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8：艾滋谣言在互联网上的演变与传播分析

关键词： 互联网 谣言 艾滋病 社会转型

[摘要]：
随着互联网在的迅猛，谣言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路径研究方法，考察了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艾滋谣言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以往研究者多对谣言持彻底否定的观点，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本文则发现，艾滋谣言在时空的作用下已经获得一种 “生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斩草除根。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谣言有助于民众缓解焦虑、获得认知。互联网等新媒体既是振荡的推动器又是矛盾的减压阀。因此，我们应建立长效的监测与预警机制，在控制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允许其正功能的发挥。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online rumor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concern. This paper employ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ath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orces of various rumors about AIDS in the past decade. Unlike other scholars who take negative view and aim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umor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under the collective impacts of time and space, AIDS rumors have gained a kind of life-force and thus are not possible to be annihilated in a short term. In fact, they are essential for Chinese people, who are witnessing a great social transition, to ease nervous and achieve cognition. And the new media (i.e., Internet, mobile phone) are playing a dual role of booster and reductor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a long-term control system that could decreas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and allow 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online rumors.

　　Key words: Internet；Rumors；AIDS；Social Transformation

　　引言

　　谣言，自古有之，于今尤甚；现实生活中有之，虚拟网络上尤甚。从人声鼎沸的门户网站到窃窃私语的QQ聊天室，每天都在产生、传播各种流言蜚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谣言，蛊惑网民，流毒社会。

　　在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中，和艾滋病有关的可谓经久不衰。从1998年第一则“艾滋针剧院扎人”的谣言由美国得州互联网传入中国，到2008年“新疆烧烤传播艾滋病”通过网络风行于大江南北，十年间，在时空的双重影响下，艾滋谣言俨然获得了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传播的病毒式生命力，先后衍生了艾滋西瓜、艾滋针、艾滋血、艾滋牙签、艾滋羊肉串等一系列变种，通过网上网下的“交叉传染”，渗透到成百上千的中国城市，拨动芸芸众生的敏感神经，考验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

　　本文将对各类艾滋谣言的典型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其演变过程；同时，本文将重点分析艾滋针谣言的传播路径，以追寻其流传轨迹。而所有这些研究，都将置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以管窥豹，从艾滋谣言中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以及我们这些百姓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回顾

　　谣言现象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典籍屡有论述（如《离骚》、《吕氏春秋》等）。从口耳相传到网络散播，谣言的媒介载体虽历经更新换代，核心内涵却一直没有变：它是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Allport & Postman，1947）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Rosnow, 1988），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1966），本质上是舆论的畸形变态（陈力丹，1999）。

　　在汉语中，谣言一词本为中性（谈谷铮，1989）。在信息极度匮乏的古代社会，谣言填充了百姓和政府之间的沟壑。在汉代，“举谣言”曾经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环节（黄宛峰，1988）。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谣言都曾被用作传播的基本元素，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黄岭峻，王芳，2006）。但是到了近，谣言逐渐被界定为贬义词，如“洪水猛兽”般惹人嫌恶。中国内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研究者从宏观层面入手，指出谣言是环境危机的产物（刘建明，2002），道德恐慌与信任缺失是其社会渊源（景军，2006）。

　　反观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指出谣言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更重视其背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Rosnow & Foster，2005）。他们认为：一方面，谣言是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人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Rosnow，1988）；另一方面，谣言是社会群体在经历混乱时期，为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Bordia & Difonzo，2004）。Allport与Postman（1947）通过实验发现的谣言传递基本定律——谣言的流传程度=话题的重要程度（importance）×内容的模糊程度（ambiguity）——虽然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奉为圭皋，但也因忽视个人差异和集体互动而受到批评。而这条六十年前发现的定律在互联网上的适用程度则更令人担忧。

　　毋庸置疑，对谣言影响机制的研究是中外学者的共同兴趣之所在。兴起于二战期间的谣言研究，最初的关注点是军队士气。今天，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汉学家孔飞力（1999）从乾隆年间“叫魂”妖术大恐慌中窥探到谣言对专制社会秩序的侵扰。新闻学者针对非典的相关研究也展示了流言的“反权利”功能（严三九，徐晖明，2004）。传播学者发展出一系列理论武器，从魔弹论到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等，都从某种程度上阐述着谣言的社会影响。其中，第三者效果理论（Davison，1983）为谣言所造成的虚假新闻、社会恐慌和民众哄抢提供了最有力的诠释。

