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 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

一、国际比较背景分析

    1.1 理论研究小结
    对于ICT对增长，也就是对生产力的促进问题，一直是一个在学术界不断争论的问题。在国际比较方面，所有的一直把美国作为一个参照点来分析ICT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对于美国这个坐标原点,对ICT的认识就一直有不同的诠释，SOLOW、GORDON和BAILY（1987，1988）等学者研究认为ICT对美国的生产力的增长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特别是SOLOW在80年代中期提出著名的“SOLOW悖论”，把这种怀疑论调提到了一个高潮。虽然SOLOW在90年代中期自己否认了‘SOLOW悖论’的可靠性，但LOVEMAN(1995)、OLINER和SICHEL(1998)的证明仍旧认为ICT的投入产出比例存在严重的背离倾向。GORDON(2001)最近的研究依旧对ICT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提出质疑。ICT的生产力悖论似乎仍然存在。
    然而，9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史无前例的增长中，ICT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SCHREYER,2000）,并因此产生了“新经济”的概念。虽然对新经济的GDP贡献中，ICT的作用依旧有着存疑。GORDON指出对新经济的分析应该从ICT制造业和ICT使用分别进行（2000），因为从ICT制造业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到ICT对GDP的贡献；从另一个角度说，ICT制造业的发展是以ICT使用的程度为基础的，就是说只有ICT的广泛使用，才能保持ICT制造业的持续发展。但ICT制造业和ICT的应用

    1.2 对ICT使用的分析－－建立信息社会
    在OECD对ICT 的使用定位建立E-SOCIETY。对E-SOCIETY的阐述归纳为E-LEARNING、E-COMMUNITY、E-HEALTH和E-COMMERCE。
    E-LEARNING是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持续性的渠道，OECD通过研究发现，OECD各国之间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生产力(LABOUR PRODUCTIVITY)的提高和LABOUR UTILISATION的重视程度。美国在90年代连续的经济增长就是这两方面同时提高的结果，而且这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不断下降。相比之下，欧洲的国家通过高投入和解雇低生产率的工人的办法，保持较高的生产率的增长。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充足的高质量劳动力，在1996年－1998年期间，为了保持美国经济增长，美国移民局大量引入高质量的外国人充当“新经济”发展的后备动力，当年有大约1/4的美国ICT员工是外国人。E-LEARNING对劳动力的不断更新就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保证。
    E-COMMUNITY和E-HEALTH，是保证社会稳定、提供社会服务、实现社会从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基础，经济发展是需要社会环境的稳定作为保障的。ICT可以在构架信息社会的根本体制。E-COMMERCE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动力来源之一，商务降低了在交易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
    1.3 ICT制造业分析：“新经济”的阶段划分
    研究“新经济”的不同阶段，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新经济”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进一步发现ICT制造业 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趋势。机从50年代进入商业化以后，一直是主机终端模式的MAINFRAME时代，计算机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计算、需要进行数据存储的业和军事用途。主机终端方式在拓扑图中主机和终端的组织结构是Hierarchy的方式，终端的各节点对主机只有访问的功能，信息只能进行单向的流动。从70年代末，UNIX理论的成熟，使客户端服务器的模式把更开放的拓扑结构，作为客户端的微机开始出现，电脑的结构开始出现双向的信息流动和处理；服务器客户端的结构方式使“新经济”的第三个时代：PC时代成为可能。PC 时代，计算机的价格指数持续下落，微机开始进入中小商业领域和家庭，但此时的微机仅仅能实现对大型机和小型机的替代作用；在著名的‘摩尔定律’的推动下，随着芯片的计算速度、存储设备的容量的进一步加大，微机的性能迅速提高。同时，对互联网起着划时代作用的HTTP协议在欧洲实验室获得成功，微机之间的网络互连、双向和多向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开始了“新经济”的第四个时代：网络时代，互联网迅速开始普及，网络把微机从拨号上网，到ADSL、ISDN等高速、宽带时代，微机、服务器、大型机之间的信息多向、多角度的流动成为了信息流的主要通道，在此基础上，引发了“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变迁，人类正式踏入了信息时代。杨小凯用超边际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网络效应对经济社会的影响（1998），这种网络效应最集中的体现是网格化趋势，试图实现在网络上每个节点的平等性和开放性，达到信息流的最有效的流通，彻底改变了主机时代的拓扑结构。前一段时间，使用网格的万台PC 连接试图在性能上超越大型机的试验就验证了这一趋势。
