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经济-社会史”的历史
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它始终与经济史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史在西方的发展说起。
关于经济史的起源，最早可追及到16世纪，比如布代等关于货币和价格的研究；有人则追及到17世纪，著名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经济史建立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史最初是与17世纪经济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与经济学一起得到发展。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斯密习惯运用历史来论证经济学原理，在他那里历史学和经济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马克思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分析的结合方面被公认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不过，一般的研究认为，意义上的经济史在19世纪晚期才形成。
在西欧，历史学19世纪比以前大为普及，于是在大部头的民族国家史里开始出现关于经济情况的章节。可是，经济史仍未在历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更罕见经济史专门著作。当时一般的史学著作中，五分之四的篇幅用于叙述国家与，而经济、社会、思想、等则往往置于全书的末尾。所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努认为，真正的经济史实际在1890年代以前尚未面世[2] 。不过19世纪晚期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英国，19世纪末叶牛津、剑桥大学历史系相继开设经济史课程，属人文学科，相沿至今。同时，“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科目。1892年，阿什利（W.J.Ashley）成为操国家的首位经济史教授。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将经济史置於人文社会的核心。1910年起又首先在曼彻斯特大学，然后在剑桥、牛津、爱丁堡、伦敦等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学也先后开设经济史课程，而且也在人文学院讲授。惟美国，自1893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少数设在历史系。
20世纪20年代，经济史在英国开始表现的与众不同，由此英国成为经济-社会史最早策源地。1926年7月，在艾伦•鲍尔（Eileen Power）、托尼（R.H.Tawney）及李普森（E.Lipson）三人倡导下，在牛津大学成立了“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并出版会刊《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专门学会的成立及专业杂志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英国一些史学家也开始表现出与一般经济史学家不同凡响的风格，代表人物就是托尼。托尼本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与研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乡绅的兴起》[3] 等论著中，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揭示英国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重大历史现象。他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动力，同时又确信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例如他关于资本主义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兴起的命题，就指出了这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而其他学者多强调资本主义先于宗教改革。托尼早在1932年就指出，历史学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事件，而是研究社会生活，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代人关于社会的经验观察扩大到全人类的经历[4] 。总之，托尼的研究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交叉的历史。可惜，托内的学术思想没有被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克里斯托弗•希尔曾努力推进英国的经济-社会史，例如使生产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入，不过，他的研究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反而使历史研究越来越狭窄。
在法国，与托尼遥相呼应的是年鉴学派。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法国经济史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1929年，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年鉴》，刊载的经济史比一般的视野更为宽阔，不仅重视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还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倡导“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法国的经济史研究别具特色，为日后经济-社会史的形成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文化资源。我国翻译出版最早的经济-社会史著作就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如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伦敦1936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阿普尔顿世纪公司1928年版英文版，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文版）等[5] 。
在托尼之后，不是经济-社会史，而是经济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20世纪50、60年代期间达到高潮，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民不聊生，又有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社会上层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进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计量经济学兴起，这种方法在60年代风靡一时，被称为“计量革命”[6] 。似乎计量史学将真正的“科学”引进历史学，这包括：小心描述某种经济理论模式，精心搜集或编排数据，最后施展计量与统计的魔法来检验这个模型，以得出某种最终的结论。经济史和计量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在高校历史学科中，相当一大批学子以经济史为研究方向。据统计，1961年，法国历史本科生中40%的毕业论文和41%的博士论文涉及近现代经济史。
