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与女真的马市贸易对女真民族发展的历史作用

摘  要：明开设马市的目的和初衷是换取马匹和利于统治，但是对于女真民族来讲，它是一个成长和的舞台，是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通过观察这个小舞台，可以看到它在明清演进中的作用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发。
关键词：马市贸易；作用；女真民族
        明开设马市的目的和初衷是换取马匹和利于统治，但是对于女真民族来讲，它是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舞台，是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通过观察这个小舞台，可以，看到它在明清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发。
        它有利于女真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交换的物品来看，女真主要输出马匹、兽皮、人参、木耳、蘑菇、东珠等土产品。汉人输入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衣服等。[1]而且在前期女真大多交换的是生活用品，越往后，更多的是输入耕牛和铁制品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汉人输入的主要是高级消费品，按照学原理，过多地输入高级消费品，对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高级消费品的输入，刺激了地主阶级消费欲望的膨胀，加剧了对农民和其他生产者的封建剥削，使得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同时，社会财富过多地用于消费，必然减少积累，有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有点像当初西方发现新大陆时，葡、西两国贵族只沉湎于奢侈品的享用而不是把它们转化为再发展的资金。而女真族输入的主要是必需的的生活用品，以及发展生产所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用具，这对女真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极有利的。
        它有利于女真民族农业的发展。女真民族在明初是以狩猎为主的，后经过慢慢发展，成为定居农业。这其间的转化，部分是要归功于马市贸易。农业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依赖耕牛和铁制农具。而这两项，在马市贸易中是作为经常性交易物的。杨鸿彬先生在《明代女真（满洲）铁业的发展》[2]中根据大量史料来论述女真铁业从无到有到繁荣的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最初女真民族是从明和朝鲜等处获得铁制品的，它的途径包括朝贡的回赐、抢掠，很大程度上也来自马市贸易。后来明廷曾禁铁器，也是因为看到铁器对女真民族的重大意义，惧怕它强大起来而禁。这是明统治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看出铁器在市场上是广泛买卖的，不然也不会引起明廷的恐慌而独禁铁骑。女真民族后来自己制铁，但是最初的铁原料来自于交换所得的铁制品用旧后的加工再制造，而后经过漫长的摸索，才有了自己的铁业。
        同时看到马市一直是“与时俱进”的。最初的交易是以物换物，“到了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实行货币贸易”。[3]而且到明末马市交易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以抚顺马市为例，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案，“基本上是三日一市，每次入市的人数都成百上千”。[4]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案资料馆关于人参交易的，可以折成的货币量是极大的，其他的交换物亦如是。这样一来，货币的大量存在成为事实。大量货币的存在，对于女真族私有制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和内在因素。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市贸易不仅促进了女真农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其商品交换和后来私有制的形成是极为有利的。郑天廷在《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5]一文中分析女真入关前的社会性质，认为是混合的性质，封建特性已存于其中。女真社会的演进，马市贸易的功劳不可不提。
        马市贸易还促成了女真也即后来的满族的富强。“…互市贸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民殷国富”。[6]这段史料就讲到了马市贸易在使女真（满族）富强过程中的作用。《辽夷略》中亦言：“盖奴酉（满族）擅豹参之利，富强已非一日”。[7]讲到通过在马市中卖出貂皮、人参而渐富强。另外周远廉先生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案中的有关记载[4]，认为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曾多次进入抚顺马市，迈出土特产，买进牛、铧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润，从而发财致富。这种渐进富强，对于一个发展中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国力的强盛才可以保证其治国安邦和对外扩张。
        同时通过马市女真还可从中窃买军器，刺探明廷军情。明廷吏科邹文盛曾上疏说“…又有假此（马市贸易）窥觇虚实者，罔利之徒，与直结交，甚至窃买军器，泄露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8]可见作为民与女真的一个交往窗口，军情的泄漏，军器的倒卖是存在着的并且有时达到严重的不能禁的地步。
        努尔哈赤年轻的时候，亦曾携人参到抚顺马市交易。[3]这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未可知他亦从勃勃生气的马市中了解到许多外部世界的信息，对于他的奋发，他的起兵抗明发生过怎样微妙但是重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交易市场，马市贸易肯定不会一帆风顺，风平浪静，买卖中常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亦是常有的事。但是有时延伸到，就会成为很重要的事。到万历年间，马市商税税率增多，另外明朝政府的官吏在马市贸易中还要强抑市价，使女真族倍受经济损失。如弘治十二年，“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势家镇守等官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扦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9]《李成梁传》（22）[10]中记述了由于女真不满明朝官吏在马市中“强抑市价”，于是起兵反明而至战争。努尔哈赤在论述七大恨时针对明朝辽东官兵横行马市，勒买人参，强征貂皮的掠夺行经，亦曾指出：“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于态莫状”。[11]（23）努尔哈赤已经把它作为一种反面舆论力量了。在萨尔浒之战攻占抚顺时，努尔哈赤也是“亦入市为名，勒众三万，陷抚顺城”。（24）把入市作为个便宜进入抚顺的借口。
        分析上述事件，可以说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与明清更迭这样一个演进的大趋势不能说没有关系。通过马市贸易，可以看到明廷与女真两方力量的消长变化。
        明廷的最初考虑是为了统治的便利，同时也可获取上层所需的高级消费品。并且明廷也一直在努力使它往自己预设的轨道上走，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除了统治方面，还在民族和文化交流层面上起着作用）。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排除它与原来设想偏离甚至渐行渐远的可能。首先这种贸易往来的前提有一点类似于富人和穷人的交往，从物质和扩展视野来看，穷人所获得的进步都会比富人多，只要他是进取的。女真族体现出了他们的进取精神，也许不能说他们代表前进的方向，但至少他们代表了进步的趋势。他们从自身对于生活的需求出发，去争取这样一个进步的机会。通过这个窗口，他们便利地获取了生活生产所需的部分物资，同时也从这个窗口了解到外面的信息，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从中也可以看到双方力量消长的变化。从外因论和内因论来看，这个外因是很重要的。女真社会的演进，女真族的富强和马市贸易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使得它后来足以强大，来对抗明廷。他们的优秀领袖努尔哈赤也曾经活跃在这个舞台并从这个舞台往外扩展，直至捣明。所以从明来说，马市贸易没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程度，但它亦是它不曾料想的一只蚂蚁。它对明的统治出过力，可是它也不曾偏向哪方，是在按它的历史使命在走，以至慢慢成了明清更迭整盘棋局的一颗棋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发挥着不那么显耀但是重要的作用。

[1]杨鸿彬.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案资料.戴逸主编.简明清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杨鸿彬.满洲崛起与清帝国建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3]戴逸.简明清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7.
[4]周远廉.清朝兴起史[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5]郑天廷.清史探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武皇帝实录》卷一.万历十六年[M].
[7]程开礻右.东夷努尔哈赤传[A].潘吉吉，孔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8]明会典.卷一百零七[M].
[9]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M].
[10]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M].
[11]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