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效益分析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4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益
【ABSTRACT】The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from the less profitable agricultural sector to the profitable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can hoist the overall national economic gains.The economic growth arising from such transfer is a result of rearrangement of resources.By means of Statistics and Quantitativ models,this article views the transfer of China's agriculture surplus labors and the gains stemming from this transfer since the outset of China's reform..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这一转型最为突出的特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与标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因为这一转移拉开了以劳动力资源流动为龙头的全国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序幕。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规模的转移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开始的。那么迄今为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如何？这一转移究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其再配置效益到底有多大？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尽管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人为滞留，使得中国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固在农业而处于隐性剩余之中。表1显示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农业从业人员为1.7亿，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3.5％，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为0.3亿，比重为16.5％，农业大国的特征非常突出。从1952～1970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相当缓慢，18年间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0.3亿，农业就业比重仅比1952年下降2.8个百分点。从1970年到改革前的1978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始有所推进，8年间，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0.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增加0.5亿，是前18年增加人数的1.6倍。
1978年之后，的率先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从而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978～1999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1.18亿迅速升至3.51亿，21年中增加了2.32亿，是改革开放前26年增加总数的2.7倍，年均增长率为5.3％。1999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0.3％与49.7％。
分阶段看，1978～1985年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短短7年中，农业就业份额由70.5％迅速下降到62.4％，非农就业比重由29.5％升至37.4％。非农就业人员由1.18亿，增加到1.87亿，增加了0.69亿人，年均递增6.8％。1986～1990年，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受到通货膨胀与市场“皮软”的双重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下降2.3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0.67亿，比重升至39.9％。1991～1995年，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所快。统计数据表明，仅1991～1995年的5年中，非农就业量净增加0.7亿人，是1985~1990年增加人数的1.04倍。1996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危机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中国商品出口的增长，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1999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为7.1%，比1995年的11.5%下降了4.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内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开始放慢，1996~1999年的4年中仅增加了0.26亿人，年均增加642万人，比改革21年来平均增加人数的1105万人少463万人。1999年，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50.3%，又比1997年、1998年有所上升。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以乡镇为载体的就地转移，另一是进入城镇就业的异地转移。
表2的资料显示，从1979～1999年的21年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绝对数为1.16亿，年均转移555万人，增长速度为8.9％。从进入的不同产业看，转向服务业的人员多于转向工业的人员，前者的年均转移数329万人，后者226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8％与6.5％。从不同的时期看，转移的速度也有差异。整个80年代（1979～199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最快，年均增长11.9％，其中1979～1985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6.3％。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速度开始放慢，年均增长率降为5.3％。其中，转向农村工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降至3.4％，转向服务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降至6.9%。尽管9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相对于80年代有所下降，但转移规模仍是上升的。表2的资料显示，从1991～1999年，每年平均转向农村非农产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590万人，而1979～1990年的年均转移人数为529万人。与对表1的分析相一致，1979～1985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的转移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均是这几个阶段中相对较好的时期，而1996~1999年，则是较差的时期。
由于城乡壁垒的存在以及其他较为复杂的原因，每年转移到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1979~1999年的全部转移量约0.34亿人，只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23%左右。从现有统计数据看（表3），1979~1999年，平均每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约为166万人，其中1979～1990年的平均数为149万人，1991～1999年的平均数为188万人。表3列出了不同时期转向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平均规模，同时也列出了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向农村非农产业以及城镇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规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21年中，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的数量达1.5亿左右，其中近半数是近入90年代后转移的。与表1的变动相仿，1986~1990年间转向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年均转移量为146万人，但与转向农村非农产业变化不同的是，转向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6~1999年间的年均转移人数最大为198万人。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效益
劳动力转移效益即为劳动力再配置所带来的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低效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因此测量在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或劳动转移效益。
一个比较简单的测算模型可以从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公式中得到。总产出为总劳动生产率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1）
由（1）式可得到总产出的增长率为投入的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
（2）
如果将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话（分别记为i=1,2），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进一步进行如下分解：
（3）
式中为不同部门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代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代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率。（3）式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劳动者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我们视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记为。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4）
（5）
在我们的具体测算中，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通过（2）式由总产出（GDP）的增长率与总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之差决定的；同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是通过（3）式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之差决定的。
农业剩余劳动力再配置效益的表现是，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引致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农业部门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表1显示出，按1990年不变价，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929元/人年增加到1999年的2003元/人年，增长了1.1倍，年均递增3.7％；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由3339元/人年增加到10811元/人年，增长了2.2倍，年均递增5.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1640元/人年，增加到6377元/人年，增加了2.8倍，年均递增6.6％。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生产率，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或者是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表4进一步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益。
从表4可以看出，以1990年不变价计的中国GDP从1979~1999年年均递增9.59％，劳动力增长2.72％，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6.68％。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8.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9.7％，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1.9％。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进一步的分解表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由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19.9％，因此在GDP增长中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13.8％，这也正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益。
分阶段看，1979～1990年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率先进行改革的时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长期束缚而转向从事非农生产与服务，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测算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中，GDP年均增长率为高达9%，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5%与4.87%，两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3％与54％。在生产率的增长中，来自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高达26.1％，这一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1％。
1991~1999年的整个90年代，中国劳动力增长放慢，年均增长率为1.11%，但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相对较快，年均增长率达9.14%，劳动力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该时期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0.7%与88.3%。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比80年代高出34个百分点。但这一时期由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增长放慢，尽管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为14.7%，与80年代相差无几，但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却降到16.6%。
从更细分的时期看，1979~198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较好时期。这期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与.46%，农业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超过非农产业。这一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4%，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为65.9%。在这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部分占26.1%，在各时期中最高，而这一时期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的贡献也高达17.2%。
1986～1990年，由于中国经济既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又经历了国内首次市场“皮软”的影响，宏观环境较差，从而使经济效益出现较大程度的滑坡，GDP年均增长率为降至7.9％。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下降引起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因此降到33.7％；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使其对GDP增长的贡献降到7.5%。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下降到17.8％，进而又使得这一转移对全社会GDP增长的贡献受到影响，贡献率下降到6％。
1991～1995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DGP年均增长率高达12％。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高达10.6%，但劳动力增长较慢，年均增长率仅为1.2％，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对DGP的增长贡献分别为88.6％与10.3％，前者远远超过后者。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部分占21.8％；农业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升至19.4％。
1996～1999年，中国尽管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GDP年均增长率降为8.3％，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降到0.9％与7.3％。虽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仍有87.6％，但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放慢，甚至出现1997、1998年的连续回流，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部分仅占9.1％。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也仅为7.9％，是继1985~1990年的第二个低贡献期。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的推动作用，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尤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4中的计算结果显示，虽然1985~1990年的时期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只有2.6％，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只有7.5％，但就在这2.6％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部分占22.2％，说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仍然较高。同样地，1996~1999年的时期，尽管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并不低，为7.3%，但由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较慢，尤其是1997、1998年又有劳动力回流进农业，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仅为9.1%，在各细分时期中最低。
三、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这一资源再配置过程，对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国21世纪完成化、城市化的主题。认清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探讨未来时期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