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
[关键词]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农业；转型
[摘 要]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①农业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经历了兴衰嬗变、重组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衰落、有收缩、有扩张；并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素，农业正朝着积极的方向作渐进性转型和变迁。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赣闽粤边区农业渐进性转型的例子说明，对近代农业整体变迁评价应立足于多区域的实证研究，任何单一区域的农业评价都无法涵盖近代中国农业的整体变迁内容和特点。
Agricultur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rder among Gan,
Min and Yue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bordering area among Gan, Min and Yue;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Abstraet: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new market circumstances, the agriculture in the border area among Gan, Min and Yue,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e, reconstruction and readjust- 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many new f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has been positively making gradual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t's short of strong proof to view modern agriculture as a total failure. The gradual advance- ment of the agriculture in the border area among Gan, Min and Yue, shows that mak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entire agri- cultural change of modern China is supposed to be based on the multi-area research of concrete evide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single-area agricultural assessment to contain all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ire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e.
近年来，有关近代农业变迁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曾就停滞与问题引起过一场激烈的争论。②而有关赣闽粤边区近代农业变迁的研究，尽管相互间没有争论，观点却不尽相同。例如戴一峰通过对闽西高度集中的土地关系及农业经营状况的分析，认为20世纪上半叶闽西农业凋弊；谢庐明也认为“随着五口通商和粤汉铁路的修通，国内贸易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大庾岭驿道衰退，赣南农业开始萎缩”(但文中未见其具体的分析)；温锐则通过对土地租佃制度与赣南闽西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展现了清末民国年间赣闽边农村社会经济面向近代化积极应变的一面。③看来，近代农业变迁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一问题，有必要继续探讨。另外，江南和华北地区农村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可谓成果众多，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学界对内陆和山区农村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即以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这一相对封闭的山区为例，从传统农业产业的兴衰嬗变、农业新因素的诞生与成长两个方面(因温锐、戴一峰对土地和农业的关系已经作了详细的探讨，本文从略)，考察了其近代农业的渐进性变迁与转型。