　　在谣言控制方面，国外研究者较多地是针对具体的案例来提出具体的手段，而政府也不是他们主要的进言对象。中国学者则热衷于为政府献计献策，提出“一揽子”谣言应对策略，虽然面面俱到，但是操作性却不强。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谣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泛滥势头。“比尔•盖茨遇暗杀”、“清华学子遭毒打”、“唐山男孩被活埋”，无论贵贱贫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靶标。有些谣言从网上走到网下，扰乱社会的安定和谐，引发民众的错乱恐慌，甚至展现出“倾国倾城”的威力。在国外，网络谣言曾为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推波助澜；在中国，深圳K113公车被洗劫和上海将遭遇海啸地震的谣言都是通过网络不胫而走，虽经有关部门辟谣，却仍然在市民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今年5•12地震之后，各类谣言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游走于神州大地，引起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

　　相对于传统谣言，网络谣言因其造谣动机之杂、传谣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应对策略之难，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新命题（Fisher，1998）。在国外，社会心家Bordia和同事（2004）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仍聚焦于谣言本身，而忽视了新媒介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网络谣言的巨大危害已引起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获得了学术界的共鸣（闵大洪，2003）。逐渐有年青学人关注网络谣言背后的心理动机（张丽丽，2006）、传播形态（黄爱萍，2003）和控制手段（巢乃鹏，黄娴，2004），这些零星的理性探讨亟需实证研究的检验。

　　然而，针对网络谣言的实证研究开展起来却有较大难度。其一，网络谣言多如牛毛，哪个最有研究价值？是泛泛而谈？还是以点概面？其二，网络谣言来得快、传得广、影响远，如何追踪其轨迹？网上网下的互动又如何予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将选择一类“经久不衰”的谣言，即，艾滋谣言，探寻其十年间文本演变与传播扩散的轨迹，试图得到一些有推广意义的学术发现。本文并不是第一篇关注艾滋谣言的论文。社会学者景军（2006）分析了2001-2005年间“艾滋针刺谣言案”中因公众、媒介以及政府的失措所引发的集体道德恐慌，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慌背后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革后中国进入转型社会之际特有的人际信任不稳定状态，即，‘信任危机’”（p.5）。景军通过艾滋病人“口述历史”所搜集到的一手资料给他的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立足于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本文将更多从谣言本身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十年来艾滋谣言的演变

　　自从中国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人以来，感染者逐年递增，到2007年，官方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年增长率为30％，已经进入发病死亡高峰[1]。

　　中国发现的第一位艾滋病人来自美国，而中国网民看到的第一则艾滋谣言也同样来自美国。全文如下：

　　Subject: Safety Bulletin

　　Please Read!!! very important

　　For your information, a couple of weeks ago, in a Dallas movie theater, a person sat on something sharp in one of the seats. When she stood up to see what it was, a needle was found poking through the seat with an attached note saying, "you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HIV".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in Atlanta reports similar events have taken place in several other cities recently. All of the needles tested HAVE been positive for HIV. The CDC also reports that needle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coin return areas of pay phones and soda machines.

　　Everyone is asked to use extreme caution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se types of situations. All public chairs should be thoroughly but safely inspected prior to any use. A thorough visual inspection is considered the bare minimum. Furthermore, they ask that everyone notify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of the potential dangers, as well. Thank you.

　　The previous information was sent from the Dallas Police Department to all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Washington area and was interdepartmentally dispersed. We were all asked to pass this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它于1998年出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互联网上，标题含糊其辞地写道：Please Read!!! Very Important，并没有像后来发展出来的诸多谣言那样在标题中就出现艾滋这个关键词。正文报告说几周前，有人在达拉斯某影院就坐时被针头刺痛，当她起身发现一张纸条“你已经感染HIV病毒”。而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报告说最近在其它城市也有类似案例。所有针头经过检测HIV都呈阳性。疾控中心还报告说在付费电话和饮料售卖机的吐币口也曾发现这样的针头。接着，该篇帖子花了整段篇幅共计55个单词来呼吁人们提高警惕，且应把这则消息广泛传播。为了增加可信度，在最后一段，作者编造说上述消息已经由达拉斯警局转发给华盛顿地区所有政府机构并由他们在不同部门间传布。所以，作为民众，“我们被要求把此消息告诉尽可能多的人”。[1]

