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压制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一、中的要素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如哈罗德-多马和索洛的模型、舒尔兹的人力资本论、罗森斯坦的大推动理论、纳克斯的均衡增长战略、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战略等)普遍强调的是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如资本、土地、人类资源等。在这些理论中，金融要素是被视为既定的(或者说是完善的)，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被看成是一个常量(实际上是一直被忽略的一个常量)。到50和60年代以后，才逐渐有一些学者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给予较多注意，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55,1966,1968及1969)、卡梅伦(Cameron1967,1972)和帕特里克(Patrick,1966)等。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工具与制度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观点，并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金融相关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卡梅伦在对19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帕特里克则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应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

如果增长需要资本的积累，并且有赖于对资本的有效利用，那幺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体系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金融体系提供支付服务，提供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货币。黄金、纸币、信用卡、汇兑等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诞生、发展及被广泛地接受，解决了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量和质上不一致的矛盾，从而降低了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商品的交易成本，节约了商品流通费用，加速了社会再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二、金融体系媒介着储蓄与投资，在资金赢余部门与资金不足部门之间起中介作用。在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时，筹资的成本是很高的，资金供给者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投资者通过自我积累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其能够积累的资金量将受到很大限制。因而，从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金融中介部门从真实生产部门分离出来，在投资和储蓄之间起媒介作用(包括资金规模、资金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金融风险、币种等方面)，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也解决了直接借贷所带来的缺乏流动性问题(通过借短放长等)，降低了信息成本从而降低金融风险。此外，金融机构的分散与多样化经营也降低了整个金融与经济体系的不稳定程度(一笔不良贷款的损失可以被其它高绩效贷款带来的收益所抵销)。

第三、假定金融机构是一个“经济人”，其行为受利润最大化准则的限制，金融机构将把其吸收的储蓄投入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门(即那些最具有盈利机会且最有偿还能力的投资者)，因而，高效率的生产部门将会得到更多的所需资本，从而总体的经济效率将得到提高。

第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行业内的生产效率会有高低不等，从整个社会看，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也存在差别，通常新兴产业要比其它产业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对这些产业的信贷投入，还间接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经济结构调整效应。


二、金融压制的形式与逻辑

金融压制通常是指存在一系列的繁杂的行政控制或税收机制，从而阻碍金融体系正常、健康发展的状况(P.Newman等，1992)，这种状况进而使得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麦金农(1973)和肖(1973)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书中打破了前人只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变量的传统，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家的金融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在这两本书及他们的其它一些著作中，两人各自提出了关于“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理论。由于两人的理论在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且都十分强调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故两人的理论也被统称为“金融中介理论”。

麦金农认为，“当政府对国内资本市场征税或在其它方面扭曲国内资本市场时，该国经济即可说成是在金融上‘受压制'的”(McKinnon,1989,p.29)。在金融压制经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传统的货币理论是不适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大量的经济单位互相隔绝，金融领域也呈现为“二元”状态，化的外国银行与大银行分支与落后、传统的钱庄、当铺、高利贷组织并存，同时金融市场(尤为资本市场)极不发达，信用工具很少。这种市场不完善的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小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他们要扩大生产投资，就只能靠自身的内部积累，但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具有“无限不可分割性”，或者说技术变革和投资不是可以细分的，只能间断地以成批形式出现，因而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才有可能跳跃性地进行投资。由于采用实物形式的积累(如农民积存多余的粮食)，成本既高，损耗亦大，远不如货币积累或投资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强，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资本市场欠缺或不发达，因此，人们想扩大投资，就只能先进行货币积累，期望的投资水平越高，需持有的货币量也就越大。因而，麦金农得出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与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假定货币持有量与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如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存款利率)成正比，即货币需求与投资成同方向变化，而货币需求函数中，实际利率与货币需求成正比，那幺，实际利率越高，投资也就越大。麦金农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就是因为其实际利率太低，甚至成了负数，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为的对利率的控制，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共同作用。这种状况，麦金农即称为“金融压制”。在金融压制经济中，人们不愿意进行储蓄，故投资会减少，经济增长受到阻碍。