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农业变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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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赣闽粤边区是指江西省赣东南、福建省闽西、广东省粤东北三省毗邻的广大区域。其中江西省赣东南主要指寻乌、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兴国、于都、安远、赣县、赣州、信丰、龙南、全南、定南等十余市县；福建省闽西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龙岩、连城、宁化等数市县；广东省粤东北则包括平远、蕉岭、梅县、兴宁、丰顺、大埔等市县。
② 详见郑起东：《近代华北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刘克祥：《对<近代华北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和辩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夏明方：《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辩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
③ 分别参见戴一峰：《环境与发展：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西农村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3～5页；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第99页；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吏研究》2002第4期。
一 传统农业的兴衰嬗变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延伸
清末民国，赣闽粤边区粮食作物种植在种植业中占据主要地位，表1显示了30年代初赣闽粤边区15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结构。其中，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品种，种植面积比例高的如粤东北的兴宁、大埔等县，均在86％以上；低的如瑞金、石城等县，也在50％以上；各县平均比重为76．5％。大豆和小麦的种植面积比例比较低，平均比重分别为11．85％、12．25％。瑞金、石城水稻种植比例相对较低，是因为这两县大豆种植面积比例比较高(38．6％、33．5％)，是表中各县种植面积比例最高的县份。1930年的《寻乌调查》也有类似记载，说20世纪初的瑞金和石城，米和豆子为输出大宗，年值几十万元。[1](p48)近代以来，由于传统手如刨烟业、夏布纺织业的衰落，引起其原料烟叶、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为缩减(见后文论述)，有些县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反而大为扩张。以瑞金为例：清时，瑞金成为赣东南的烟叶种植中心，烟叶种植占用大量稻田，造成本县米粮供应不足[2](卷2)；清末民国，瑞金烟叶种植渐趋衰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逐渐增加，因此，“稻米之产量，自给有余，仍可供给闽粤”[3](与经济)，民国地方报纸也载，瑞金食粮除自给外，谷“年盈余40 000石”，豆年“盈余12 000石”，均运销闽粤[4]。瑞金的情况是赣东南各县种植业变化的普遍反映。
除水稻外，边区农民还大量种植番薯、芋头等杂粮。当时赣南各县的情况是：占寻乌农村人口7％的贫农是最穷的阶层，“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兴国永丰区杂粮的大宗是番薯，平均占全部人口食粮的四成；[1](p133,p239)于都县银坑的老百姓，“每年一半的时间要吃番薯”。[5]整个福建省，甘薯“为替代米食之最重要食物，其栽培面积之广，仅次于水稻”，据调查约占31％。[6](p69)由于番薯和芋头的产量较高，亩均产量是水稻的二三倍，所以多种植番薯和芋头，是补充粮食不足和度荒年的现实办法；其具体种植面积，限于资料，无法作出准确的估量。
由于气候、水利、地形等地区差异，农作物的复种指数因地而异。赣东南和闽西差不多。“赣东南各县……年概种二次，仅山间陇亩及水源缺乏之田，年种一次”[7](p369)；闽西的长汀县，种植单季稻面积一般占全县水田面积的95％，栽培稻—薯(豆)等二熟制面积占水田面积的50％以下，尚有50％以上的水田一年种植一季水稻后休闲。[8](p136)粤东北的梅县，民初以前以一年两熟的稻—稻、稻—薯耕休形式为主；30年代推广一年三熟制，即稻—稻—麦、稻—薯—豆；30年代末40年代初，全县早晚两季稻面积约25万亩。[9](p267)可见，以梅县为代表的粤东北地区耕作制度较为先进。相对来说，旱地要好些，边区大部分地区都能一年二熟至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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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10](p51，53，54)中有关资料后制作而成。表中秈粳稻之种植结构数据包括糯稻在内。
