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环境下的银行业安全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何昌 时间:2010-06-27

摘要:生态环境状况并不必然决定银行业安全的状况。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影响要通过竞争力的变化来实现。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显示,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对29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关 键 词:金融生态环境;经济竞争力;银行业安全
   
  一、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的资源
  
  (一)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借款非持续经营时。这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二是对出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作进一步的信贷资金支持。因而贷款回收就会涉及到企业诚信、政府、以及相关的经济基础。为此,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将金融生态环境概括为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或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9个构成要素。[2]而金融生态环境的9个要素对贷款回收的作用都要通过“借款者—贷款者”这对关系来实现。
  
  (二)金融发展的资源——经济竞争力
  1. 银行贷款回收与金融发展的资源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总是希望可以正常收回银行贷款本息,而正常收回贷款本息要求借款企业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下面就对借款企业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进行分析。
  (1)借款企业还款能力的分析。借款企业具有还款能力就要求借款企业能正常经营并获得盈利。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须至少不高于同行业的其它企业,它才可能正常经营,即具有成本优势。成本优势也是企业有竞争力的体现,因而借款企业具有还款能力也就是企业要有竞争力。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垄断者都能够持续经营并获得盈利。但是,具有成本优势或者产品质量优势的垄断者在市场和利润的分配过程中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成本优势或者产品质量优势又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的竞争力是决定借款企业是否有还款能力的关键因素。
  (2)借款企业的还款意愿分析。假设借款企业不但追求当期的利润最大化,而且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如果企业有还款能力而赖账,企业的信用等级将会下降,企业今后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下降而借款成本将上升,因而不利于企业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具有还款能力的企业通常将会有还款意愿。
  从上述分析可知,企业的竞争力是银行发展的资源。
  2. 从银行发展的资源到银行业发展的资源
  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简称经济竞争力)是经济体系内各个企业竞争力的总和。但是,经济竞争力并不是各个企业竞争力的简单总和。当众多企业形成产业集群而产生集聚效应时,各个企业的竞争力都将得到提升。因此,经济竞争力是银行业发展的资源。
  
  (三)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竞争力的关系
  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1. 经济竞争力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
  经济竞争力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对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或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9个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上。
  2. 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表现为:(1)环境状况不良会影响对企业的资本投入;(2)环境状况不良会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3)环境状况不良不利于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4)环境状况不良不利于企业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四)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安全的作用
  1. 银行业对不利金融生态环境的回避
  金融生态环境具有较长时期稳定不变的特点,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因而当金融生态环境不利时银行业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回避。回避不利金融生态环境可采取的措施为:(1)仅对有竞争力或效益特别好的企业发放贷款,即进行信贷配给;(2)可以要求足够的担保或者抵押;(3)仅对熟悉的企业和领域发放贷款;(4)尽量避免涉及法律程序;等等。
  2. 对银行业安全的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银行业发展总水平的影响上。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企业收益率的波动,进而与金融生态环境一道决定了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数量和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但是,对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并不会对银行业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当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导致了经济竞争力变化时,金融生态环境才对银行业的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和作用。即当银行业发展总水平提高导致经济竞争力提高时,银行业将变得更为安全;反之,银行业就会变得更不安全。
  因此,研究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安全问题就必须首先关注经济竞争力的变化,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来考察银行业的安全状况。
  
  二、经济竞争力、收益率波动与银行业安全
  
  由于经济竞争力是所有企业竞争力的总和,因而经济竞争力与收益率的波动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企业竞争力与收益率的波动之间的关系来反映。
  
  (一)企业竞争力与收益率波动
  1. 一般理论分析
  本文将企业分为竞争力强和竞争力弱的两类企业。
  对于竞争力强的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它们会加大对研发的投资,进一步地保持其竞争优势,而收益率的提高不会太大;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它们会通过降低成本和费用支出而避免收益率的大幅度波动。
  对于竞争力弱的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它们会拼命地扩大生产,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它们只能坐以待毙或者看着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
  因此,竞争力强的企业,其收益率的波动较小,而竞争力弱的企业,其收益率的波动较大。换句话说,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形成负相关关系。
  2. 用Stackelberg模型举例分析收益率波动[3]
  我们用Stackelberg模型举例说明,而且仅考虑由成本差异导致的竞争力的不同。由于引进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竞争力因素,假设寡头1具有成本优势,本文对Stackelberg模型作如下几点修改:(1)两个寡头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不相同,寡头1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为:AC1=MC1=100;寡头2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为:AC2=MC2=120;(2)由于寡头1的成本优势,寡头1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先行动者;(3)由于寡头2的成本劣势,寡头2在进行利润最大化抉择时只能以MC2= MC1为准则。
  考虑经济状况有较好、中等和较差三种状况,它们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1)经济状况较好时的需求函数为: P=1200-8Q=1200-8(Q1+Q2);
  
