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生产率看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发展及政策

   近二十多年来的体制改革及其所伴随而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举世瞩目的。正如世界银行在《中国2020》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从一个农业经济向经济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正从一个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左右初步完成上述两个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
一、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特点及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综合西方所给出的结论，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在8%左右。2000年GDP相当于1980年的6倍以上，达10000亿现价美元，列世界第六位。按PPP(实际购买力)法，则中国2000年GDP约达420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第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全方位性，从沿海到内地，增长速度都是空前的。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把中国的三十个省份作为独立经济体，那么在1978和1995年间，世界上二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全部在中国。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平均每年的贡献约30%(1978-95)。也就是说每年8%的增长有2.4%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二、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启示

那么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特点有什么启示呢？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一直试图以西方经济学中的行为模型来指导前指令性经济国家的转型，诸如，以市场为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厂商模型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产权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与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行为，但它们在转型经济国家的应用确实不是很成功甚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如前苏联。实际上，这些理论在中国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改革实践中)，但在改革初期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尽量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做法。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描述性模型的确在对中国经济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Solow增长模型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olow增长模型是建立在资本，劳动和产出之间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基础上的。该模型显示在资本劳动比很低的国家(如中国)，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大幅度增加人均产出。另外，技术进步也会通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人均产出。中国二十年来的实践与该模型的结论是相当一致的。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78 95年间，中国经济实物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8.8%，而劳动人数增长为2.4%。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由农业向工业的高速经济转型以及迅猛的技术进步。其最终结果导致人均GDP在改革后的18年里翻了两翻。

Solow增长模型里面所提及的资本增长，对许多中国家来讲也就是指工业化投资。由于工业化需要积累大量的资本，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保持一个高储蓄率用于进行对基础工业的投资。Solow增长模型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资本稀缺的工业化初期，人为地提高储蓄率虽然会增加产出，但消费水平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经过一个时期后，消费水平会逐渐地超过提高储蓄率之前的水平。这一经济学描述实际上与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极其相近。
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后及其与改革的关系

Solow增长模型显示在推动人均GDP增长的两个要素，资本和生产率之间，资本驱动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在资本劳动比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均GDP的增长会出现停滞。尽管进一步增加储蓄率可以打破这一停滞，但经过一个时期后仍会在另一个人均GDP水平上出现新的停滞。这是由于在此类模型中人们通常假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递减。更为主要的是储蓄率不可能无限地增加。而由不断地提高生产率来带动的增长则是可持续性的。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无限的。那么生产率的增长是由那些部份组成的呢？一个是技术进步(如新机器的采用)，二是技术效率(如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三是规模效益(组建和管理大乃至大国经济的能力以及知识本身，诸如知识产业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改革政策对上述三个生产率组成部份的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及技术政策推动的，其中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对重点部门实行重点投入等。技术效率的提高则是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由乡镇企业所引发的并加之以国企的改革措施。而规模效益恐怕是与政府为开发大国经济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重视与投入分不开的。总体上来说，中国劳动生产率在改革时期的增长是与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的，这其中甚至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四、改革战略的内在逻辑

改革政策，生产率，人均收入这样一条主线的确体现了中国改革时期的主要特征。综合西方有关，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是由以下三个要素来体现的，即：可选择性，可逆性和尽可能的确定性。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农业，取得显著成效后，即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后，的改革也已起步。1980年代工业改革的侧重点有两个，在微观水平上是国有管理制度的改革，在制度水平上是市场机制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企业所有权问题。这可以理解为在当时政府对不具有可逆性的改革措施的有意回避。从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来说，政府及有关方面制定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供企业选择试用，充份体现了可选择性。在市场机制的建立上，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体现了政府对价格改革的不确定性具有充份的思想准备。在新的价格体制出现失控时，保留的原有的那部分计划体制仍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同时也为在极端情况下回复到原有体制留有很大余地，充份体现了可逆性。

后来的改革实践似乎表明，这种改革方略的内在逻辑与中国改革时期市场经济以及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来说是协调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农业收入的增加也使得对非农产业的投资成为可能。由于这两方面条件的成熟，加之政策的引导，中国的乡村工业在1980年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国企方面，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初步形成了市场，为国有，集体，及乡镇企业共同参与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人们注意到，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带动的。尽管在此期间各类企业从产权到管理都有许多不规范，但企业的生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教训，物质准备，和理论准备及其所需要的时间。自1995年左右开始的工业结构调整及企业重组似乎与中国经济当时即将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相呼应。1997年的亚洲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更导致了大批的下岗与失业。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的服务行业的发展被带动了起来，吸收了部分下岗人员，为再就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结构调整所导致的下岗与失业的社会问题迫使相关领域的改革加快了步伐，如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中心的建立。与此相关的企业所有权问题也被提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上来了。这是因为，一方面效益好的企业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开始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以及涉及到企业职工干部自身长远经济利益等问题有所考虑。另一方面，效益不好的企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不堪重负的包袱。因此，相当部份的中小国有和集体乃至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改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企业改制这一重大改革措施再一次地将许多相关领域的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如，税收，劳保，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与融资体制，收入再分配机制，产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中国有股减持的公平于公正。

五、中国现行工业结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经过近30年的指令性经济，再加上20年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具有了向中等工业化国家迈进的雏形。今后二十年的发展趋势，仍然是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加大以及农业比重的减少。这就意味着资本劳动比重和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比重会高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适合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这一优势。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好处在于，它可提供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制造业中也有资本相对密集和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行业，可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的挑战是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以及如何对待环境和工业布局等问题。

就目前中国现行经济结构从资本密集度上来讲，根据Solow增长模型来预测，以工业实物资本的较高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还是可行的。如果再加上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这两个因素，在十五期间(2001 2005)实现年均7%的增长应该是可行的。今后10年，如果中国经济预期年均增长7%左右，2010年GDP将比2000年增长1倍。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避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同时也应该注意各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虽然上面提到的宏观经济结构没有明显的问题，但就工业本身而言，许多行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有的工业投资体制不合理所造成的。因此，如何搞好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改革工业投资融资体制是中国工业正面临的两大挑战。

六、结语

最初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中国工业改革，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政府这一时期在宏观水平上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改革战略的内在逻辑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另外一方面，在微观水平上，西方有关文献(包括笔者所参与的一些研究在内)显示，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效率仍然不够高，一些中小企业的规模效益也有待改善。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从粗放型增长(仅靠增加投入)向效率型增长转变。诸多国企的技术进步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属政府行为，这一方面是政策的成绩，但同时也反映出企业自主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还有待加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以市场为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厂商模型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产权理论在现今企业改制的讨论中是两个十分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这是由于在产业结构改变的同时，中国工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企业已从1978年的占工业产出的0.2%达到1999年的33%。另外国有企业的非国有成份也在公司化和股份化的过程中逐步扩大。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公司化和规范化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企业改制的最终结果仍然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可从中国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偏低来理解。另外一方面，企业产权关系的优化势必促使企业除了关注劳动生产率外，还要更关心成本和利润，从而使企业生产中的要素配置效益，也就是我们通长所说的经济效益，得到较大的提高。因此，如何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创造性地运用上述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厂商经济行为的理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摆在那些关注中国企业改革的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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