肖则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不是社会财富，因而其与实际资本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对货币需求的基础是货币在清算和支付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生产和交易的成本，改善了投资收益与投资结构，并通过多样化和专业分工降低了风险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如果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过低，则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金融中介活动受到抑制，储蓄和投资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金融压制主要发生在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据估计，当把金融压制程度折换成税收等量后，其占这些国家GNP的比重在部分年份甚至达到了20%或以上(P.Newman等，1992,p.89)。在那些通货膨胀率高且不稳定的国家，金融压制程度也同样不稳定，它通常与通货膨胀率相关，因为受控制的利率与均衡利率的差距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上升。但金融压制最极端的情况是在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仅控制着利率，也控制着信贷的总量与流向，银行实际上只是政府的记账单位，资本市场(如股票和债券)也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抑制和排斥。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体制单一，经济生活的主体是公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除保留少量的个体工商业者外，私营企业没有发展的余地，相应地，资金则以低利率(或直接由财政无偿调拨)的形式流入公营部门，个体工商业者和住户被排斥在外。

金融压制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世界银行的一份政策研究工作报告(PRWP)指出，金融压制经济中各项金融发展的指标平均仅为OECD国家的一半左右。该报告从金融深度指标(M3/GDP)、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指标(证券市场资本化在GDP中的比重)、私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指标(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及商业银行所有权指标(银行体系的独立性与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4个方面比较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OECD国家的金融结构，结果表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最低，平均不及OECD国家的一半，亚洲国家略高一些，但仍低于OECD国家。(Demirgü-Kunt等1994)

在这些国家中，金融压制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价格扭曲。资金的价格是它的利率，金融压制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地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据统计,1980年，在42个接受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的实际利率为正数(玻利维亚、巴西、中非共和国、智利和哥伦比亚)(Jayarajah&Branson,1995)。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超过风险要求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这可以看成是压低利率的另一种表现。金融压制经济中的价格扭曲还可体现为对政府、国营企业或特权部门的强制性低利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中的汇率控制和外汇管制，对进出口关税与各种非关税壁垒等。在金融压制经济中，本币汇率经常被高估，外汇与进出口受到严格的控制，这导致出口减少，国际收支恶化，在国内储蓄率低的情况下，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并存，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第二、结构单一。在金融压制经济中，金融市场极不发达，信用工具少。一方面，储蓄和信贷是最主要的金融工具，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缺乏或者其发展受到控制。结构单一是对价格扭曲的重要补充，因为：(1)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货币与真实资本将表现为替代关系，则货币需求与投资将成反方向变动，投资将成为利率的减函数；(2)在真实利率被压低的情况下，如果资本市场缺乏，而银行体系的非价格竞争(如增设分支机构等)不受限制，或者国家实施各种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储蓄计划，那幺，银行体系仍然有可能吸收到较多的储蓄量。(参阅ChoYoonJe,1986)

第三、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压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当铺及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款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在存在政府直接信贷配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取所需的贷款。

金融压制从生产、流通和分配三个方面影响着实际经济。一般地，金融压制会减少储蓄、进而投资的可获得性，形成对生产的负作用，因为低利率使得人们在储蓄与消费之间偏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同时在低利率的情况下，储蓄者也可能会更愿意投资于自己的低收益项目。而且，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私人部门投资所需的资金得不到保障，使得金融资源分配效率、进而产出效率下降(参阅Roe&Popiel,1990)。在金融压制经济中，交换媒介与支付手段不发达，这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流通费用)，同时由于金融体系缺乏竞争，金融资产高度集中于国有银行系统，又进一步导致金融体系中人员臃肿，缺乏效率，金融中介的成本上升。另外，在金融压制经济中，低于均衡点的利率意味着经济福利从储蓄者向投资者(或金融中介机构)的转移，又产生了福利转移过程中的摩擦与交易成本。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合起来表现为金融压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此外，金融压制对分配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金融压制经济中，储蓄者遭受净福利的损失，且信贷的流向通常以公营部门或少数权贵为主，广大的小企业及住户被排斥在体系之外，客观上加剧了不平等效应。

