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以瓶颈与冗余判据制定鼓励就业政策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瓶颈，冗余，就业政策，公平与效率，经济理论
一、政府鼓励就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i]，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就业政策[ii]。然而，由于目前经济和社会理论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足够的理论判据，因此有些政策没有显著效果，有些政策甚至还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效率。
例如政府规定，小实体在新增岗中招用下岗工人达到30％的，三年内享受减免有关税收的政策[iii]，显示了政府想要兼顾公平（解决下岗工人的贫困）和效率（增加劳动产出）的意图。但是，这样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增加经济体中的实际就业率，相反还影响了有限就业机会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这就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政策不能减少实际的失业人口数量，只是将有限的就业岗位尽可能让与下岗职工，客观上造成了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就业歧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还在陆续制定类似的政策[iv]。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不规范，政府应该设法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杜绝招聘新职员中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等不规范的行为，下岗职工就有可能凭借其自身经验优势，达到30％的再就业率。
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是突破现有理论的一个尝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超前于理论研究这一普遍现象的实例之一。现有经济理论强调效率，社会理论强调公平，而两种理论都是以社会最大福利为价值取向的，同样的价值取向得出不同的政策制度准则，这就给理论研究留下了空间。从经济理论来说，若我们把下岗职工造成的社会负担视为外部效应，而把税收政策用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v]，这也符合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的原则。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这一内部化政策反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总而言之，下岗职工只是我国失业人口的一部分，我国严重的失业现象还体现在其它方面，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有更新的理论依据。
二、成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中对就业问题最成熟的两个理论就是工资刚性假说和菲利普斯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替代的理论[vi]。按照菲利普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来消除失业。但事实是我国经济已经连年高速增长[vii]，而失业水平没有表现出如何缓解的迹象[viii]。而且为了保持就业与经济发展，政府经年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已经是连年预算赤字[ix]，所以即使这是一项有效的政策，该政策也存在难以持续的困难，更不用说加大力度了[x]。工资刚性假说认为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使得失业不可避免，即失业不是经济学可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失业就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由效率问题让位于公平问题，让位于政府再分配。依照这一政府再分配理论，西方的福利国家将很大比重的税收用于福利，以减轻失业带来的痛苦。我国政府的许多社会救助政策也是建立在失业难免的理论上。但是，如今福利国家也面临着危机，面临着对这一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质疑[xi]。同时，福利增加同时也提高了工资刚性，更恶化了就业形势。我国政府鼓励再就业政策，显然想避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避免贫困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排斥[xii]。政府的这一实践为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理论问题：是否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既发展经济又避免两极分化的政策？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xiii]，他认为经过化的资本积累，经济发展将自然吸收掉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人口。然而，我国当代的经济发展证明：我国工业资本积累率虽然很高，但三农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资本积累长年来高于其它国家，而我国资产效率却明显偏低[xiv]。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工业资本积累可以吸收农业人口。然而，刘易斯理论中城市没有失业人口，而且的潜在失业人口有最低生活保障，故此政府无需任何干预。我国现实与刘易斯假设不同，我国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都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是需要政府干预的。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贫困和失业现象的解释性经济理论，我们还需要构造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行动理论。
三、政策制定中瓶颈和冗余判据的引出