清末民国时期，粮食作物单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据30年代对江西省宁都县主要农作物亩均产量的调查，水稻高产如上等田晚稻达到320斤，低产如下等田早稻为126斤；黄豆高的86斤，低的41斤(因附种在甘薯田中，故收咸不多)；花生在86至197斤之间。[11](p111～113)40年代初上杭县农作物产量和宁都差不多，惟山薯的产量比宁都平均亩均高到二三百斤(上杭县山薯亩产最高1000斤，最低700斤，普通的有820斤)。[12](p172)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较低，根据笔者的计算(如表2)，20、30年代的闽西，一个劳动力终年辛苦(劳动时间2～6个多月不等)，所得粮食在1 250—3 500斤不等；各县每个劳动力劳作一天的谷物收获量在14．0～17．5市斤之间。劳动力劳作一天，仅得十几斤谷物，真可谓“糊口”农业。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兴衰
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明清时期，赣闽粤边区大量种植烟草、蓝靛、甘蔗等经济作物，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中心。[14][15](p575~583)[16][17]清末民初，闽西烟叶种植仍“随处有之”，“其最著名者，则首推南靖、龙岩、永定、上杭四县及其邻县之平和”。[18](p12)其中，永定是闽西烟叶种植中心，其土壤和气候尤其适宜烟叶的种植。永定“全县没有一家人不种烟叶的”，因为“种烟的利息，比较任何农作物利息为厚”。[19]民国前期的上杭县，“庐丰、安乡、蓝家渡、丰稔寺四处多种烟叶”。[20](p4)从上述记载来看，清末民初，烟叶种植业实为闽西各县种植业中的一大支柱产业。30年代以后，闽西烟叶种植业迅速衰落。据海关统计，1930年以前，福建省每年出口烟丝价值达二百余万元以上，30年代中期以后，跌至十余万元。[21](p45)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30年代国共内战的影响，闽西“农民分得田地，把烟田转种禾稻，以补足粮食”[13](p234)；二是“近十余年来(民国中后期，笔者注)，纸烟流行”，致使烟丝“价格日趋低落，产量日形减少”[22](p329)。
民国赣南烟叶种植同样有所衰落。据1930年和1948年对信丰、安远、石城、瑞金、龙南、赣县、会昌7县的调查计算，烟叶种植面积最大的信丰县为10000亩，其他各县均在5 000亩以下。②[23](p215)尤其是瑞金，1930年的种植规模仅为清盛时的1／10。瑞金烟叶种植中心地位的没落和各县几千亩的种植数据表明，民国赣南烟叶种植业已经不再是种植业中的支柱产业了。粤东的烟叶种植，多“属自给性生产”。[9](p266)
赣南的甘蔗在传统种植的基础上依然兴盛。清末民国时期，从大庾新城到赣县蟠龙的章河沿岸，长约150里的沙田上，“栽满了绿油油的甘蔗”。[24]甘蔗榨成的蔗糖依然“是赣南主要出产之一，糖的中心产地聚集在南康的唐江、潭口、凤岗以西，赣县的蟠龙一带”；赣南甘蔗专业化种植历久不衰，既有其土质适于甘蔗种植的优点，也有近代市场与商人的激励因素。[24]与清中期相较，民国赣南甘蔗种植区已有些许变化：一为蔗区有西移的趋势，除集中在原来的赣县、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外，还延伸到上犹江河谷两岸。民国报纸载：“从南康一直到上犹，几乎全是种植的甘蔗。”[25]二为赣东南各县甘蔗种植相对萎缩，不如以前兴盛。例如，“于都、宁都也产糖，但为数不多”，瑞金糖“年产八千担”，产品主要销往福建长汀。[26][27]赣东南各县总的甘蔗种植面积不是很大，除自给外，只有少部分糖输出。
闽西和粤东北甘蔗仍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规模种植面积，远不如本省闽南和粤东沿海大，不足供本邑消费。例如，1949年前，“长汀食糖历来主要靠江西、漳州运人”[8](p326)；上杭食糖则“从广东潮州、汕头购进”，1949年该县果蔗种植仅41亩[28](p357,p156)；民国武平“邑所种皆甘蔗，止作水果食”[29](物产志)。粤东北梅县，1949年前“市面销售的白糖、红糖均由私商从外地采购”；1949年，梅县全县糖蔗种植仅806亩。[9](p52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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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13](p302)中有关资料计算后制作而成(表中所指“担数”是以官秤百斤计算)。
② 王松年《江西之特产》云：“就一般产量说，每亩至少可以收烟叶三担，最多可收入八担，但平均总在五担左右。”(p218)据平均数5担和7县烟叶总产量推算7县烟叶种植面积如下：1930年信丰、安远、石城、瑞金、龙南、赣县6县分别为10 000亩、4 000亩、4 000亩、2 000亩、200亩、2 000亩，1948年信丰、安远、石城、会昌4县分别为9 320亩、4 000亩、5 000亩、1 960亩。
