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从央行再次降低准备金率谈起

最近，继去年3月21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连续四次降息之后，人民银行再次调低了银行准备金率，从8%降到6%。很明显，这是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的一项重要措施。据估计，商业银行由此而增加的可用资金将达到2000亿元。

然而，按照这样的方式操作能否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达到启动内需的目标，则值得怀疑。此议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具有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首先，目前银行是无钱可用还是有钱不用？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一是近几年来银行一直是存款大于贷款，且存差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去年末全部机构存差9173.8亿元，今年9月末增至12134亿元，这是在居民储蓄存款增速明显下降情况下出现的，6-9月居民储蓄增加396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485亿元。二是法定准备率下调，而超额准备却在增加。三是由于经营不好，负债率高，虽有大量贷款需求，但效益好，有还款保障的需求明显不足，银行的资金无法有效地贷放出去，于是增发国债实际上是把银行的钱由政府来用。可见，银行的资金还是比较宽裕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调低银行的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贷资金，其作用可想而知。

其次，中国目前实施的完全是凯恩斯主义扩张需求的政策，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增发国债，扩大赤字，为什么扩张效应并不明显？消费需求并无明显回升，投资的增减则基本由财政投资的变动而定，今年第3季度处于零增长的水平，鉴于去年第4季度投资的高增长，增发的600亿国债也只能使投资增长的降幅不至过大而已，看来单纯的政策操作，其效应有限，且呈下降之势，而且隐含着新的问题。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投资效率无法保证，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降低利率，存款利率已经降至2.25%，明显低于国际利率，而美国最近一直在升息，这等于促进资本外流；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虽然有助于出口回升，但却造成了新的扭曲。现在，降低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仍然是沿着单纯政策扩张的路子走。难道不能改一改政策决策的思路，实施一些有可能见效的办法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经济运行实际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简单地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有可能加剧而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危机。

凯恩斯主义虽然是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出现的，但却是在市场制度比较发达和比较完善的基础上运作的。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化的进程之中，既不存在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而是市场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体制和政策是不能分开也无法分开的，二者往往是联动的，而且往往是先有体制的变动，然后才有政策效应的显现。1992年的经济启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例如，土地的市场化，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因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相对充足，也是促成经济过热的原因。而1993年以后的紧缩，虽然有收紧银根，紧缩财政之类的政策操作，但却是以体制上的相应收缩，市场化进程的后退和停滞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体制是个长期因素，在短期内可以不予考虑，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操作以体制给定为前提是一个合理的假定，那么，处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体制因素仍然有着明显的短期效应，以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其解释力就十分有限。有人说，目前的通货紧缩是由于紧缩过头、启动较晚造成的，那么，扩张政策实施已经两年，时间并算不短期，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仍然不能充分奏效。看来简单地就政策论政策是不行的。其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改变了，从紧缩变成了扩张，但我们的体制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还在继续紧缩。金融在集中，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在强化，有些方面的行政控制在也加强。体制性收缩限制和抵消了政策性扩张的效应。

既然如此，有一个问题就值得讨论，即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能够主导我们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实践？笔者想从社会方面给出一个回答。

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理论和经济政策都体现着与其相应的社会哲学观。归结起来，这种社会哲学观无非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二者的对立融合，此消彼长，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很明显，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哲学观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这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哲学观是相一致的。因而，在目前的，接受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然是没有什么障碍的。20年的口诛笔伐和实践批判，计划经济的名声狼藉，需要换上一件新的武器，凯恩斯主义就是最好的替代物。在实际和本上，它可以用来实践某些计划经济的东西，满足某些集中权力和加强控制的需要；在名份和旗号上，它又不是计划经济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可以理直气壮、放心大胆地实施，不怕反对者的批评，如果有人批评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那么，用不着作出解释，就可以立即挡回去。事情不正是这样吗。在我们这里，在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以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与计划经济的方式是能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政策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的同时发生，就是这种结合的绝妙体现。

那么，有没有办法走出困境呢？办法还是有的，这就是坚持政策上的干预主义和体制上的自由主义。这样做是有困难的，但不是办不到的。只要思想上明确，立场上坚定，操作上仔细即可。从体制和货币政策方面来看，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不是调低利率，而是使利率市场化。调整利率是政策操作，而利率市场化是体制推进。目前正值通货紧缩，利率市场化没有风险。既然国债大量发行，使其利率市场化更有必要。考虑到稳定金融的需要，存款利率暂时管制，贷款利率可以先行放开。这样，商业银行就可以进行贷款组合，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就前进了一大步。据传，前不久货币当局接受了利率市场化的意见，但实际的操作却与此相悖。至于放开以后，利率是升是降，大可不必担心，这是市场的正常反映，即使出现某些混乱，也不可怕，央行只要掌握好自己可控制的操作手段，仍然可以影响利率的走势和变化。

二是放开民间金融，建立民间信用，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成立中小信贷部，实行贷款保险，也是政策调整，而非体制改变，而放开民间金融，发展民间信用，才是体制上的改革和前进。如果说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要有国家信用就足够了，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要有强大的国家信用，而且要有发达的民间信用。长期以来，其所以不愿放开民间信用，是因为在竞争性部门基本放开，垄断性部门受到冲击，中央财政大大削弱的情况下，金融是政府唯一可以控制经济的要害部门。但是，金融的国家控制和国家垄断不仅限制和削弱了金融业的市场竞争，而且造成了金融风险在政府身上的集中。如果现在不放开民间金融，那么，就只好让外资银行来冲破这个障碍；如果不通过发展民间金融来发展金融业的竞争，使其在竞争中提高竞争力，那么，在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在竞争中能否抵挡得住，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是一种误国误民的政策，恐怕是要自食其果的。

三是在放开中加强金融监管，在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不只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而且是为了规范和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竞争。目前的金融监管不是在放开中加以规范，在发展中加以防范，而是削足适履，使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适应落后僵化的监管方式，其主要表现就是一切都得经过监管部门的审批，增资扩股要审批，设立网点要审批，新增业务要审批，等等，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有的金融监管是在防范和规范的名义下设租和寻租，监管最严的部门是租金最高的地方，也是寻租最风行和腐败最严重的地方。金融监管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一场博弈，取缔柜台交易，关闭产权交易中心，清理合作基金，不允许被监管者存在，谁来博弈？规范什么？监管水平如何提高？市场规则如何形成？一切都经过报批，就是逼着被监管者造假，难怪出现了这样的奇闻，即同一个企业两个财务报表，要上市，其财务报表上的业绩显示得如何如何好；要债转股，其财务报表上的业绩又如何如何差。因此，是到了转变我们的金融监管思想和改革金融监管方式的时候了。

与金融体制密切相关的是财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虽经多次改革，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一是投资税负过重，有关专家指出，现行流转税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出台的，实行的不是消费型和收入型增值税，而是生产型的增值税，投资购进项目的税负是不能抵扣的，因而投资的税赋负担是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去投资，民间是不会投资的。如果再继续加大财政投资的政策力度，其效应是不难预知的。为了引进外资，我们不得不实行某些歧视性政策，对外资的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减免就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外资的进入和发展是以限制和牺牲国内企业为代价的。现在面临入世，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到了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时候了。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外资进入。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再加上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怕外资不来。根本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出路不在于加重企业负担，从企业多挖一点，而在于重建财政，统一财政，提高财政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