既然金融压制存在着上述之种种弊端，政府为何还要采取金融压制政策呢？

落后经济推行金融压制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便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金融压制经济中，通常缺乏一个健全的税收体制，在财政不能平衡的情况下，政府采用金融压制政策(如压低利率或提高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利率等)降低了政府向金融机构筹资或发行债券以弥补自身赤字的成本。其次，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努力之前，国内金融体系大多为外国银行资本所控制，为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倾向于改组金融体系，建立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新体系。银行的国有性质使得银行部门易于被政府控制及为政府的发展战略服务，客观上也助长了金融压制。

落后国家推行金融压制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压制政策自身的辩证法。政府可以利用金融压制政策来支持它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由于长期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经济结构十分落后，基本上属于以农业为主体的初级经济，为摆脱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使国内经济结构合理化，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制定了化的发展战略，金融压制政策便成了政府引导资金向工业(尤为重工业)部门倾斜、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资金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压制政策也可能会对实际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货币、信用与金融中介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采取补贴信贷一方面是支持国内重点建设(如工业化等)的有效手段，同时，如果金融压制是全面的(即金融市场在结构上也是单一的)，在低利率的情况下，政府银行体系仍然有可能吸收到较多的储蓄(这是因为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加上银行体系可以采取若干非价格竞争手段或政府采取各种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储蓄计划，企业和居民仍会将资金存放于政府银行体系)。此时，低利率将不影响储蓄、进而投资的可获得性，而获得低利率信贷的部门将得到比在均衡利率条件更多的净福利，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总福利也可能会提高(不考虑福利转移过程中产生的摩擦成本与交易成本)。

此外，政府推行金融压制还存在其它一些原因，如肖提出的禁止高利贷、控制名义货币的缺陷(如名义货币供应要满足财政大臣和计划大臣的要求)、金融政策指导理论的缺陷(如新凯恩斯学派的模型主张用未补偿通货膨胀和其它金融压制手段来动员闲置资源，以便在确定的储蓄倾向下提高国民收入等)、及关于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一些实证判断(这种观点认为在落后经济中，金融深化是一种无效的发展战略，而金融压制则适合于强有力的结构转变型经济发展战略，因而应该采取手段推延实际金融增长)等(肖1973,pp.98-119)。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传统认识也为政府采取金融压制政策提供了依据，这种传统观点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政府比市场更了解什幺样的投资是社会所需要的，从而可以达到储蓄分配的最优化。
三、压制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本小节试图构建金融压制与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模型，并考察金融压制的不同形式对实际经济的不同影响。在金融压制的三种主要形式中，价格扭曲是最基本的形式。以Ⅰ表示价格扭曲，Ⅱ表示结构单一，Ⅲ表示市场分割，可以概括出金融压制经济中三种手段的四种不同组合形式：1、Ⅰ型(价格扭曲)；2、Ⅰ-Ⅱ型(价格扭曲且结构单一)；3、Ⅰ-Ⅲ型(价格扭曲且市场分割)；4、Ⅰ-Ⅱ-Ⅲ型(价格扭曲、结构单一且市场分割)。这四种形式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各有不同。以下首先讨论完善竞争条件下的金融模型，然后逐步引入金融压制的四种组合形式。

（1）完善竞争的金融模型

在完善竞争的金融体系里，金融产品的价格不受干预，因而投资(I)、储蓄(S)和利率(R)共同决定着市场均衡点。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故投资可表示为

(2.1)

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故储蓄可表示为

   (2.2)

当储蓄投资达到均衡时(I＝S)，Rs=Cs，

－I＋＝S＋    

I＝S＝    

均衡点利率=，    (2.3)

均衡时投资与储蓄为：(2.4)