与烟叶、甘蔗种植变化不同，蓝靛和苎麻的种植则迅速走向衰落。清末民国，由于洋靛、快靛等舶来品的侵入，边区土产蓝靛受到排挤，因为“洋靛一斤能顶土靛十斤，快靛一斤能顶土靛五十斤。用洋靛、快靛与用土靛的成本不相上下，但资金周转较快”。[30]土靛的滞销促使蓝靛种植趋于萎缩。例如民国武平县，“自洋靛由外输入，而土靛不销，种蓝者少矣”。[29]苎麻的种植命运与蓝靛差不多。随着洋布、洋纱的倾销，一向用自种苎麻和棉花为衣服原料的武平县农民，民国时期已是“种棉绝少，苎间种之，然不多也，布皆全仰给于他省”。[29]民国武平县的情况是边区蓝靛和棉麻种植业衰落的一个缩影。戴一峰先生的研究也显示，明清时期的闽西烟草和蓝靛种植业比较兴盛，进入20世纪后逐渐转向衰落。[31](p5～6)
(三)近代山林业的起落
2000年夏季，笔者在武平县下坝村与谢炎章老先生交谈时，他告诉笔者一种农民“耕山”的谋生方式。他说：下坝好多山，解放前，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靠山养山、养山吃山”，田根本不值钱；种田人家的生活远不如种山的人家。与下坝村连为一体的广东省平远县湍溪管理区也有人以“耕山”为生。该管理区河背村邱明礼的祖辈就是靠经营山岗为生。邱明礼告诉笔者，当时他家买了一块山岗，山岗就是他们家。①王松年编著的《江西之特产》中则详细描绘了一幅当时山农“耕山造林”的图景。[23](p184~185)上述材料说明，清末民国时期，以经营山林为生的职业化“山农”在三边山区是普遍地存在着，职业化山农主要包括林农、茶农、菇农和笋农，其具体数量难以统计。以闽西为例(如表3)，表中8县区共有林农9 355户、茶农1 973户3 355人、菇农970人、笋农21 038人。这是职业化的山农，此外，还有兼业性生产的山农，例如武平县的笋农，多由当地农民兼业．再如江西的兴国县，《寻乌调查》记载：兴国到梅县的货，以“茶油为大宗”[1](p48)，兴国一般农家靠桐油和茶油来维持半年粮食的大有人在[32]；由此可见，山林经营与粮食作物种植同被兴国农民看重。
正是由于职业化山农的广泛存在，赣闽粤边区一直是我国的林产基地之一。清末民国时期的闽西，木材主产地为“长汀、连城、永定、上杭、武平等县，以武平产量为最多，永定、上杭亦是主要林地”。[33]闽西木材输出数量和，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末年，武平、连城等县，年输出数量值百万元以上；整个汀江流域，年值在350万元以上；民国初年，木材输出数量剧减，20年代渐有增长；30年代因国共内战，转趋衰落，汀江流域输出数量，仅值百万元左右。[34](p1,p10)戴一峰的研究也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闽西木材业类似的兴衰轨迹，并指出：“在闽西农田不足于养育农民的情况下，林业资源对闽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1](p6，2)
江西木材，以赣南为大宗，由贡水而下者称东关木，由章水而下者称西关木；其中，西关木占7／10，东关木占3／10。[23](p184)西关木因其价廉，销售量占常州木材贸易额的7／10[39](p93)；整个赣南木材“每年出口，在民国15年以前(1926年)，总计可达数百万元”。[40]30年代受国共内战的影响，木商不得往来，赣南木业曾“一落千丈”。[41]
在职业化山农的辛勤劳动与经营下，毛竹、茶叶、香菇、竹笋等山货出产也十分丰富。例如粤东梅县出产茶叶甚巨，其产茶区主要在石坑、梅西和梅南等乡镇；全县产量高的年份达95吨，其中石坑年产达75吨。[9](p266)上列表3中的数据也大致反映了闽西8县区香菇和竹笋的年产量；这些山货除满足当地需求外，还远销国内和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另外，赣南和闽西因毛竹遍植，以毛竹为主要原料的造纸业因而极为兴盛。闽西“汀江流域，如连城、长汀、永定、武平等县，均为重要产地，闽南之龙岩，产纸亦多”。[42](p78)整个“闽西的出产以纸、烟为大宗，其次是茶叶等”。[13](p278)赣南各县也产纸，以石城、宁都、瑞金三县为盛，尤以石城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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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0年武平县下坝乡实地调查；2000年平远县差干镇湍溪村实地调查。
② 据[35](p51)、[36](p50)、[37](p58～61)、[38](p290)中有关资料制作。表中长汀香菇产量一栏实为红菇产量数字，因香菇产量数字缺，故以红菇数字补；武平笋农多系当地农民兼业，故笋农一栏从缺；龙岩茶农户数为1940年统计数据；产值依产地价格计算；数量单位系旧担，1担等于1．1936市担。