那么，政府有无更好的理论依据来进行决策呢？政府制定促进就业政策时应该根据什么准则呢？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开支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但并没有给出政府如何开支的政策选择判据。如西部大开发中对西部的投入，既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的经济运行瓶颈，也是为了消除区域差距和贫困差距。然而，由于很多投资政策扭曲了市场，致使虽然西部资本积累以高速度增加，但这些积累迟迟不能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xv]。
实际上，政府更多的开支，应该用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如上述例子中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然后再将社会冗余资源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瓶颈问题。
为此，我们引入系统中的瓶颈与冗余概念，并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依据这一概念进行政策优先排序。
系统科学中认为经济系统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所有资源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瓶颈资源的有效性。例如，兰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人口超过一定水平后，农业人口就成为冗余资源，其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都没有任何贡献[xvi]。这时农业的进步主要是资源利用率的进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提高贫困人口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从系统观点来看仅仅提高了冗余资源（在这里，劳动力是一种资源）的效率，这种效率的提高不能产生正面效果，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假设市场是完善的，而且资源是可替代的。这些假说是一种高度抽象，按照这种抽象基本不用政府干预经济，所以，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恰恰不能运用这些西方经济原理，而应该采用系统理论中瓶颈与冗余的概念来指导政策制定。瓶颈概念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用得比较多[xvii]，而在其它政策制定时则常常被忽略。
四、瓶颈和冗余理论的举例介绍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为什么不是所有要素的效率提高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一个机加工工厂，其车床24小时运转，使用率为100％，而钻床和刨床的使用率分别是80％和60％，这时车床是瓶颈资源，其效率唯一决定产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提高刨床和钻床的效率，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车床的效率。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车床的效率提高20％，则工厂的总产出也会相应地提高20％，而钻床和刨床在原来的效率下分别达到96％和72％的使用率。如果这一工厂要增加设备，首先要增加的是车床而不是钻床和刨床，增加钻床和刨床只能降低它们的使用效率。错误地增加冗余资源的现象在现实中也不难观察到：1995年我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xviii]，笔者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当地报道有80％的金属硅厂停产，这些案例都跟上例中的钻床和刨床类似。我国一方面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资本利用率极低，就是因为经济学中要素替代原理的失效所致：由要素可相互替代原理，任何资本的添置都能增加GDP，而实际上只有瓶颈资本的增加和瓶颈资本的效率提高才真正对GDP增长有贡献，而冗余资本的增加只能降低资本利用率。当我国需要大量稀缺紧俏的资金投入以增加就业机会时，盲目提高冗余部门的能力，结果只是南辕北辙，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宝贵的资金。经济学中所有资源的增加和效率提高都是经济进步的假设误导了许多政府政策。像贵州这样的落后西部省份，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性是必然的，但引进了冗余资本反而恶化了招商引资环境。
我们可以将瓶颈与冗余理论初步如下：
1、定理与推论
瓶颈冗余定理：系统总产出是由瓶颈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来决定的。
瓶颈冗余推论一：无论我们如何提高冗余资源的效率和能力都无法提高系统的总产出；
瓶颈冗余推论二：如果我们把冗余资源用于缓解瓶颈压力，则无论冗余资源的使用效率比起瓶颈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多么微不足道，对提高系统总效率都是有效的。
2、瓶颈与冗余的判别
判别方法一：时间利用率低的为冗余资源，反之为瓶颈资源；
判别方法二：需要排队等着用的资源是瓶颈资源，反之为冗余资源。
3、关于冗余资源
冗余资源在要素无限可替代的传统经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传统经济学基本就是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科学。冗余资源从来就没有被关注过，即使人们经常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中反复用到瓶颈概念，作为与瓶颈对立的冗余资源依然被忽视。我们不能忽视冗余资源，是因为有些冗余资源具有负面外部效应，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虽然本文主要讨论就业问题，但这一概念甚至可以推广应用于如垃圾污染这样的冗余资源。即使有些冗余资源的存在不消耗任何社会成本，如果能用于提高瓶颈效率，则瓶颈冗余法则依然是有效的。五、用瓶颈和冗余定理批判按一般学原则制定的无效政策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往往是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