以SS表示储蓄者剩余，以SI表示投资者剩余，以SW表示社会总福利，均衡条件下的SS、IS、SW分别如下：

SSe=(－)2／２bs

SIe=(－)2／２bi

SWe=SS＋SI＝(－)I／２bi＝(－)S／２bs

故在均衡点上，净福利损失等于零。

以上结果也可以下图(图2.1)表示。图中，E为均衡点，OE为均衡条件下的储蓄和投资，Re为均衡利率，投资者剩余SIe在图中为DCiERe，储蓄者剩余SSe为DCsERe，社会总福利SWe为DCiCsE。

（2）金融压制模型(Ⅰ)

在金融压制模型(Ⅰ)中，我们仅假定金融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但金融结构不单一，且市场不割裂，这意味着在存款利率很低时，储蓄者可以将资金投放于其它用途(如资本市场等)，且不存在二元的金融机构，银行给各类客户提供贷款的利率一致或基本一致，银行将根据利润原则来确定资金的投放。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存款利率受到限制，但贷款利率不受限制，二是存贷款利率都受限制。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存款利率受压制，故存款利率将小于均衡利率，此时储蓄将减少，投资也将低于均衡水平，由于贷款利率不受人为限制，故贷款利率将上升，由(2.1)-(2.4)式可得：

由贷款利率Ri大于存款利率Rs所产生的福利为金融中介机构所占有(以FW表示)，实际上是储蓄者和投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机构的福利，其量等于：

由RsRe,可知,SI11
储蓄者、投资者的净福利损失(分别以SNL11、INL11表示)为：

故社会总净福利损失(以TNL11表示)为：

由于社会不同集团间福利的转移必然会涉及到摩擦(交易)成本与抵制成本，甚至直接的效率损失(如从高效率部门向低效率部门的转移等)，由此导致的社会成本可称之为社会扭曲成本(以SDC表示)，故总社会成本(以TSC表示)应等于社会总净福利损失加上社会扭曲成本，即

考虑到社会扭曲成本，社会总福利也可以扣除社会扭曲成本，扣除社会扭曲成本的社会总福利(净社会总福利，以SW'表示)为

SW'11=SW11-SDC11

以上图(图2.2)表示，RsRe，储蓄者剩余SS11为DCsDRs，投资者剩余SI11为DCiGRi，金融中介福利FW11为DRiRsDG，社会总福利SW11为DCsDGCi，净社会总福利SW'为(DCiRiG+DCsRsD)，储蓄者净福利损失SNL11为DReRsDE，投资者净福利损失INL11为DRiReEG，社会总净福利损失SNL11为DDEG，社会扭曲成本SDC11为RiRsDG(其中RiRePG为投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的福利，ReRsDP为储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的福利)，社会总成本TSC11为RiRsDEG。

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贷款利率受到限制，设其为Ri'(Ri'低于在既定的存款利率压制条件下的均衡利率Ri)，由式(2.1)-(2.4)可得：

相应地，净福利损失为：

TNL12=SNL12+INL12-FW12=TNL11

(假定Ri'Ri'导致的福利为储蓄者转移给投资者的福利，Ri'>Rs导致的福利为储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的福利。若Ri'>Re，则，其中Ri'>Re导致的福利为投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的福利，Re>Rs导致的福利为储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的福利)

SW'12=SW12-SDC12

TSC12=TNL12+SDC12

以图2.3表示，储蓄者剩余SS12为DRsCsD，投资者剩余IS12为CiRi'G'G，金融中介机构福利FW12为Ri'RsDG'，社会总福利SW12为CiCsDG，净社会总福利SW'为(CiRePG+DRsCsD)，储蓄者净福利损失SNL12为RsDERe，投资者净福利损失INL12为(DGPE-ReRi'G'P)，社会总净福利损失TNL12为DGDE，社会扭曲成本SDC12为RePDRs(其中RePG'Ri'为储蓄者转移给投资者的福利，Ri'RsDG'为储蓄者转移给金融中介的福利)，社会总成本TSC12为RiGEDRs。


