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

　　摘 要：“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的立法目的价值，旨在于扩张行政诉讼机制的纠纷解决功能，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程序提供法理支持，但是，行政诉讼领域的纠纷解决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而且与行政诉讼固有的“权力监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调和“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设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更好地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
　　关键词： 纠纷解决目的；权力监督目的；协调和解制度；行政诉讼法
　　
　　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立法目的修改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的热点。讨论的焦点在于，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否需要转换行政诉讼的现有立法目的模式，在“权利保障”和“权力监督”之外增加“纠纷解决”作为目标。
　　从立法情况来看，大多数行诉法修改建议稿均将纠纷解决列为行诉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增加纠纷解决目的似乎已经成为一项行诉法修改的必然选择。(注:见：胡建淼：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条建议及理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5)无论是与德、日将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列作为行诉法目的，抑或英、美将权利救济作为行诉法目的的做法相比较(注:John H. Reese, Bursting the Chevron Bubble: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in Troubled Times, 73 Fordham L. Rev.1103,1192(2004); Allen, M. and Tompson, B.(2002)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 16,7th ed.(Oxford: Clarendon Press).)，把“纠纷解决目的”提升到行诉法基本目的高度，构成了我国行诉法修改的一项显著特色。
　　首先，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本身是一项认识模糊的命题。首先，学界大多沿袭民事诉讼法“纠纷解决目的”的学理来研究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与民事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的区别并不明显。
　　其次，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传统的行政诉讼基本理念是围绕着权利保护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的，程序的具体设计是以对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判断的获得为指向。在这种追求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形式性判断的诉讼程序中，行政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理想要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行政诉讼在追求正确、慎重地做出裁判的过程中，给追求诉讼制度运作的效率性和判决结果的实效性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实际上，对权力的合法性监督与纠纷解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如何认识和调和这一对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就成为行诉法立法目的理论上难以解决而且重要的基本问题。
　　这两种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和调和，集中地反映在学说和实务对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和适格条件的争论上。就协调和解的对象范围而言，协调和解所包括的对象范围虽然可以超越诉讼标的，但却还存在着与规范、公共利益有关的约束条件。就当事人的让步对象而言，也存在着涉及到处理或者抛弃行政主体的“处分权”和公民“基本权”的客观范围的论争。
　　本文试图审视我国行政诉讼的改革如何透过对“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这两项立法目的价值之间的调和与平衡，从而实现行政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的统一和协调。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行诉法“纠纷解决目的”的司法适用上，从纠纷解决的概念出发，阐释该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存在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分析该原则与行诉法固有的“权力监督目的”之间的潜在冲突，观察“纠纷解决目的”在功能实现上的内在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理论上所存在的适用范围和适格条件的限制情况，讨论如何通过反映“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协调和解手段的并用，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并且提供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和合法性边界。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一方面考虑行诉法的修改如何借由“纠纷解决目的”的增加，扩张行政诉讼追求纠纷解决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检讨对“纠纷解决目的”理解的正确性，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不足，提出充实和行诉法上“纠纷解决目的”的方向。
