也随之起伏。目前的正常复归是经济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对此，没有必要困惑，而应该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二）中国流通经济学的特点及问题
虽然流通理论研究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但流通经济学的提出和建立却是改革以后80年代中期的事情。从发展的情况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国流通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1、理论基础的单一化。受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垄断着我国流通理论界，被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且只是机械的理解和全盘接受。没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动态，吸收其学术成果和理论精华。这种理论基础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流通经济学的先天不足。
2、研究对象的摇摆不定。受马克思流通观的双重涵义的影响，我国流通界也出现了对流通范畴的两种认识，形成了“宽派”和“窄派”两大流派。宽派以资金（资本）运动为其研究对象，各种理论范畴或主要的研究视角是以资金为核心展开的；窄派以商品运动为其研究对象，各种理论范畴或主要的研究视角是以商品为核心展开的。与此相对应，宽派流通理论认为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与社会总资金运动有关的领域；而窄派流通理论则主张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包括与商品运动直接有关的领域。流通概念的争论不休导致了研究对象的摇摆不定，而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则直接影响着流通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在我国已出现的相关学术著作中，社会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985年9月提出的《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提纲就是宽派的代表，其框架基本上是《资本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翻版，张绪昌、丁俊发1995年主编出版的《流通经济学》也是以广义流通为论述对象的，除了商品流通外还涉及到了货币流通、资本流通、劳动力流通、产权流通和信息流通等；而贾履让、张立中1998年主编出版的《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则强调“本书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以窄派流通理论或者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称为‘真正的流通’为依据来建立流通产业理论框架的”（该书第17页），是窄派研究对象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关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是我国流通经济学不成熟性的明显表现。
3、研究内容的过分专业化和强烈的“部门”色彩。对应于实践中的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流通理论界分别创建了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粮食经济学、供销合作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五大部门经济学；一些大学设立了商业经济系、物资系等，甚至建立了物资学院、粮食学院等大学。流通经济学的计划经济色彩和行业部门分割特别明显。显然，这种过于专业化的流通经济学只能适应计划经济时代的需要，随着经济基础和环境的变化，其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
4、浓厚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在特殊的气候下，我国理论界形成了“解释政策”的不良学术传统，流通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例如1957年，当时的商业部领导在接见中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时指出，“在贸易经济学方面，我们还没有可能编写一本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只能从目前的商业政策中找出若干专题进行讲授和讨论。这样做的缺点是系统性不够，但好处是能阐明目前商业政策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建议采取这种做法。”这个讲话对我国流通理论的影响很深，随后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按此要求编写了《商业政策》一书（姜德波，1996）。这奠定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以后基本上是唯领导讲话和中央政策为上，难以听到真知灼见的“声音”。孙冶方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曾一度遭到批判。受这种不良学术传统的影响，流通理论研究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进展。
5、研究方法的落后性。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侧重于定性分析，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流通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动不动加入价值判断，空洞说教的成分很大；而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常用的定量分析工具很少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落后性，严重影响了我国流通经济学的规范性和科学化。
总之，我国目前的流通经济学，既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也缺乏有效的现实解释力，不符合国际经济学学术传统，与主流经济学范式有很大距离，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而且，在新形势下落后于流通现实的发展，日益陷入困境。
（三）不要刻意强调建立流通经济学，而应转向流通研究的科学分流
我们认为，流通经济学目前的困境，实际上是以往“矫枉过正”后的正常复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职能的合理定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彻底转轨的客观必然，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研究规律使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经济背景来看，改革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彻底转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成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流通体制正在分化和瓦解，传统的流通观念和流通理论需要更新，适应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流通观念正在确立。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流通的“重要性”，刻意强调建立流通经济学已失去经济基础。正如琼·罗宾逊所强调指出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经济学说的发展”。
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来看，流通经济学不再必要。我们应该尊重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向西方主流经济学靠拢，实现流通问题研究的科学分流：属于宏观层面的，就归于“经济学”去研究；属于货币流通、资本运动的，就归于“学”去研究；属于信息流通的，就归于“信息经济学”去研究；属于对外贸易的，就归于“国际贸易”去研究。这是主流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创立所谓的“流通经济学”。
（四）继续重视流通问题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不建立流通经济学，并不是不要开展流通问题研究。事实上，流通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时随地都现实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需要做出理论解释和政策解决。我们所强调的是，重视流通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非要上升到“经济学”的高度；而不设立专门的流通经济学，并不表明流通理论研究不重要。相反，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主流经济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我国流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做出深入的理论解释，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事实上，目前我国流通理论界已经出现了这种良好的趋势，例如有人转向“流通产业”的研究，有人开展“商业增长”问题的定量研究等，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中文版；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中文版；
理查德·坎蒂隆，1931：《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中文版；
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达德利·诺思：《贸易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中文版；
琼·罗宾逊，1974：《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中文版；
贾履让、张立中（主编），1998：《流通产业及其运行》[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张绪昌、丁俊发（主编），1995：《流通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编），1986：《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刘勇，1999：《商业增长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夏春玉、郑文全，2000：《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J]，《当代经济科学》，第1期；
姜德波，1996：《商业经济学：回顾、反思与重构》[J]，《商业经济与管理》，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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