例如，在消除西藏贫困政策中，提高牧民的劳动生产率似乎是消除贫困的一般的经济常识，然而，正是这一经济常识导致西藏牧民赖以致富的草原资源被破坏。西藏“草原退化和沙化严重，西藏自治区已有5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场约占已退化草地的一半左右。还有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草地已明显沙化。草场的退化及其与此相关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被人们认为是当今西藏自治区最大的环境问题。”[xix] 西藏牧民劳动强度并不高，闲暇时间也较多，所以劳动力并不是瓶颈资源，其效率提高对于形成具备自生能力的资本积累毫无作用；草原是有限的资源，而且是瓶颈资源，提高劳动力（冗余资源）的生产率只能对瓶颈资源（草原）造成更大压力。所以政府投资政策首先应该关注草原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人工草场，变游牧为畜牧，饲料业等），而不应该急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为了提高草原效率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们还有大量失业人口和潜在失业大军等待就业机会。类似的问题在西部其它地区的开发和扶贫项目中也存在，而且同样已经造成许多生态环境问题[xx]，以至现在西部要实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政策。西部矿产资源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国家仅仅发展培养西部市场经济而不在同时制定法规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单资源会被破坏，而且污染排放也会增加。这里，政府应该关注的是瓶颈资源的效率，虽然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规划与实施成本都要增加，局部看似不经济，但从人均资源仅仅是世界人均资源的三分之一这一国情出发，从系统总体发展取决于瓶颈资源效率的提高这一原则出发，这些成本大部分是管理人员的人力成本，而面对我国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完全应该根据系统科学原理，不要拘泥于经济学效率概念的束缚，将冗余资源用于提高瓶颈资源的效率，投入更多的人力保护国土资源，才能产生长远效益，才可以避免以后类似退耕还林还草之类的亡羊补牢之举。政府政策不是效率优先，而应该是有效性优先。
又例如，资本存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劳动力是冗余。我们就应该将更多的劳动力用于增加单位资本的效率。比如，政务中，我们的硬件投入很高，但信息系统管理的人力投入不足，致使“全国2500多个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1／3的网站难以打开，1／3的网站应用价值较低。”[xxi] 多聘用一些信息系统管理员可能会提高电子政务成本，但面临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一成本投入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劳动力是冗余资源，而资本是瓶颈资源，信息系统硬件投入即使不用，也会以每18个月50％的速度贬值。政府开支只注意了政府效率提高，没有注意到这一效率提高是由于大量瓶颈资源的投入，而没有利用冗余资源来增加资本的效率，这就造成政府开支和投资政策的失误，这一失误就是人力投入与固定资本投入比例失调，这一比例失调提高了冗余资源的效率而牺牲了瓶颈资源的效率。
再例如，假设一个大学投入100万元资金建立电子图书馆，但电子图书馆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只能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10点开放。如果多雇一个管理员和两个保安人员可以通宵开放，则每年劳动力支出不过多5 万，但这100万的投资可以提高100％的利用率，（其实，通宵开放利用的资本还不只电子图书馆的硬件，因为还有许多资源和网上资料费都是固定成本投入。）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政府开支中对瓶颈资源的利用率不够关心，但对多聘用一个劳动力却往往显得非常谨慎，这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进步”理念的影响，以为有机构成越高越进步，以为劳动生产率越高越好。就前边两个例子来说，劳动生产率确实很高，但资本产出率却很低，面对我国就业严峻形势产出率和资本积累的落后局面，我们应该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在可能的条件下，就得牺牲劳动力生产率以提高资本产出率。相比之下，美国资本积累那么高，劳动力成本如此高，哥伦比亚大学还是让图书馆24小时开门，开放包括机系统在内的设施。这也是我国资本昂贵的心理陷阱，越是贵重的东西，越是锁得紧紧，越不能随便聘用常人来管理，结果是资本利用率反而越低，就好像多数中国人一般都不舍得轻易穿用已经买回来的贵重衣物一样。
六、常见的忽视瓶颈冗余定理的政策误区
1、成本核算谬误：
按利润最大化假说，公司所付的工资率W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品R。即
W＝R
然而，当失业人口需要消耗政府低保转移支付G时，政府劳动力边际产品R可以低于工资率W，即
R≦W≦R+G
当然这一不等式也不能随意滥用，而应该由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前边电子政务硬件效率和电子图书馆系统效率的例子里，就是提高资本（中国情况，因为中国资本积累率低，资本是瓶颈资源）的效率。
2、劳动力人口往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谬误：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中，劳动力人口往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属于市场自身，无需政府干预。如果政府要干预，也是完善社会安全网和劳动力市场。政府真正要转移劳动力时，恰恰不能只盯着生产率高的产业，而应该盯着瓶颈产业。让我们用一个小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一个小小的社会，姑且称为“牛郎织女社会”，其中有10个织女织布，10个牛郎耕田，产品都拿到市场上交易。市场均衡时刚好人人丰衣足食。一天，其中一个叫黄道婆的织女发明了织布机，她把纺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于是她以半价出售她的产品（因为她只需劳动半天就能满足全社会的穿衣需求了）。那么，社会总体福利是否提高了呢？按社会学理论福利提高了，但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一发明反而会使社会陷入经济萧条：另外9个织女都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失业了，由于她们的失业，对粮食的购买力降低了，结果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不足和失业并存，社会进入经济萧条。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萧条称为黄道婆效应。我们国家现在就很有一点黄道婆效应的症状：市场产品多了，失业也多了，结果是多年扩大内需但效果甚微。