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的演绎与发展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于经济哲学自身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界专业人士已经论述了很多。例如，什么是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范围有何不同？经济哲学是否要提出自己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等等，都作了较为深入的争论。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不想介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只想就一些看似无关、但却重要的外围问题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在我国目前会提出经济哲学问题？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怎样，是如何演绎的？国外存不存在经济哲学？经济哲学在我国怎样发展，前景如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哲学在出现的背景
在我看来，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一个是哲学在我国“贫困化”趋势强化、亟需寻找出路的直接结果。
先说第一个方面。社会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有机体。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转型，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闭关锁国、片面追求社会主义情结、饱受贫穷落后的煎熬之后，终于踏上了改革开放、通往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二十余年的探索之后，一些单方面的、表层的、相对微观的问题经过努力和“交学费”都基本解决了。但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的、关系到全局和方向的宏观性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例如关于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莫不如此。而这些问题不是依靠某一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就能解决的，有赖于整个学界的联手行动、全社会的共同探索方能够找到答案。
在这方面，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它就象一条经纬线贯穿到社会的全部生活领域，决定和影响着社会结构、结构、观念结构等，“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不能给予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发展的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判断力。任何科学都不能摆脱哲学的资助，否则其发展只能是盲目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就是适应这种时代变革的要求而兴起的，它的提出就是要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杂交”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说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催生”，主要是中国哲学“贫困化”的直接结果。经济哲学可以被界定为对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功能、经济目标、经济制度及其相关过程的哲学评判，它所要探索的是那些根植于经济生活而又超越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哲学最初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家主动关注而产生的，西方哲学家则大都沉湎于他们自己的领域，相对被动地接受经济学家们抛来的“绣球”。相反，我国的经济哲学首先是从哲学界作为应用哲学的分支提出来的，以至于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一些哲学学者不甘于哲学“贫困”的状态，而用哲学式语言归纳经济现象而已，以拓宽自己的生存范围，“混得一碗饭吃”。这样说虽然有些偏颇，但我认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却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贫困化”，与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里的含义不同，专指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的“政治化”。哲学是一门“智慧”的学问，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它的基本功能是教人如何去思考。然而在中国，哲学已经异化了，变成了“政治”的依附，变成了机械的说教。本来是教人如何思考，却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因此，在中国，一提到哲学，人们的把它划归“政治”的范畴，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情绪。
（2）哲学的“一元化”。中国的哲学长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多年来禁止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输入，甚至连中国自己民族历史上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辉煌的深厚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也视为“毒草”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哲学，我绝无贬低它的意思，但它毕竟只是西方哲学思潮的一种，它也是吸收前人成果养料的产物，它本身也要发展。正象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对前人的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样，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我想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态度。“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3）哲学的“纯学术化”。哲学是启迪人们思想的学问，是指导大众行为的科学。而哲学在中国被纯学术化了，变成了一门“玄学”，只是专业人士学术探讨的东西，只是圈内人士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东西，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太远，离大众太远。或者说，哲学在中国只是“贵族化”的学问，没有实现“平民化”。正因为如此，使得哲学自身的路子越走越窄，陷入“死胡同”，缺乏大众尤其是其他学界的理解与支持，哲学的“灵魂”和“生命”丧失了。
（4）哲学的失败。与以上几点相联系的，或者说与之有因果关系的是哲学教育的失败。也就是说，哲学在中国变成了“”的要素，学生被沦为哲学的“奴隶”。从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哲学始终都作为必修课通过一关又一关严格的考试，哲学教育被重视到如此的程度本意是好的，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结果如何呢？除了考试前机械地死记硬背了些概念和条文外，哲学的“精髓”和“灵魂”都丧失了。试问一个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非哲学专业的博士懂多少哲学知识，会不会哲学思维，有没有“哲学味”？
哲学在中国沦落到这种境地，不仅是哲学的悲哀，是哲学界的悲哀，更是学习哲学人士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如此境况，不由得使人对哲学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怜悯和关怀。
实际上，哲学的命运如何，最终是看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正因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或“异化”，使得哲学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火热的改革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理应发挥的指导作用，甚至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连正常就业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出路何在呢？在哲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主张从加强主体性、科学化、社会化等内涵研究角度为哲学寻找出路，如果能解决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主张面向现实、在应用中求发展，即从加强外延方面的研究来拓宽哲学生存的路子，这不失为一种更实用的思路。既然存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哲学等交叉学科，为什么不能形成经济哲学这个新的生长点呢？正是基于此，一些哲学学者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经济哲学的想法。