家庭养殖是传统社会的主要副业之一。清末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家庭养殖一向以猪、牛、鸡、鸭、鹅为主。例如，“赣南农家养猪的十有七家，养鸡的亦多，差不多每家都有，以至于养鸭、养鹅的，不过十分之四五”。[43]赣南家禽家畜养殖总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据1936年《江西年鉴》记载的赣南12县①的统计数据[7](p826～830)，12县饲养牛总数为335 523头，猪为497 754头，鸡为2 078 215只；家庭饲养规模为：饲养户户均养牛1．06头，养猪1．35头，养鸡5只，规模并不大。闽西相对小些。据1936年上杭县农户总户数和饲养总头数等数据[20](p5、p22～23)，笔者假设当时上杭县只有一半的居民饲养家禽家畜(这个假设应当比较可信)，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36年上杭县饲养户户均养牛0．2头、养猪1．3头、养鸡5只。猪、鸡的饲养规模与赣南差不多，而牛的饲养规模只有赣南的1／5。这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20年代末，上杭县“常发生瘴疫，耕牛常有死亡”[20](p23)；二是苏区革命期间，上杭县多为红白交界地带，耕牛宰杀比赣南更为严重。粤东北家禽家畜的饲养规模应不会超过赣南。这不仅因为粤东北的肉食供应主要是来自赣南各县，而且因为当时粤东北的粮食供应一直比较紧张，不存在大力家庭养殖业的条件。例如民国梅县不少农家由于粮食欠缺，不能养猪，一般农户养鸡也不过是几只。[44](p18)
赣南家庭养殖规模相对较大，这使得赣南家禽家畜的商品率也比较高，主要供应广东。例如，赣南的鸡和鸡蛋“大多由乡民肩贩行销于广州及兴宁潮汕一带”；寻乌、会昌等县，贩牛生意颇为兴旺，销售的牛多半是牵到广东或者香港去作为食用。[43][1](p50)[45]1930年以前，赣南销售到粤东、粤东北的牛，每年有4 500头以上，猪约5 000头，鸡约216万斤。[1](p49～51)这还不包括赣南往广州、香港一带的销售量和其它家禽如鸭、鹅的销售量。可见，赣南往广东省的销售量相当可观，而前述赣南农户家庭养殖的规模并不大，因此，这一巨大销售额实际上是赣南各县集腋成裘、汇流成海的结果。
除上述养殖品种外，边区农家还养殖鱼、羊、兔、蜜蜂等。例如养鱼业，各县都有利用山塘、池塘和稻田养鱼的习惯，主要养殖品种——四大家鱼鱼苗(青、草、鲢、鳙)大部分要从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湖南衡阳、广东珠江和潮州等地肩挑而来，本地只能繁殖鲴(鮟)、鲫、鲤少量鱼苗种。宁都田埠的东龙村、田头的渡头村是边区有名的鱼苗(鲴)繁殖村，瑞金叶坪的谢屋排村是边区专业的养鱼村。②[46](p161)再如养蜂业，民国龙岩全县只有几个人养蜂，养殖规模都不大，产量比较小，“病虫害无法预防和，分封无法控制”。[47](p13)实际上，因技术、场地、市场等因素，上述特种养殖都不具有普遍养殖的意义。
二 农业新因素的诞生与成长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沿海口岸的开埠，赣闽粤边区有了更为便捷的进出口通道(汀江、韩江水道，九龙江，公路)、出海口(汕头、厦门)和新式的通信工具(汽车、电话、电报)[48](P54,60～61,66～71,74～75)，边区的社会日益受到来自沿海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20世纪初年以来，在清末新政、民国肇新、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救国等体制改革与创新思潮的推动下，赣闽粤边区开始涌动着农业革新的浪潮，地方政府、社区组织与普通民众都不同程度地投身于这一洪流。另外，30年代中期国共内战的结束，使得赣闽粤边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抗战军兴后，尽管全民族投入了抗战洪流，但是边区尤其是其腹地一直是抗战的大后方，没有沦为战场。所以，30年代中期以后，赣闽粤边区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抗战建国”名副其实。因此，这一不同于华北和江南(苏、浙)的地理因素为赣闽粤边区农业的进一步革新和转型提供了可能和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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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赣南12县分别是南康、赣县、于都、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宁都、石城。
② 1998年瑞金叶坪乡实地调查。
首先是地方政府设立专业化管理机构，主持农政事业管理与服务工作。20世纪初年以来，边区各县先后设立了苗圃、农场、农技推广处等专门农政管理机构。例如梅县，1910年成立了实业分所，管理农牧业等事宜；1935年，兴办县苗圃场；1932～1936年间，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所；1940～1941年间，设立农业工作站；1941年，县府设立垦荒指导员，各区、乡、保设立垦荒会，鼓励与推行垦荒垦植。此外，还设有广东省稻作改进所梅县指导分区、蚕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9](p238,p302,p250,p899)据统计，1938年，兴宁、梅县、蕉岭、平远4县共有10个苗圃。[49](p109)1935年，瑞金县设立农业技术指导站，还成立了农林推广所，并附设了农业试验场[50](p663,p355)；1943年，安远县成立县粮食增产总指导团，从事农业耕作制度、选种育种、除害灭病等方面的指导，1947年，又成立县垦殖督导团，督促指导农民垦殖荒山荒地[51](p244)；1936年，赣东南赣县、寻乌等12县均设立了县苗圃(见表4统计)。