经济—社会史的兴起以经济史的退潮为前提。70年代起，法国经济史的研究开始退潮。到80年代，在史学界，经济史的失宠已是公认的事实。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维埃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经济史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分化中已经相对减小了”[7]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杂志《社会经济史杂志》也于1982年停刊。在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尔逊与哈德温评论说，80年代经济史在大学的消退比10年前最悲观地预测还要快些。经济史教授席位一直空而不充，经济史院系被压缩或合并。1978—1982年短短四年间，大学全日制经济史教师席位丢失了21个，占其总席位的9%[8] 。科尔曼著《历史与经济的过去：经济史在英国的兴起和衰落》一书198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指出，经济史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历了繁荣时期，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近年来出版的论著虽不少，但高质量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却不多。代之是美国模型学派的兴起，它是一小部分专家运用高技术手段处理资料的收获，这些书很难读懂，所以渐渐失去了读者群。奇波拉评述说，该书所说的英国情况，可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危机[9] 。
经济史在西方史学界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 各门专业堡垒高筑，研究的范围越来越专，同时也越来越窄；计量方法的过度使用，使历史学出现非人文化的倾向亦是重要原因之一。计量方法的采用，曾给西方史学注入生气，在美国则引发了新经济史和新政治史。然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量史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首先，计量方法的引入带来另一种倾向，即经济史唯科学的倾向，或经济史与历史学脱节的危险，北威尔士学院大学著名教授Eric Kerridge称之为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他说，结果，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总是搜集一大堆资料，然后就好奇地算个不停，根本就不管他们算的是什么。这是非历史的，它有意无意地扰乱着经济史研究，并得出了一些荒唐可笑的结论，比如他们提出，16、17世纪英国社会下层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10] 。
显然，那种认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和物一样的科学的观点[11] ，受到质疑。奇波拉认为，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获得成功，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和经济社会世界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类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即使在计量史学家内部也对计量史学方法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失望。法国史学家拉杜里在80年代初一改60年代对计量方法的迷信心态，提醒人们：不要一味追求计量史学方法，以前推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偏向”。美国计量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保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应该承认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西方史学界认为，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西方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他们称之为“结婚”，成为所谓的“经济-社会史”，使得历史学家们写出了更有特色的文化史，社团史与民众史。Eric Kerridge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时空，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作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12]
许多经济史学家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领域。“整体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要不断开拓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当经济史研究达到高峰后，一些人要转向人口史、文化史、心态史，以及在新的逻辑和层次上转向政治史、史等。被称为大学近现代经济史奠基人的拉布鲁斯就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他学术生涯初期更注重经济史的话，那么他的晚期研究更注重社会史，所以拉布鲁斯研究的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如经济指数和经济制度，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他晚期作品和其他一些法国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一样，成为70年代经济-社会史复兴的前奏。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还表现在以往社会史的著作也开始容纳经济生活及经济分析的内容。如古贝尔的社会史著作《17至18世纪的勃维和勃维人》、巴埃雷尔的《15至18世纪下普罗旺斯乡村》和拉杜里的《15至18世纪的朗格多克农民》等，都表现了经济-社会史的学术风格。在法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拉布鲁斯这样解释了关于社会史学的研究观点：“一种新的社会史开始了，这种社会史与全新的经济史和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这种社会史的目标除了研究社会集团和它们之间关系外，还要研究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关系”[13] 。显然，经济史和社会史正在演变为一种全新模式，它们相互衔接与交融，一个新学科即经济-社会史已逐渐成熟。二、-社会史的主要特征