    各个国家在“新经济”的不同阶段表现得迥然不同，如果我们进一步划分时间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基本使主机时代，这是个美国的统治时代，美国公司几乎成为了ICT产品的主要供应商， ICT产品的主要用户也在北美，但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现在ICT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仅占0.3%左右（GORDON,2000），有限的ICT的使用限制了新的生产力的发挥。80年代基本上是小型机时代，由于计算机价格指数不断下降，计算机的得到进一步普及，在美国大型的商业机构、绝大多数银行、制造业开始大规模使用，大量的ICT的使用刺激了ICT制造业的产出，但使用ICT的部门却难以看到ICT技术的回报，由此产生了SOLOW具有讥讽意味的悖论。经济学家从宏观、管家从微观试图从各个角度对这个悖论进行解释，但难以达成共同的结论。从这一时期付给ICT制造业的数据来看，美国以900亿美金高居榜首，是第二名日本（150亿）六倍，美国在这个时代的地位不可动摇。
    从90年开始的PC时代，美国依旧是主导，日本和欧洲作为追赶者停留了下来，从90－95年，欧洲ICT制造业的增长仅有20％（从90年1250亿美元到95年的1550亿美元），日本基本徘徊在每年700亿美元左右，远远落后于美国的近200％的增长（从90年的1320亿美元到95年代的2240亿美元）。从95年开始，互联网成为PC和通讯两大单独发展的体系的汇合点，从而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里，随着主要的网络厂商思科、3COM、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的竞争中，欧洲开始急起直追，到2000年，欧洲的ICT制造业已经达到3/4左右的规模，但从网络、通信产业的计算，欧洲基本和美国持平。拿芬兰为例，芬兰95年开始GDP的主要增长的动力在诺基亚公司的推动。二、国别分析

    我们选取了美国、英国、芬兰和韩国作为目标国，分别分析ICT 对该国的影响。美国一直是“新经济”的倡导国和发起国，而且美国被OECD、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作为研究“新经济”的原点国家，本文依旧把美国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英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欧洲国家，CARD和FREEMAN指出（2001），在国家竞争力指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和建立商业机构的自由度等管理制度方面，基本与美国相当，或者比美国为优；因为同属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英国在语言，这一信息流通的重要障碍上，也跟美国没有任何交流的翻译成本，但英国ICT无论是产业和ICT的使用。芬兰是在ICT各方面指数领先的国家，在基尼指数方面甚至远远领先美国，著名的诺基亚公司就是芬兰的公司，芬兰是“新经济“的最主要的受益国，它在ICT制造业和ICT的使用上都是具有意义。韩国作为新兴化国家，崛起于工业化时代，经过亚洲经济危机后，迅速转型到信息制造业，其中韩国重要的ICT领头公司三星公司已经在2003年的IT业排名中成为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后起国家的公司。韩国的ICT的重点不仅仅停留在ICT制造、通讯上，对ICT的服务业追求，让韩国站在“新经济”的一个新的起点上，率先开始了“新经济”的新阶段的领跑。
    美国在1995年到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在2.7%,这种强劲的增长使很多预言家大跌眼镜，多数人把这种增长归功于“新经济”的动力—ICT技术和应用。他们认为ICT技术象上的蒸气机、电力和内燃机一样，改变了商业的运作模式，引领了持续的生产力的增长。虽然，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还不能和美国60年代的黄金时期对比，机产品、芯片、软件和通讯设备的价格指数的不断下降，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模式（JORGENSON, STIROH, 2000）,可以说ICT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2.1.1 ICT制造业对美国经济发展影响
    按照GDP的公式：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
    我们把ICT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分为消费，即ICT生产的营业额，投资即ICT的净投资和R&D的费用；出口和进口即ICT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我们比较的数据来源于OECD的对其成员国的ICT分析数据。