（3）金融压制模型(Ⅰ-Ⅱ)

在金融压制模型(Ⅰ-Ⅱ)中，我们假定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且金融市场的结构单一,但金融市场不割裂，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不存在或极不发达，因而在利率受到压制时，金融机构仍有可能吸收到较多的储蓄，且不存在二元的金融机构，银行给各类客户提供贷款的利率一致或基本一致。设利率为Rs时，金融机构仍能够吸收到利率为Rs'(Rs'>Rs)的存款量(即金融中介机构能获得额外的福利)，设在该存款量时，贷款利率应为Ri'(Ri'
SW'2=SW2-SDC2

TSC2=TNL2+SDC2

以下图表示(图2.4)，储蓄者剩余SS2为DRsCsD，投资者剩余SI2为RsD'HCi，社会总福利SW2为CsDD'HCi，净社会总福利SW'为(CiReP'H+RsCsD)，储蓄者净福利损失SNL2为ReRsDE，投资者净福利损失INL2为(DEHP'－ReRsD'P')，社会总净福利损失TNL2为(DEHK-DDD'K)，社会扭曲成本SDC2为ReRsD'P'(其中，ReRsDKP'为储蓄者转移给投资者的福利，DDD'K为金融中介机构转移给投资者的福利，)，社会总成本TSC2为(DEHK+ReRsDKP')。

4、金融压制模型(Ⅰ-Ⅲ)

在金融压制模型(Ⅰ-Ⅲ)中，我们假定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且金融市场割裂，但金融市场的结构发达，也就是说，在利率受压制的情况下，储蓄者将投入更多的资金于资本市场，存款量将下降，而且金融市场呈现二元状态，有组织金融体系的低利率与各类非正式金融机构的高利率同时并存。设有组织金融体系的低利率主要是提供给国营等公营部门的，其利率以Rg表示，其贷款量以Ig表示，有组织金融体系之外的高利率主要是针对小企业与住户等，其利率以Rp表示，其贷款量以Ip表示。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故：

   (2.5)

   (2.6)

设公营部门的投资与储蓄达到均衡时利率为Rge，私人部门储蓄与投资达到均衡时利率为Rpe，可得此时公营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投资量(以Ige和Ipe表示)和利率分别为：

(2.7)

   (2.8)

由式(2.1)-(2.8)可得：

SI3=SIg3+SIp3

SW3=SS3+SI3

INL3=IgNL3+IpNL3

TNL3=SNL3+INL3

SW'3=SW3-SDC3

STC3=TNL3+SDC3

在图2.5中，Rge为公营部门的贷款利率，在该利率下，公营部门的投资为OIg'，设C点为不存在市场分割时的储蓄与投资的均衡点，均衡点利率为Re，均衡点投资为OC；存在市场分割后，公营部门的利率受到压制，即RgeRe，私人部门的投资量为OIp'，此时，储蓄者剩余SS3为(DCsRgeEg+DMEpEg)，公营部门投资剩余SIg3为DCiRgeEg，私人部门投资剩余SIp3为DCi'MEp，总投资者剩余SI3为CiNLEgRge，总社会福利SW3为(DCiCsEg+DCi'EgEp)，净社会总福利SW'3为(DCiReQ1+DRgeCsEg+DCi'Mep+DQEEg)，储蓄者福利损失SNL3为(ReEEgRge-DMEpEg)或(ReQEgRge-MQEEp)，公营部门净福利损失IgNL3为(-ReQ1EgRge(实际上是储蓄者向公营部门转移的福利)，私人部门净福利损失IpNL3为MEpQ2Q(实际上是私营部门向储蓄者转移的福利)，总净福利损失TNL3为(DLMEg+DNEEp)，社会扭曲成本SDC3为(ReQ1EgRge+MEpEQ)(其中ReQ1EgRge为储蓄者向公营部门转移的福利，MEpEQ为私营部门向储蓄者转移的福利)，社会总成本TSC3为(ReQEgRge+MEpQ2Q)。