何谓经济-社会史，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英国是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源地，我们翻阅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几乎所有著作，然而收获甚微，因为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著述颇丰，可学理性的阐述不多。为纪念英国经济史学会成立75周年，2001年出版了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笔谈文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14] ，该书扉页上的题辞是：“在本书，100多位学家表达了他们对该学科（经济-社会史）的热情与理解”，历史学家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在这里各抒己见，颇有启发性，虽然你又很难发现关于该学科性质系统性的概括与说明。就如同我们曾当面或通过信函请教数十位知名英国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史的定义所得到的印象一样。显然，经济-社会史在英国、在西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同时又是一个中的学科，其定义是开放的。尽管如此，从他们丰厚的著述和零散的议论中，人们又可以体认到一种默契，一种对该学科相对广泛的共识。笔者试归纳有三：
其一，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英国格拉斯格大学的经济-社会史系（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成立于1957年，拥有60名专职研究和教学人员，是西方经济-社会史学术重镇之一。该校2001年网页上有一个“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条目，其中这样写道：“经济-社会史是一门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的学科。经济与社会变化的主题，包括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源泉，人口变化与迁徙，城乡关系的变化、休闲性质的变化以及城乡社会制度的变化。该专业属于历史学分支。……所研究社会变化的模式，不仅关系过去，而且关乎现实社会的形成”。显然，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也不是二者简单的叠加，而是两者在新基础上有选择和有侧重的结合。这种“联姻”克服了经济史和社会史在观察和解释历史中各自的局限和盲点，特别是克服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历史的解释力。历史表明，经济变化往往通过社会的基本制度来实现。国家、连同过程与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奠定了经济运行的变因，而经济运行又与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以及制约市场的各种游戏规则相适应。经济与社会互动的方法较传统的经济史或社会史要深刻得多。它在分析经济变迁时包括了非经济的变量，人们可以利用计量方法，但不限于某一种普遍模式，这样就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互动提供了交合与创新的平台。爱丁堡大学经济-社会史高级讲师Martin Chick认为，经济史应当被经济-社会史替代。他说，经济史为何不能吸引公众？并不是公众不愿读历史，而是我们的课题过于狭窄，“我认为，历史、社会史与经济史要联手合作，经济史应当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研究，而不是那种选题狭隘的历史，这种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经济-社会史”。[15]
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往往从单一的经济增长或单纯的化程度来评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化水平，而近20多年现代化评估则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因素，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水准、社会公平、预期寿命、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综合评价体系。这样的社会认识与实践无疑为经济-社会史学科的成长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二，整体的历史。以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为前提，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为实现“整体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手段。1960年代，经济史的低迷引起西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例如在英国曾为此建立了社会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66-67年间就经济史发展方向进行了长期讨论,决定拓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史”学科。一些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拓宽历史学的运动”(campaign to enlarge history)，可见经济-社会史学科拓宽历史研究领域之功能。事实上，把历史划分为不同学科只是为了学术上的方便。我们忘记了，历史本身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学科细化会限制理解。托尼曾说：“经济史不能脱离宪政史和政治史来研究，这是常识。”屈维廉也说：“没有社会史，经济史就是无本之源，政治史也变得不可理解。”[16] A.J.睿德则更明确地指出，经济-社会史不意味更多地研究历史中某些特定的领域，尽管它确实这样做了，而是渴望发展一种将过去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离不开经济的方法和社会的方法。[17] 你也许仅研究一个具体领域，但仍然被经济-社会史所承认。借用John Donne的话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岛，它就是它的全部，而只是“大陆的一片”[18] ，是整体知识的一部分。所以，经济-社会史学科往往不是一块可以用明确界限与其他学科分割开来的领域，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相关学科的交汇点，唯此才会对历史上人们的经验有全面的理解。
显然，经济-社会史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理解形成历史上人们活动方式的一系列因素，它不一定得出一个绝对性的解释，但它能提供一个较为宽阔和准确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经济的、社会的层面，亦有文化、精神的层面。因为人们作决定的过程是复杂的，一切单方面的解释都是简单化，所以我们分析问题也应当既有经济的分析，也有社会的分析，还要把他们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中去。该学科的这一特征，正如Gulbenkian委员会在《重构社会科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看起来，现在要做的不是要改变学科界限，而且要重构一种整合的历史社会科学，就历史问题而言，它不仅是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是一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就社会问题而言，它不只是那些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事，而是一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经济问题也绝不只是经济学家的范围（purview）。……总之，我们不相信有垄断的智慧，也不会有某种仅为特殊的人才拥有的知识。”[19]