1936年，长汀县建立苗圃，1943年更名为县农场，其工作主要是培育良种、试种农林新品种等。[8](p714)1937年，福建省设第二中心苗圃于连城文亨乡，次年，改组为第二林区，管辖各县区林场苗圃之作业及林政之推进；抗战初年，福建省增设8个县中心农场，其中之一在长汀县，1938年，福建各县均设立了县农场(金门和柘洋除外)。[52](p40)[53](p19)上述农政专门管理与服务机构的成立，表明边区地方政府在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推动下，逐渐顺应时代潮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了对农业的专业化管理和指导。这对于边区传统农业的转型与革新，无疑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地方政府身体力行，在实践中积极从事农业示范与推广工作。例如，1943年，蒋经国在赣县的吉埠、南康的横市、上犹的广田、信丰的游田等地设立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其职责是：1．办理土地审核、产权转换；2．调解区内土地纠纷；3．推广农业技术，4．兴办公益事业；5．管理示范农场。另外，示范区中心农场还兼负区内优良品种、农具改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广的职责。[54](p1,p5,p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在宁都石上成立的江西省第十服务区，从农业、合作、卫生、教育四个方面人手，复兴农村．当年推进的农业工作主要有：1．造林工作，指导当地农民播种茶树53 900株、油桐16 050株，指导两个村的农民开辟了苗圃；2．农事实验，服务区农场培育各种林苗约一百余万株，开辟了园圃，试种了蔬菜和枇杷、蜜桔、草莓等各种果树3130棵；试种了水稻品种；3．农事推广，推广油桐16 000株，茶树50000株、柑桔9株、稻作特约农家5处。[55](p40～41)尽管上述农业改进事业刚刚人手，但有条不紊、步步推进，显示出勃勃生机。另外，地方政府主持的林业建设工作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例如，30年代中后期，赣东南和粤东北16县共造林25 908亩、2 162 384株，培育各类树苗12 866 553株(见表4)，造林和育苗数量扎实推进。此外，伴随着现代公路的出现，公路沿线的植树造林也逐步纳入了地方政府林政的日常工作；民国中后期，边区各县政府都把3月12日作为法定的植树造林日，每年届时，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学校师生身先士卒，纷纷上山植树造林，并积极发动民间参与。
在政府的各项农业工作中，良种的推广工作较为显著，突出表现在3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国时期。清末民初，农民种养品种基本上是传统承传的自种自留，或由进出的人流带进传播，边区良种的更新一直较为缓慢，政府行为介入后，良种引进的速度和推广的效果明显加快了。例如，1939年梅县地方政府与一些学校和实验所合作，选择了 lO多个乡村作为良种试验示范区，推广了一批早造和晚造良种，比原来农家传统选种可普遍增产20％；1941年梅县推广早稻新品种面积1万余亩。[9](p260)赣东南的宁都县，由于宁都师范农场师生和前述石上农村服务区的努力，从1935年至1941年，全县共种植改良稻种面积91．95万亩。[46](p134)30年代中期，福建省曾在上杭县组设鱼苗生产合作社，培育鱼苗145 000 000尾[58](p31)；抗战时期闽西连城的文亨乡，设有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农场，该场曾试验引种优良小麦品种和江西绿肥优良品种紫云英[38](p27)[6](p70)；1938年，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购进200余种烟种(其中一部分为美国品种和适于制造卷烟的品种)，在连城、永定及其他各地的农场、农户中试种[52](p45)。这是民国时期赣闽粤三边地区良种推广较好的几个县。与此同时，各县农业技术机构还先后引进了外国猪、牛、羊等品种，并和当地传统品种进行杂交试验，培育适合当地的新养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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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56](p21～25)、[57](p41～43)、[49](p109)中有关资料制作．表中赣县第一栏为中心苗圃统计数据，第二栏为县立苗圃统计数据；赣东南各县为1936年统计数据；粤东北各县为1938年统计数据，其中育苗数量为1935～1938年4年统计数字总和。