    从1953年开始的主机时代，ICT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有限，对ICT制造业的投入仅占经济增长的0.01%，这和斯第文森改造后的蒸气机对当时经济贡献的0.01%表现出惊人的相似。UNIX技术的成熟和突破 “新经济”的新阶段使价格指数开始下降，ICT技术的CONSUMPING开始有了模式的选择，美国ICT的制造业开始一路领先，到1995年，ICT产品的价格指数每年成28％的下降率，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增长到46％（JORGENSON,2000）。从网络阶段开始，美国ICT对经济增加的贡献受到了欧洲国家的挑战，首先是，欧洲HTTP协议的成功开发，把互联网带入网络时代，再有，通讯和网络产业的不断融合，使欧洲公司有了问鼎ICT制造业的机会。如芬兰的ICT制造业因为诺基亚公司的存在，成为了无线产品的欧洲制造产业集团，围绕诺基亚有近3000家，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的ICT制造业在增长率方面超越美国；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选择，美国的PC、软件和通讯产品制造商纷纷把制造基地和软件研发中心移往劳动力价格低的新兴工业国和发展家，韩国、新加坡、印度、中国等国家，在1999年，ICT制造业占全国制造业的比重，芬兰为20％，韩国19％，瑞典17％，相比之下，美国降低到11％。（OECD,2002）美国在ICT制造业的R&D的投入方面依旧占到OECD国家的50％,然而美国对R&D的投入只占其ICT制造业的0.2%,远落后于芬兰的1.2%,瑞典0.9％，韩国1.1%，甚至英国的0.4%。在国际贸易方面，2001年ICT制造业，美国仅占其全部制造业出口的23％，而同时间，爱尔兰占到40％，韩国占到30％，芬兰占到25％，仅高于英国的21％。
    芬兰、爱尔兰的ICT制造业的表现被很多人认为是ICT制造业分工的结果，诚然，在两个国家ICT产品的分类上，芬兰偏重于通讯产品的制造和研发，而爱尔兰则重在软件的出口上。芬兰在ICT制造业的表现则更多地可以看成诺基亚公司在世界范围成功带来的结果，诺基亚的成功又基于“新经济”时代网络阶段的来临。诺基亚在90年以前是一个经营电器、木材和通讯设备的集团公司，90年代初放弃了电器、木材产业，集中发展通讯设备，在短短5年内发展成为世界通讯业三大巨头之一，诺基亚在芬兰境内有300个主要的供货商，并且和3000家通讯的研发、部件生产、解决方案的咨询公司组成了芬兰巨大的无线通讯产业CLUSTER。芬兰的经济也从70年代占70%的木材造纸等初级产业转向ICT制造业占50％的信息制造大国。在信息社会的各种指标的比较中，芬兰和美国在绝大多数指标上与美国接近或超过，只有一项全球化指标美国是芬兰的4倍，这说明芬兰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自主的信息制造业国家（CASTELLS,2002）。爱尔兰集中了美国主要的软件厂商的研发中心，爱尔兰成为软件的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的原因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语言优势和邻近欧洲的地理优势，爱尔兰成为ICT制造业大国可以说明ICT制造业的分工趋势。与爱尔兰类似的是印度，印度除了具有语言优势外，Y2K也成为印度成为ICT 制造大国的契机。 
    韩国的ICT制造业走了一条与芬兰和爱尔兰、印度不同的道路。具有代表性的是韩国的三星公司从90年代初开始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产业的转型:从家电业转向ICT的制造和生产，该公司的总裁李健熙92年召开法兰克福会议，亲自督促自己公司的产业调整。在PC时代，为了直接掌握PC生产的技术和市场，三星斥巨资购买濒临破产的美国PC公司AST，虽然这起并购被业界普遍认为是一起不成功的企业兼并，但足见韩国企业对ICT趋势把握的正确性。之后，三星参与了对美国小型机巨头DEC的兼并，由此掌握了ALPHA芯片技术，完善了自己半导体芯片的产品线，巩固了在芯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三星跟踪通讯市场的变化，成为了继欧美以后的通讯产品制造商，成为“新经济”的网络时代的主要厂商。97年韩国危机后的韩国企业在政府协调下的重组，不但没有破坏三星的ICT制造业计划，反而因为大宇的部门的加入变得更为强大，韩国其他的财阀电子企业如LG、在三星的带动下，纷纷转型到ICT制造业，而这些财阀企业的营业额是韩国财政收入的1/4,他们的行动对韩国经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振兴计划中，也把信息产业作为韩国复兴的契机，积极发展诸如网络游戏产业等ICT的网络服务业，而网络服务业正是继网络产业之后“新经济”的重点行业。
    2.1.2 ICT的使用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ICT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时，往往分析ICT对劳动力资本、MFP作用入手。在使用以上的FRAMEWORK分析ICT的使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总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从微观层面的研究可以得出ICT对经济发展有作用的结论（？2002），但难以在宏观层面得到证明。