(2)经济状况中等时的需求函数为: P=1000-8Q=1200-8(Q1+Q2);
  (3)经济状况较差时的需求函数为: P=800-8Q=1200-8(Q1+Q2)。
  
  由表1和表2可知,竞争力不同的企业收益率的变动率也不相同。竞争力强的企业其收益率变动率小,而竞争力弱的企业其收益率变动率大。因而本文的举例也表明,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形成负相关关系。
  
  (二)企业竞争力与企业价值
  根据MM定理,任何企业的价值均由其预期的息税前收益按照其风险等级所对应的贴现率贴现后决定,即
  V= (1)
  其中,V为企业的价值,EBIT为企业息税前收益,WACC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由表1和表2可知,竞争力强的企业息税前收益高,而与其收益率变动率小相对应其风险小,其贴现率也低,因而企业价值大;反之,竞争力弱的企业其企业价值也小。因此,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与企业价值大小形成正相关关系。
  
  (三)收益率波动与企业贷款的获得
  科森(Cossin,D.)[4]介绍了Merton模型。[5]与Merton模型的假设一致,此处假设银行贷款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在风险中性条件下,0时债务的价值是:
  D0(V,T)=Fe-rT 欧式买出期权
  =Fe-rT[-N(-d1)V0+Fe-rTN(-d2)] (2)
  式(2)左边项D0(V,T)可以看作是银行贷款中的安全资产,它是即使贷款出现了问题也能够回收的银行贷款本金。而右边第二项[-N(-d1)V0+Fe-rTN(-d2)]是欧式买出期权的价值,它可以看作是银行贷款中风险资产的价值。很显然,右边第二项是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的增函数,与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正相关。
  其实,银行并没有将其存在风险的贷款卖出以得到与欧式买出期权价值等值的无风险的资产,而是将其与欧式买出期权价值等值的存在风险的贷款一直持有到贷款归还日。这些存在风险的贷款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到期收回风险贷款的本金和以超过无风险利率的利率水平所获得的较多的利息,但也有可能损失掉全部风险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由式(2)两边同时除以Fe-rT得到:
  D0(V,T)=Fe-rT=1-[-N(-d1)V0+Fe-rTN(-d2)] (3)
  式(3)右边第二项[-N(-d1)V0+Fe-rTN(-d2)]是欧式买出期权的价值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重,即在银行的风险管理过程中所考虑的风险资产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在银行的风险管理过程中,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一个合理的风险资产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因而右边第二项就有一个确定的值,可以根据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来决定银行可以给企业提供的贷款的数量:(1)暂不考虑企业价值的变化,企业收益率波动率越低,可供给的贷款数量Fe-rT就越多;(2)暂不考虑企业收益率波动率的变化,企业价值V0越高,可供给的贷款数量Fe-rT就越多。因此,结合前面的分析,从银行贷款供给的角度看,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两个方面影响银行贷款的供给数量:一是通过影响企业收益率波动率而影响银行贷款的供给数量,二是通过影响企业价值V0而影响银行贷款的供给数量;且企业竞争力越强,银行贷款供给数量也就越大。
  从贷款需求角度看,在不考虑其它融资来源的情况下,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须有研发投入。企业要求其竞争力提高的幅度越大,其所需的研发投入也就越多,对银行贷款需求的数量也就越大,即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银行贷款需求的数量也成正相关关系。

  总之,综合贷款供给和需求来看,竞争力的提高与银行贷款数量成正相关关系。
  
  (四)竞争力与银行业
  竞争力不同的企业获得不同数量的银行贷款。不同企业竞争力的总和构成了整个经济的经济竞争力,而不同竞争力的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总和就构成了银行业发展总水平。由于生态环境状况会影响单个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就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更好时,
  同样的经济竞争力水平将带来更高水平的银行业发展;反之,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则会更低。
  
  (五)经济竞争力变化与银行业安全
  1. 单个企业竞争力变化与贷款风险
  由于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负相关,而银行贷款中风险资产价值所占的比重又与企业收益率波动率正相关,因而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竞争力上升时贷款风险下降;反之,单个企业竞争力下降时贷款风险上升。
  2. 经济竞争力变化与银行业安全
  经济竞争力是各个企业竞争力的总和。由于风险资产通过Merton模型换算为同一的价值形式,因而风险资产的价值具有可加性。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一定的情况下,银行业发展可能会有利于经济竞争力上升,进而导致银行业风险资产价值比重下降,银行业趋向于更为安全;反之,银行业的发展可能会使经济竞争力下降,进而导致银行业风险资产价值比重上升,银行业趋向于更为不安全。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经济竞争力与银行业安全状况形成正相关关系。
  