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牛郎织女社会，如果政府迫于下岗织女生存无保障的社会压力，用转移支付手段进行再分配，无偿供给9个织女衣食费用，这一扩张性财政政策固然是阻止了市场的萎缩，但同时也损害了黄道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技术创新的还要劳动，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却接受政府低保支付，这就显然破坏了市场激励机制。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否则另外10个牛郎也会由于粮食市场缩小了9/20 而造成4－5个牛郎进入失业状态。考虑到无偿转移支付可能会破坏市场激励，于是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另外9个下岗织女再就业。这时，纺织行业是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粮食生产是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政府想把9个妇女都培训得能够使用织布机，这很符合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的经济学理论。其结果是增加了纺织业的市场竞争，毕竟市场已经不缺纺织产品了，结果黄道婆也得把另外半天用于市场营销，这就势必引起社会劳动强度将普遍上升。黄道婆技术创新的成功无法实现为社会福利。可行的方法是政府应该将9个织女转移到劳动生产率低的粮食生产部门，使得黄道婆技术革新后的最终市场均衡效果是全社会成员都可以少工作半天，从而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经济社会演进的路径是否能够达到这一平衡点，是值得研究的。 这个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制定政策时，不应该盲目地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而是应该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社会的瓶颈部门，无论这一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这样才能把技术进步的结果实现为社会福利。
和现实往往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技术进步难以实现为人类闲暇时间，相反，技术进步使人们生活更繁忙，物质更丰富，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更严酷。政府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和维护生产竞争的机制中，很可能不是让这9个织女继续在纺织行业内竞争，就是让她们进入另外的创新性的竞争行业，随之而来的是鼓励社会消费纺织品，鼓励时尚，消耗更多的资源，对自然资源进行更多的开发直至威胁生态安全。目前经济学指导下的物质文明进步，使得社会福利的进步大大落后于物质生产的进步[xxii]，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命运，而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经济运行都被效率优先合理化了。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经济运行越来越有效率，但我们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却越来越枯竭；这是因为我们的效率和市场激励只在生产领域而不在消费领域。国家为了维持市场效率而鼓励消费，结果形成对自然资源的加速掠夺和人为浪费。我们进入了消费时代，其代价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及生态危机的濒临。但是，如果我们应用瓶颈和冗余理论，对自然资源仅提高其单位资源的效率而不增加对它的消耗，人类文明就有可能避免毁灭灾难。
因此，我们在制定政府政策时，依据瓶颈与冗余判据，打破效率优先思维模式，效率优先是市场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旨在弥补市场缺陷，作为斟酌性政策，要将冗余劳动力配置到提高瓶颈效率的地方，才能既不破坏市场激励效率，又兼顾了分配公平。如果9个织女能够技术创新，应用新材料、新能源，开辟新市场，这当然是好事，对此政府应该鼓励。但政府不得已要解决9个织女的下岗就业问题时，就应该用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将他们导向粮食生产部门。这样的政府决策模式，可以使得政府摆脱了既想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又想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的两难境地。政府现在并不需要在技术含量高低中做出选择，政府只需在瓶颈与冗余之间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可能的政策应用，我们可以将东部下岗职工视为冗余资源，而西部封闭文化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之一。东部下岗工人实际上技能和知识都高于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可以在淡季，组织东部下岗职工到西部一至三个月传播技术和知识。这时铁路和旅店都有冗余能力，而西部人力资本可以在东部下岗职工频繁的帮助下加快积累，这看起来成本似乎很高，而且效率好象也很低，但实际上利用的都是冗余资源，帮的都是瓶颈的效率，东部下岗和退休职工或许还可以在西部发现许多商机，自己创造就业就会。城市失业人口是社会最大负担，但城市失业人口一般都具备相当水平，有些甚至是工程师水平。只要经过短期训练，大都可以胜任许多提高瓶颈效率的工作。如农村的扫盲和计算机普及工作，一般高中文化水平人员即可从事，这种活动还可以帮助农村了解市场经济信息，进而改变落后观念。对比国外，我国农村人口素质过低且技术推广员比例太少[xxiii]，组织各种利用冗余资源支援西部的项目大有可为。许多农业技术的推广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经过培训即可胜任。
七、为什么根据瓶颈与冗余理论制定的政策会更有效
通过第4节的例子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瓶颈效率的提高，会促进其它资源的有效利用。或者说，我们将部分失业人口用于提高瓶颈资源效率时，也可以提高其它潜在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并由此可以提高社会总体就业水平。例如，电子政务中提高对网络和信息系统管理人员的人力投资比例，不仅可以提高电子政务中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同时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的完善整体商业环境，使得更多的中小得以成活，提供更多的就业率。又例如，如果我们关注耕地产出效率，我们实际上是扩大了农业技术产业的市场，并推动了农产品加工的下游产业链的发育，因为上游的农业技术产业和下游的农副产品加工都受制于耕地这一瓶颈资源的制约。因此，瓶颈与冗余理论，可以解决困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不一致性难题[xxiv]。