再次，社区组织与普通民众在农业的转型与革新中也表现不俗。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近代资本市场的刺激，一批带有现代农业性质的林业公司开始涌现，其中闽粤边区人走在前面。清末民初的闽西永定县，“近来邑人注重实业，多种油桐萆蔗果类”；规模较大的有：城南振华园(清末郑泮香、郑金禄等向公众承垦)、东门外的商务公司(宣统年间大有、秋昌等十余商号组办承垦)和华实园、坎市丰大农场(1938年开垦，有山场数里，卢实秋私营)。[59](实业志·卷19)民国初，上杭中都丘族曾合资建立万济庄，提倡林业，在上都购山场数十里；上白沙华姓组合裕源公司，於竹木外注重桐茶两种，经营数年，竹木颇有成绩，桐茶亦渐有收获；30年代前后，湖梓里人着手垦山栽种，后因农民革命暴动而付之一炬。[60](实业志)至1937年，中都还成立了私营笠民农场。[28](p188)与此同时，武平县城关、十方、六甲、中山一带相继成立林业合作社，向银行贷款造林。[61](p173)粤东北人也不甘其后。1911年冬，兴宁人罗则桓以白石岭张庙塘祖堂山为基地，集股兴办蓼塘罗族树木公司。在其影响下，曲塘的学泗公树木公司、车沥的长岗埂树木公司、叶塘人萧惠长近千亩的务本实业公司、新陂区石陂头蓝水凤等凑股种树300亩、宁塘石子岭村商人李谷兰的辉生垦殖场等分公司、场相继成立，后3个公司(场)均持续经营了几十年，直至新成立，获益颇大。[62](p222)1931～1941年间，在县政府的发动下，梅县的松南、丙村、西阳、东厢等乡组织起10家垦植公司，植桐50余万株。[9](p303)赣东南宁都县人也紧跟步伐。1904年，宁都县安福乡刘姓诸户将公业刘家山荒山约10里分段认垦种树，规定三年内垦种齐全，谁垦种谁管理谁受益，至1905年，仁义、安福、清泰等乡共种树17．46万株；1906年，怀德乡钓峰村林农罗平澜在自家山上种树约6 000株，罗鹤鸣在炭山岭添种松、杉等树6 000余株，罗骥星等在城北七仙庙添种树100余株，太平乡廖其杉等种树约800余株。[46](p146)
这些农业企业或家庭林场大多依托地方宗族或合作社，采用股份合作或私人经营的方式展拓农林事业。从单个县看来，尽管每个县的农业企业不过几家，家庭林场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们毕竟是边区农业中的新事物；其中有些农业企业和家庭林场显示了其强大而经久的生命力。就当时来说，这些农业企业和家庭林场的示范效应是功不可没的。
随着近代人流的进出涌动，新的种养品种不断传播并扎根于边区各县。例如著名的梅县丙村的沙田柚，是民国初年由丙村的郭冠雄先生从广西引进；梅县石扇的花皮西瓜，40年代左右由石扇象村归侨傅锐文先生从南洋引进。[63](p97,98)另据地方志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兴宁县出现了专业化养殖模式，该县龙田区利溪乡刘英明从上海引进来航红玉鸡、芦花鸡等品种，自办养鸡场[62](p205)；上杭县的官庄花猪，是1924年由官庄贵泉村钟加模从梅州南口地区引进，后经当地群众多年辛勤选育而成[64](p72)。赣县自1885年引进甜橙、黄金柚后，又由传教士和商旅引进福桔、金钱蜜桔、大红袍、连城柑、三湖桔、肇庆桔、碰柑、蕉柑、金柑等多个柑桔品种。[65](p134)清末民国时期，民间种养品种的引进尽管看起来细微、缓慢，远不如变革那样惊天动地，但是它们对当地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却不可低估。
最后，为满足近代农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的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如表5)，20世纪上半叶，赣闽粤边区各县创办了18所农业职业学校(抗战前6所，抗战中12所)。从学校的办学性质看，有省立、有县立、有私立；从所办专业来看，有农艺、有林业、有畜牧、有蚕业；学生有多有少，多的达400人，少的近百人；开办的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有20多年，短的当年就停办。有的学校备有学生实习基地，使教、学、用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大部分学校创办于30、40年代，正是30年代边区国共内战结束和抗战建国勃兴急需专业人才恢复与振兴农村经济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职业学校的创办为边区经济恢复与发展培养了适时性专业人才。
三 结 论
传统社会中，赣闽粤边区地处三省边陲，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山区，其社会一直相对滞后。近代以降，随着沿海口岸(汕头、厦门)的开埠，赣闽粤边区有了更为便捷的进出口通道、出海口和新式的通讯工具，其社会经济日益受到来自沿海资本主义因素的激荡。因而，清末民国以来，赣闽粤边区农业呈现新的变迁与转型趋势：1．一方面，大部分传统经济作物如烟叶种植业逐步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木材输出业曾一落千丈，蓝靛和苎麻种植业走向没落，养殖业如养牛业受到打击。另一方面，为求战乱中的生存，农民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为扩张；赣南的甘蔗种植业则凭借地利和传统优势，种植依然兴盛；烟叶种植和木材业尽管呈衰落趋势，但还是占有相当的市场。正是由于突然而来的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使得边区农业短时难以应对激变、无法适时调整种养结构，因而边区农业表现为生产率比较低、单产长期徘徊于较低水平、养殖业局限于家庭小规模、大部分经济作物种植呈被抑制发展的态势；30年代惨烈的国共争战进一步恶化了边区农业转型的环境，加重了边区农业转型的成本，使得其农业转型步伐更为缓慢。2．20世纪初年以来，尤其是30年代中期以后，为复兴、赈济农业，边区地方政府相继设立专业化农业管理机构，积极从事农业示范与推广工作；受市场的激励，社区组织和普通民众也组建了一些近代农业，引进了一些农业种养品种。与此同时，边区农业职业学校的创办，也为边区农业的转型与革新培养了一批适时陸人才。总体上看来，边区农业正呈现出积极的渐进性变迁和转型。