　　作为可追查到的最早的艾滋网络谣言，这位不知名的“始作俑者”天才般地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容易模仿操练的造谣“真经”：（1）此谣言中出现的影院、针头、纸条、疾控中心、HIV阳性、警局、政府等关键词，成了造谣所必备的道具，或原封不动或改头换面地出现在之后不计其数的艾滋谣言里。（2）谣言虽然没有对受害者点名道姓，却使用了“她”这个人称，表明其女性身份。在美国后来衍生出来的艾滋针谣言中，孩子也曾被多次提及。选择弱势群体作为谣言的受害人显然可以增加其可信度。（3）引人注目的是，谣言中地名的使用显得非常混乱：事件源发地达拉斯位于美国与墨西哥交界的得克萨斯州，离东南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何止千里？而最后一段提到的华盛顿地区无论是经度还是纬度上都与达拉斯相去甚远。作者通过空间上的跨越造成读者思维上的迷乱，也使有意求证者致电无门。（4）在行文技巧上，作者避重就轻，对于事实的陈述非常简单干脆，而在呼吁人们警惕或转发的时候却反复罗嗦，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这份功力是一些亦步亦趋者所不具备的。

　　因为1998年中国网民非常少（且多为高素质人员），而当时国人对艾滋病知之甚少，这则谣言虽然通过互联网传入，却没有立刻引发反响。正如艾滋病问题是后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潘绥铭等，2006），艾滋谣言需由社会大环境的酝酿才能产生，互联网等新媒体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1999-2000期间，在因卖血而造成较大人群感染艾滋病毒的河南省，出现了口耳相传的艾滋谣言，但不是针头而是西瓜。如下两则：

　　1999 年夏天，省会郑州东20 公里的中牟县西瓜丰收，伴随着西瓜涌入城市的是“西瓜被注射了艾滋病人血”的传闻。那年，西瓜的滞销使得从郑州东郊经过的107 国道变成了农用机动车停车场，成百上千的西瓜车一字长龙。（《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16日）

　　“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自今年（2000）夏天始，这个谣言在河南省上蔡县广为流传，至今不散。谣言起源于该县芦岗乡文楼村。（2000年10月2日《法制文萃》

　　在这两则谣言中，艾滋西瓜都是在卖往城市（省城或县城）的过程中产生的，“施害人”是艾滋病人（农民），而“受害人”是买瓜的市民。相对而言，前者是弱势群体而后者是强势群体。这与美国艾滋针谣言中缺省的施害人和弱势的受害人形成鲜明对比。而从常识而言，理应由强者向弱者施害才更为可信，为什么在中国的艾滋谣言中反而颠倒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中国艾滋谣言得以产生流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们假象中艾滋病人对社会的报复。按照中国“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传统，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不幸染病的农民会仇恨“血头”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姑息了“血头”忽视了疫情的政府，因为对前两者的报复有一定困难，艾滋病人只好向社会发泄。

　　事实上，我们对艾滋病人心境的假想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偏见与歧视，通俗一点说，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景军（2006）访谈的70多名艾滋病人中，只有两人曾产生过报复的念头（仅仅是念头而已），且报复对象都是对他们身心施加了严重伤害的具体的人，而非普通百姓。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曾在2000年拜访了一个用针扎过人的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后者说，自己从来没有扎过老百姓，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舞厅等黄色场所享乐的人”[2]。歧视与偏见使我们把艾滋感染者身体上的病痛与心理上的阴暗等同起来。从中，除了折射出景军所看到的信任危机以外，还有转型社会中日益加剧的城乡矛盾和贫富差距。尽管谣言中弱势的艾滋农民令强势的城里人“谈瓜色变”，但结果却是，城里人通过谣言压低了西瓜的价格造成滞销，农民（绝大多数不是艾滋病人）深受其害。

　　艾滋西瓜谣言毕竟只是口耳相传，影响范围有限，要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游窜到神州各地，还需要等待意见气候的形成。2000年前后，国内妖魔化河南人的浪潮达到了颠峰[3]。河南人的人品、诚信、行为遭到严重的质疑甚至嘲讽。而与之相对应，媒介也开始对河南的艾滋病问题进行揭丑报道。2000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首次公布了河南的艾滋村，并把艾滋病称为“新国难”。新国难一词很快被人铭记传播。11月30日《南方周末》刊发《“怪病”》一文，披露了艾滋病在河南蔓延的恐怖现状，该文结尾提到还有“两个让人担心的现实”：其一，艾滋病流行地区每年有数十万劳务输出；其二，该地色情业屡禁不止。虽然没有明说，却已经暗示了艾滋病从河南人传给他省人的可能。的确，借助《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此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互联网上被反复转载。引人注意的是，在转贴的时候，这篇报道的题目被改成危言耸听的《河南：爱滋病大规模爆发！》（题目还把“艾滋”错写成“爱滋”，这可能是不经意的笔误，但是却昭示了人们对艾滋病的误解），网民掐去了《南方周末》这一新闻源，并自创了如下导语：