其三，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关注普通人长时段的日常生活，并以此观察和揭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趋向，是经济-社会史的最重要特征。这既是方法，也是史观。经济-社会史吸收了相当一部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资源，后面二者都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虽然那样的关注又有所区别[20] 。经济-社会史重要发起人托尼早就明确提出，社会历史的重心是“那些由底层产生的更有意义的运动”（The more singnificant movement which spring from below），其核心是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的奇迹原因何在？布兰德、布朗、托尼等人都认为与“来自底层的历史”相关（History from below）。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精英，更是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长时段的生产生活进程，并试图揭示人们活动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这成为经济-社会史著作最鲜明的特征。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戴尔（Christopher Dyer）说，对我研究的中世纪而言，历史的目的是重构过去人们的生活经历。我认为，农民、工匠和其他劳动者更值得历史学家关注。他们远比特权阶层投入更多的精力，对社会变迁起了决定性作用。比如，没有来自农民的动力，中世纪经济的转型就不可能发生，而他们的行动在导致中古末期传统社会结构的终结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揭示他们的作用，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料及丰富的想象力，去透视他们的态度与思想过程。我发现我对这些人及其生存状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力於研究他们的住房、村庄、田地等方面的物质证据。[21]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庞兹（N•J•G•Pounds）主张，这个宽泛的学科主要应当考察长时段的经济与社会运动，尤其要研究这种运动的深层因素，我称之为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这种研究可以像波纹一样向外伸展，永无止境的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22]
经济-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目前似乎还不能获得一般意义上的严格定义，其实，即使西方学者似乎也不尽一致，甚至言人人殊，而且在用词上往往也不大在意它与经济史的区别，在他们那里“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史”经常是混用的。经济-社会史仍然在形成中。当然，经济-社会史在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同时，关于该学科的基本特征，例如提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互动；提倡与社会史的整合并主张“整体历史”研究；强调研究长时段普通人的生活等几方面，亦已达成广泛共识，从而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而异军突起，似也无可置疑。此三点，如上所言，仅供。
三、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下面，我们主要以英国为例，看看经济-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现状。
在英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调整，出现了一批经济-社会史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一大批颇有质量和影响的作品。在国际史学界久负盛名的英国《经济史评论》自70年代开始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到社会史。正如瑞格雷（E.A. Wrigley）教授在1999年发表的“《经济史评论》过去50年回顾”一文所指出，翻阅该杂志第26卷以后的内容，选题明显发生变化，社会史的内容逐渐增多，如社会福利、家庭、女性、劳工、宗教信仰等。《经济史评论》日益成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共同舞台，或者说成为一份经济-社会史杂志[23] 。接下来，《经济史评论》的一个标志性变化是，在1991年(第44卷)，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封面设计，首次在封面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经济与社会史杂志”。英国经济史学会还将自己的目标明确定位于：“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史研究，建立从事该学科教学、研究工作者和学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并且进一步加强与“抱有同样目的的其他学术团体合作”。目前该学会除《经济史评论》外，其他重要的刊物还包括：《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新发现》（Recent Finding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与《经济与社会史领域中的女性》等。前者每年出版两期，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出版不定期丛书《经济史研究》，1974年起更名为《经济与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995年起又更名为《新经济与社会史研究》（New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在近年面世的这套丛书中，有我们熟知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希尔顿（R.H.Hilton）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ngland，1983，Macmillan），桑德森（Micheal Sanderson）的《1780-1870年英格兰的教育、经济变迁与社会》（Education,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in England 1780-1870，1995，Cambridge），瑟斯克（Joan Thirsk）的《英格兰的农业区域与农业史》(Agriculture Regions and Agrarian History in England,1500-1750，1987，Macmillan)等。以“经济与社会史”为题的丛书还有其他多种。尽管2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J•W汤普逊写作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比利时学者H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等，但经济-社会史学科在70年代正式形成后问世的、以经济-社会史命名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却有着崭新的内容与风格。