　　
　　一、行政诉讼法“纠纷解决目的”的基础——纠纷解决的概念
　　
　　作为诉讼或者审判要实现的终极价值，纠纷解决具有超越诉讼类型的普遍意义。诉讼或者审判是围绕着纠纷解决，或者说解决争议这一目标而展开的。这样的诉讼法原理在民事和行政领域具有相当广泛的共通性，行政诉讼的程序设计也是以指向解决具体的行政纠纷作为前提。但是，在诉讼中存在的是什么样的“纠纷”，又怎样去“解决”等问题上，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纠纷解决的基础——“行政纠纷”概念
　　作为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基础的是对“什么是纠纷”的理解。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诉讼的处理对象被称为“行政纠纷”或“行政争议”(注:例如我国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明文指出，制定该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包括行政主体与公民双方围绕着国家和个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分配存在分歧或者对法律关系的认识不一致而形成的争议。行政纠纷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公益性，这是因为，从纠纷当事人来看，当事人一方是追求实现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从纠纷的起因来看，纠纷一般是由于追求公益的行政主体剥夺或者限制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导致；从纠纷的内容来看，纠纷不仅牵涉到公民之间，而且牵涉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
　　虽然行政纠纷的公益性容易得到普遍认可，但是行政纠纷的具体内涵却需要进一步细化。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把行政纠纷大致区分为如下两类：
　　1当事人对有关权利、行政行为效力或者法律关系的诉讼主张直接对立的情形。在整个行政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一直处于相互争执和对立的地位直到最终以作为其纠纷的终局性判定来终结纠纷。
　　对这种纠纷的认定是以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为准，并不考虑当事人主观上确信的主张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即使双方当事人是基于对法律或者事实性质的认识错误而产生争议，该纠纷在法律上仍然成立。
　　2当事人对有关权利、行政行为效力或者法律关系的诉讼主张并不直接对立的情形。在这种行政纠纷中，当事人主张之间的对立特征得到弱化，它还可分为以下两类：
　　（1）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形。双方在“什么是事实的真相”这一点上产生争议，系争案件的焦点在于对事实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发现，具体又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类是系争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主要事实存在不明确的情形。所谓主要事实，即法律条文上规定的要件事实，是导致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等法律结果的事实。“如果行政机关以及义务人都对决定行政决定做出内容的主要事实无法通过举证确定时，主要事实就陷入存否认定不明的情况。”
　　第二类是系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存在不明确的情形。所谓法律事实不明确，具体包括如下两种情况：首先是指与行政决定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不明确的情况，例如对某项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应当做怎样的解释，在立法上并不确定，从而导致当事人产生对系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争议。其次还包括适用于特定事实的法律评价不确定的情况，例如“某项行政裁量是否妥当，根据法律的判断不能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不明确”的判断标准，除了依据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之外，还需要基于公正、中立的第三人立场而形成的客观认识。也就是说，对“不明确”的判断要求某种程度上的客观不明确性。(注:德国学说上称为：“依据客观的观察者认知下所存在的不明确”、“一般法律家角度下的观察、评价下的不明确”、“依据与当事人具有同一知识的客观观察者，其观察所得的不明确”、“依契约缔结的行政机关的通常期待，再对照专业知识所产生的不明确”。见陈建宇：论租税法上和解契约台北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2004：139。日本学说则多认为关于明确性的存在与否，应当排除当事人主观意思，借由第三人立场，立于客观抽象的基准来进行判断。并且认为最终判断的责任应当落实到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身上。见南博方行政诉讼的制度和理论有斐阁，1990：160；南博方：“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环球法律评论，2001（1）：99。)
　　（2）当事人一方的权利或者行政职权的实现存在不安全、不确定的情形。在这种纠纷中，双方的争议以司法审判的实效性作为考虑的中心。如在行政给付之诉的场合，当事人双方对于原告实体上的请求权及其范围并无争议，但是存在着如果审判出现拖延情况，将会发生义务人无力清偿的危险，也就是说，诉讼程序的继续意味着使原本胜诉的当事人蒙受更多的程序利益损失，甚至丧失胜诉所期待的利益。这种权利实现上存在的不安全的情形就使诉讼程序本身的延续具备了纠纷的性质。
　　（二）“纠纷解决目的”的构成