　　目前河南全省每个地市都已经发现了艾滋病。河南东南的开封等四市，已没有艾滋感染空白县！单单驻马店一个上蔡县，艾滋病感染者就近一万人！卖过血的农民说，上蔡的血流向全国各地……

　　上述导语中所列举的数字和情形，在原文并没有提到，而最后一句“上蔡的血流向全国各地”更是由网民凭空臆造。原文作者李玉霄几年后在回忆报道感受的时候说：“稿子本身并不理想，可以告慰的是，这可怕的事情，捅出去了”。的确，事情不光被捅出去了，还被网民改写夸大，营造出“白色恐怖”的氛围，以至于一篇严肃的新闻报道成了网络谣言的素材。

　　官方媒体报道集中在艾滋疫情的披露上，而自由发稿人何爱芳于2000年12月31日公布在博讯新闻的热帖《艾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却直接把矛头指向“血头”以及河南各级卫生部门。该贴虽然发在海外网站，却被转贴到国内许多热门，读者众多。

　　到2001年，网上窃窃私语的质疑与猜测与网下如火如荼的“妖魔化”河南人风潮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意见气候，催生了艾滋谣言在互联网上的爆发与传播。最初，它是通过对艾滋西瓜的旧谣新编来萌芽的。7月，湖北十堰谣传说“河南西瓜有艾滋病”，当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发文辟谣，被人民网、新浪网等多方转载[4]。网络辟谣，反而给网民以遐想，这可能是官方所始料未及的。终于，在12月中央电视台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艾滋病日后不久，天津爆发了艾滋针谣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盛传有一批河南的艾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有含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三年的等待，造谣者终于抓住时机把美国的艾滋针改编为中国版本予以传布。与美国版本不同，中国的艾滋针谣言指明了施害人，地点也从影院、付费电话和饮料售卖机这些在中国不算热闹的场所改为商场、超市、路边等。美国的艾滋针谣言主要是为了善意的提醒，而天津的艾滋针谣言则出于破坏稳定的恶意，所以，它更简短：没有情真意切地呼吁，也没有疾控中心、政府、警察等权威部门的声音。天津谣言的网络母版虽然没有给出受害人，但是经过人际传播的渲染，在短短几天内人们就在其后加上了某某被扎（通常是年轻女性或小孩）的具体细节（比如扎完之后，针管拔走了，针头仍然留在屁股上），然后回炉传播，绘声绘色，迷惑人心。一时间，临近年关本应热闹非凡的天津街头门口罗雀，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随着政府部门的介入，天津的艾滋针谣言在一个月后烟消云散，但是，它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却很难擦拭干净，成为后来在中国大江南北流传甚广的各类艾滋谣言的火种。在2002-2007年间，艾滋谣言一直围绕“针”做文章，不过施害人由河南艾滋病人这一明确群体，变成含糊的“一群人”、“有人”，或者干脆不予指称。谣言每到一地，艾滋针出现的地点就变成该市最繁华的街头或广场，比如广州的天河、深圳的东门、上海的火车站、福州的五一广场，不一而足。

　　而从2007年开始，针头变异为牙签，如网上流传的下则谣言：

　　你有没听说过，有一名外省艾滋病患者混入广州的牙签厂打工，趁人不注意时用自己的血污染准备销售出去的牙签，试图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好恐怖啊！

　　类似的艾滋牙签还在不同城市的工厂、餐馆、超市里“为非作歹”。2008年3月开始，艾滋谣言又在烧烤上“灵魂附体”。如网上流传的下则谣言：

　　最近不要吃烘烤的东西，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全国部分城市通过竹签挑破自己皮肤沾血滴入食物传染他人，请转告你关心的每个人！

　　值得深思的是，艾滋谣言再一次祭起地域歧视的大旗。2001年艾滋针谣言明确指向河南，艾滋烧烤虽然没有说明，却暗示着对新疆人的提防，因而新疆当地政府是最积极的辟谣者[5]。的确，近年来，“新疆小偷”取代了“河南骗子”，成为民众最愤慨的人群之一。联想到2008年3月发生的西藏事件，艾滋烧烤谣言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利用民族问题来迷惑听众。