如80年代出版的福林（Michael W.Flinn）《英国经济与社会史》（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1987），蒂普顿（Frank B.Tipton）《欧洲经济与社会史》（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1987），希尔（C.P.Hill）《英国经济与社会史》（Brita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982，1985）。还有经济与社会史专题研究成果，如90年代出版的道顿（M.J.Daunton）的《进步与贫穷——英国经济与社会史》（Progress and Povert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850，1995）。在法国，有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合著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以及莱昂主编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史》等，近年我国都有中译本问世（分别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可使我们对法国的情况窥之一斑。
从学科教育体系上看，经济-社会史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目前，英国的许多大学都设立了经济-社会史专业，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埃克斯特大学、莱切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约克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达拉姆大学、霍尔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利物浦大学、苏赛克斯大学、伦敦大学等。这些学校可培养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社会史专门人才。牛津大学每周举行一次经济-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并在英特网上定期公布研讨和讲座题目。从可查询的1997-2000年的研讨题目看，经济-社会史的探讨范围涉及经济发展；农业、工业、贸易与的变化；人口；国家社会政策；家庭及社会关系；女性问题；科学、生态史；习俗与信仰等各个方面。每个小学期都设有一个研讨主题，围绕主题每周安排一次讨论。例如，2000年1-3月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建立和解体”，每周一次的研讨题目分别是：家庭生计与消费、英国中部地区的家庭构成（1930-1960年）、20世纪婚后性行为的变化、避孕药的后果、现代早期社会的私生子、英国家庭的长期趋势、战后家庭建立与解体的趋势、离婚的趋势等，由此可见该专业研讨之深入。此前一年即1999年1-3月的研讨题目则是：人们对环境态度的变化、想象与现实中的森林、土壤的改善与使用、水域的控制、乡村生态环境史。此外，还有精英人物与非精英人物死亡率的差别、英国饮用咖啡习惯的早期传播、经济增长与健康的相反关系、英国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死亡与性别、19世纪埃及的业等，可见该专业视野之宽阔。而且，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社会史的重心已经转向社会。
还有一些大学专门成立了经济-社会史系，大多建立于20世纪下半叶。如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和莱彻斯特大学的经济-社会史系是较为知名的。经济-社会史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很有特点的，它以历史学为主线，同时包容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力图通过不同学科背景的互动与交融，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长时段变化。“经济-社会史概论”是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之一，稍作分析，即可使我们了解该专业所要求的基本知识架构。这门课程共讲授12周，分两学期进行，内容包括社会科学中的与方法论，涉及认识论、客观性和因果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等问题；包括经济学，涉及芝加哥学派、科斯理论、“白搭车”概念等；包括社会学和阶层社会学，涉及家庭、财产、性别，以及马克思、韦伯和图尔干等理论；还包括人类学、认知心和计量方法等。这样宽厚的课程体系设计，不仅在传统的历史学中颇为罕见，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是少见的。
经济-社会史的兴起，除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外，还与市场的人才需求变化有关。传统的历史学以及经济史、社会史往往很难适应信息化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而经济-社会史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与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时段趋向，而且还使他建立起一个合理、系统的知识结构，容易适应和跟进迅速变化的社会。格拉斯格大学“经济-社会史系”，是西方经济-社会史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在2001年的该校学科介绍中，特别指出该专业作为历史学分支，成功地将学术性和应用性结合起来：“所研究社会变化的模式不仅关系过去，而且关乎现实社会的形成。所以，经济-社会史能够帮助学生准备必要的知识结构，以理解当代世界，并面向未来”。具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是英国高校中创办经济-社会史系较为成功的一个。据该校毕业生工作状况的跟踪调查，经济-社会史系的毕业生就业面广，竞争力强，工作成绩显著，大多受到雇主的好评。从跨国公司、英格兰银行，到政府部门、教育科研单位，欧盟农业委员会等机构，都可看到经济-社会史系的毕业生。市场需求又有力支持了该专业的发展。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认为经济-社会史学科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由于经济-社会史的整合性、综合性以及它所强调的长时段和渐变性等特点，对长时段、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如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手段和观察视角；它较成功的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手段，也为我们改善历史学，进一步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我国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以及二者的结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近二十年取得的新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总之，我们有理由为经济-社会史在的发展充满信心。
上一篇：中国封建经济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
下一篇：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