（5）金融压制模型(Ⅰ-Ⅱ-Ⅲ)

金融压制模型(Ⅰ-Ⅱ-Ⅲ)是金融压制最极端的情况，在该模型中，不仅金融产品价格不合理，而且金融市场的结构单一，市场呈割裂状态。由于金融机构单一，故即使在利率受压制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仍有可能吸收到较多的存款，设利率为Rge时，金融机构能够吸收到利率为Rs'(Rs'>Rge)时的存款量，而且金融机构将该存款全部以低利率(Rge)贷放给公营部门，故公营部门的投资曲线将右移，相应地，私营部门的投资曲线左移，移动后的公营部门投资曲线(Rg')与私营部门投资曲线(Rp')，及相应的投资量可表示为：

Rg'=-bg'Ig'+Cg'，bg'
Rp'=-bp'Ip'+Cp'，bp'>bp    (2.10)

设公营部门的投资与储蓄达到均衡时利率为Rge'，私人部门储蓄与投资达到均衡时利率为Rpe'，可得此时公营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投资量(以Ige'和Ipe'表示)和利率分别为：

   (2.11)

   (2.12)

由式(2.1)-(2.12)，可得：

SI4=SIg4+SIp4

SW4=SS4+SI4

INL4=IgNL4+IpNL4

TNL4=SNL4+INL4

SW'4=SW4-SDC4

TSC4=TNL4+SDC4

在图2.6中，Rge为受压制的贷款利率，在金融机构单一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仍能够吸收到利率为Rs'时的存款量(即OIg'')，此时，Ig曲线右移至Ig'，Ip曲线左移至Ip'，储蓄者福利SS4为(RgeCsEg+M'Ep'A)，公营部门福利SIg4为CiRgeEg'，私营部门福利SIp4为Ci''M'Ep'，社会总福利SW4为(CiCsEgEg'+Ci''Ep'A)，净社会总福利SW4'为(CiReQ1+CsRgeEg+Ci''M'Ep'+AQ4E)，储蓄者净福利损失SNL4为(ReEEgRge-Ci''M'Ep')，公营部门净福利损失IgNL4为(CiReQ1-CiRgeEg')，私营部门净福利损失IpNL4为(CiReQ5-Ci''M'Ep')，投资者净福利损失INL4为(CiReQ1-CiRgeEg'+CiReQ5-Ci''M'Ep')，总净福利损失TNL4为(CiBE-BEgEg'-Ci''Ep'A)，社会扭曲成本SDC4为(ReQ3Eg'Rge+CiQ3Q1+M'Q4EEp')(其中ReQ3BEgRge为储蓄者向公营部门转移的福利，BEgEg'为金融部门向公营部门转移的福利，CiQ3Q1为私营部门向公营部门转移的福利，M'Q4EEp'为私营部门向储蓄者转移的福利)，社会总成本TSC4为(CiBE+ReQ3BEgRge+CiQ3Q1+AQ4E+Ci''M'Ep')。

把金融压制的四个模型与完善竞争的金融模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金融压制的情况下，储蓄者遭受着净福利的损失，在金融压制模型Ⅰ的第一种情况，投资者的净福利也减少，在金融压制模型Ⅰ的第二种情况和金融压制模型Ⅰ-Ⅱ、Ⅰ-Ⅲ、Ⅰ-Ⅱ-Ⅲ中，投资者的福利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在金融压制模型Ⅰ-Ⅲ和Ⅰ-Ⅱ-Ⅲ中，公营部门的净福利增加，在各个模型中，社会扭曲成本和总社会成本都上升。
主要：

Beckerman, P., 1988: “The Consequences of ‘Upward Financial Repress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2, No.1, June, pp.233-49

Berthelemy, J. C., & A. Varoudakis, 1996: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Clubs,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48, pp.300-28

Burkett, Paul, & A.K. Dutt, 1991: “Interest Rate Policy, Effective Demand and Growths in LD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5, No.2, pp.127-54