　　从针头到牙签和烧烤，艾滋谣言虽然还围绕“血”来做文章，但关注点已经由公共治安和卫生防疫转向食品安全。不过，天津艾滋针引起的社会恐慌后来越来越少见。可以预见，艾滋谣言还会不时出现新的变种，只是，其传播广度和影响程度都会逐渐式微。这其中的缘故我后面还将讨论。

　　艾滋针谣言的传播路径分析

　　在传统的谣言研究中，往往可以采用追溯的方法来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源头和传谣的路径。但是，这种方法在互联网上显然不可行。许多帖子都是转来转去，难辨先后。今年地震之后，警方逮捕了多名在互联网上造谣传谣者，这一方面是因为警方有办案的特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震谣言出现的时间不长。相比之下，艾滋谣言“源远流长”，时间长、范围广，不可能对它们逐一追本溯源。所以，本文选取艾滋针这一典型代表，来考察其传播路径。我们的分析不侧重于对造谣传谣者的鉴别与定位（这是警方关心的事情），而是在时空坐标上拟合艾滋针谣言扩散的轨迹，从中发现一些。

　　从理论上来说，一则网络谣言从A地到B地，不管两地之间距离有多远，都可以瞬息到达。所以，天津的艾滋针谣言一旦出现在网络上，中国东西南北只要能上网的地方都能看到它。但是，一则谣言真正传入某地，应该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即，谣言原本编造的事情发生在A地，传入B地的时候，通过“本土化”，这件事情变成在B地发生。完成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艾滋针谣言首先从美国流传到中国，实现了跨国的“本土化”，然后在中国进行了跨省市的传播，每到一地，就把此处的标志性场所“化”进来。下图比较直观（难免会失之精确）地展示了2001到2007年期间艾滋针谣言在中国的传播路径。

图1：2001到2007年期间艾滋针谣言在的传播路径

　　仔细研读该图，我们会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随着时间的推移，谣言在空间上大体呈现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扩散趋势。艾滋病的源发地河南位于中原，第一个传出艾滋针的天津在其东北部，随后，谣言由天津辐射到邻近的北京，以及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南部城市广州、深圳，和农民工众多的江浙和沪闵一带，而另一条轨迹则沿着西南逐渐深入到内陆。谣言分四步完成首都圈——珠三角/长三角——西南内陆——全国各地的渗透，这与中国常见的信息传播路径基本吻合。可见，互联网虽然在技术上消弭了传统的地域划分，但现有社会信息扩散机制仍然决定着虚拟空间里的传播逻辑。

　　（2）上述结论的另一项佐证就是艾滋针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地缘现象，如从天津传到北京，从广州传到深圳，以及江浙地区、西南地区的交叉传播。口耳相传的谣言往往是如涟漪一般在亲近的人群之间逐渐扩散。谣言虽然搭乘了新媒体快车，但这趟列车的双轨却是由人际传播（如转发邮件、QQ/MSN发消息）和群体传播（如在自己常去的转发）构成。因为管理更为规范，大众渠道（如门户网站）往往对于谣言亮出红灯。谣言通过滚雪球式传播，“生命力”不断增长，终于得以在不同城市中接力，最后涵盖全国。

　　（3）互联网上淡薄的时空差异，为造谣传谣提供了可乘之机。几年前的旧帖，虽然已经“沉底”，但好事者“捞”出来略加改编，又可以用来骗人。前面我们对艾滋针谣言的文本分析已经发现，2001-2007年间谣言的主体基本未变，关键元素还在那里。而在空间上，不少谣言刻意编造其他城市子虚乌有的事情来为本市艾滋针作证。比如，杭州的谣言先说广州出现了艾滋针再说本市也有，西安的市民则是出差到银川的时候被艾滋针扎了，简直像谜踪拳一样指东打西，让人们先晕后信。

　　结论与讨论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艾滋谣言为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何应对这种连续剧般上演的谣言？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经过多年的传承进化，艾滋谣言已经获得一种如同机病毒般的生命力，可以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传播。艾滋谣言这种“病毒”会和它所依附的艾滋病毒一样陪伴我们很久。由于“人”以造谣传谣者身份在幕后参与，艾滋谣言已经显示出某种“人”的智慧：它们耳聪目明，能够审时度势，伺机出动；它们手脚麻利，能够燎原千里，游走八方。每推出新的变种，都与时事与人心契合；而每抵达新的城市，都可实现地理文化上的融合。正因为此，对抗艾滋谣言，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通过长期监测和定期预报，已经能够较好地控制计算机病毒的危害。同样，对于艾滋谣言也要建立这样的监测和预警机制，根据社会变动预测可能出现的新变种，及时提醒相关部门戒备，一旦发生就可迅速提供有力的辟谣。