　　从行政诉讼制度在面对行政纠纷时所承担的功能和角色出发，针对不同性质的纠纷，“纠纷解决目的”在功能上和内容上也随之形成不同的形态，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止概念。根据行政诉讼制度与上述两类不同的行政纠纷类型的连接和对应关系，大致可以将“纠纷解决目的”内容的归纳为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纠纷解决的妥善性”。这层含义的核心在于通过法官的权威宣判而实现对纠纷的妥善解决，即判决结果的实效性，体现了行政诉讼旨在“消除纷争”和“创造法律和平”(注:“创造法律和平”，是指诉讼通过解决双方的纠纷，进而实现双方均接受的结果，恢复法律秩序上的和平状态。见南博方：行政诉讼的制度和理论有斐阁，1990：133；翁岳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逐条释义台北：月旦出版公司，2002：34。)的目的。纠纷得到妥善和公正的解决，就意味着行政诉讼具有了正当性。“纠纷解决的妥善性”所针对的纠纷对象主要是当事人诉讼主张直接对立的纠纷。在这些纠纷中，“纠纷解决的妥善性”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作为最上位的指导理念，并且以此进一步推导出应以公民的实体权利获得救济的实效性为中心，一方面尊重行政主体借由选择裁量基准来处分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强调制约形式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的必要性，追求全面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以贯彻司法审判的实质公平性、纠纷解决的实际有效性目的。
　　这种“纠纷解决的妥善性”的特点，是并不将行政诉讼的纠纷处理仅仅限定在系争行政行为这一狭窄的诉讼标的范围内，如果认为有必要，还试图把相关联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例如作为先决问题的其他法律关系都纳入处理过程中，以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这种“纠纷解决的妥善性”配合行政审判范围的扩张，要求司法积极解决行政纠纷的相关理念设计，以补救和改进行政诉讼传统的形式合法性审查的不足，进而达到纠纷的彻底解决，而非一时的休战或纠纷潜在化。
　　第二层是“纠纷解决的一次性”。其主要含义是在努力保持审判公正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一次性地处理纠纷。“纠纷解决的一次性”所针对的纠纷对象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而导致的纠纷。依据“诉讼”(注:“诉讼原则”，是指在诉讼中，以最少的司法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的原则。见李建良：行政法三十六讲自刊，1997:505－507。)原则的要求，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应当尽可能一次性解决，防止反复争讼不休，致使法院、行政机关和当事人都枉然耗费时间、精力和费用。
　　这种“纠纷解决的一次性”的特点在于承认、尊重和贯彻当事人也是行政诉讼程序主体而非法官审判活动的支配客体的理念，将划定行政诉讼程序的选择权限部分地交由当事人掌握。它可以配合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形式的多层次化，要求提高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效率性等相关的司法理念，从而发挥补充、纠正行诉法现有的效率性考虑的缺失，进而具有创设行政诉讼调解程序等制度的功能。
　　第三层是“纠纷解决的迅速性”。它是指即在努力保持公正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迅速而成本低廉地处理和解决行政纠纷。“纠纷解决的迅速性”所针对的纠纷对象是由当事人一方的权利或者行政职权的实现存在不安全、不确定的情形而引起的纠纷。
　　依据“诉讼程序迅速”(注:“诉讼程序迅速原则”，是指“迟到的正义，就形同拒绝的正义”。见傅玲静：“由行政之参与论于许可程序中迅速原则之实现——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为中心”中原财经法学，2004（13）。)原则的要求，面对不断增加的行政案件，司法机关应当努力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简化行政诉讼的程序。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审判过程的高效和迅速也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节约时间、精力和费用，有利于平衡其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
　　从以上对“纠纷解决目的”内容的大致说明中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上的“纠纷解决目的”虽与民事诉讼上的“纠纷解决目的”在形式上相类似，但在实质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源于行政诉讼对“纠纷解决目的”的立法政策考虑完全不同于民事诉讼法。下面就来考察一下行政诉讼结构究竟如何看待达到纠纷解决目的这一问题。
　　
　　二、“纠纷解决目的”在行政诉讼结构中的位置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是国家的行政诉讼立法政策和立法任务的一种具体化。(注:立法任务是国家任务的下位概念，判断一项公共任务是否属于立法任务，主要基准需要回归到实定法规范。见陈爱娥：“国家角色变迁下之行政任务”月旦法学教室，2000（3）：106；詹镇荣：“国家任务”月旦法学教室，2000（3）：34－36。)一般认为，在行政诉讼目的模式的根本层次上，“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是直接决定整个行政诉讼程序性质的两大基本要素。现行行诉法如果仅仅从条文上来看，就可以理解为体现了一种“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的立法精神。(注: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2：316－318；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54－657。)
　　就与行政诉讼结构的关系而言，“纠纷解决目的”是一种在界定上显得相当微妙的立法目的价值。这是因为“纠纷解决”在对行政争议的处理上所采取的原则和程序结构都区别于行政诉讼所固有的“权力监督”，或者说是与“权力监督”形成鲜明的对照。
　　“权力监督”是指行政诉讼对行政法治秩序的维护，具体表现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监督。在行诉法理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不可动摇的理论。在维持法治秩序方面，“解决纠纷目的”与“权力监督目的”并无根本的差异，行政纠纷是对一定既成行政法律秩序的违反和破坏，解决纠纷也是为了维护行政法律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纠纷目的”与“权力监督目的”存在着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但是，在一种形式性合法审查贯穿整个行政诉讼过程的诉讼模式中，强调司法机关对行政纠纷的解决，必然会干扰或者淡化传统审查模式的内在逻辑结构。
　　首先，“纠纷解决目的”在行诉法上的出现，有可能降低向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保障的程度，从而影响“权力监督目的”的实现。