JORGENSON等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ICT作为GPT，对劳动力资本深化的作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组织结构的重构（2001）对MFP的影响，论证ICT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杨小凯（2001）在分析网络经济时，用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对网络增值效应的分析，即可以分析FIRM LEVER的，也可以分析宏观层次ICT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ICT的使用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从ICT构建的信息社会制度分析入手。E-LEARNING保证了对劳动力资本的不断UPGRADE和深化。E-COMMUNITY和E-HEALTH创建了信息社会的制度性因素，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行的环境。E-COMMERCE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模式，ICT在市场的使用，降低了市场上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成为新型社会制度发展的内部动力。所以，ICT的使用首先是对社会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改造，最后演变为制度转型。信息化程度高的国家一般也被认为是信息社会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国家的MFP在ICT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不断提高，从而加强国家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就是社会生产力（波特，2003）。
    研究国家竞争力和信息化程度，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不是最高的国家，但美国的信息化程度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他的竞争化指数也是最高。芬兰和韩国的竞争指数（2003）都能说明这一推论。对经济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资本的深化问题。英国在“新经济”的几个阶段，在ICT制造业的生产力乏善可陈。BASU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英国缺乏对合格的人力资本的储备，即使英国的公司大量积累ICT使用的溢出效益，但TPF(MPF)上升速度的减缓是明显的，最终导致了英国国家竞争力从2002年的11位下降到2003年的15位。（2003）
三、和启示

    ICT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存在的现象和趋势也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如果把ICT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为ICT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ICT使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ICT制造业是一个纵向的行业问题，而ICT使用则是涉及各个行业和产业的横向问题。然而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ICT制造业是依托ICT使用提供市场，ICT的使用是建立在ICT制造业技术的突破之上，这两方面的结合点就是ICT对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处。
    3．1 ICT制造业对经济影响的预测
    对于ICT制造业来说，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对于技术变革趋势的把握和跟进。芬兰在95年开始随着网络阶段的产生而发展就是例证。ICT制造业技术突破的各个阶段是一个建立网络，并使网络内的信息流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的过程，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加快、加大、加深信息流的趋势依然会存在，但在网络已经建立和趋于完善的条件下，网络服务将成为技术扩散的主要方向。对海量信息的整理、分析、上升到知识层面的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对网络内容的开发，即信息内容的挖掘、网上娱乐业，以期建立信息社会的技术将成为主导技术。网络服务成为“新经济”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技术扩散是以信息社会制度建立为前提的。
    3．2 ICT的使用的展望
    ICT的使用将重新组织人类社会的结构，建立信息化的制度体系。这中制度体系将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是一个ICT技术的溢出效应的过程，必将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
    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以技术引发，却以制度变革作为实质内容。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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