　　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艾滋谣言就像一面哈哈镜，映照出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矛盾。艾滋针前后传了十年，而这十年中国的、和社会正在震荡中不断前进。人口迁徙、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卫生危机、治安保障、食品安全等等话题相继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也相继为艾滋谣言的制造传播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在美国，关于可口可乐瓶中喝到异物的谣言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现在仍然屡有新篇。法国学者Noire（1996）分析了美国人类学家Fine（1979）所收集的谣言中各类异物——老鼠、花生、蟑螂、虫子、发夹、香烟头、油漆、石蜡、混泥土、安全别针、避孕套——的演变，联系到谣言中受害人多为女性（甚至是修女），得出结论说，近一个世纪的可口可乐谣言折射出以清教主义立国的美国人对化的恐惧和宗教信仰的焦虑。在中国，艾滋谣言先后选择西瓜、针头、牙签、烧烤作为靶标，而他们背后都贴上了不同群体的标签。相对人、河南人、外省人、新疆人而言，艾滋病人反而成为小群体。所以，艾滋谣言的演变与传播既反映了工业化过程中民众对各类安全问题（卫生、治安、食品）的担忧，也叠加了人们狭义范围上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和广义范围上的地域歧视，而歧视的背后则是人们对社会一体化的焦虑。

　　处于焦虑中的个人会利用谣言来消除不确定性（Rosnow，1988），而处于动荡中的群体也会利用谣言来获得社会认知（Bordia & Difonzo，2004）。在这样的情况下，造谣传谣不但成为可能，简直是必须如此。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又为其提供了便利，各类谣言得以应运而生、广泛流传。艾滋病虽然在中国已经有了23年的，但是在前面十几年，政府和媒介都对它讳莫如深，而公众从隐约的口耳相传中获得一些似是而非、模糊夸张的信息，会产生担忧，集体选择谣言来获得必要的认知。艾滋谣言始终和血有关，这未尝不是民众自我一种方式。无论相信与否，民众从谣言中获知血液是艾滋病毒传播的一个渠道（也是普通人最有可能接触的渠道），从而会更加重视输血安全。近年来，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力度大大加强，人们可以从官方获得必要的信息，而无需诉诸谣言。因此，2001年天津艾滋针谣言倾城恐慌的情形不再重演。这两年艾滋谣言推陈出新的速率加快了，但是影响程度却减弱了。未来一旦民众有社会心理上的需要，艾滋谣言又可能卷土重来，安抚忐忑的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谣言的正功能要大于负功能，我们应容忍它们的存在，尽量发挥其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

　　最后，我们有必要客观地分析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在艾滋谣言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没有网络，艾滋谣言不可能传得这么久、这么广。根据媒介依赖理论（Ball-Rokeach & DeFleur，1976），社会变迁越急剧，媒体效应越显著。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互联网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似乎大很多。艾滋针谣言在美国互联网上也一直流传，却没有引发值得关注的危机。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中国社会的振荡器，激浊扬清，推动我们国家的变迁步伐。而另一方，互联网也是排解社会矛盾、疏导不良舆论的减压阀。个人通过在虚拟世界的宣泄来重新获得现实生活中的平静，而群体通过造谣传谣的互动过程来赢取必要的认知和默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必要指出的是，谣言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路径仍然墨守现有信息机制的陈规。因此，要控制网络谣言的传播，还应从完善和修正现有信息机制着手，如增加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大众媒介的话语权等等。

[注释]

[1]参见：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 URL地址：http://www.chinacdc.net.cn/n272442/n272530/n275462/n275477/n292888/20531.html.

[2]引自：天津“艾滋患者持针扎人”事件调查. 南方周末，2002-01-25.

[3]参见：河南人被妖魔化的十年之痛. 南方周末，2006-02-16.

[4]参见：湖北传出“艾滋西瓜”谣言 专家辟谣称可放心食用. 楚天都市报，2001-07-05.

[5]参见：新疆官方就“吃烧烤传染艾滋病”辟谣. 中新社，2008-0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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