　　为了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纠纷，“纠纷解决目的”偏重纠纷解决手段的效率性、实效性或者更讲求效益。为了追求纠纷的妥善解决，往往要求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不拘泥于法定形式，这就导致在有些情况下在逻辑上允许当事人合意，通过双方妥协让步，一方或者双方做出对自己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来进行“调解”，从而解决行政争议。在程序的设计上，纠纷解决倾向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来自法律规定的程序保障要求的形式拘束性，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纠纷在实质意义上获得妥善解决的必要条件。这样看来，“纠纷解决目的”在行诉法上的出现，有可能影响“权力监督目的”的实现。
　　其次，“纠纷解决目的”主张为了真正解决纠纷而积极支持法官的裁量或创制法的活动，这有可能与传统的严格形式性合法审查相冲突。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我国诉讼实践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来观察，即在某些缺乏实体法依据的情况下，法院如何做出行政裁判的难题。要理解这一难题，必须考虑近年来在行政审判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院所处理的行政案件纠纷在整体数量上逐年上升；二是行政案件中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规划许可方面的诉讼等新型行政案件大幅度增加，呈现涉及范围越来越广、诉讼标的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但是，由于法律规范往往不能迅速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或者正在得到承认的行政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却往往无法在行政诉讼中也得到反映和实现，一些新型纠纷无法根据既有的法律规范及时得到解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司法机关面临着法律适用依据存在空白和必须及时、公正审理案件之间难以协调的冲突。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本着解决纠纷的目的，司法机关不得不越过相关的行诉法律，逐渐确立某些新的具体解决办法。(注: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为例。见王清军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再认识当代法学，2002（5）：123；路国连论行政公益诉讼——由南京紫金山观景台一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当代法学，2002（11）：94－98)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倾向于为了实现纠纷解决的目的，支持和鼓励法官在个案中灵活适用法律。首先是尽可能妥当解决纠纷，然后再通过法律解释使具体的解决方法与现行法律体系的逻辑完整性相符合，实现其正当化的目的。但是，由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目的是用判断、宣告行政行为违法与否的方式来保护公民权利，必须以依法审判和法律安定性作为根本原理，因此要求提供慎重的法律程序保障。这种法官在个案中自行裁量和创造适用法律的方式，无疑难以确保行政诉讼程序在过程上和结果上的正当性。
　　由于以“纠纷解决目的”为中心展开的诉讼结构会与行政诉讼所固有的“权力监督目的”相冲突，进而存在着可能限制、妨碍乃至违背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结构的可能，所以，“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立法目的这一理念，一直没有被立法与实务界所接受。实际上，我国现行行诉法并没有将“纠纷解决目的”列为立法目的。
　　
　　三、行政诉讼纠纷解决功能的扩张需求与“纠纷解决目的”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发现，以“纠纷解决目的”为中心展开的诉讼结构会与行政诉讼所固有的“权力监督目的”相矛盾，在程序的设计和制度的运用上也会遇到相当复杂的问题。因此“纠纷解决目的”在行诉法中并未有明确的体现。
　　然而，在行政审判实践中的种种做法，却似乎意味着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法院不断强调“化解行政争议”也是行政审判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认为“解决争议是行政审判的主要目标”。有的地方法院还明确将化解行政争议作为行政审判首要职能的规范性要求。尽管我国行政审判方式改革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成形，但已经可以从法院的具体尝试中看到体现“纠纷解决目的”的审判结构的萌芽或者雏形，蕴涵着将“纠纷解决目的”向行诉法基本立法目的发展的可能性。实质上包含着“纠纷解决目的”内涵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开始在法院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中显出轮廓。
　　在行政审判方式改革中体现“纠纷解决目的”的审判结构的萌芽或者雏形的制度，最典型的就是“调解”或者“协调和解”制度。所谓行政诉讼上的调解，是指法院应当事人双方的申请，在起诉前、诉讼中或者执行中提出具体调解方案，由当事人进行合意协商来解决纠纷的制度。虽然我国法律明文排除了行政诉讼上的调解，但是审判实务却与法律规定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近年来，通过实务上的尝试和立法上的修改，实际上包含着行政诉讼上的调解结构的审判程序——“协调和解”制度已经出现。(注:例如“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以合法性审查为基础，以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组织各方当事人及其他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协商，推动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处分权限范围内达成和解，依法稳妥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审判机制。”见吴偕林，等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新执行与司法程序法律文件解读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11－120)