Cameron, R., 1967: Bank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eron, R., 1972 (ed.): Ban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Lessons of History, (N.Y.:Oxford Univ. Press)

Cho Yoon Je, 1986: “Inefficiencies fro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he Absence of Well-Functioning Equity Market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18, No.2

Darrat, Ali, Karin P. LaBarge, & Richard A. LaBarge, 1989: “Is Financial Deepening a Reliable Prescrip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st, Vol.33, Fall,1989, pp.25-33

Demetriades, Panicos O. & Kul B. Luintel, 1996: “Finan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Banking Sector Controls: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96, pp. 359-374

Demirgü  -Kunt, Asli, & Ross Levine, 1994: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Public Enterprises Reform: Concepts and Cas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319, July

Dornbusch, Rudiger, & Alejandro Reynoso, 1989: “Financial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89, pp.204-209

Fry, Maxwell J., 1978a: “Monetary Policy and Domestic Saving in Developing ESCAP Countries”, Economic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9(1), pp.79-99

Fry, Maxwell J., 1978b: “Money and Capital or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10, Nov., 1978, pp. 731-50

Fry, Maxwell J., 1980: “Saving, Investment, Growth and the Cost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8, April, 1980, pp.317-27

Fukuchi, Takao, 1995: “Liberalization Effect in Financially Repressed Economy: the Case of Indonesia, 1982-90 ”,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Sept. 1995, pp.271-309

Fukuchi, Takao, 1995: “Liberalization Effect in Financially Repressed Economy: the Case of Indonesia, 1982-90 ”,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Sept. 1995, pp.271-309

Giovannini, Alberto, 1985: “Saving and the Real Interest Rat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8, Aug. pp.197-217

Goldsmith, R. W., 1955: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dvanced Countries”, in M. Abramovitz (ed.),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ldsmith, R. W., 1966: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Mexico,(Paris:OECD,Development Center Studies)

Goldsmith, R. W., 1968: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Y.: Random House)

Goldsmith, R. W., 1983: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India, Japan, and the U.S.: A Trilateral Institutional,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 Comparison. (N.Y.: Yale Univ. Press)

Jayarajah, Carl, & William Branson, 1995: Structural and Sectional Adjustment: World Bank Experience, 1980-92, (World Bank 1995)

Kapur, Basant K., 1976: “Alternative Stabilization Policies for Less-developed Econom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Aug., 1976, pp. 777-95

Mathieson, Donald J., 1980: “Financial Reform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Sept., 1980, pp. 359-95

McKinnon, Ronald I., & Mathieson, Donald J., 1981: How to Manage a Repressed Economy,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1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McKinnon, Ronald I., 1989: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assessment of Interest-Rate Policie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5, No.4, Winter

McKinnon, Ronald I., 1991: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Newman, Peter, Murray Milgate, & John Eatwall, (eds.), 1992: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Money and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Ogaki, Masao, Jonathan D. Ostry, & Carmen M. Reinhart, 1996: Saving Behavior in Low-and-Middle-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mparison, IMF Papers, Vol.43, No.1, March

Roe, A., & P. Popiel, 1990: “The Restructuring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in EDI Seminar Report, No.25

Rossi, Nicola, 1988: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Real Interest Rate, and the Behavior of Liquidity Constrained Consum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Staff Papers, Vol.35, Mar.pp.104-40

Roubini, Nouriel, & Xavier Sala-i-Martin, 1992: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39, pp.5-30

Schemidt-Hebbel, Klaus, Luis Serven, & André s Solimano, 1994: Saving,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Overview,(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1382,Nov. 1996)

Taylor, L., 1983: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Applicable Models for the Third World,(N.Y.:Basic Books)

Wolfson, Martin H., 1996: “A Post Keynesian Thoery of Credit Rationing”,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18, No.3, Spring, pp.433-470

饶余庆(1983)：《货币银行学》，社会出版社

(美)爱德华·肖(1973)：《中的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中文版

(美)奥·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1989)：《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

(美)罗纳德·麦金农(197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中文版

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