当然，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的说是哲学界的“无病呻吟”，“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但它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催化作用。实际上，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改革和发展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也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它提出以后，便得到了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积极回应。 二、在西方的演绎
经济哲学在虽然还是个新名词，但在西方，经济哲学已经具有悠久的。实际上，早期经济学和哲学是融为一体的，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经典的经济哲学发端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一些经济学、哲学著作也可称为早期经济哲学的力作。另如贝克莱、洛克、休谟、蒲鲁东、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哈贝马斯、卢卡奇等也在经济哲学的中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只是到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才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陷入了形式主义的过分数学化之中，在对经济学引进数量分析方法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走上了“黑板经济学”（科斯语）的歧路，产生了无哲学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新的“范式”危机。这一点，已受到西方新制度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部西方学术史，就是哲学和经济学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历史。经济哲学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此，我们不妨对西方经济哲学的演绎过程略作回顾。
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斯密本人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的经济学巨著。一般人只把它看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著作表面看来不含有哲学的成份，也没有明确提到过斯密的经济原理所依托的哲学体系。但实际上，斯密也是一代哲学大师，他的整个经济思想都是建立在其社会哲学基础之上的。早在《国富论》完成前的1759年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著作，是第一位系统论述道德问题的经济学家。
蒲鲁东在西方经济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曾经试图从某种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去构建一套经济哲学体系。他把现实的经济运动看作是人类平等观念的发展，主张研究社会经济的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不过，他沉溺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出按所谓“组定律”构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后来，这遭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认为，蒲鲁东的这些思想颠倒了现实和范畴的关系，使用的材料不是经济生活的现实内容，而是某种哲学教条。
在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马克思堪称一代楷模。他毕生将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批判地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名著。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他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哲学观仍然囿于旧唯物主义，对社会的认识是唯心的，缺乏辩证法思维。他揭示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并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其经济学超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一系列范畴的研究，如社会、实践、劳动、异化、需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加以阐释的。正是从这一点来说，有人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创始人。
可见，早期经济学和哲学是融为一体的，经济学是哲学的，哲学也是经济学的。这也是经济哲学最富成果的阶段。
但是，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出现和发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0年代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涉入，引起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哈奇森1938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程》代表了波普主义者的观点；50年代后期逻辑经验主义“接纳观点”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尼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经济学对科学哲学的钟爱更进了一步，代表作有1963年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和1979年斯图尔特的《经济学的推理与方法》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主动与哲学家展开了对话，科学哲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一种时髦。经济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显示了哲学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不少大牌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罗宾逊夫人等已公开接受波普的方法论。可见，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渗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主流学派“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
在科学哲学这种作用的引导下，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的主流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和理论传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学越来越“技术理化”，缺乏哲学思维，缺乏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基于“经济人”和“理性”的假定，致力于建立经济学的更加简化也更加精美的数理体系，造成了经济学研究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偏离。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演绎”。结果经济学虽然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忽视了对人的本性的重视，与那些以研究人的本性的其他社会科学越来越疏远。其实，客观来讲，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一种科学进步，把经济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巨大作用。但它把理性经济人归结成数学符号、以为用效率逻辑和数学就可以涵盖社会经济生活全部的做法和认识，显然是值得反思的。
到了80年代，经济学对哲学的态度有所改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是一剂太猛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至于使经济学很少有生存余地，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表现在：它破坏了经济学传统的信仰，导致了不少经济学家的信仰危机；打破了以往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所构成的学理性良性循环，而关注“科学统一观念”和“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区别，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的重要形式；尤其是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在这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作有1980年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2年卡德威尔的《超越实证主义：20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1985年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以及霍奇森的《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等。