　　为什么以强化“纠纷解决目的”为中心的行政审判方式改革在今天会形成如此强劲的潮流呢？这是因为，近年来社会条件的变化对行政审判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是加强行政诉讼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实效性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增，大量牵涉到政府职权与公民权利之间矛盾争议的行政纠纷，越来越多地以行政案件的形式进入法院。公民对审理结果的实质公平性、纠纷解决的实际有效性产生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但是，行政审判的审查核心一般只是针对行政违法行为，发生撤销原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课以行政机关负有重做行政行为的义务。这样，经过行政诉讼后的行政权利义务纷争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而全面地解决。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当属被称为“10年诉讼7份判决”的金某“规划行政诉讼案”。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相邻权，诉请政府履行拆除邻居的违章建房的行政职责。这一简单的维权诉讼却由于法院缺乏对行政纠纷进行一次性解决的意识，导致诉讼前后进行了7次判决，历时10年之久，耗费了当事人的大量时间、精力。法院对由于审批单位与规划管理部门不一致这一行政体制原因而引起的复杂情况，不是努力地创造灵活多样的纠纷解决形式，考虑一并实际解决其余有关联的行政纠纷，而只是针对被诉的审批行为或者行政不作为进行单一审查。结果产生“案结事不了”、“官了民不了”的结果，当事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提起新的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由于过分依赖形式性审查，产生了审查的形式性阻碍判决效果的实效性的缺陷。有学者形象地将该现象称为行政诉讼的“半拉子工程”。 对于当事人而言，这种“半拉子工程”意味着“新一轮的行政争议，甚至出现循环诉讼的现象”。
　　其次是基于提高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效率性的需要。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不得不在提高司法效率的方面做出努力，通过调解程序来达到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纠纷解决效果，以及实现对某些行政诉讼案件的简易化处理，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从而取得比单纯地严格适用法律的方式更为高效的纠纷处理结果。就公民而言，把处理行政纠纷的诉讼成本记入自己的成本，根据来采取更有效益的诉讼行动，也成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行为样式。
　　例如在“四川半岛大酒店有限公司、香港广颖集团有限公司诉某县政府”一案中，投资人由于不服主管行政部门撤销土地使用证照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起诉。双方当事人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实体审查结果并无意见分歧，但是继续判决会导致诉讼程序的拖延，从而使行政相对人承担程序利益上的较大损失，甚至超过诉讼中实现的实体权利的收益。在这种权利实现的不安全情况下，原告为了避免程序繁杂、耗费巨大且易于出现难以预知的因素的情况，转而选择较为的调解方式，通过做出实体与程序权利的轻微让步，与行政主体尽早达成调解，从而尽快解决纠纷。
　　行政诉讼上的“纠纷解决目的”的确立，以及诸如“协调和解”制度等审判结构的产生，就是一种对来自于社会的这些内在要求以及人们意识变化的一种回应。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纠纷解决目的”及其审判措施作为行政诉讼有效实现权利救济，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环节，今后完全可能在更多的场合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并且在程序和法理上更加稳定和完善。在坚持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前提下，法院还应当从妥善化解实体争议的角度出发，寻求处理行政纠纷的最合理手段，创造多样化的诉讼解决手段，从而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方法，协调和平衡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的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行政诉讼法“纠纷解决目的”的适用与定位
　　
　　一方面，行政诉讼纠纷解决功能的扩张需求呼唤“纠纷解决目的”的确立，另一方面，由于“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存在着相互抵触和冲突的情况，导致“纠纷解决目的”与现有的行政审判程序机制相互分离，互不衔接。(注:对这种互不衔接现象的描述，参见羊琴论行政诉讼纠纷解决目的之确立——以行政诉讼裁判形式为研究对象//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10集)，北京：出版社，2004)
　　如果行诉立法不能在法理基础上对这种情况做出合理回应，将会使行政诉讼目的模式对审判实践的指导性和权威性大大动摇。因此，如何谋求立法目的之间的协调并存，使之形成一个有条不紊、相互和谐的体系，符合“立法的体系性正义”要求，并且成为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依据，就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应当借助利益衡量的方式，调整不同立法目的价值之间的最佳比例，并且在此基础上确立一个法律价值的先后适用顺序。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行政诉讼结构的一个特点在于“纠纷解决目的”及其相关审判程序与以“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结构为中心的审判结构是相互分离的，或者有时处于一种补充和辅助的地位。解决的方法是：一方面，确定行诉法的权利保护目的和权力监督目的的首要地位，使行政诉讼程序能够较少地受到来自价值取向不同的“纠纷解决目的”的干扰，从而有效地保持权力监督。另一方面，对一些受形式性约束的行政纠纷，运用根据“纠纷解决目的”的程序设计，以获得更妥善的解决。