清末民国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为我们观照近代农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区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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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65](p471～472)、[66](p596)、[67](p473)、[50](p654～655)、[8](p699)、[28](p709)、[61](p608)、[68](p646)、[9](p867)、[69](p537)、[62](p650)、[70](p519)中有关资料制作。表中梅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1933年设高级农艺、森林、畜牧3个专业；蕉岭仓海职业学校1939年开设农、林两个专业；于都初级实用农业职业学校1942年有实习基地18亩；上杭力行农校有实验田40多亩；1943年春，平远梅兴初级农业学校有水旱实验地20亩。
一、中国不同地区农业变迁与转型步伐差异性明显。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赣闽粤边区是传统社会中一个较为封闭的山区，因此，尽管华北、江南(苏、浙)地区农业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经历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激荡，并开始出现了近代农业新技术、新管理、新人才、新的经营方式等因素，但赣闽粤山区到20世纪初期才明显感受市场震荡，农业新因素迟至民国中后期才较为普遍出现。其二，学界新观点一般认为，20世纪初(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华北和江南地区农业有发展或增长的态势[71][72][73]；此后，由于8年民族抗战和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华北和江南沦为战区，其农村和农业趋于破产。赣闽粤边区却完全不同，全面抗战爆发后，她一跃成为东南抗战的大后方，闽粤赣三省军政机关、沦陷区人员、工商企业、学校等等纷迁于此，并带来了边区的第一次化浪潮[74]；加之30年代中期边区激烈的国共争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致力于边区社会经济建设，休养生息。在此背景下，边区农业反而有较好的发展状态，与华北和江南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近代中国农业是发展了、增长了?还是停滞了?根据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从更长的时段(1840～1949)和宏观上看，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农业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经历了兴衰嬗变、重组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衰落、有收缩、有扩张；并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素，农业正朝着积极的方向作渐进性转型和变迁，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正如国外制度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人类知识的演化“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而应归功于适应性变革，即通过试错，通过对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适应性反应的调整和改良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75](p58～59)赣闽粤边区近代农业的变迁与转型正表现了这一特点。遗憾的是，我国学界传统观点长期囿于意识形态，过度关注和强调近代农业的“破产”或“停滞”，一直漠视近代农业的适应性变革，以至于难于客观把握和充分肯定我国近代农业的“渐进性变革”脉搏，本文的研究实质上只是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地区性的佐证。另外，笔者特别强调：对近代中国农业整体变迁评价应立足于多区域的实证研究，任何单一区域的农业评价都无法涵盖近代中国农业的整体变迁内容和特点。如果考虑到全国的地区差异性和丰富性，对近代中国农业整体变迁的任何单一评价模式都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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