其实，早在1922年马克斯·韦伯的《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以前译作《经济与社会》）中就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和紧张对立，造成人的本质的扭曲，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非理性”。英国的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哲学》中也指出，对经济的研究不能不考虑意识形态的作用。美国的贝尔也指出，“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学不能没有人文精神，而对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基础之研究，必须与哲学相结合。
总之，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的融合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虽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时合时分的情况，但分离的状况已引起整个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已经向联姻融合的方向发展。西方经济哲学的发展演绎过程及其中的规律值得我国学界借鉴和珍惜。 三、在的
经济学与哲学由于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社会经济运动同一对象进行的分析和揭示，因而其结合具有天然的基础。尽管与西方不同，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客观经济世界原本没有任何学科界限的划分，当今人类学科研究的认知水平早已进入新的“辨证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研究需要多一点“综合”的视角。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改革开放、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需要解决，迫切需要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携手联盟。因此，经济哲学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肩负着重大的职责和繁重的时代使命，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经济哲学在中国如何发展，我觉得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和哲学怎样耦合，才能形成真正的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结合。法国学者博索特根据不同形式的结合，将跨学科的类型分成三类：一是线性跨学科，就是把某一学科的原理运用到另一门学科中去；二是结构性跨学科，就是在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的结合中产生出新的学科；三是约束性跨学科，即在某一具体目标要求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和合作。经济哲学究竟属于那一种类型，经济学和哲学怎样结合，目前存在不同的理解。我觉得，经济哲学不应属于第一种，也就是把哲学原理或方法移植到经济学领域中去。因为这只是哲学自身在经济学中的简单运用，还不足以产生经济哲学。经济哲学也不属于第三类，因为它不受制于某一实证的具体目标。我认为，经济哲学本质上应该属于第二类跨学科的结合。它既不完全属于哲学，是哲学的分支；也不完全属于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它是从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产生的又高于经济学和哲学的一门新学科。经济哲学不是去揭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则，而是去探求人们揭示和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力和现实可能性；不是去得出经济学成果和结论，而是去评析这些成果和结论所蕴涵的超经济的意义；不是去描述经济运动过程及其矛盾本身，而是去规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定位及行为的理性等。也就是说，经济哲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一类是对各经济学说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概念进行合理评价；一类是对经济生活特别是经济人的行为的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的简单拼凑，而是二者有机结合产生的新学科。这是发展我国经济哲学首先要明确的前提。
二是谁来承担经济哲学研究的重任。这个问题似乎简单，无非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没错，问题是目前这些人是否够格，能否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上文分析，由于在我国的体制中，经济学和哲学是分开的，学经济的很少懂哲学，学哲学的更少懂经济学。这种教育模式也是建国以来我国既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出不了哲学大师的根源所在。无论是让经济学家来研究经济哲学，还是让哲学家来研究经济哲学，都显得知识底蕴不足。而如果没有一批同时兼备经济学和哲学良好素养的学者，经济哲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看来，经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学界和哲学界的事情，而且更是关乎整个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大事。没有人文和科学的融合，没有经济学和哲学的耦合，经济哲学即使提出来，也只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和人为的体系上，难以获得科学的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新学科。显然，这些根本性的变革和前提条件的具备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作为切入点，当务之急是要打通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专业壁垒，加强双方的交流和沟通，为经济哲学的发展打好基础。
三是洋为中用，虚心借鉴和吸收西方已有的经济哲学成果。如前所述，在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精神，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漫长历程，经济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这是人类共有的科学遗产。我国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应该放眼世界，注意继承这种学术精神，吸收和借鉴已有的学术遗产，洋为中用，去粗存精，指导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以免少走弯路。
四是不要揠苗助长，为建立经济哲学而建立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经济学和哲学自然联姻的结果，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和哲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结果，是自然天成的学问，很少有人为捏合的痕迹。因此，在中国，经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不要超越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学界的能力，为建立经济哲学而建立经济哲学；不要揠苗助长，在学科背景、研究对象、名词概念等基本问题尚未搞清楚之前，急于拼凑出一个所谓的经济哲学的学科体系来，否则只能是空中楼阁，谈不上科学性，更没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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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俞吾金、余源培、程恩富等，《经济哲学：当代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学术笔会），《光明日报》1997年2月15日；
2、刘可风，《经济哲学何以必要和可能》，《光明日报》1997年5月31日；
3、余源培、张军、程恩富，《关于经济哲学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4、张雄，《一个新的研究视点：经济学的哲学传统》，《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
5、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