　　这是因为，行政诉讼上新增加的“纠纷解决目的”既然只是在上述变化了的社会纠纷条件下对正当性和效率性的追求，那么，也只是在这些纠纷条件的范围内或者解决这类纠纷的限度内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其表现为原有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模式及其审理结构仍然着占据主要地位，新的“纠纷解决目的”及其审理结构尚且需要反复摸索和尝试，不宜占据行政诉讼结构的主要地位。
　　围绕着协调立法目的冲突的问题，适用行诉法“纠纷解决目的”时需要考虑将行政审判程序划分为一般行政审判结构与特殊的纠纷解决结构。对前者而言，主要适用的是“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纠纷解决目的”仅发挥对“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结构的补充作用。而对后者而言，主要适用的是“纠纷解决目的”，但也要同时保持“纠纷解决”目标的实现与“权力监督目的”之间的衔接关系。以下分述之：
　　（一）一般行政审判结构中“纠纷解决目的”的适用
　　在一般行政审判结构的领域，“纠纷解决目的”是一种对“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结构的补充要素。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可以发现“纠纷解决目的”与现行行诉法上的“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目的”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的“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是从司法审判权的角度提出的一项命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障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即行政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接受、信任。纠纷或者冲突得到妥善和公正的解决意味着行政诉讼具有了正当性。二是在努力保持公正性时，尽可能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性，即在努力保持公正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迅速而成本低廉地处理和解决行政纠纷。
　　从解决与处理纠纷的方式来看，“纠纷解决”目的与“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目的”都涉及到如何在尽量提高诉讼效率性的同时又能够确保公正性的问题，从而产生对行政诉讼程序进行调整和简化的需要。这种“诉讼”的要求，可以理解为行政诉讼制度背景的变化使得行政诉讼在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克服诉讼迟延方面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从而导致在立法上需要重新对程序的正当性保障和程序的简便和高效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
　　不过，虽然作为保证行政诉讼正当性的核心内容的“获得公正而全面的纠纷解决结果”是“纠纷解决目的”和“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目的”两者所共同期望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纠纷解决目的”的重点放在保证纠纷解决结果的妥善和公正性上，而“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目的”的重点则放在保证行政诉讼判决本身形成的客观性上。前者强调的是判决实现的实体正义的方面，更重视判决的结果，后者则强调的是形成判决的程序正义的方面，更重视达到判决结果的司法过程本身。强调为司法机关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提供全面完整的保证，并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实体正义的实现有了充分的可能。在许多情况下，缓和严格的形式性合法审查的制约，恰恰是为了方便实体上的妥当性的追求。在这种意义上，“纠纷解决目的”是一种在程序正义的制约之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正义的价值。而“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原则的内容尽管也包含着实体正义实现可能性的增大，但是第一位的目的却是程序正义的充分实现。
　　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目的”发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现行行诉法上“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目的。与后者相类似，行诉法也应当保持“纠纷解决目的”在适用上对“权利保护目的”和“权力监督目的”补充和衔接关系。
　　（二）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领域中“纠纷解决目的”的适用
　　“纠纷解决目的”主要适用的场合是在“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以及其他多元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领域。如果说“纠纷解决目的”是从制定者和适用者的角度对行政诉讼制度所提出的主观期待或者要求的话，那么这项立法目的的提出就给行政审理结构提出了下述要求，即新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应当围绕着实现“纠纷解决目的”这一目标，努力发挥其功能。(注:法律的功能不同于立法目的，是指法律程序的实施对立法目的实现所发挥的客观效果。某项法律程序的法律功能优劣取决于该项法律程序的实施，对立法目的实现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参见黄茂荣Z法学方法与民法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6，注12。)
　　实际上，“纠纷解决目的”给行政诉讼形成或者运用新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带来的影响，表现为法官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更多更深地介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里，法官主导作用与行政诉讼进行合法性监督与权利保护的传统原理之间产生的矛盾或者紧张关系如何得到缓解，对于这类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发挥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下面就以行政诉讼的调解程序为例，探讨究竟怎样的内容是使纠纷解决的目标与立法目的协调二者得以并立的制度性选择。