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如果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就会产生“挤出效应”，会与市场争夺瓶颈资源；然而，如果政府支出主要是利用冗余资源，而且是用于提高瓶颈效率，则不但不会与民间争夺瓶颈资源，而且为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为经济提高了瓶颈效率，因而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没有“挤出效应”的财政扩张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能发挥潜在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政策就是增加就业的政策。
八、政府如何依据瓶颈冗余理论制定鼓励就业政策
首先，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低保应该仅仅支付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不应该列入享受低保生活补贴范围，除非这一补贴是为了使他能够进入为提高瓶颈资源效率的工作，如必要的培训费用和搬迁费用等。
其次，要对我国瓶颈资源做一个评估。我国最大的瓶颈是自然资源，其次是资本存量。而为了提高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利用率，应该大量发展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包括服务，管理咨询业，质量认证，技术咨询等。因为我国国际竞争的瓶颈是产品质量和管理稳定性性问题，是技术转化为市场价值的问题，而我国中小企业存活率的瓶颈是完善管理和融资环境等降低商业风险的问题。如果产品质量提高了，我们国际市场就能进一步开展，整体就业率就能提高；如果中小企业成活率提高了，经济活跃程度就能提高，就业水平也会提高。
我国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所等帮助失业人员就业的信息服务业，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组织。但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这些服务仅仅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一方。发展知识密集型和信息交流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可以改善商业的金融、管理、技术等服务环境，是为劳动力市场就业供给一方服务的，可以从根本上增加就业机会。由于这些高端第三产业潜在经济和效益如此之大，利润空间广阔，政府只需在建设上制定公平和必要规则，就有可能促进金融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法律服务等高端第三产业的发展[xxv]，并由此增加总体就业水平。
为了提高资本利用率，政府应该对产业或行业资本产出率做出一个评估，是否可以考虑对资本利用率低的公司征收轻微的资本闲置税，以时时警示社会不要浪费我国的存量资本；同时，对于以同样装备的工厂，如果其产出比其它厂家更高，而且质量更好，就应该对其多聘用的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检测员工以及生产流程控制人员等旨在增加资本效率的附加就业给予政策倾斜。提高产品质量不仅提高了存量资本利用率，也提高了资源原料利用率，也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质量提高增加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工作量，相应的固定资本投入并不多。
九、
经济学最基本原则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迄今为止，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对促进物质财富积累已经成效卓著。然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对社会福利最大化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国经济发展伴随的失业增加和贫富分化，就严重阻碍了现有丰富物质转化为社会最大福利。为此，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制定需要一个理论，使得再分配实施既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又不损害物质财富积累赖以进步的市场激励。瓶颈与冗余定理就是为此而构造的一个理论。
市场在经济中最显著的作用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在经济中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保障经济平稳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二是为保障社会公平而发挥再分配功能。由于稀缺资源以市场机制配置为最有效，所以政府应该更注重冗余资源的配置。本文建构的瓶颈与冗余理论认为，冗余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原则，就是配置到有助于提高瓶颈资源效率的功能部位。
对于冗余资源，政府制定政策时一定不能受效率思维定势束缚，应该不计效率地使用冗余资源，并且要用于提高瓶颈资源的效率。例如，如果我们要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就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甚至时高级劳动力来进行规划和管理，这看起来成本似乎很高，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这种知识型劳动力的失业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他们的失业会导致其劳动技能和科技知识的退化。这种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人力成本是值得投入的。如果市场不能把劳动力用于瓶颈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政府就应该去做。同样是政府净支出，用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社会效益，要比用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税收减免产生的效益高。两者都创造就业就会，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前者看来直接成本较高，但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就业和增加内需；后者直接成本虽然不高，但实际上是补贴了公司利润，对扩大内需并无实质性帮助。前者保护了自然资源，维护了可持续发展，综合利用减少污染，提高社会贫富人群都可以共享的生活质量；而后者扭曲劳动力市场，即使不说是饮鸩止渴，也算得上是挖肉补疮，治标不治本。自然环境的监督管理也需要许多人才能落实，如九寨沟内藏民维持环境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用于维护自然资源的很好的例子。
