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学在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从学说史的角度理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转型/过渡经济学的形成，尤其特殊的时代改革背景，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和融合，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交流和融合。但作为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转型经济学，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其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特殊性，我更倾向于将其归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转型本身的长期性，转型经济学这一支流将逐渐融入经济学的体系，并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
    从研究方法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转型经济学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分析工具，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使用规范分析的研究范式，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等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中的大量现实问题进行了理论透析，为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理论。
    遗憾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以后的发展并没有及时的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范围（比较严重的是高校两课领域），这也是造成国内政治经济学教学困难的重要原因。在财经类的教学中这一问题有所改善，但由于学科设置的问题，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明显就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带有明显的二重特征。在学科体系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居于明显的主流地位；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具有指导性。这种特殊的地位，导致我们在学科体系上定位的困难。我个人甚至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名义上享受着“正宗和名门正派”的待遇，而西方经济学虽然在我国屈居主流之下，但其渗透性和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和指导性形成威胁。这种现状多半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体制性的历史遗留，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以及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经济学自杰文斯开始，就将资源配置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效率的命题也在经济学中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资源配置的错位和市场主体定位的错误都会直接的导致经济失效，这一点在学科发展上是同样成立的。一个准确的定位，关系一个学科或者学派发展的命运。在经济学学说史上，这样的例证并不难找。当初李嘉图学派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衣钵传人，我们显然不能重蹈覆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经济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成果，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但这并不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内容就是天经地义或是惟我独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者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我们不比一一列举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不是在学术采取一种开放的和兼容并包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形成其体系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宣传自己的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宗。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么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所宣扬的也只是教条，而非科学；其良苦用心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越宣越臭；惟“马”独尊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不会让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只会让人们越来越排斥马克思主义，让人敬而远之，也只会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名教”。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正确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并以这种学科体系上的一般性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特殊性，那么我想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准确定位的一个认识前提。如果将带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置于学科发展流派的一般性认识之前，自然会在学科建设上出现本末倒置和适得其反的效果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在学说史上的定位，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西方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这一看法主要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已经理论内容上划分）；二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列为现代经济学的两大支流（这一观点目前居于主流，主要理由是意识形态领域两种制度的对立，已经经济研究中关于制度推论的对立）；三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整合以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国内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二者应该也必须相互融合才可以改善和解决国内经济学的问题）；第四，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的发展应该区别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和结论为主，可称为“传统（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其理论内容和体系已经研究方法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并和西方经济学有许多领域的交叉和融合，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但这些长期以来重视不够，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彼‘马’非‘马’”的看法，应该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新成果归入“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分阶段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利于人们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变。可以改善理论发展中前后差别造成的认识上的困惑和误区，便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及其性，驱除人们头脑中的“怀疑论”和“过时论”的看法。传统与现代本就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充满矛盾和问题的概念，理论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第二，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被人们理解为反市场和反资本的，而转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这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学必须承认市场，并需要为资本辩护，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和正义，而这些要求造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转变的困难，让一个排斥市场和咒骂资本的人去重建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需要与过去的观点和认识进行决裂，否则学术上的突破是无法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传统和现代的划分，利于人们将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引入理论发展的现实性中来促进学科的发展。第三，利于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整合。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改革前后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存在极大的差别，从改革之前的批判和排斥到改革后的引入和借鉴是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明显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用阶段法划分改革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于人们理解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转变，也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具体改革问题时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工具上的接轨和融合，利于实现二者的整合，以形成新的指导改革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第四，利于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和编写。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二分法带有明显的《教科书》胎记，采取阶段法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于教材内容上的进一步拓宽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同样利于学生通过理论的学习加深对改革实践的理解，可以有效避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状，既可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部分保持其理论原貌，又为研究新的改革实践和与西方经济学融合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