　　在行政诉讼的调解程序中，对于一部分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或者权利实现不安全的行政纠纷，通过调解技术可以获得更加妥善的解决效果，但这绝非意味着只要达到纠纷的妥善解决目的，就可以随意违背“权力监督目的”的要求。调解程序的制度设计仍然需要衡量纠纷解决的目标与“权力监督目的”之间的关系。
　　1以“权力监督目的”控制调解对象的扩张
　　一般而言，如果法官认为案件在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注: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是指行政诉讼制度所要纠正的对象，即原告根据一定事实请求法院做出判决的主张。它提供了区别、划分行政诉讼所解决对象基本单位的标准，影响着诉的变更与合并、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划定等问题。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因撤销诉讼、形成诉讼等诉讼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撤销诉讼为例，德国通说“行政处分违法并损害原告权利说”认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原告“行政处分违法并损害原告权利”的权利主张。日本通说“行政处分之违法性说”认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本身。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诉讼标的律师杂志，1999（9）：12；叶百修，吴绮云行政撤销诉讼之研究司法院印行，1990：113；雄川一郎行政争讼法有斐阁，1964：59)所涉及的争议事实的范围内可以达到纠纷的妥善解决，那么选择在诉讼标的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可能更为恰当。但是，法官要是发现仅仅处理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不能实现纠纷的真正解决，而一并处理“诉讼标的”之外的法律关系事实至关紧要的话，他就有可能把诉讼标的和诉讼标的之外的法律关系事实一并作为调解对象。法官的调解程序运作可以超越“诉讼标的”框架范围，在“诉讼标的”之外，即使与“诉讼标的”无关的事项也可以纳入调解。
　　从实务人员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似乎显得更合理，更有魅力。这是因为：首先，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尽量在一个调解程序中将特定的纠纷事实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解决，从而有利于对纠纷的一次性及时解决。基于当事人自我决定自行负责的原理，只要不致违反实体法规范和公共利益，当事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可以自由灵活地处理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诉讼调解通过当事人合意的方式，追求妥善解决纠纷目的的回旋余地很大。其次，考虑到对“关联性”的判断划分出客观明确的标准也不是件易事，如果将与“诉讼标的”具有“关联性”作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对象认定要件，那么，往往会造成法院在判断行政诉讼调解的要件上产生操作上的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我国的行政诉讼运作都普遍承认了“诉讼标的”以外的法律关系都可以成为调解对象，而行政诉讼调解包含有“诉讼标的”外与“诉讼标的”无关的法律关系，如某一行政争议问题的先决事项也不是不可想象的⁸²。
　　但是，尽管行政诉讼调解被赋予了包括可以对“诉讼标的”外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效力，但是其内容必须合乎实体法规范和无损于公共利益的要求。这是一个必然的约束条件。例如，在对附加限制条件的医师营业证照许可存在争议的场合，行政主体不能对作为许可先决问题的要件，即是否发给医师营业证照必须以申请人具备医师资格为前提这一资格要件向相对人做出让步而达成调解，否则将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2以“权力监督目的”控制调解当事人让步的界限
　　在当事人以相互让步，达成调解合意的方式来处理行政纠纷时，当事人的一部分实体和程序权利事项往往在性质上难以成为让步的对象。(注:行政诉讼调解上的“让步”，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放弃其行政程序上可能获得的任何有利结果，从而使他方受益。让步的对象不一定局限于实体权利和地位，也包括程序权利和地位，但都必须与调解对象具有关联性。见张文郁行政诉讼程序中关于撤销诉讼和解之研究台湾“行政院”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2001：607)
　　首先，行政主体做出让步的范围较多地受到来自于实体法规范规定的处分权的影响，行政主体在达成调解合意时的回旋余地受到制约。所谓行政主体的“处分权”，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内容或者条件，依法具有在事实上和在法律上予以变更、废弃或者不作为，但不抵触强行性法律或者行政法律原则的权利。换言之，调解是否成立，取决于行政主体对履行调解的事项是否具有管辖权。如果某项行政权力依据强行性法律规定或者职权自身的性质，属于不适宜通过合意予以处分的情况，那么行政主体就不具有对该项行政权力的处分权，不得通过对该职权做出让步而达成调解。
　　其次，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为了达成调解合意，相对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行政契约的方式同意国家对其权益的限制或者剥夺、放弃自身权利，或者自愿承担法定要求之外的额外负担义务。那么相对人抛弃其法律权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注:主观权利的抛弃，是指具有处分权的权利人，基于形式自由，自己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单独或者以契约的方式，自愿表示放弃主观权利、特定的法律地位或者主观权利的行使。这种抛弃表示也能够附加停止条件或者解除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撤回。见高烊辉基本权之抛弃自由及其界限台北：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1995：5)法院在审查公民的处分权时，需要对抛弃的权利界限做出考察，以避免调解对公民权利的违法损害。一般而言，调解中的让步所涉及到的私人权利义务必须属于行政相对人能够有效抛弃的范围。