政府政策制定后，一定要有科学的政策管理制度，以便瓶颈转移发生后能够及时修正政策。如前所举的西藏牧区案例，几十年前西藏给人们的印象是人少地多，草原资源好像不是瓶颈；然而，一旦草原资源成为瓶颈而无相应政策应对，就会造成积重难返的结症。我国西北沙尘暴就是典型的现象。
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是我国两大瓶颈，失业人口是我国最大的负荷着沉重社会成本的冗余资源，将失业人口用于提高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利用率，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政策。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冗余资源的效率，而是政策的有效性。而考虑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之一，理所应当就是瓶颈与冗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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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人口》北京 2003年第6期第33－40页。
[ii]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日报》北京 2004年4月27日。
[iii]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08号）
[iv] 广东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税发[2003]67号）。
[v] 洪银兴，《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率和规则》，《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第1－9页。
[vi]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下册，梁小明，黄险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版，2001年第2次印刷，第719－761页。
[vii]李德水，《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稳健快速增长》，《管理世界》北京 2004年第3期第1－4页。
[viii]赵晓，范剑平，李培林等，《观点交锋：效率与就业孰先孰后——我国就业问题讨论概览》，《中国劳动保障报》北京 2004年3月13日。
[ix]卢文鹏/尹晨，《隐性担保、补偿替代与政府债务——兼论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财贸经济》北京 2004年第1期。
[x] 吴易风，《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看我国需求不足问题》，《宏观经济研究》北京 2003年第2期第14－19页。
[xi]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北京 2001年第3期第93－112页。
[xii]周林刚，《论社会排斥》《社会》上海 2004年第3期第58－60页。
[xiii] 毕世杰，《经济学》，高等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2003年第6次印刷，第137－144页。
[xiv] 史永东/齐鹰飞，《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世界经济》北京 2002年第8期第65－70页。
[xv] 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北京 2003年第3期第19－25页。
[xvi] 叶静怡，《发展经济学》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xvii] 宋小佳，《正确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问题》厦门 1995年的2期第46－50，53页。
[xviii] 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普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
[xix]罗绒战堆 《西藏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http://www.tibet-web.com/zangxue/zangxuejia/lrdz/sanpian/xumu.htm。
[xx]陈育宁主编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83～18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年1月 版。
[xxi]尤云，《政务亟待“补课”》，电子政务工程服务网 2004年9月13日http://www.echinagov.com/article/articleshow.asp?ID=5403。
[xxii] 樊怀玉等，《贫困论――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第48页，民族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xxiii] 王怀明/宋怡，《我国农民素质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北京2004年第1期第1－5页。
[xxiv] 唐（钅广），刘勇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的非一致性研究理论综述及评论》，《市场与人口分析》北京 2003年第6期第8－15页。
[xxv] Guo Xiaoming 《The Effect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on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rket》，《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hina and U.S. Advanced Workshop in Electronic Commerce》pp.54-56, 2004 Chend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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