  三、来自各地区的证据
  
  (一)指标选取
  1. 衡量经济竞争力变化的指标
  在指标选取之前,要考虑以下两点:
  (1)本文衡量的经济竞争力是针对与银行业发生关系的那部分经济的竞争力。在三大产业中,与银行业发生的借贷关系最频繁、也最多,因而也就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工业的竞争力来分析其与银行业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国内银行业主要为中资企业服务,中资企业及其组成的工业部分的竞争力是本文所要考察的经济竞争力。
  (2)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中国经济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各级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还时常发生。例如,在当地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时不顾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指使银行或用自己的财政力量支持当地企业占领或者扩大市场的产品生产,此时市场的占领显然不是其企业竞争力或者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因此,在衡量经济竞争力时要剔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采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CRTIPATIPC)作为指标来衡量经济竞争力的变化。1981年和1992年的指标值直接根据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和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数据。2004年的指标值按调整后的工业生产总值计算。计算2004年调整后的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的方法为:①仅计算工业的数据;②它扣除外资企业部分。用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的值乘以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③考虑不同地区投资收益的不同,从而剔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1995年全国平均值为0.25%,调整后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以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指标值为调整比率计算。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计算通过两个不同时期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指标值相减得到。
  
 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指标值为正,表明经济竞争力提高了;反之,则表明经济竞争力下降了。
  2. 衡量银行业安全的指标
  本文以金融资产质量(QFA)作为指标来衡量银行业的安全状况。金融资产质量(QFA)与前面所讲的风险资产价值的比重是一致的,风险资产价值的比重越低,金融资产的质量越高。
  指标金融资产质量(QFA)的指标值越高,银行业就越安全;反之,则银行业更不安全。
  
  (二)数据准备
  1. 数据来源
  1981年和1993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数据根据1981年和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4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数据根据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和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调整后的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计算,各地区和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和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地区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5月)。指标金融资产质量的数据根据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所得到的2003年和2004年金融资产质量评价等级合并考虑后得到。[6-7]
  2. 指标值的总体描述
  本文采用除海南省和重庆市外的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1)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总体情况。1981至1992年之间,指标值下降显著的有:北京(-1.25)、天津(-1.16)和上海(-5.21)3个直辖市,辽宁(-2.41)、吉林(-0.52)和黑龙江(-1.86)3个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0.68)、湖北(-1.05)和甘肃(-0.45)等省份。指标值上升显著的有:广东(4.55)、江苏(3.62)、山东(2.95)、浙江(2.61)。1992年至2004年之间,指标值下降显著的有:中部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辽宁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的广西和四川;指标值上升显著的有:上海(2.76)、山东(1.66)和浙江(1.11)等省市。其中,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的指标值较高的有:青海(1.00)、新疆(0.98)、西藏(0.98)、甘肃(0.98)、山西(0.98);指标值较低的有:福建(0.55)、广东(0.60)和上海(0.79)。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指标值较高的有:上海(1.01)、北京(0.83)、西藏(0.57)、天津(0.44)和四川(0.32);指标值较低的有:青海(-0.67)、宁夏(0.05)和广西(0.12)。
  (2)指标金融资产质量的总体情况。指标评价值较高的有:浙江(97)、上海(96)、北京(95)、天津(86)、福建(85);指标评价值较低的有:黑龙江(7)、吉林(9)、辽宁(11)、江西(15)、湖北(18)和湖南(22)。
  
  (三)初步的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利用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和指标金融资产质量对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做两个指标在3个时间段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金融资产质量与2004-1992年间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其它时间段两者相关性则不显著。本文对此的解释是,1981至1992年之间是中国逐步告别短缺经济的阶段,指标值的下降并不一定是经济竞争力下降导致的,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份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新市场的开拓可以解释上述大部分指标值的下降。因此,本文认为,通过中国各地区数据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其次,通过对2004-1992年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与指标金融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成线性相关关系。具体的关系式为:
  QFA= 47.456+14.661 CRTIPATIPC
  t= (10.004)(2.594)
  
  (四)小结
  通过对2004-1992年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与指标金融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本文理论部分逻辑推导得到的观点。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并不必然形成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好坏。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影响要通过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来实现。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显示,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成正相关关系。通过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自身经济潜力的发挥和中国实行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特区”、“试点”、“开发区”以及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等差异化政策,导致了各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各个地区间银行业安全状况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维护银行业的安全,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银行业的发展强化对实体经济贡献,从而使经济竞争力得到提高。
  (2)加强对经济竞争力状况及其变化的研究,及时地预防不利的经济竞争力变化给银行业安全带来的冲击。
  (3)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有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如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
  [1][2][6][7]李扬,王国刚,刘煜辉.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5)[M]. 人民出版社,2005:59,33,62-63,254-271.
  [3]朱善利. 微观经济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7-208.
  [4]科森(Cossin,D.). 高级信用风险分析[M].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22.
  [5]Merton,Robert C.,1974. On the Pricing of Corporate Debt:the Risk Structure of Insterest R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29,May,44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