如果调解对象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如何能够在尽可能达到妥善解决纠纷的同时，又防止给行政诉讼对基本权利提供充分程序保障的立法目的带来消极影响则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基本权利是否可以抛弃的问题，德国采取的是对基本权加以区别和类型化对待的方式，即在承认原则上允许抛弃基本权的基础上，划定抛弃权利的范围和效力等方面的界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例外。基本权利主体做出抛弃的承诺意思表示，是否足以取代法律而成为旨在限制或者剥夺个人权益的行政决定的授权基础呢？在德国，通说倾向于肯定这项抛弃的意思表示可以取代法律。这是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抛弃权可从宪法上的一般行为自由权推导出来，既然基本权主体的处分权已经得到宪法的授权和承认，在基本权利主体做出抛弃的承诺意思表示时就不再需要法律个别予以授权，换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抛弃权只需要不违反法律优先原则即可成立，而法律保留原则就不再成为一条界限。
　　第二是对基本权利核心内容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缩减不得涉及到人性尊严等基本权利的本质核心内容。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不得受到剥夺，例如人性尊严作为宪法价值秩序中的根本原则，具有最高的法律价值，属于个人本质上不可放弃、不可抛弃的因素。因此，公民对基本权利的核心实质内容缺乏基本权利的处分权能力，即使做出自愿抛弃的意思表示行为也属于无效行为。
　　第三是对比例原则的适用。行政主体经由公民对基本权利的抛弃所获得的行政行为空间的扩展，与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缩减，不得逾越合理必要的程度。在基本权范围内做出处分的场合，个人抛弃基本权所获得的利益，与旨在保护基本权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应当在“比例原则”的考量下予以衡量。
　　因此，尽管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是贯彻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结果(注:处分权主义，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享有舍弃或者认诺的处分权利。见陈清秀行政诉讼法台北：瀚庐出版社，2002：440)，但是，行政诉讼调解上的让步很难仅仅依靠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来确定。对让步对象的选择必须在判断当事人确实具有该项客观权利或利益，且让步可以为当事人谋求到较为有利的结果的情况下才能做出。
　　
　　五、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平衡点——代结语
　　
　　以上是对我国行诉法拟新增的“纠纷解决目的”的概略分析。行诉法的修改明显地偏重于追求行政诉讼制度运作的效率性和确保判决的实效性，希望透过行政诉讼，实现最高效地解决行政争议，维护法治秩序的理想，从而维护公民的权益。为了达到这种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理想，在立法层面，将行诉法的立法目的扩张到“纠纷解决目的”，试图扩展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功能，并进而为在审判制度上，提高诉讼以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诸如协调和解程序等在审理程序中的地位奠定理论基础。
　　然而，“纠纷解决目的”同时也与行政诉讼中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督”目的结构形成了内在的价值冲突和扭曲，并且影响到行诉法的理论和实践。在行政诉讼整体法律秩序中，新增的“纠纷解决”价值与传统的“权力监督”价值有可能产生同一位阶的立法目的竞合，甚至导致在法律适用上相互冲突的情况。
　　因此，如何深化对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思考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对策；以及如何在行政诉讼目的论上，充实和完善作为协调和解等多元纠纷解决程序的法理基础的“纠纷解决目的”，构思可能更能有效地适应中国行政诉讼实践的理论方案，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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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ispute solution” is a legislative value transformed from civil litigation into the laws applying to actions agains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decisions, which aims at increasing the ability to solve disputes through actions against administration. However, actions from executive decisions have their own unique nature that may intensify the relationship with “supervision of power,” another feature inherent in the actions from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By way of easing the tension between “dispute solution” and “power supervision,” we can see how far the laws can go in performing the function of “dispute solution” and can demarc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promise in the actions from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so as to further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Key Words: purpose of dispute solution; purpose of supervision of powers; harmonious compromise regime; law applying to actions from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